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社会主义的共享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3)09-0004-05
社会的发展进步总是伴随着对社会理想的追求和阐释，越是渴望发展进步，就越是具有理想的意识，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就是如此。我们这个具有悠久文明的古老民族加上近代以来的特有经历，使中华儿女的理想追求也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从而构成我们的“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若干重要场合不断谈到中国梦的命题，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奋斗，争取早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很显然，习近平总书记已经不是在进行简单的比拟了。如果说我们曾经也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不尽相同的意义上使用过中国梦的话，习近平总书记最近的阐释已经翻开了中国梦新的一页，它将以一个得到高度认同的梦、一个民族整合的梦、一个有制度支撑的梦、一个有理论奠基的梦载入历史。因此，对中国梦进行规范的、理论的阐释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历史使命。
中国梦当然有着丰富的内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但中国梦有一个最根本的属性，这使它不同于其他的梦，或超越于其他的梦，这就是：它乃是社会主义的共享之梦。之所以如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加以分析。
一、社会主义的共享体现了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属性
社会主义的共享体现了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属性，由此而把它同美国梦等其他社会属性的梦区分开来，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方向问题，不容含糊。
国家的梦、民族的梦，实际上与社会理想相连，往往是社会理想的一种表现形式。柏拉图的《理想国》，代表的是古希腊贵族对美好社会的梦想；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对理想乐土的憧憬与向往；近代以来最典型的是所谓“美国梦”，它缘起于在欧洲受到迫害的清教徒希望到新发现的美洲大陆寻求一块幸福家园的追求，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主旨和发家致富的愿望。美国梦的追求最终是通过它的社会制度安排来体现的，任何对美国梦的追求都在这一制度的框架内进行。所以，贫富的分化被置于了个人自由的范围内，也成为美国梦的合法组成部分。到美国寻求美国梦而最终依然贫穷飘零的成千上万的人，不仅无法归咎于美国梦，而且恰恰是对美国梦不可或缺的阐释。你无法改变美国梦的属性，因为只要制度不变，美国梦就不会变！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曾经以他脍炙人口的演说《我有一个梦》震撼了美国，震撼了世界。他以美国梦为背景，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美国黑人梦”的命题。民族压迫使美国黑人无法实现他们的美国梦，马丁·路德·金为之而奔走呼号，其实这本身就是美国梦的场景，它就是一个撕裂了的梦，一个展现民族压迫的梦，一个展现阶级冲突的梦，一个一些人的富裕幸福建立在另一些人的贫穷和痛苦之上的梦。
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使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梦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6世纪英国人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是社会主义思想最早的著作，该书的副标题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其历史性的开拓在这副标题中就体现出来了，即在制度反思的基础上讲述社会理想。莫尔提出了一些对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制度性原则，如公有制、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等。顺着这一对现存制度的批判和对未来制度的建构，社会主义的思想不断发展与演进。到19世纪，欧洲出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即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他们甚至把这一理想付诸实践。欧文1825年在美国用15万美元购买了拥有3万英亩土地的一个移民点，开始名叫“新和谐村”公社的试验，邀请“勤劳和善良”的人都来参加这个公社，并通过选举产生公社的最高执行机构——“执行委员会”。在经历了初期的繁荣后，由于不断产生难以克服的矛盾，到1827年，“新和谐村”终于破产。对此，恩格斯曾给予高度评价：“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1]
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在于他们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确立起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2]由此才能够客观地、而不是主观臆造地去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进一步阐明“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3]只有深刻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内在关联，才能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与社会制度的关联，才能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社会制度的改造联系起来。
社会主义由于把理想之梦建立在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之上，由此而翻开了人类历史的崭新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鲜明地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4]就是从制度改造着眼的。所以，我们应该深刻认识梦的制度性关联；认识到制度的演进，也联动了社会梦的演进。一种崭新制度的诞生，带给人类社会全新的梦想。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梦，是消灭阶级、消灭压迫之梦，是人民共享之梦。
近代以来的中国梦是与中国惨痛的民族经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鲜明的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内涵和主旨。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就是这一时期中国梦的典型代表。百余年中华民族的寻梦历程是极为艰难的，总的来说，有两个大的进步或飞跃。
第一个大的进步，是认识到了中国社会制度的落后。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一开始根本不愿意从制度上进行反思，而只着眼于制度之外的落后因素，而一次次的挨打，一次次的民族耻辱，终于引导中国人把重心转移到制度改造上来。
第二个大的进步，是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制度。从认识到社会制度需要改造，到弄清楚社会制度应该怎样加以改造，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有以君主立宪为基础的梦，有以欧美道路为模特儿的梦，还有以法西斯专制政权作追随的梦，但实践证明，这些梦至多是给少数人带来享乐和天堂，而没有能够给广大人民带来幸福生活。
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和建立，为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事实证明，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民族才真正踏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奇迹，使中国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于实现，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功能的体现。
二、社会主义的共享梦体现了天下为公的社会本位观
社会主义的共享梦也是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升华，天下为公的社会本位观在近代以来翻开了新的伟大一页，这是当代中华民族的特色，也是中国梦的精华。
中国梦毫无疑问也深深扎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中，它不断地吸取着和凝聚着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其中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具有天下为公的社会本位观，即它建立在社会本位和集体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以个体为本位和圆心的。当然个人也会有自己的梦，这不同于民族之梦。但中华儿女在自己寻梦的过程中，逐步完成了个人之梦与民族之梦的融合，实现了个人奋斗向民族振兴的升华。这不是一般的思想认同的过程，也不仅仅是社会整合的问题，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科学规律的寻求过程，是一个人间正道的开拓过程，是一个古老民族浴火重生的过程。
中华民族的社会本位观有悠久的历史根源，正好与西方个人主义的悠久渊源相对应。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就有社会本位观的重要论述。管仲在谈到强国之策时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这是比较清楚的社会本位观，把人民大众作为国家治理和强大的出发点。墨子的天下情怀也很强烈，他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要为全社会谋利益。孟子的民本思想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如此等等。
比较典型和集中反映社会本位观的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段论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这一中国人的理想，把“大道”定位于“天下为公”，也就是说，最好的社会制度是为公的、集体的、共享的社会制度。不能不感慨中国古代就孕育出了如此深刻的思想和世界观，这是华夏文明最精彩的体现；不能不感慨中国的思想家将它作为最高的追求，这是中华民族思想史上值得骄傲和不可比拟的高峰；不能不感慨它得到广泛的、长期的社会认同，直到近代，孙中山还将之作为社会动员的旗帜和理念，这是民族之魂魄、民族之精髓！
社会主义思想能够在中华民族扎下根，与中华民族内含社会本位观的文化基因紧密相关。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实际上影响了一大批国家，日本在19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就是连“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也是梁启超从日文转译到中文的。但恰恰是中国，在接触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后，就能够比其他国家更快地传播和更深地扎根。如果考察和对比一下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史，就会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刻的感悟。
这里，我们不妨简要地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史。直到1899年，上海的《万国公报》才第一次简单地介绍了马克思；1906年，朱执信首次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作了介绍；即使是文化界的精英人物，也基本是在1919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才逐步地接触和了解马克思主义。然而，在几年之间，不仅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思想如同烈火般迅速燃遍中国，迅速地渗透到中国普通劳动大众的心中，继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从此，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不能不说这是中国文化传播史以及人类文化传播史上的奇迹，一个具有悠久而又极为强大文明传统的民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接受了一种新的思想文化，并以它作为指导，改造自己的社会和国家，这是没有先例的。除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主观努力等原因外，中国文化中的社会本位观与社会主义强调的公有、共享的呼应和交融，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之所以能够确立，还可以分析的一个方面，就是“中国特色”不是一般的“民族特色”，这一个民族在它的伟大历史传统中，培育了接纳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基因后的特色，所以，社会主义理想在中国升华的过程，也是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提升的过程，中国梦则是这一文化基因提升后的现代版。
三、社会主义的共享梦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诉求
中国梦坚持社会主义的共享，不仅有理想主义的支撑，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奠基，还有极为强劲的社会发展现实诉求。社会主义的共享梦，也是当代中国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核心内容，是中华民族攻坚克难、实现腾飞的强大力量源泉。
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各个国家都会遭遇一些巨大的挑战，中国也不例外。最为典型的就是所谓的现代化陷阱，往往在现代化启动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就出现经济与社会严重失衡，贫富分化，社会动荡，人与自然不和谐，以致发展开始徘徊。拉美国家这一现象尤其突出，有人称之为“拉美化”。1990年代初期，拉美国家占家庭总数10％的富有家庭获得了总收入的40％，而占家庭总数20％的穷人家庭却仅占总收入的4％。[5]
中国同样也遭遇了发展不均衡的挑战。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完成初期的腾飞后，不均衡的矛盾在世纪之交就已经明显地体现出来。有学者将这时的中国分为十大阶层，处在十大阶层中第九位的是农业劳动者阶层，这部分人到1999年时，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4％左右，他们具有较低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比他们更低的是排名第十位的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这部分人处于贫困状态，其中相当的数量面临极大的生存威胁，这部分人占3.1％。以上两部分社会最低阶层的人加起来共占到社会的47.1％，已经接近于总人口的一半。[6]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2003年就已经达到0.479。此外，城乡二元化的态势和区域间差距的拉大等现象也日渐突出。
中国在应对这一巨大的现代化挑战中，非常鲜明的一个特色就是社会主义的共享原则。科学发展观的主题词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明白无误地传达了共享的理念。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胡锦涛同志是这样阐释的：“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根本含义，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7]
“全面协调可持续”同样如此，是以集体主义精神和人民整体利益为基础的追求，是共享的追求，体现了党的宗旨。“现在，我们之所以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来强调，这是因为：一方面，经过长期发展，我们积累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技术条件，可以在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有更大作为；另一方面，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不适应等问题更加突出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只有更加自觉地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更好化解对我国发展的各种制约因素，更好推动我国发展进程，确保实现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8]
共享不仅仅是我们的基本原则和美好目标，它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来源。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谈到努力奋斗实现美好理想时说：“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9]毫无疑问，毛泽东点明了中国梦实现的动力。
如果说毛泽东的阐述和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历史与经验，从正面证明了人民共享必然激发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和广泛的社会认同的话，苏联的解体恰恰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真理。苏联解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7％的群众认为苏共代表人民群众，认为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认为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占85％。[10]党与人民的分离、官僚同人民的对立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共享，不仅无法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甚至到了国家解体、政党凋亡时，也完全没有得到人民的援手。无情的历史揭示了深刻的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地战胜重重困难和应对严峻挑战，最根本的就在于同人民紧密相连，把人民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邓小平讲得很清楚：“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1]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12]因此，共享梦也关联着党的宗旨，关联着党的生死存亡。
习近平同志在阐释“中国梦”时清楚地指出了它的共享属性：这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13]中国梦的特质在这里，中国梦的精华在这里，中国梦的力量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