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展中国家科技落后的原因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对策论文,落后论文,原因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2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465(2002)05-0048-05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现代历史表明，西方之发达，很大程度上发达于其“科技”，发展中国家之落后，则很大程度上落后于其“科技”。究竟是什么历史和社会的原因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落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方略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本文拟对此进行研讨。
一、发展中国家科技发展大多属于“外驱型”，是在外部文明的撞击下的被动反应，多以模仿创新为主，自主开发能力较差，教育发展滞后，人才流失严重。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实现科技发展的转型，发展教育，创造良好条件，增强争夺人才的吸引力，才能缩短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差距”。
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的历史发展进程不同于亚非拉美广大发展中国家。欧洲从5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的一些蛮族王国仍保持着地中海文明的特征，都凭借地中海而互相沟通，并四处传播自己的思想文化和商业经济。[1]长期接触多元文明挑战的商业文明较之纯农业文明具有容纳新的科学技术因素的特殊机制与发展弹性。13世纪西欧农奴制度崩溃后，商业资本开始取代土地资本而迅速发展，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海外扩张使科学技术发展出现了新的生机，但这还不足以使西方向科技革命迈进。直到英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任务之后，才在18世纪中叶引发出科学技术新的发展趋势，把几个世纪中积累起来的零星科技创新汇集成科技革命，出现质的飞跃。产生此种结果是与西欧从15世纪后期到18世纪中期的下列历史因素分不开的：经济上商业资本和海外殖民贸易的扩张、政治上的重商主义和中央集权化过程、思想上的宗教改革和以实验和教学为基础的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的兴起。
科学技术的革命决不是单因素或少数因素促成的，而是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几组因素是：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人口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等等。科技革命绝不是偶然的凑合，而是在长时期的演变中经过无数众多的历史因素的聚合与撞击，逐渐形成一种科学技术发展质的飞跃。这可以说是科技革命的必要前提条件。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不妨把发达国家的科技革命称之为“内驱型”的科技革命，这是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自身的不断创新，经历漫长历程而发生革命性飞跃的道路。而发展中国家的科技革命，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外驱型”的科技革命，这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科学技术受外部冲击而引发其自身变革的一种模式，其内部创新居于次要地位。“内驱型”科技革命是一种自发的、自下而上的、从传统科技向近现代科技的革命转变，是一个渐进变革过程。它既没有造成社会的断裂性大震荡，也没有遭受到外力造成的边缘化扭曲，这是其最大的优点和特点。而“外驱型”科技革命则是在自身内部创新因素软弱或不足的条件下进行的，外来因素的冲击和压力成为主要推动力，外部因素的作用超过内部因素。“外驱型”科技革命大多数发生在非基督教文明地区，是在外来文明的撞击下，被激发或接枝引进的，而且在最初大多是对外来科技冲击的被动反应，这样，科学技术的进步缺乏原动力，难以形成稳定而持续的发展，经历的曲折与反复也比较多，有时还会出现科学技术发展的“断裂”。
“内驱型”的科技革命，是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历史背景和传统下孕育起来的，它的原动力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对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具有较强的自我发展能力。对科学技术的投资主要来自本国内部积累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及国际范围内的不公平贸易。它以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为依托，政治在其中也起到了重大的保障和后盾作用。“外驱型”科技革命的科学要素和技术要素绝大部分都是从外部移植或引进的，在技术改进方面，发展中国家基于自身条件，多以模仿创新为主，相对缺乏自主开发能力。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从“外驱型”转变为“内驱型”科技革命，强化自我发展的要求，在科技发展中逐渐形成良好的自我运转机制，以免受制于人。
20世纪末，发达国家出现的全方位高科技革命，产生了以信息技术为主导，以多门类高科技产业为支柱，以高新技术改造且知识与技术含量大增的传统农业和工业为辅，并在经济结构、组织、体制和运行上带有新的特点的经济，即“新经济”。[2]新经济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从工业经济时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从工业时代拥有资本的多少转变成科学技术与教育发展的差距，又称为“知识差距”或“数字鸿沟”。
在当前新科技革命浪潮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首先表现在拥有计算机和通讯设备的数量上。发达国家平均每千人拥有300台电脑，美国拥有的计算机数量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而发展中国家每千人仅拥有16台电脑，最少的国家仅为8台。在接入因特网的计算机中，发展中国家所占比例不到5%。在全球上网的3.32亿人中，整个非洲所占比例不到1%。在这方面，发达国家重视、鼓励、扶持科技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开发。发展中国家科技创新的基础设施薄弱，因而科技创新能力弱。这样就形成了当前几乎所有的重要的技术创新都来自发达国家的局面。例如，美国1997年向外国发明者发布的5.1万项专利发明中，总共拥有7.5亿人口的47个最不发达国家只取得47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公布的统计数字，1992年非洲科学出版物仅占世界总量的0.8%，在全球专利申报总数中所占比例几乎为零。
科技的竞争关键在于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在于教育。发达国家通过多种渠道对教育投资、教育发展的经费充足，青年人大多能够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而发展中国家连小学教育都未普及。教育发展严重滞后的必然结果，就是科技落后。发达国家良好的工作条件，优厚的待遇对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人才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例如，美国每年为吸引人才发出的11万多人的签证中，一半以上是来自印度的信息网络技术人才。在未来的几年内，每年大约仍将有近10万的信息产业人才离开印度，去发达国家工作。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与印度同样的问题。尽管发展中国家还在创造条件吸引人才，但由于科技、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在人才争夺战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要赶上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制定有利于稳定、吸引人才的政策，创造良好的条件，逐步改变在人才争夺战中的不利态势，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
此外，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政治与社会结构方面的转换与创新力度也不够。因为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和飞跃，也需要其它方面，主要是政治与社会结构方面的转换或创新与之相配合，特别是制度化的调适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划时代的大变革，而不是昙花一现的冲浪。正如西蒙·库兹涅茨写道：“在技术与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在任何时代，增长不仅仅是整体上的变动，还应包含结构的转变。每个社会在采用这种技术时必须调整现有的制度结构。”[3]
二、二战后，发展中国家逐渐赢得了政治独立，但由于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以政治为主导的科技发展运行机制僵化，使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处于边缘发展状态。第三次科技革命，南北差距扩大，科技创新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发展中国家必须充分发挥国家在推动科技革命和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加大投入，才能赶超发达国家。
第一、第二次科技革命首次拉大了各大文明区的发展差距，形成自农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又一次大分化。“内驱型”科技革命在现代生产力的高效率基础上保持持续发展的良性态势，现代发达国家的雏型初步具备。另一端是传统的农业国和古典农业文明，在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分工中，那里的科学技术仍然在原有的原始低效率基础上停滞与徘徊，经济也因遭遇外来的现代工业文明冲击，造成扭曲的增长，即低度发展或边缘性发展[4]，现代发展中国家的胚胎及其特征也随之形成。
从15世纪西班牙、葡萄牙开始全球性的殖民扩张，到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建立，及19世纪末美国的崛起，数百年的殖民史使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市场的中心，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成为这个中心的边缘。发达国家发展条件优越，经济效益高，政治力量集中，处于支配地位。发展中国家发展条件差，经济效益低，政治力量分散，处于被支配地位。其结果，使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生产中心，资本输出国和科技革命的发源地，发展中国家则成为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
发展中国家在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形成了依附于宗主国的畸形殖民地经济结构。第一次科技革命，作为欧美列强殖民地的广大亚非拉国家，不可能走上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快车道。而发达国家正是通过第一次科技革命，开始迅速崛起。第二次科技革命，新兴独立的亚非拉国家由于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和领土争端等原因，再次与科技革命的浪潮擦肩而过。
二战后，现今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并未因此而改变在经济上的“欠发展”状态。在经济发展中，这类国家的行政性官僚控制能力非常强，反之经济自我组织能力和科学技术自我发展能力的增长就非常慢，加之制度本身的不完善，特别是科技发展严重依赖发达国家所具有的负效应，使其在发展过程中也同样会出现发展性危机。因此，面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新趋势和新科技革命的挑战，以政治为主导的过分僵化的科技运作机制已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国力竞争的焦点，特别是一些重大科技创新可以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回顾20世纪科技革命的历程，重大科技创新的问世，无一不是政府干预、参与、推动的结果。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充分认识到科技发展和科技创新所产生的产业带动作用，发挥国家在推动科技革命和科技创新中的重大作用，把科技革命和创新作为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激励政策，鼓励科技人员的创新活动，以促进科技进步。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国家在创新过程中要担负领导性的作用。第一，国家干预是科技创新的根本保证。这是因为只有通过国家干预，才能将用于科技创新的社会资源配置调节到社会最优水平。第二，国家资助是科技创新的强大推动力。例如美国有一万多个国家支持的实验室，这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多样性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第三，国家可以在技术创新的方向与节奏上发挥重要领导作用，特别是在引进先进技术促进科技存量现代化及通过宏观指导提高企业内部的技术模仿性、适应性和创造性等方面。第四，国家是国家创新体系内部各机构、组织之间关系的主要协调者。[5]第三世界国家在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发展过程中，应注重各国主客观条件的差异性与创新体系的多样性，从各国具体的实际条件出发，充分发挥国家强大的协调、推动、领导作用，不断完善和强化自己的科技创新体制，塑造与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国家创新体系，以加速推动本国科学发展和增强新技术革命的动力。
从科技研究和开发的投入看，发达国家已超过或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2%，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尚不到0.5%，阿拉伯国家仅为0.2%。1999年，美国对IT领域的投资就接近3850亿美元，而日本投资近900亿美元。巨大的投资为两国分割IT市场创造了条件。因此，发展中国家要迎头赶上科技革命的浪潮，首先要做的是增加投入。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和新科技革命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上去了，但其增长的绝对值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是由于科技发展现状造成的经济结构与质量的差异。发达国家为抢占信息时代制高点对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投入上千亿美元的资金，使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正在向资金智力双密集型产业转变。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处于或正迈向工业化时代，大多还是劳动密集型低层次产业为主。因此，南北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据不完全统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也呈扩大之势：1850年为5:1，1960年为10:1，1970年为14:1，80年代以后差距进一步拉大。[6]
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有关统计数字表明，1999年发展中国家所欠外债总额从1991年的7940亿美元增至3万亿美元以上。从地区分布来看，拉美和非洲负债最重，亚洲地区的债务也上升很快，到1999年底已接近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的33%。[7]
尽管发展中国家社会财富的绝对量不断增长，但人口也在不断增长，人口增长速度往往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社会财富呈现负积累。科技革命在发达国家同样带来了人口的增长，但与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大致上是同步而行的，增长率一般不超过1%～2%。到新科技革命这一阶段人口增长速度便大为减慢。专家预测“西欧和北欧国家在今后很可能经历一个低出生率和零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形势”[8]。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大不相同，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死亡率大大下降，而出生率有增无减，一般每二三十年人口就翻一番，出现人口爆炸性增长。这不仅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而且使物资供应长期不能满足社会需求，造成贫困的恶性循环。只有社会财富的增长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才可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积累与社会进步；只有保持长期持续不断的社会财富增长，才可能保持对不断上升的科学技术的高投入和高产出，才有可能在科技领域赶超发达国家，真正走出科学技术滞后与经济发展缺乏后劲的恶性循环的怪圈。
三、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内部环境较差，是新科技革命的落伍者。但只要发展中国家能够正确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把世界科技革命的特点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加大改革力度，营造良好的内外环境，抓住机遇，变“外驱型”科技发展为“内驱型”科技革命，就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后来居上。
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经历了漫长的积累性渐变和质变过程。在此期间，发达国家保持了相当长时期的相对稳定与和平发展的环境，这为其社会财富的积累、科学技术的更新换代提供了有利的内外条件。而发展中国家晚近起步的科学技术发展所处的历史条件却大不相同，除拉美、土耳其、中国等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科技发展的初步探索以外，大多数国家的科技发展是在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才起步。这时，国际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展的成熟性都与上个世纪大不相同，国际发展差距已拉得很大。由于本世纪上半叶大部分时间里，世界笼罩在空前的战乱与经济不景气之中，遭受战争与危机之害最深的正是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前身，即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或附属国地区，在战后初期又出现冷战与两个军事集团的对峙，形成罕见的国际紧张局势。在过去的10年中，因民族纠纷、宗教冲突、领土争端，世界发生的32场军事冲突，绝大部分在发展中国家。1999年世界20起规模较大的冲突与战争都集中在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耗资巨大的战争与冲突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与落后，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科技发展的内部环境。20世纪这样的历史条件和纷乱的国际环境与19世纪发达国家科技发展的稳定环境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就科学技术发展的外部条件而言，当今发展中国家较之发达国家所受到的限制条件多得多。虽然冷战已经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世界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的交往与合作并不公平。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发展中国家寻求独立自主发展科学技术的革命之路，即便有“起飞”或重大变革，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它们并不站在同一起跑线上。[9]
全球化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而逐渐形成的，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特征。发达国家既是全球化浪潮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目前，全球化进程中的游戏规则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制定。发达国家利用这些貌似平等的不平等规则，保持他们的科技领先地位，并阻止发展中国家的超越。发达国家实施尖端技术高度垄断，高新产业有限开放，优势产业充分竞争等原则，并以保护知识产权和保护国家安全为由防止发展中国家获得高科技知识，使他们利用对前沿科技的垄断，牢牢占据着信息电子、航天航空、生物工程、新材料等新兴高科技产业的控制和主导地位。这样，发展中国家就很难在高科技领域中与发达国家一争高下，而只能在较低的层次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在新科技革命面前，发展中国家尽管存在不利因素，但也有变革的机遇及条件。“尽管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在本世纪末余下的时间及更远的一段时间里都面临重大的挑战，发展战略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在作出选择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可以吸取其他同类国家的经验以及发达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10]另外，国际间正常的、互利的技术转移完全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经济、科技的良性互补，跨越科技发展的某些常规步骤，某些国家后来居上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发展中国家是被第一、第二次科技革命遗忘的边缘角落，同时也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和新科技革命的落伍者。要根本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真正清醒地认识到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联系是何等的密不可分，即一项科学理论的提升和产品质量上的变革，同经济增长、社会财富的高积累有高度的联系。在以科技竞争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中，如果不确立和掌握科学技术主权，就会丧失国家的自主权利；如果技术上不能自立，就会使经济发展受到扼制，从而不能保证国家的生存和安定。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必须把世界科技革命的特点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廓清认识上的模糊性，一味追求“洋化”和工业化可能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那种认为目前发达国家的文化即建立在工业社会的美学思想和伦理观念基础之上的文明具有普遍意义的想法是错误的，它更不是万古不变的绝对真理。”[11]发展中国家不能过分依赖外力来实现自己的科技更新换代，改“外驱型”科技革命之路为“内驱型”科技革命，加大各方面的改革力度，为科技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内外环境。发展中国家必须认识到科技、经济、社会必须协调发展，以提高科技、经济、社会综合效益，从而达到科技、经济与资源和生产要素互补，实行合理配置，形成一定系统内科技、经济的有机耦合，以及协调运行的有序结构和体制，在科技革命的浪潮中迎头赶上。在科研资金投入方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比较大，而科技投入是科技发展的物质保证。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就不能对这种权衡和选择产生以偏概全的误差。很明显，发展中国家在各种政策出台以前应首先对何为“高科技”有一个正确的理解：高科技的首要需求是信息和巨额资金的高投入。任何意义上的高技术革新都需要国家以我为主的方式进行积极的政策干预。[12]否则，发展中国家只能成为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发展对象。
世界科技革命的历史首先是一部人类不断走向“自然”和“理性”的历史，另外，它还是一部世界文明和全球重心发生位移变迁的历史。在每一种文明的生长曲线背后，都有一段科技进步造就繁荣昌盛、技术落后导致经济颓势乃至国家式微的故事，它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和启示，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我们已处在新旧世纪交替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激烈竞争的世界。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在科学技术上落后，就会被动挨打。”
在机遇与挑战面前，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只有走科技振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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