北魏对司州太守的监察
孙彦立/大连大学人文学部
摘 要： 监察制度历来对于政权的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到了北魏孝文帝迁都之后，御史台名副成为其实的监察机构，加之同样具有监察权利的司州牧。两者对于京畿太守都具有监察权，职能既相互重叠又相互制约。与此同时，政府还采取派遣大使等临时措施对太守加强监察。在北魏后期各地动荡的情况下，以上措施对于京畿政权的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北魏 司州太守 监察
吏治在魏世宗时期已不容乐观，尤其是到了世宗永平年间，元晖担任吏部尚书，基于世宗对其的宠爱，公开买官。［1］导致各地长官贪污腐败。但司州地区作为北魏中央的首善之区，中央对司州地区的掌控还是强于一般区域。中央通过司州牧与御史台等常规机构对太守实行双重监察，并且两者之间相互牵制。同时，又通过派遣畿内大使以及征召京畿太守参加皇室重大活动等临时手段对其实行监控，以此达到控制的目的。
一、常设措施
由司州牧（司隶校尉）①及御史中尉为首的御史台组成的京畿二元监察体制。从其设置机构来看，在北魏之前，两者主官在一段时期有具体的职责划分。即前者专门监察京畿除皇宫及中央各部门以外的区域。后者则负责皇宫及中央各部门的监察。这个界限在晋惠帝时期得到突破。当时由于司隶校尉傅咸举报了两名尚书台的职官。御史中丞认为傅咸干预了行马内的事。可皇帝最终认可了这一做法。［2］由此，司隶校尉与御史中丞之间权利的划分变得重叠。到了北魏设立司州牧时，御史中尉可以不仅纠察宫内百官，还可以纠察地方官员。例如王显对陈念的弹劾，“（陈念）为中山守，坐掠良人为御史中尉王显所弹。”［3］对于京畿地方官似乎由御史台下属官员进行专门监察。②相对于晋代的司隶校尉而言，司州牧则对于京畿之内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官员都具有监察权。例如元澄曾奏元雍因私刑拷杀朝官。“窃闻司州牧、高阳王臣雍拷杀奉朝请韩元昭、前门下录事姚敬贤，虽因公事，理实未尽。”［4］由此可知，对于京畿，司州牧与御史台都具有监察权。北魏司州牧的前身是平城时期的司隶校尉，但又有所不同。前期司隶校尉仅为司州地区的监察长官，并没有治理司州治安的权限，而北魏时期的司州牧不但具有监察权，同时具有维护司州地区治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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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州牧为司州地区的最高长官，对于司州下辖郡的政务、司法以及治安都有权利
例如在《元钦墓志铭》中记载：“除司州牧仍骠骑将军仪同三司。赫赫之威既备，岩岩之重攸钟。三河六辅之民，敬之如神明；七相五公之家，畏之如雷电。”［5］又如在《元湛墓志铭》［6］：“又以本官行司州牧。乃扬清激浊，举直厝枉，贵戚敛手，豪右屏气。然其情存去恶，合柱不能藏其形；心在穷奸，重轑无所隐其迹。［7］《王讳悰(元悰)墓志铭》乃复为司州牧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来朝独坐，出游分乘，机鉴外照，清明内朗，导民用德，率下以信，无思犯礼，莫敢隐情，海岱之闲，都会斯在，降德东夏，义实得人。”说明司州牧的管理范围位置整个司州地区，管理对象主要为百官和地方豪右。但也治理京畿地区的百姓，而这些事务一部分是由郡守掌管的。在一定程度上，太守对地方的治理情况就受到司州牧的监管。并且北魏中央规定“十八年春，羽表辞廷尉，不许。羽奏：‘外考令文，每岁终，州镇列牧守治状。及至再考，随其品第，以彰黜陟。”［8］因此，司州太守任职期间的政绩由司州牧记录。等到第二次中央考课时，以此来对地方官员进行迁转。由此可见，京畿太守隶属关系相当明确。裴粲，“字文亮。景明初，赐爵舒县子。沉重善风仪，颇以骄豪为失。历正平、恒农二郡太守。髙阳王雍曽以事属粲，粲不从，雍甚为恨。……雍时为州牧”。［9］充分说明畿内太守受司州牧管辖。并且司州牧对于京畿地区各郡太守人选也具有发言权，在《魏书·裴延俊传附裴裴仲规传》中记载：“咸阳王禧为司州牧，辟（裴仲规）为主簿，仍表行建兴郡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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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御史台
派遣大使巡行在文献中有明确记载是在太宗时期，北魏迁都洛阳之后，更是有大量的派遣大使的活动。其中，世宗时期，史料中更是明确记载了临时性的畿内大使。专门对京畿地区进行巡查。在景明、正始年间。有两名主要官员明确记载曾承担此工作。一位为景明初的王凝，“又东郡小黄县人董吐浑、兄养，事亲至孝，三世同居，闺门有礼。景明初，畿内大使王凝奏请标异，诏从之。”［16］另一位为正始中的游肇，“迁散骑常侍，黄门如故。兼侍中，为畿内大使，黜陟善恶，赏罚分明。转太府卿，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黄门如故。”［17］以上两位官员都对京畿地区监督地方官员和教化百姓方面有很大作用。并且有史料可知，任命的畿内大使并不仅一人。例如邓羡，“副侍中游肇为畿内大使。”［18］
二、临时措施
（一）大使巡行
从孝文帝开始，其开始取代侯官制度，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监察权。御史台在北魏后期成为中央监督吏治的重要工具。世宗实行“宽以摄下”的统治思想。但其对于贪腐并不是完全放纵。此时，世宗更想利用御史台来压制北魏后期的贪腐风气。因此对于御史台的主官选任还是相当谨慎。例如王显，“入除太府卿御史中尉。显前后历职，所在着称，纠折庶狱，究其奸回，出内惜慎，忧国如家，及领宪台，多所弹劾，百寮肃然。”［11］又如崔亮，“侍中、广平王怀以母弟之亲，左右不遵宪法，敕亮推治。”［12］此外，还有李平，“务颇有受纳，为御史中尉李平所劾。”［13］对于御史中尉选举的属官。世宗也比较关心。例如上文的崔亮，“郭神安颇被世宗识遇，以弟托亮，亮引为御史。及神安败后，因集禁中，世宗令兼侍中卢昶宣旨责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嘱请？”亮拜谢而已，无以上对。”［14］在世宗比较关心御史选任的情况下，世宗期间，京畿地区的贪腐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遏制。例如阳固，“后除给事中，领侍御史。转治书，劾奏广平王怀、汝南王悦、南阳长公主。及使怀荒，鎭将万贰望风逃走 劾恒农太守裴粲免官。”［15］
（二）皇室活动
注释：
总之，在以上的政治环境之下，出现了寇臻，“迁建威将军、郢州刺史。及高祖南迁，郢州地为王畿，除弘农太守。坐受纳，为御史所弹，遂废卒于家。”的情况。正是由于北魏特殊的监察制度，使得其在魏末政治不稳的情况下，保证京畿地区的稳定。
中央通过一些重大的皇室活动，加强与京畿太守的联系。并以此来更好的对京畿太守进行掌控。例如上文的恒农太守裴粲，“后因九日马射，敕畿内太守皆赴京师。雍时为州牧，粲往修谒，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闲迈，举止抑扬，雍目之不觉解顔。”［19］材料虽然是关于裴粲向赔罪的记载。显然可以体现京畿太守与中央还是保持比较密切的交往。因此，中央对京畿情况显然较其它地区更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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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魏后期设立的司州牧相当于晋代的司隶校尉。
②见下文阳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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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北齐)魏收.魏书·裴叔业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7:1537.
作者简介： 孙彦立（1992-），男，山西长治人，大连大学人文学部中国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北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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