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试诗对清代诗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科举论文,清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来有关科举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大都着眼于唐宋，而鲜及明清两代。实则在明清两代的文学生态中，科举仍然是对诗歌创作施加重要影响的环境因子。清初卫既齐说：“自制科以经义取士，士皆以全力用之经义，而余力乃及于诗。夫诗未易言也，虽有别才异趣，非多读书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今世儒者呫哔为举子业，往往以羔雁所资，生平精锐之气于焉毕竭。及其寻诸诗也，譬犹镞南山之竹，洞胸穿札之余，辞鲁缟而饮石，其难为劲也必矣。”①科举这种导向作用，使明清时期的文学教育笼罩在八股文的阴影中，士人只有科举成功才能丢弃这块敲门砖，从事诗文写作，而此刻其创造力旺盛时期早已过去。这不能不让明清士人对自己的诗文难与古人竞争而深感绝望。事实上，八股文研习对士人文学教养形成乃至创造力发挥的影响，无论如何高估也不会过分。②而作为科举的另一种导向，乾隆二十二年(1757)科场恢复试诗，同样也对清代诗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近年已有学者关注这一问题，③但多涉及诗歌创作方面，对诗学注意较少。而诗学所受到的影响，或许是更为深远、更值得我们注意的。 一、乾隆二十二年功令试诗的影响 清王朝与明朝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历朝诸帝在万机余暇，无不雅好文艺。自康熙以迄乾隆，盛世诸帝对文学活动的关注和参与，更是远过于前代任何王朝，其文学趣味也莫不由御制诗文集、钦定总集及序跋乃至诏谕、言谈，对文坛播散举足轻重的影响。即以诗歌而言，经明末程嘉燧、钱谦益始倡，康熙初王士禛再倡，清初诗坛一度曾盛行宋元诗风，引起皇帝和一批庙堂重臣的不满。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宏词试后，康熙帝在保和殿试诸翰林诗，诗有宋调的编修钱中谐被抑置乙卷，④在馆阁引起震动。这一事件促使王士禛等宋诗风的倡导者悄然改辙，回归唐音，从此唐诗风遂成为诗坛不可撼动的主流导向。康熙四十六年，《全唐诗》编竣，皇帝御制序文，谕曰：“诗至唐而众体悉备，亦诸法备该。故称诗者必视唐人为标准，如射之就彀率，治器之就规矩焉。”⑤诗必宗唐作为正统观念不可动摇地重新确立起来。康熙五十四年，康熙帝欲革科举之弊，“特下取士之诏，颁定前场经义性理，次场易用五言六韵排律一首，刊去判语五道。以五十六年为始，永著为例”。⑥由是一大批教材性质的唐人试帖诗选和唐诗选本应运而生。像叶忱、叶栋《唐诗应试备体》、鲁之裕《唐人试帖细论》、臧岳《应试唐诗类释》、吴学濂《唐人应试六韵诗》、胡以梅《唐诗贯珠笺》、花豫楼主人《唐五言六韵诗豫》、牟钦元《唐诗五言排律笺注》、卞之锦《唐诗指月》等等，都刊成于康熙五十四年，⑦不会是无意的巧合。朝廷以诗取士不用说会更加强化和推广以唐诗为正宗的观念。沈德潜正是在本年编成了《唐诗宗》(后改名《唐诗别裁集》)，序言提到：“德潜于束发后即喜钞唐人诗集，时竞尚宋元，适相笑也。迄今几三十年，风气骎上，学者知唐为正轨矣。”⑧暗示了康熙后期诗坛在君主趣味的主导下唐诗风彻底压倒宋诗风的现实。降及乾隆朝，热衷艺文的皇帝在听政之余，不仅颁行了《御选唐宋诗醇》，重新划定诗歌的“正轨”，更在乾隆二十二年恢复科举试诗，为诗坛步循“正轨”提供了制度保证。 尽管自康熙以来，两度博学宏词科都以诗赋试士，馆阁也有诗课和考试，⑨对士大夫的诗歌才能一直有特殊要求，但那毕竟是翰林们的事。就像何刚德《春明梦录》所说的：“盖馆阁重试帖，人皆于得翰林后始练习，平时专习八股，于试帖则无暇求工也。”作者的友人陈懋侯以名翰林叠掌文衡，以能诗自喜，而其乡试所赋《月过楼台桂子清》诗，“玉露涓涓冷，金风阵阵轻”一联殊为稚拙，后每逢其高谈阔论，何刚德必诵此联相嘲讽。⑩这虽是晚清的事，以今例昔，清初的情况可以想见。翰林名公犹且如此，一般士子的诗才更不用说。况且，即有一二兼能诗赋的士子，也未必遭考官待见。《儒林外史》第3回写到一个童生交卷，说：“童生诗词歌赋都会，求大老爷出题面试。”那学道就变了脸色道：“‘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况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11)吴敬梓此书虽是小说，却可作雍、乾之际的文化史读，其中的情节无不可见当时士风世情。小说中这一细节，也足以让我们窥见彼时的科场习气。 虽然学者们已从政治和科举自身的改革多方面对科场加试排律的原因作了探析，(12)但自康熙中期以后，士人作诗水平的普遍下降，仍应是最直接的原因。这也是朝野上下共同觉察的问题，而究其所以，论者又往往归结为举业所妨。叶之荣《应试唐诗类释序》慨言：“自胜国八股之制定，操觚者皆以诗为有妨举业，概置不讲。虽海内之大，不乏好学深思，心知其义，而穷乡僻壤且有不知古风歌行、近体绝句为何物者。风气至此，亦诗运之一厄也!”(13)为功令所抑者，自然要靠功令振之。于是到乾隆间便有了御史袁芳松请于二场经文之外加试排律一首的奏议，并蒙皇帝谕允。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庚申上谕： 前经降旨，乡试第二场止试以经文四篇，而会试则加试表文一道，良以士子名列贤书，将备明廷制作之选，声韵对偶，自宜留心研究也。今思表文篇幅稍长，难以责之风檐寸晷，而其中一定字面或偶有错落，辄干贴例，未免仍费点检。且时事谢贺，每科所拟不过数题，在淹雅之士，尚多出于夙构，而倩代强记以图侥幸者，更无论矣，究非覈实拔真之道。嗣后会试第二场表文，可易以五言八韵唐律一首。……其即以本年丁丑科会试为始。(14) 乡、会试既改，以下各级考试自不得不随之改易，而且诗作的水平成为录取的重要标准。据素尔讷等纂《钦定学政全书》卷14载：“乾隆二十三年议准，嗣后岁试减去书艺一篇，用一书一经；科试减去经义一篇，用一书一策。不论春夏秋冬，俱增试律诗一首，酌定五言六韵。”最后特别强调，“如诗不佳者，岁试不准拔取优等，科试不准录送科举”。(15)这等于是将试诗当成了科举的门槛，诗不合格就不能取得乡试资格。面对这一改革，有人欢喜有人愁。少数能诗之士自是欢欣鼓舞，袁枚作《香亭自徐州还白下将归乡试作诗送之》诗，送弟回浙应乡试，有“圣主崇诗教，秋闱六韵加；今年得科第，比我更风华”之句，(16)欣愉之情如沐春风。而那些素昧吟咏、不知平仄为何物的广大经生，则如闻晴天霹雳，惶悚莫名。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令许多世代以举业自豪的书香家族茫然不知所措，而寒素之士更是进退失据，不知如何应对。一时间科场出现的混乱，透过李元复《常谈丛录》卷5“令初试诗”条的记载还可略窥一斑：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始于乡闱试以排律五言八韵诗。令初下，士多未习诗者。是科江西乡试诗题为《赋得秋水长天一色》，得天字。有士人全不解所谓，遍询诸同号舍者，或告以此限韵，当押之。遂于十六句作叠韵，尽押天字，其可笑有如此者。自是岁，科试生童于文后亦用排律诗。然每苦其难，尤不识四声平仄，虽极力揣摩，卒未能通。有先以别纸创定格式，然后逐字循格填写，起草犹时从联坐者频频絮问不休，令人增厌。有别构文一篇，愿与他人互易一诗者。又有日中而文已誊正，摇体颦眉，吟声哀苦，律成而日已暮，仓促完卷者。至其诗句之俚拙可哂，又不待言也。(17) 这段文字描绘乾隆二十四年试诗行于乡试在举子间产生的震动及其拙于应对的种种可笑情形，具体而生动，可信是当时科场实录。科举试诗首先使士人群体诗歌写作能力普遍欠缺的现实凸显出来。 众所周知，科举试诗始于唐初，体裁规定为六韵或八韵排律。当时明经考试，有裁纸为帖，掩其两端用以填空的项目，称为“试帖”，后人不知就里，统将专用于考试的排律称为“试帖诗”，(18)也作试律、试体、帖括诗等。贴切的说法应是“试律”，但前人习称试帖，本文姑仍之。科举试排律虽颇为风雅，但究于政事隔了一层，用作取士的主要依据自然是有缺陷的；而且试律属于命题作文，在内容、辞令、篇幅、押韵各方面都有严格规定，鲜有杰作脍炙人口，因而自施行以来一直遭到批评，迄北宋熙宁间终于退出科举场屋。到明清之际，诗家目试帖为诗中八股，所作都弃而不录。但自从乾隆二十二年恢复试诗，作者多将应试之作收入诗集，与文集不收时艺程文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赵翼《瓯北集》卷12收有乾隆二十六年应会试之作，题为《赋得贤不家食》；随后的《千章夏木清》、《野含时雨润》、《薰风自南来》、《律中蕤宾》、《天子始
》、《平秩南讹》、《五月斯螽动股》、《竹箭有筠》、《月中桂树》、《寒流聚细文》、《春蚕作茧》、《玉水方流》、《德车结旌》、《蚁穿九曲珠》等篇，都是应殿试及翰林馆课之作。陶澍集中收录试律竟达二百多首，是个典型的例子。王芑孙为诸生时非考试不作试帖，入京后“始觉此事为当今所重”，(19)及召试入一等，负诗赋才名，转而热衷于此道，终为一代作手。这都不是绝无仅有的例子，至于将试帖编为专集乃至笺注行世者更不乏其人。(20)看得出，作者对自己的试帖之作颇为珍视。毕竟，比起八股文来，试帖不只是一次性的敲门砖，“后至于庶常馆课、大考翰詹，皆以是觇其所学”。(21)因而在人们眼中，试帖的体格也远高于八股文，某种程度上甚至予人以揄扬盛世、润饰鸿业的尊贵感觉。 从朝廷这方面说，试诗也是一个难得的歌舞升平的机会，因而在行之二十五年以后，又再度提升其级别。乾隆四十七年将二场排律诗移至头场试义后，一直沿用到清季。清代乡会试原本就沿明代旧习，“名为三场并试，实则首场为重，首场又四书艺为重”。(22)试帖移到首场之后，越发突出了试诗在科举中的地位，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清代中叶以后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研究。 二、功令试诗与试帖诗的编纂、出版 科举恢复试诗所暗示的君主崇尚诗学的意向及艺术观念，无论对整个社会还是诗坛都是个极为重要的信息，其中所蕴含的诗学问题很快便出现在乡试的策问中。钱载所撰《乾隆二十四年广西乡试策问三首》其二问道： 兹蒙钦定，科制第二场试以唐律，则夫诗学源流，正士林所宜熟讲。《三百篇》风、雅、颂、兴、比、赋之义若何?方夫子正乐时，而雅、颂始各得其所，盖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则六义当先别识之矣。且周公大圣人也，周公大制作之列于篇者，可得而陈其概与?五言既兴，遂推汉魏，汉之古诗、乐府，犹有一倡三叹之遗。古体、今体，至唐始备。顾自晋以后，组织之文词居多，而自然之元音益少。诸生试取汉、魏、两晋、南北朝、三唐、两宋、辽金元、明逮我本朝诸诗家，沿流讨源，第代举其大者论列之，已足以观师法。傥其融贯《三百》之大义，切于治道者以为言，斯固朝廷期待士子实学，如授之以政，使于四方者也，则尤有厚望焉。(23) 我们看到，二场所考的八韵、六韵排律，在谕旨和策问中都称为“唐律”，可见崇诗和尊唐两种意志已通过试诗而融为一体。不仅如此，乾隆帝《御选唐宋诗醇》唐宋并举的诗学趣味也同时得到了阐发和推广，给诗坛的印象明显比康熙帝来得更开放、更具包容性；而且，将熟讲诗学源流作为前者的辅助手段来提倡，要求诸生能“取汉、魏、两晋、南北朝、三唐、两宋、辽金元、明逮我本朝诸诗家，沿流讨源”，这对于乾隆朝诗学走向折衷、融合的趋势无疑也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笔者曾提出，清代诗学异于前代的一大特征，也是其最显著的优点，就是拥有一种能以超越门户之见的胸襟对待诗学遗产的包容性。(24)自明末以来，唐宋之争就一直主导着诗坛的话语主流，分唐界宋，出主入奴，让学诗者无所适从。直到乾隆时期，唐宋之争始告平息，走上折衷调和的道路。朝廷功令的影响，正是促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外因之一。 当然，试帖毕竟是用于科举应试和馆阁考课的特殊诗体，具有不同于日常写作的特殊规范，这同样也反映在功令的倡导和实践中。钱载典广西乡试时，撰有《广西乡试告示》训诫应试士子，第六则写道：“诗体以和平庄雅为擅场，其用俚俗不典及一切萧飒字句者，断难合格；且词义必须层次贴切，不宜混浮。平仄务须谐协，毋致失黏。对仗即不甚精工，而字义之虚实、单双，在所必辨。韵虽别刊一纸随题分给，而检点仍须细心，毋致出韵。”(25)这段文字对试帖诗的各个技术层面包括诗体、语言、声律、对仗、押韵都提出了严格且不同于一般诗歌的要求。试帖废置数百年而重现科场，对大多数举子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东西，再加上这些严苛的限制，场屋出现李元复《常谈丛录》所述的种种笑谈是可以预料的。也正因为如此，一大批迎合应试需求的试帖诗教材纷纷上梓，在功令初下的几年间迅速占据出版市场。 最初的出版物多半是旧书的翻刻本，这也很自然。康熙五十四年诏令科举二场加试五言六韵唐律，曾催生一批唐人试律选本。贺严、韩胜的著作中都列出若干种，我另外还有知见，包括：叶忱、叶栋辑注《唐诗应试备体》十卷，康熙五十四年最古园刊本；臧岳辑《应试唐诗类释》十九卷，康熙五十四年刊本；吴学濂辑《唐人应试六韵诗》四卷，康熙五十四年刊本；牟钦元辑，牟瀜笺注《唐诗五言排律笺注》七卷，康熙五十四年紫兰书屋刊本；鲁之裕《唐人试帖细论》，康熙五十四年刊本；蒋鹏翮《唐人五言排律》三卷，康熙五十四年刊本；花豫楼主人辑《唐五言六韵诗豫》四卷，康熙五十四年刊本；赵冬阳辑《唐人应试》二卷，康熙五十四年桐邨书屋刊本；黄六鸿《唐诗筌蹄集》四卷，康熙五十四年刊本；恽鹤生、钱人龙辑《全唐试律类笺》十卷，康熙五十四年刊本；[*]毛张健辑《试体唐诗》四卷，康熙五十五年刊本；陶煊《唐五言六韵分类排律选》，康熙五十五年刊本。(26)其中臧岳辑《应试唐诗类释》、花豫楼主人辑《唐五言六韵诗豫》两种是康熙前期的出版物，此时应运重版。此外清初还有一些刊行更早的唐人试帖诗选本，如毛奇龄辑《唐人试帖》四卷(康熙四十年刊本)、王锡侯辑《唐诗试帖课蒙详解》(康熙间刊本)、陈訏笺评《唐省试诗笺注》(康熙间刊本)。由于康熙诏令最终未付诸实行，这些试帖诗选本也就不曾流行。乾隆二十二年功令会试加试诗，两年后又推广到乡试，书坊迅速抓住商机，纷纷翻刻这些书籍。毛奇龄的选本因出自硕学名师之手，首先被重印，畅销于市。乾隆二十六年何国泰序毛奇龄诗赋集，称：“丁丑岁，天子诏乡会场易表判以排律，始其事于岁科童试，而先生向所选唐试帖及七律一时纸贵。”(27)然而翻刻旧书似乎仍不足以应付突如其来的旺盛需求，更主要的是，这些书籍并不都是应试诗法，内容和体例往往不合时宜。比如署明代王世贞编《圆机活法》、清初游艺编《诗法入门》都是坊间翻印畅销的书，但正如朱琰所说：“夫所谓《诗法入门》者，兢兢于平仄之间，以求合律而师法不古，是治维楫而忌游泳也。若《圆机活法》，则拈调而缀字，但取通融而不复求作诗之旨，是持篙拥棹而不知所适何方也。”(28)鉴于这种情形，一些老师宿儒“应坊客之请”，(29)迅即着手编纂各种供举子揣摩诵习的试帖诗选和诗法，以应对巨大的市场需求。 当时坊间究竟出版了多少试帖诗选和诗法类书籍，现在已很难确知，相信是个很可观的数字。旧籍不断被翻印的同时，新著也层出不穷，包括本朝人所撰所拟的试帖范作，以至在乾隆二三十年代，试帖类书籍的重刊和新梓络绎不绝。迄今我们所能知道的，功令试诗当年起码就刊行了6种，未刊1种：张尹辑《唐人试帖诗钞》四卷，刊本；周京等辑《唐律酌雅》七卷，恭寿堂刊本；毛张健辑《试体唐诗》四卷，原刊于康熙间，后毛氏又于乾隆四十一年重刊；徐曰琏、沈士骏辑《唐人五言长律清丽集》六卷，许翼周刊本；蒋鹏翮辑释《唐诗五言排律》三卷，寒三草堂刊本；梁国治辑《唐人五排选》五卷，梅塘藏板本；盛百二《唐诗式》卷数不详，序见《柚堂文存》卷二。乾隆二十三年达到高潮，已知有14种：赵曦明辑《唐人试帖雕云集》，刊本；秦锡淳辑《唐诗试帖笺林》八卷，刊本；吴瑞荣辑《唐诗笺要》八卷，金陵三乐斋刊本，后又于乾隆六十年重刊；马钦远辑《唐应制诗分类注释详解》，刊本；陈訏笺评《唐省试诗笺注》十卷，据康熙本翻刻；王锡侯辑《唐诗试帖详解》十卷，九经堂刊本；沈廷芳辑注，张廷举编次《唐诗韶音笺注》五卷，赐书堂刊本；沈廷芳辑，吴寿祺、吴元诒注《唐诗韶音笺注》五卷，吴氏刊本；牟钦元辑，牟瀜笺注《唐诗五言排律笺注》七卷，据康熙五十四年紫兰书屋刊本重印；[*]蔡钧辑《诗法指南》六卷，匠门书屋刊本；[*]胡本撰，潘作枢笺注《试帖新拟》五卷，刊本；[*]朱琰辑《唐试律笺》二卷，明德堂刊本；阮学浩、阮学濬辑《本朝馆阁诗》二十卷，困学书屋刊本；[*]杜定基辑《国朝试帖鸣盛》，刊本。[*]乾隆二十四年又有4种：李因培评选，凌应增编注《唐诗观澜集》二十四卷，李因培刊本，后于乾隆三十七年重刊；纪昀撰《唐人试律说》一卷，刊本；臧岳辑《应试唐律类释》十九卷，重订清初刊本；[*]顾龙振辑《诗学指南》八卷，敦本堂刊本。[*]乾隆二十五年也有4种：谈苑《唐诗试体分韵》，刊本；纪昀撰《唐人试律说》一卷，重刊本；陶元藻辑《唐诗向荣集》三卷，衡河草堂木活字印本；朱琰辑《学诗津逮》八种，桐乡沈氏香雪书舍刊本。[*]乾隆二十六年仍有5种：陶元藻辑《唐诗向荣集》三卷，衡河草堂刊本；苏宁亭《应试唐诗说详》，刊本；臧岳辑《应试唐诗类释》十九卷，三乐斋藏板本；[*]恽鹤生、钱人龙辑《全唐试律类笺》十卷，恽宗和刊本；王锡侯辑《唐诗试帖课蒙评解》十卷，文德堂刊本。[*]乾隆二十七年仅知有1种：臧岳辑《应试唐律类解》十九卷，积秀堂重订康熙刊本。[*]乾隆二十八年也只有2种：任福佑辑《新锓应试唐诗灵通解》四卷，刊本；[*]许英辑注《本朝五言近体瓣香集》十六卷，心逸堂刊本。[*]但本年沈德潜《重订唐诗别裁集》也增选试帖诗若干篇，自序特别提到：“五言试帖，前选略见。今为制科所需，检择佳篇，垂示准则，为人春秋闱者导夫先路也。”(30)这表明在坊刻选本之外，诗坛高层人物对此也相当关注。 另外，乾隆间还有刊刻年月不详的范文献、黄达、王兴谟辑注《唐人试帖纂注》四卷，张希贤、李文藻《全唐五言八韵诗》四卷，方德辉《唐诗矩穫》等，很可能也是这股应试风潮下的出版物。这些书籍并不是一刷即已，只要有销路，一套书版按常识至少可以刷印五千部以上。乾隆二十七年以后新编之书渐稀，正是前几年梓行的书籍已占有很大市场份额的缘故。迄至乾隆后期，这批书籍经过市场淘汰，能获得重刊机会的书已很有限。比如任福佑辑《新锓应试唐诗灵通解》便是其中之一，自乾隆二十八年梓行后，致和堂分别在乾隆五十二年、嘉庆二年(1797)重刊，嘉庆二十三年又有三让堂重刊本。最流行的则应该是臧岳辑《应试唐诗类释》，它每首诗题下都有题解、附考，诗后又有音注、质实、疏义、参评、阙疑，最为详尽和实用，于是成为被翻刻版次最多的试帖诗选，(31)可见此书在清代中叶一直为坊间所青睐。这批书籍的盛行，意味着士人的诗歌教育自幼就被应试诗法所主宰，意味着试帖诗学将成为他们诗学启蒙的初阶。此种情形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传统诗学的承传和发展路向，一时还难做定谳，但这无疑是研究清代诗学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三、功令试诗与蒙学诗法的勃兴 作为朝廷功令，科举试诗对诸生的诗歌写作乃至官学、书院、家塾的教育必将产生巨大影响。试帖诗写作既然成为举子必修的课程、必须研练的才能，就势必会消除明代以来世俗对作诗妨害举业的顾忌，(32)激励广大士人热心学诗、写诗，(33)从而普遍提升诗学修养和写作能力，最终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这是不言而喻的，需要考究的倒是试帖诗学自身如何以功令试诗为契机在教学实践中完成其理论总结和建构的过程。以往的研究，因鄙视科举应试类写作而一概将它们排除在学术视野之外，很少注意到八股文和试帖诗对传统文学教育的影响。今天我们面对上文列举的众多试帖文献，不能不思考试帖诗与一般诗歌写作的关系。 阅读当时的文献，首先给我的印象是，虽同为应试文体，制义和试帖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人们对八股文往往抱着无奈甚至于仇视的态度，而对试帖诗却青眼有加，不敢稍为轻忽。清人估量本朝的诗歌创作，绝不敢凌越古人，但于试帖诗却每自信有出蓝之胜。除唐芸芸论文所举翁方纲之说外，林联桂《见星庐馆阁诗话》自序也肯定：“唐诗各体俱高越前古，惟五言八韵试帖之作不若我朝为大盛，法律之细，裁对之工，意境日辟而日新，锤炼愈精而愈密，虚神实义，诠发入微，洵古今之极则也。”(34)这种盛况又一概被归结于功令试诗，如刘鸿翱《缪主政薇初试帖序》所说：“事苟为一代风尚之所在，必有穷工极能，精前人所不能精者，以信今而传后。众人忽焉，达者知之，如今之试帖是已。……古文莫盛于汉，赋莫盛于楚，字莫盛于晋，诗莫盛于唐，制义莫盛于明。而诗之试帖，唐以之取士，历宋元明千余年，莫盛于我朝。”(35)正是出于对本朝试帖诗的肯定，试帖诗的编集和刊行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它反过来又更加刺激和促进了试帖诗的写作和研究。这就是张拜赓序《汇纂诗法度针》所说的：“岁丁丑会试届期，圣谕于二场改试唐律八韵，又先后允廷臣议，自乡闱及郡县举试以诗，用以侦淳风而厉实学也。……夫风行自上而应之，诗由是兴焉。”(36)各方面的文献史料都提醒我们，功令试诗已使试帖诗学成为清代诗学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 考察清代的试帖诗，首先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各种类型的选本之多。余集《试律偶钞序》曾提到：“我朝自乾隆己卯奉诏于乡会两试各试八韵诗一首，至今垂四十年。承学之士莫不从事声律，馆阁诸公又首先赓唱，近日选家总集无虑数百十种。”(37)这类书籍因不入收藏家之眼，除纪昀编《庚辰集》这最著名的选本及王芑孙编《九家试帖》、张熙宇编《七家试帖》等翻刻不绝的名选外，多数已失传，只能由清人别集中保存的序跋窥豹一斑。桑调元初掌教中州书院时，曾选有《大梁试帖》；乾隆二十二年再度莅任，值功令初改，又编刻《大梁试帖新选》，自序提到：“顷复入中州主旧席，适皇朝兼以诗取士，诸生益加镞砺，斌斌然有和声鸣盛之概。旧从唐人常格，限以六韵……功令定限八韵，足舒群彦才藻，视唐常格有加焉。”(38)由此可见，书院原本是有试帖诗课程的，用五言六韵的格式。这是因为，乡会试虽不试诗，但中书考试及翰林馆课却要作诗，于是书院教学也相应地设有试帖之课。不过这与功令试诗对广大士子的影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功令试诗首先改变了他们学诗的体裁，由六韵增为八韵；其次也是更主要的是，试帖诗的研习由此变得普遍化、日常化，凡有志于科举之士都必须研练这种诗体的写作才能。为此，适应各种类型、各阶层作者研习需要的试帖诗选便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了。桑调元后来主教泺源书院时，又编有《泺源书院试帖》。这并不是偶然的例子。 有了创作研习的需求，相应的理论指导和对写作经验加以总结的书籍便自然有人编纂了。乾隆二十四年浦起龙撰《诗学指南序》，还遗憾“我国家中和化洽，自上而下，奉诏自今取士兼用诗，一时选帖四起，然未有以条别宜忌为世正告者”，(39)曾几何时，一批诗法、诗话就迅速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除前举试帖诗选本所附录的诗法、诗话文献外，有几种清代中叶流行的诗法可信都与功令试诗有关。比如诸生蔡钧所辑《诗法指南》六卷，乾隆二十三年由匠门书屋刊行。前有是年四月任应烈序，称“今天子春秋试士，诏二场耑用经义及诗，一时诗学之兴，遂与制义、对策同为举子要业”，又提到“戊寅春适丁子崑以蔡子易园所编《诗法指南》示余，并邀余一言以行世”，(40)可知其书成于乾隆二十二年。书前开列参校者姓氏多达96人，足见该书的编纂在当时何等引人注目!(41)现在看来，功令初下几年内刊行的类似汇辑诗话，如李畯《诗法橐说》、顾龙振《诗学指南》、朱琰《学诗津逮》等，相信都是同一背景下的产物。顾书前七卷汇辑前人旧著，只有卷八为自撰，专论应制诗式、应试诗，择唐人应制、应试佳作一一评讲，揭其体制、意匠以示初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试帖专门诗法的缺乏。当时尚未中举的海盐诸生朱琰，“取古今诗话之可为法者八种，汇而刊之，以疏壅导滞，题曰《学诗津逮》”，(42)也是针对科举试诗而编，此书由桐乡沈氏香雪书舍刊刻行世已是乾隆二十五年的事。后屡有增刻，到乾隆二十九年芸经堂所刊之本，收书已达15种，改名为《诗触》，想来销路很好。 在试帖诗法阙如的情况下，上述蒙学诗法正是很好的补充。其中最大规模的编纂工程是山东巨野人李其彭所编《诗诀》十卷，乾隆四十一年徐子素刊行。李氏编著有《论诗尺牍》、《唐试帖分韵选》、《四声韵贯》等多种诗学书籍，都成书于乾隆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间。《诗诀》汇集古今诗话21种，其中包括《试帖定式》在内的若干种为李氏本人所辑。广采前人论诗之语，包括体制、声律、篇章、病犯、诗体、技法等内容，既便于初学，同时对传统诗学资料也是一个大规模的整理和总结。这类书籍通常都被视为广义的蒙学诗法，与试帖诗学尚有区别，但此刻却因功令试诗的机缘大量编辑出版。这提醒我们，功令试诗对诗坛和诗学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试帖诗学的范围。这不是三言两语即可概述的问题，现在首先需要弄清的是，功令试诗对试帖诗学的影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带动了试帖诗学的研讨?最近已有学者触及这一问题，(43)但相关研究仍处于草创阶段。 四、试帖诗学与一般诗学的互动 试帖作为官方推行的一种应试诗体，虽非新创之格，但清代的写作毕竟少有积累，要想探求其写作规则与技巧，只能求之于前代的创作实践。清初毛奇龄《唐人试帖》虽有讨论，然而“详于论诗而略于疏义，初学之士，每苦寻求”，(44)直到纪昀《唐人试律说》问世，关于试帖诗的理论与技巧才有较全面的总结。此书固然被公认为发凡之功的经典著作，但它所标志的试帖诗学的深入，首先得益于乾隆间唐人试帖诗的编选、普及，以及由此带来的士人群体的广泛钻研。(45) 唐人试帖诗的选本，据陈伯海先生考察，清代以前只知有宋佚名辑《唐省试诗集》，明吴勉学辑《唐省试诗》，佚名辑《唐科试诗》及吴汶、吴瑛辑《唐应试诗》四种。(46)前文所列举的清初诸选仍处于草创阶段，虽不能说都是草率的急就章，但从研究的角度来说专门性终究有限。认真的研究首先要求全面掌握文献，吴县徐商徵、仁和沈文声辑《唐诗清丽集》可以说是对唐人试律的初步梳理。此编题沈德潜定，乾隆二十二年冬许翼周刊，扉页有“是集专选唐五言长律，备场屋、馆阁之用”字样。沈德潜序称：“丁丑春，皇上念科场论判雷同之敝，命改试五言八韵唐律，作人雅化，云汉昭回，海宇喁喁，讲求声韵之学。而长律专选顾无善本，学者患之。徐中翰商徵、族孙文声荟萃《全唐诗》，录其尤者，辑《清丽集》六卷，分应制、应试、酬赠、纪述四门，自六韵至百韵咸具，不独资场屋揣摩，亦以备馆阁用也。”(47)既然此编是依据《全唐诗》选录，在文献来源与依据方面就具有了权威性，不同于以往取材较随意的选本。张希贤、李文藻编《全唐五言八韵诗》四卷，也是很值得注意的选本，收录唐人八韵五言诗四百余首，看来同样是基于对唐代试帖诗文献的全面考察，展现了一种要完整把握唐代试帖写作全貌的姿态。序称“今皇帝御极二十有二年春，特谕立法程材，无贵剿袭，嗣后礼部会试可黜论表判勿用，而易以五言八韵唐律一首。会试后台臣请行之乡试，复俞其奏”云云，(48)可见此书也是在功令试诗之后，为适应一时的社会需求而编纂的。 不过，以上这些全面而审慎的选集或总集，仅仅意味着学人郑重对待试帖诗文献的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唐代试帖诗研究实际上还未展开。比如《唐诗清丽集》所附《论试体诗七则》，主要是关于试帖诗写作的一般规则，就像毛奇龄《唐人试帖》以破题、承题、中比、后比等制义概念来提示章法，臧岳《应试唐诗类释》卷首“应试唐诗备考”论及“押韵有用韵字不同、韵字或平仄之不同”一样，(49)应该都是诗家相传的老生常谈。这里略加引述以见其涉及的问题范围。其一论篇章结构： 八韵作法，前人未有明言之者。虞山冯氏曰：律诗两句一联，四句一截，自四韵以至百韵，亦止如此。窃以此指推之，首两联浑冒全题，点清字面，与六韵同。三联四联正写题面，五联六联或补写题面，或阐发题意，或旁衬，或开合。末后一截，或就题中收住，或从题外推开，或映切本题，以寓怀抱，以申颂扬，此两联尤须一气衔接。质之近日玉堂馆课、丁丑春闱，无弗印合。若神明变化，出奇无穷，固不拘此板法。 这里讲八韵试帖的结构，已不是传统的起承转合之法，而是类比八股文法式的章法论。它除了承袭冯班的说法外，还参照了近日翰林馆课和首次试诗的实例，显示出试帖诗相比一般近体诗来，一直是缺乏成法而处于摸索中的诗型。其二论敬语抬头书写的格式：“诗中宜有抬头字面，或高一格，或高二格，应依表文之例。”这里清楚地将试帖划入庙堂文字的范畴，书写格式严格区别于普通诗歌，而同于章表，再次暗示了试帖与文章的亲邻关系。其三论试帖之作凡取意、造语、使事等皆以稳惬为首要原则：“应试之作，以稳惬为第一义。彼失粘失韵，误解题旨，字犯不祥，言涉违碍，有一于此，固在必斥。或意寓干请则卑，过存身分则亢，使事奥僻则晦，著语旖旎则佻，此类皆谓之不稳。能于稳惬中复精警出色，斯真万选钱耳。”因为试帖的读者是君主或考官，不仅不能有违碍之处，还必须注意风格的庄重和得体，这是试帖最不同于一般诗歌作品之处，属于试帖独有的文体规定。其四论声律、对仗宁谐勿拗、宁整勿散的原则：“然在场屋中，宁谐声协律，勿用拗句。除首联末联外，中六联宁对仗工整，勿用散句。”这同样是出于庄重风格的考量，以保证通篇文字、声律无瑕可摘，中规中矩，通体透着恭敬和谨重，这实在是为人臣最重要的禀赋。其五论自古相传的“八病”。传为沈约所揭示的“八病”是针对齐梁体提出的，唐代近体诗定型以后，八病中最要紧的“平头”、“上尾”所意味的禁忌已被格律吸收，盛唐以后就不太讲究。这里却重新拈出，作了含义更宽泛的阐说：先将两联的首二字虚实字结构相同指为平头，末二字虚实字结构相同指为上尾，已属独标新义；然后又沿袭旧说，将两出句末二字同声定为上尾；最后更将押同音字也称为上尾，其说愈繁。至于中间一字，虽无病犯名目，但两联虚实字相同，也是一种病，因为它导致句法雷同，缺少变化，这是近体诗学所没有的说法。其六论用韵，要求一概遵守本朝颁行的《佩文斋诗韵》，以免古今韵书互有异同，易淆视听。其七论用字须注意音读正确。通过例证说明，有些字音误读，在八股文无关紧要，但出现在诗中就会导致格律错谬。有些多音字收在不同的韵部，如果不明音义训诂，更会出现文义不通的恶果。 以上七条都属于试帖诗写作的一般规则，也是时人对试帖诗的初步理解，虽为后学所遵循，(50)但更多的理论细节和艺术经验还有待于深入钻研唐人留下的大量作品，同时本朝以还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也有待于评估和总结。就前者而言，纪昀《唐人试律说》无疑是一部重要的、也是需要专文加以论述的著作；就后者而言，乾隆末彭元瑞编《试帖诗集》所附诗话一卷，辑录诸多前辈的议论，是较有代表性的工作。不过更能显示其时学人用心揣摩唐代试帖的例子，却是桑调元《大梁试帖序》之类的文章。它只是冠于《大梁试帖》卷首的弁言，却用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唐代试帖的基本规则： 唐试帖为八比权舆，驭题有法，西河毛氏既
缕之矣。仆来大梁书院，课日四书题二道，更诗题一道，与唐帖经日试诗同例。以五言六韵、韵得题字为宗，蹈其常也。间有官限韵则遵之。其驭题法，谨操绳尺，不使或轶。唐近体，凡酬赠登临，引韵无离题发义者。题繁重则四句、通首完题不等。逸才不耐故常，时或破格。至试帖，必无不合格者，谓之破题。颈联腹尾，分赋合赋，要以兼综变化为能。不兼综则题意割裂，中无变化则板耦如泥塑，且滋合十之病。落韵或颂飏归美，或善祷摅忠爱之忱，或负其异于众，或自鸣不遇以寓悲惋。试帖多讳忌，无讽刺，或激昂所至，亦不自禁。古人最重干请，试帖未免有情，惟克占地步，斯可矣。若就题单阐一义作结，或补题所缺，或以背为向，要无泛设。其冲澹夷犹，独写远致，则自得之妙也。其法多与今八比合。(51) 桑调元从唐人试帖与八股文的关系着眼，总结了试帖篇章结构和取意修辞的要领，起首破题需扣题发义，颈联、腹联、尾联或分赋或合赋，以兼综变化为能，结句以正面歌颂为主，干请须自占地步，若就题单阐一义作结，则必多方生发，含优游不尽之意，而又要避免浮泛。总之，其作法与八股文有相通之处，后来论试帖诗法者大体都持这种看法。 然而试帖作为诗体之一，其体制、功用乃至命题方式毕竟不同于八股文，它不只用于科举考试，日后还与漫长的仕途相伴。因此程含章《教士习》谆谆督责：“诗学宜急讲也。国朝取士，八股以外，最重律诗。迨登第后，月课、散馆、大考，则置八股不用，唯试诗赋。一字未调，一韵未叶，即罢斥不用，何等干系?诸生童可毋急学之哉?”(52)试帖的这一特殊身份，促使人们更深入地思考其体用特征，逐步确立起试帖诗别是一格的艺术观念。其首要一点，仍是桑调元《大梁试帖序》提到的“试帖多讳忌”，故文辞取意专主揄扬颂美，而力避讽刺和违碍。洪亮吉《北江诗话》卷2载： 应制应试皆例用八韵诗。八韵诗于诸体中又若别成一格，有作家而不能为八韵诗者，有八韵诗工而实非作家者。如项郎中家达、贵主事征，虽不以诗名家，而八韵则极工。项壬子年考差题为“王道如龙首”，得龙字，五六云：“讵必全身现，能令众体从。”贵己酉年朝考题为“草色遥看近却无”，得无字，五六云：“绿归行马外，青入濯龙无。”可云工矣。吴祭酒锡麒诸作外复工此体，然庚戌考差题为“林表明霁色”，得寒字，吴颈联下句云：“照破万家寒。”时阅卷者为大学士伯和坤，忽大惊曰：“此卷有破家字，断不可取。”吴卷由此斥落，足见场屋中诗文，即字句亦须检点。(53) 这里所举的诗例，项家达一联极得颂美之体，贵征一联也以濯龙暗寓尊君之意，而吴锡麒句则殊有衰飒景象，正属于前引《论试体诗七则》其三的“字犯不祥”，有悖“颂飏归美”的规范。 桑调元和洪亮吉论试帖还是混同应试与日后的应制而言的，乾隆六十年观保序彭元瑞编《试帖诗集》，又就应制与试帖的体制作了辨析：“试帖之为体，与应制微异，应制博大宏深，义主乎颂美，试帖则为题所束，格欲其有序而不凌，意欲其有条而不紊，气欲清而不实，词欲丽而不浮。”(54)这种辨题意识发展到极点，就是对试帖诗属性的总体定位。如华伯玉所说，“侧闻文之精者为诗，诗之精者为律，顾有骚人之作，有学人之作。骚人之为诗也，为涵咏性情之具而已，天材纵逸，兴会来集，飚举云行，文成法立，使读者莫知其起讫，而诗乃妙。严沧浪所谓‘诗有别裁，非关学也’。学人之为诗则不然，或献之朝廷，或成于明试，句栉字比，按部就班，清和谐畅，流于文翰之表，高下疾徐，应乎规矩之内，又或一语诠疏，一韵关合，如射覆之偶中，即裒然举首，而法律之精确，体格之高下，无多论矣。是以杜、韩巨手，往往见
于拙目，其他更可概见。”(55)这里虽然没有明言试帖诗属于骚人之诗，抑或学人之诗，但“献之朝廷”或“成于明试”岂不正是试帖之用?因此，试帖属于学人之诗是不言而喻的，这个定位一方面明确了试帖诗学的基本属性，同时也使其理论从精英诗学(相对于蒙学诗法而言)中区分出来，其标志性人物就是学人之诗的代表纪昀，翁方纲则身跨两方。 理论定位的清楚自然会促进有关知识的系统化和全面深化。对于试帖诗的具体技法和修辞要求，论者也提出一些切实的见解。朱琰《唐试律笺》凡例谈到试帖诗写作，指出它与一般诗体的根本不同在于：“诗家感触，都由兴象。即事成章，因诗制题。试律则先立题而后赋诗，大要以比附密切为主。”(56)简明扼要地抓住了试帖诗的独特品格。郑光策说：“试律为诗之一体，而其法实异于古近体诸诗。其义主于诂题，其体主于用法，其前后起止、铺衍诠写，皆有一定之规格、浅深之体势。而且题中有一字即须照应不遗，题意有数重又须回环钩绾。尺寸一失，虽词坛宗匠，亦不入程式焉。”(57)寥寥数语，说透试帖诗写作的要领。其中“诂题”之说尤为试帖要害所在，“诂”即阐释、发明的意思，意谓诗的正文应该是对题旨的演绎和诠释，题中的每一层意思，诗都要写到，所以说“题中有一字即须照应不遗”。为此，试帖诗学尤主一个“切”字。 陶元藻《唐诗向荣集序》剖析试帖诗的美学特征，指出：“为此诗者亦有道焉，曰清曰雅曰切。得其道，即急就亦有名篇；失其道，虽俸获终非佳构。”(58)清雅切三字，虽然通常论诗也少不了，但对于试帖显然更为重要。清意味着结构清晰，无冗字累句；雅意味着语词有来历，庄重不轻佻；切意味着语意妥帖，确当而不浮泛。其中“切”字尤其触及试帖诗的美学品格，这个夙为神韵派排斥而格调派又不屑于追求的艺术理念，虽然曾被以工拙论诗的性灵诗学所标举，(59)但不太引人注目。试帖因属于命题之作，从而突出了朱琰所谓“比附密切”的紧要，是故论试帖者都特别强调“以刻画确切为上”的功夫，不像一般的诗歌崇尚“随意遣兴之不著色相，以超脱为贵”。(60)甚至连苏东坡“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的名言，也被判定为“不可以律试帖”。(61) 那么，什么样的艺术表现才算“切”呢?梁章钜《试律丛话》卷7有两个很好的例子可供讨论： 郑涵山邑侯振图精于诗律。忆乾隆乙卯与余同留京，联为试律之课。一日以“棋声花院静”为题，同人率多铺写景物，描成一幅“清簟疏簾看弈棋”小照，独涵山谓此当紧切闻声者说，与两人对弈情事毫不相干。因撰句云：“漏箭从容午，晶簾淡荡晴。桔中谁对著，竹外想移枰。丈室僧初定，空廊客独行。日长怀阒寂，风细听分明。”纯于空际盘旋，而题妙毕该，同人成为之阁笔。 一夜以“京兆画眉”为题，同人皆已脱稿，(游光绎)侍御曰：“诸作并佳，但于‘京兆’二字尚欠周到耳。”因自出其稿相示，同人乃心服。承联云：“官临三辅贵，意到一弯痴。”后幅云：“政本贤能擅，家应静好宜。”结句云：“伯鸾自高节，所乐只齐眉。”(62) 前例题旨落在听者的感觉，因而表现的重心不在于对弈情景而在于整个环境之静。为此郑氏全不摄取弈棋人物，却给了空廊幽客一个特写，遂烘托出满院阒寂的静谧气氛。后例咏张敞画眉的故事，他人概就画眉着笔，游氏独以“官临”句扣京兆之职，“政本”句赞其贤能，“伯鸾”句衬托张敞的身份，使京兆尹张敞为妻画眉的风情韵致毕现无遗。前例的“切”是通篇切题，后例的“切”则是局部切题，总之都要求题中之义面面俱到，这也就是郑光策所谓的“其义主于诂题”。其实，若按郑氏“题中有一字即须照应不遗”的要求，两诗之间还是有明显差距的。游诗照应了“京兆”，而郑诗写到第四联尚未照应“花院”，如果后文没有相应文字刻画，便不入程式了。这种讲究实际上一般诗学中同样也有，叫尽题。赵翼《瓯北诗话》论杜诗曾说： 一题必尽题中之义，沉著至十分者，如《房兵曹胡马》，既言“竹披双耳”、“风入四蹄”矣，下又云“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听许十一弹琴》诗，既云“应手锤钩”、“清心听镝”矣，下又云“精微穿溟滓，飞动摧霹雳”。以至称李白诗“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称高、岑二公诗“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称侄勤诗“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登慈恩寺塔》云：“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赴奉先县》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北征》云：“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述怀》云：“摧颓苍松根，地冷骨未朽。”此皆题中应有之义，他人说不到，而少陵独到者也。(63) 当然，赵翼这里论杜诗的“一题必尽题中之义”，既不一定出自试帖诗学的“诂题”之说，也绝非“诂题”所能包含。但两者的宗旨是相通的，也可能存在交相影响的关系。尽题对于一般诗学不算重要问题，但在试帖诗学中，因关系到“切”，便成为非同小可的原则。浏览各种试帖诗评注笺说，可以感觉到，论者最用意的地方就是讲析各类切题的技法。于是我不禁推想，“切”这一审美概念很可能主要是在试帖诗学中确立并普及开来的。由此推广开去，或许应该考虑，古典诗歌美学的基本价值范畴，大概颇有一部分是在试帖诗学中传承和光大，同时通过试帖诗学所占据的蒙学市场，在全社会的文学教育中广泛传播的。这么说来，研究乾隆以后的诗学，无论是精英诗学还是蒙课诗学，都不能不关注一般诗学与试帖诗学的关联，注意两者间的互动。 事实上，自嘉、道以还，以纪昀《唐人试律说》、梁章钜《试律丛话》为代表的试帖诗论就一直与游艺《诗法入门》、徐文弼《汇纂诗法度针》所代表的蒙学诗法共同主宰和瓜分着士绅阶层初等诗歌教养的市场，直到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与此相关的文献，不只限于我在《清诗话考》中列举的几十种诗法及数量尚不清楚的众多试帖选本，还包括部分精英诗话中夹杂的试帖诗论说(如冒春荣采辑前人诗说编成的《葚原说诗》中便有论试帖技艺的文字)及随笔、札记(如金武祥《粟香随笔》之类)中涉及试帖诗技巧的零星议论。其间的消息升降还有待于深入考察，但经过乾隆中后期几十年间的群体研习，士人对试帖诗的认识已有长足的发展和深化，则是可以肯定的。梁章钜《试律丛话》正是反映这一趋势的集成性著作，保存了丰富的试帖诗学资料。其中提到刘遵陆所撰《试帖说》“博取近代名流所作，分别评题，有足豁人心目者”，并摘录若干则：(1)凡试帖须先讲起结；(2)试帖中有以人姓名押韵者，尤见力量；(3)试帖体当多用实字而少用虚字，便味厚而气健；(4)对仗之工致者，莫如吴锡麒；(5)诗中用支干字作对，须兼正用、旁用、虚用，法始备；(6)题有数目字者，不可抛荒，但要运以巧思；(7)题有方向字，亦须刻画；(8)诗忌平庸，然亦不可过火；(9)应试诗体最宜吉祥，凡字不雅驯、典非祥瑞者，断不可轻涉笔端；(10)凡阔大题不但寒俭非宜，即清丽题而配色选声亦必须相称；(11)凡遇琐细题，能不为题所窘，而以大雅之笔出之，斯称能手。(64)这显然是在总结本朝试帖写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建议，较前人的论说已深入细节。 在梁书提到的文献之外，嘉庆初聂铣敏《寄岳云斋试帖》所附《与及门论试帖十则》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篇试帖诗论，所论审题、层次、押韵、出处、忌平朴、对仗、用典、虚字、起结、雕琢诸节，(65)已不再是一般写作规则，其中多有甘苦之言、经验之谈。纪昀《唐人试律说》作为清代研究试帖的经典著作，论试帖写作，主张：“为试律者，先辨体，题有题意，诗以发之，不但如应制诸诗惟求华美，则襞积之病可免矣。次贵审题，批款导会，务中理解，则涂饰之病可免矣。次命意，次布格，次琢句，而终之以炼气炼神。”(66)而聂铣敏却取消辨体，将审题提升到首要位置，与律赋写作规则相一致，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且不说清代试帖诗的命题方式和范围有其独特之处，不同于前代；(67)试帖作为一种诗歌类型，其“体”也是由题决定的。纪昀论辨体其实是扣题而言，后面论审题反而语焉不详。聂铣敏开宗明义论审题，不仅显出思路的清晰，内容也包含诸多深造有得之言。首先，他强调审题的要领在“看题中着眼某字”，他将这关键字眼称为“题珠”。以咏竹诗为例，如《修竹引薰风》，须从“修”字做出“引薰风”，题珠在一“引”字；《多竹夏生寒》，须从“多竹”做出“生寒”，题珠在“多”字“生”字；《修竹不受暑》，须从“修竹”做出“不受”，见得风节超然，题珠在“不受”二字。遇到有数目字的题，则须以刻画完题，而且“刻画不得含糊了事”。比如《一月三捷》，不切“三”字，便成了屡捷；《望衡九面》，不切“九”字，便是面面；《上农挟五》，不切“五”字，则与挟三挟四有何区别?又如《秧针》、《蒲剑》等题，“不得单做上一字，又不得呆做下一字，不粘不脱，似是而非，最为大雅”。至于《雷乃发声》、《桃始华》等题，“不做‘乃’字、‘始’字，虽有丽句清词，买椟还珠，与题何涉?”最后又强调：“诗贵回题，题系朝堂，着不得草野风景；题系山林，着不得台阁气象；布衣入朝，冠佩游山，均非所直。其他宜补干，宜双关，宜平列，宜侧串，因题制局，要自有定法也。”这一番分疏所涉及的写作知识，已远远超出审题的界限，也不限于试帖诗的范畴，而与咏物诗、抒情诗的取景布局相关。 细按聂铣敏所论十则，我认为各方面都较纪昀之说多有深入和细化。而纪昀的炼气炼神之说相比之下就显得过于缥缈了，难给初学以切实的教益。当然，聂铣敏自己也并不讳言，他的学说本自纪昀的试律学著作。在论述试帖不可回避的颂圣问题时，他曾提到这一点：“试帖原以应制，遇可以颂圣题，即当颂圣，不可过于别致。亦不可抬头过多，致使题意蒙糊不清。……至题有难于作颂者，须善用意，如晓岚先生《指佞草》起句云：‘盛世原无佞，孤芳自拔忠。’戈蘧园先生《绕屋树扶疏》结句云：‘倘令生盛世，肯许恋悬匏?’措词可谓得体。此类《庚辰集》中曾详言之，学者其细绎焉。”除了力戒腐滥之外，聂铣敏还谈到点题圣颂的位置变化；而对提到君上的“抬头字面”，则诫勿多用，以免一再提行而致意思不连贯明晰。这也明显比《论试体诗七则》仅言“诗中宜有抬头字面”更进了一步，将书写格式与意义的表达联系起来，洵为深造有得的经验之谈。 聂铣敏当时年方26岁，尚未进士及第，居然能用这么一套论说开示生徒，即使不算颖悟过人，也属于学业早成了。很显然，纪昀、吴锡麒等前辈的创作经验和研究成果为他这一辈后学提供了有关试帖知识的丰厚积累。是以他年纪轻轻，对试帖技艺的娴熟和精通程度就超越前人，足以课徒为生。论虚字的运用，更表明他对乾隆间的诗歌创作(不只限于试帖)不仅相当熟悉而且有自己独到的评价： 近来诗多喜用虚字，意亦期于流丽动自(疑讹)。然过多则失之薄，以作诗原有异于为文也。每首中或间以一二联则可，必须出自成语，方有隽味，不可任意杜撰。……迩来有通首全用虚字者，绝不似诗家口吻。破律莫此为甚，初学戒之。 乾隆间上自皇帝，下迄钱载辈宋调诗人，诗中都喜欢以虚字掉转，蔚为风气。(68)聂铣敏对此自然不敢直接批评，但言下已表明自己的保留态度。值得一提的是，聂铣敏不仅以试帖擅名，他同时也是一位留意当代诗歌创作的批评家，撰有《蓉峰诗话》十二卷，在他身上典型地体现了试帖诗学与一般诗学的互动关系。 嘉庆以后，除了梁章钜主要汇辑前人之说的《试律丛话》外，试帖诗学就没什么值得注意的著作。道光间翁昱所撰《试律须知》一卷，系试帖诗入门常识十则，除了论上尾之病以四句上二字、下三字同虚实为忌，较前人之说愈苛外，整体显出愈益将试帖诗与八股文相比附的倾向，论中腹云：“中权之必与切实发挥也。三联譬如八股之起比，四五联譬如中比，六七联譬如后比。或实做正面，或补写题面，或阐发题意，或用旁衬，或用开合，或从题外推开，或就比题映切，是在作者相题立局，变化从心，其法与八股大略相同，惟题中字至此不可露出。”(69)照这种思路发展下去，试帖诗学无疑将走进一条死胡同，幸而它没有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甚至关于试帖诗的专论也鲜有续貂。嘉道以后的试帖诗学，实际上是逐渐融入了蒙学诗法中。 起初，诗家讲试帖诗学往往着眼于其独特性，强调它与一般诗学的分流，但随着科举试诗的刺激而引发士人群体的锐意钻研，人们逐渐确立起试帖诗学属于诗学一个门类的观念，从而思考两者的沟通。正如任应烈《诗法指南序》所说，“顾体崇试帖，初学之士多揣摩排体，以为应试先资，而于他格，或有未遑。岂知试帖之于诗，特众体中之一耳，诗固未有一体不备而可号工诗，亦未有众体不备而可工试帖者也”。(70)他以王维、杜甫为例，说明两者虽一擅应制，一擅长律，而读其全集，则各体皆工。王芑孙《试帖诗课合存序》也对试帖诗与一般诗歌的关系陈述了总结性的看法：“予闻讲试帖者皆谓与他诗异，能试帖不必兼能他诗。予以为与他诗同，且必他诗悉工而后试帖可工。必由韩、杜百韵之风力，而后有沈、宋八韵之精能。”(71)虽然他谦称不敢自是其说，但这种观念显然已是诗坛所认同的主流见解。所以试帖诗学与一般诗学在乾隆以后不是呈现分化而是呈现合流的趋势，除了梁章钜《试律丛话》、翁昱《试律须知》等少量著作以试律标名外，多数应朝廷功令而编纂的蒙课诗法如朱琰《学诗津逮》之类仍以一般诗学的面目行世。这些诗法，尽管主要是为士人习试帖而编，但其中多辑录前代诗论菁华，选录各体名作，对前人诗学成果实在是很好的整理和总结，由此带动了诗法研究的整体复兴和繁荣，并且一直延续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诏停乡会试，试帖伴随八股文退出历史舞台。今天，将清代数量众多的蒙学诗法作一番梳理，会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乾隆二十二年功令试诗不仅激发了清代诗歌创作的普遍风气，同时也以对试帖诗艺的细致揣摩促进了诗学的全面繁荣和加速发展。若想了解有清一代诗学在士人阶层的传承和接受状况，不考察科举试诗和试帖诗学的影响，就很难获得全面的认识。 注释： ①卫既齐：《魏陶庵踵芳堂诗序》，《廉立堂文集》卷4，《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5册，第268页。 ②这一问题可参见蒋寅：《科举阴影中的明清文学生态》，《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清代卷》中编第六章“清代文学与科举制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③高津孝：《琉球诗课与试帖诗》，收入氏著：《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潘世圣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3—198页；杨春俏：《清代科场加试试帖诗之始末及原因探析》，《东方论坛》2005年第5期；孙琴安：《乾隆年间的科举改革与诗歌繁荣》，《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5期；唐芸芸：《清代科举加试试帖诗之探析》，《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马强才：《科考律诗新政与清代中后期杜诗学的新变》，蒋寅、张伯伟主编：《中国诗学》第17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 ④参见毛奇龄：《西河诗话》卷5，乾隆间萧山毛氏书留草堂刊本。 ⑤《全唐诗》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册，第5页。 ⑥陶煊辑：《唐五言六韵分类排律选》序，康熙五十五年刊本。 ⑦参见韩胜：《清代唐诗选本研究》附录“清代唐诗选本编年简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65—279页。 ⑧沈德潜辑：《唐诗别裁集》卷首，乾隆二十八年教忠堂重刊本。 ⑨如赵翼《瓯北集》卷12还保留着乾隆十九年应中书试之作，题为《赋得红叶当阶翻》。 ⑩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上，1922年刊本。 (11)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2页。 (12)可参见杨春俏《清代科场加试试帖诗之始末及原因探析》(《东方论坛》2005年第5期)、唐芸芸《清代科举加试试帖诗之探析》(《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两文的论述。 (13)臧岳辑：《应试唐诗类释》卷首，康熙五十四年刊本。 (14)《高宗实录》，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庚申，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5册，第694—695页。 (15)素尔讷等纂：《钦定学政全书》，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刊本。 (16)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15，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册，第280页。 (17)李元复：《常谈丛录》，敦本堂刊巾箱本。 (18)叶抱崧《说叩》：“西河毛氏选唐人试诗，目曰试帖。按：《通典》称明经先帖文，然后行试帖经之法，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惟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为通。试帖之名，盖与诗赋无涉。”(张潮辑：《昭代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册，第1305—1306页) (19)梁章钜：《试律丛话》卷3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576页。 (20)不只是纪昀、金甡、吴锡麒、聂铣敏一辈试帖名家刊有试帖诗集及注释，就是一些不太出名的人物也刊其课稿。如吴文俊有《薇云小舍试帖诗课》2卷、《续编》2卷，吴楷有《十杉亭帖体诗笺注》5卷、《续编》2卷，均为六也楼发兑。 (21)吴廷琛：《试律丛话序》，梁章钜：《试律丛话》卷首，第493页。 (22)《清史稿》卷108，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2册，第3149页。 (23)钱载：《萚石斋文集》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下册，第897页。 (24)蒋寅：《清代诗学史》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8—29页。 (25)钱载：《萚石斋文集》卷19，下册，第1084页。 (26)所举书名，系参考陈伯海、朱易安《唐诗书录》(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贺严《清代唐诗选本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韩胜《清代唐诗选本研究》四书的著录开列，后有*号之书系笔者所补。惟笔者所见著录，书名、作者偶有异同。盖此类书籍翻刻极繁，书名、作者及卷数每为书坊改易，不足较也。 (27)毛奇龄：《毛西河先生全集》卷首，乾隆间萧山毛氏书留草堂刊本。 (28)朱琰辑《学诗津逮》乾隆二十五年自序云：“场屋功令用诗，学官弟子皆以诗为课，坊间有《诗法入门》、《圆机活法》二书，初学者乐其简便，奉为圭臬，一时纸贵。”(朱琰辑：《诗触》，嘉庆三年重刊本) (29)吴瑞荣：《唐诗笺要》自序，乾隆二十三年刊本。 (30)沈德潜辑：《重订唐诗别裁集》卷首，乾隆二十八年教忠堂刊本。 (31)除上文提到的版本外，还有乾隆元年三乐斋刊本、乾隆三十八年重刊本、乾隆四十年刊本，乾隆四十三年三乐斋又改名《闻式堂唐诗类释》重刊，此后更有嘉庆五年刊本、立本堂刊本行世。 (32)毛张健《试体唐诗》序：“近代制科专尚时文……间有一二瑰异之士，欲从事于诗者，父兄必动色相戒，以为疏正业而妨进取。”(毛张健：《试体唐诗》，康熙五十四年刊本)明清两代此类记载触目皆是，可参见蒋寅《科举阴影中的明清文学生态》(《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一文。 (33)李鸿达《馆律萃珍序》云：“至乾隆丁丑以后，则乡会岁科之试，皆益以五言帖律，著为功令。由是偏乡下邑，亦知研意覃思，比律析韵。”(姚集芝辑：《馆律萃珍》卷首，清刊本)此适与前引叶之荣语形成鲜明的对照。 (34)林联桂：《见星庐馆阁诗话》卷首，道光三年与赋话、词稿合刊本。 (35)刘鸿翱：《绿野斋前后合集》卷4，道光二十四年刊本。 (36)徐文弼辑：《汇纂诗法度针》卷首，乾隆间聚盛堂刊本。 (37)余集：《秋室学古录》卷5，《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60册，第342页。 (38)桑调元：《大梁试帖新选序》，《弢甫集》卷5，兰陔草堂刊本。 (39)顾龙振辑：《诗学指南》卷首，乾隆间敦本堂刊本。 (40)蔡钧辑：《诗法指南》卷首，乾隆二十三年匠门书屋刊本。 (41)关于蔡钧辑《诗法指南》的内容和趣向，可参见吴中胜：《翁方纲与乾嘉形式诗学研究》第一章“乾隆年间的科考改革与形式诗学的复兴——以蔡钧《诗法指南》为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3—25页。 (42)朱琰辑：《诗触》自序，嘉庆三年重刊本。 (43)贺严《清代唐诗选本研究》、韩胜《清代唐诗选本研究》中都有专门章节讨论这个问题。 (44)观保：《试帖诗集序》，彭元瑞辑：《试帖诗集》卷首，乾隆六十年刊本。 (45)陈志扬《清代对试律诗艺的探索》(《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6期)一文从试律三要素(诠题、限韵、君权在场)、试律与时文的关系、试律与诸体诗的关系三个方面对清代试帖诗学著述中涉及的理论问题作了扼要的梳理，可参看。 (46)陈伯海：《清人选唐试帖诗概说》，《古典文学知识》2008年第5期。 (47)沈德潜：《唐诗清丽集序》，徐商徵、沈文声辑：《唐诗清丽集》，乾隆二十二年刊本。 (48)孙葆田等撰：《山东通志》卷146《艺文志》，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第7册，第4327页。 (49)臧岳辑：《应试唐律类解》，积秀堂重订康熙刊本。 (50)吴抡、吴敬恒《有正味斋试帖详注》(嘉庆八年刊本)凡例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即大体相同。 (51)桑调元：《大梁试帖序》，《弢甫集》卷5，兰陔草堂刊本。 (52)程含章：《程月川先生遗集》卷7，1914年刊本。 (53)洪亮吉：《北江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42页。 (54)彭元瑞辑：《试帖诗集》卷首，乾隆六十年刊本。 (55)余集：《试律偶钞序》，《秋室学古录》卷5，《续修四库全书》，第1460册，第342页。 (56)朱琰辑：《唐试律笺》卷首，乾隆刊本。 (57)梁章钜：《试律丛话》卷1，第512页。 (58)陶元藻辑：《唐诗向荣集》卷首，衡河草堂木活字印本。 (59)如王渔洋论诗主“不切”，袁枚论诗则主“切”，详见蒋寅《王渔洋“神韵”的审美内涵及艺术精神》(《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袁枚诗学的核心观念与批评实践》(《文学遗产》2013年第4期)二文的相关讨论。 (60)马鲁：《南苑—知集·论诗》卷2，同治十二年敦伦堂刊马氏丛刻本。 (61)刘遵陆：《试帖说》，梁章钜：《试律丛话》卷1引，第532页。 (62)梁章钜：《试律丛话》卷7，第631页。 (63)赵翼：《瓯北诗话》卷3，《赵翼全集》第5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28页。 (64)梁章钜：《试律丛话》卷3，第565—568页。 (65)张学苏：《寄岳云斋试帖详注》卷首，嘉庆十六年刊本。卷首戴亨衢嘉庆九年序称“今年春其伯仲两兄来京供职，寄试帖一册并与及门论诗十则示予”，知撰于嘉庆八年之前。 (66)纪昀：《唐人试律说》序，镜烟堂十种本。 (67)梁章钜《试律丛话》例言特别提到：“制义及经义之题以四子书及五经为范围，试律之题则不拘何书皆可用。唐人试律之题皆考官所命，而本朝会试及顺天乡试试律各题悉由钦命，至有轶出四部书之外者，如‘灯右观书’、‘南坍北涨’等题是也。故本朝试律相题之法、押韵之宜，有非唐人格式所能尽者。”(梁章钜：《试律丛话》，第495页) (68)参见钱锺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79—182页。 (69)翁昱：《试律须知》，道光二十八年黄秩模刊逊敏堂丛书本。 (70)蔡钧辑：《诗法指南》卷首，乾隆二十三年匠门书屋刊本。 (71)王芑孙：《试帖诗课合存序》，《惕甫未定稿》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1480册，第6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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