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货币政策之困与财政政策之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宏观调控论文,货币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一季度，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8%，比去年同期涨幅高出5.3个百分点。如果按照今年初确定的4.8%的目标，则意味着以后每个季度，价格指数平均需要下降1.3个百分点才能达到。显然，目前在利用货币政策实现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问题上，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应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实现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找准解决问题的切入点。
宏观经济运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首先，投资与消费失衡。在我国投资、出口、消费这三大引擎中，经济增长经常靠启动投资这个引擎，其次是出口，而消费则一直处于启而不动的状态。经验表明，投资是最容易启动，也是最容易提速的，而消费则不容易启动起来，私人消费更是如此。即使在特殊情况下，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来提高内需，往往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而，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依靠出口扩大外需，就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期呈现出的“两高一低”(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现象，在世界上是极为少见的。我国投资率很高，但消费率却很低。消费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东南亚某些发展中国家。投资、消费失衡的主要表现是：一方面，供给或者说是无效供给不断增加；另一方面，需求相对不足。
其次，内需与外需失衡。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也为弥补我国外汇缺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和整体国力的不断增强，原来过度依赖外需发展经济的策略并没有及时得到调整，以致经济运行处于内外失衡状态。同时，在外需导向模式下，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经济运行中的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现象屡见不鲜，从而导致某些行业产能过剩，在内需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只能依靠扩大出口来缓解生产过剩的问题，进而导致贸易顺差的不断累积和增加。而且投资过热，内需疲软，还给宏观调控带来了较大的压力。
货币政策之困
针对流动性过剩、信贷扩张过快，以及物价上涨压力不断增加的现实，从2007年至今，我国货币政策逐步由“稳健”转向“从紧”。在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过程中，中央银行采取了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工具兼用，并辅之以“窗口”劝说的对策，以求达到回收流动性、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的目的。在实施一系列措施后，虽然信贷扩张冲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过剩的流动性得到了部分对冲，投资增长过快势头有所缓解，但投资过热、物价持续上涨的压力依然较大，货币政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一)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
2007年初以来，中央银行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或手段如下：
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2007年共6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目前，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4.14%，较当年年初提升了1.62个百分点；同时，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7.47%，比当年年初上调了1.35个百分点。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为了抑制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能力，对冲过剩的流动性，中央银行在2007年先后10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共5.5个百分点，达到了14.5%。2008年，又相继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5个百分点。至此，一般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6%。
扩大中央银行票据发行规模。2007年，中央银行累计发行央行票据4.07万亿元，当年年末央行票据余额为3.49万亿元，较年初增加4600亿元。除此之外，中央银行还借助特别国债，加大了正回购操作力度，并重新启动了3年期的央行票据的发行，以求更为深度地冻结银行体系的流动性。
强化“窗口指导”，实施道义劝说。为了控制银行机构的信贷扩张规模，中央银行在加息的同时，还加大了对其道义劝说的力度，引导金融机构控制信贷投放规模与节奏。
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后，仅就2007年的货币政策执行结果来看，当年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40.3万亿元，同比增长16.7%，现金M[,0]余额为3万亿元，同比增长12.1%。虽然二者的增速都有所减缓，分别较上年低0.2和0.6个百分点，但狭义货币M[,1]的增速却比上年明显高出3.5个百分点，同时，也比同期M[,2]的增速高4.3个百分点，表明银行体系的流动性仍在不断增强。
对于通货膨胀或需求拉动引起的物价上涨，可以通过紧缩银根加以治理，而对于由其他因素导致的物价上涨，货币政策则显得无能为力。同时，由于货币政策一般都是通过采取调控总量的办法来给经济降温，但这种“一刀切”的政策，很难兼顾到因地区差异、行业差异等造成的经济发展冷热不均的问题。
(二)货币政策的困境及其成因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时间不长，市场广度与深度还很不够，“新兴”加“转轨”构成了我国经济的基本特征。与之对应的是，货币政策在对市场主体行为进行调控时，必然要受众多因素的制约。
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造成外贸盈余逐年增加。在1990年～2007年的18年中，除了个别年份外，我国对外贸易基本上保持了连续顺差的态势，其中，贸易顺差的最高峰年份是2007年，达2600多亿美元。仅就近9年的贸易顺差数字比较，2007年比2006年增长了47%，比2001年225亿美元的顺差增长了11倍。虽然顺差的出现对资金匮乏的我国来说一件好事，但它也带来了三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国际贸易摩擦增多；其次，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加；第三，引发国内通货膨胀压力，限制了货币政策调整的自由度。一方面，需要中央银行不断地向市场投放人民币以吸收过多的外汇供给；另一方面，为了控制物价，又需要紧缩银根。货币政策陷入了“一手硬，一手软”的矛盾境地。
价格扭曲，企业成本存在外部化问题，对中央银行加息敏感度低。目前，我国大部分商品及服务的价格已市场化，但矿藏、土地、资本、人力等很多生产要素及基础性行业的价格，仍处于市场化程度较低或管制的状态。对于国有垄断或控股的大型企业而言，因其产品关乎国家经济命脉，它们所需要的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总可以得到优先保障，甚至可以低于市场成本的方式取得。另外，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积累了大量可以随时用于扩大生产规模的资金。因此，利率的调升有时并不能触动其成本。即使对某些中小企业而言，虽然不具有国有企业的一些优势，但也可以通过将生产成本外化的方式，来抵消或降低国家宏观调控带来的成本。
银行业“脱媒”趋势日显，货币政策工具效力下降。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企业通过发行证券直接融资的活动将成为一种常态。几年前，企业通过股市融资仅占其全部外部融资的1%～2%，2007年这一比例就上升到10%左右。银行贷款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正逐渐下降，与此对应，在银行业的资产中，其贷款所形成的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也在下降。在资本市场有了一定的发展，银行大多实行商业化运作，且其资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实现预期效果难度加大。即使中央银行可以通过窗口指导，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约束，但企业还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乃至境外非法渠道获得资金来源。
对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压力，货币政策作用不大。从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我国进口原材料的数量没有大的变化，但其名义价值却在大幅上涨，这说明在一定意义上我国正经历着输入型通胀期。同时，国内的粮价、猪肉等农产品价格也在高位运行，说明我国已进入了成本推动物价上涨的时期。而从紧的货币政策旨在通过抑制总需求的方式，来促进供求平衡，进而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但对于由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压力，实难通过加息的方式来消除。
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的逐渐提高，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作用日渐式微。我国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已有10多年的历史。然而，近几年来，货币供应量(包括M[,1]、M[,2])屡屡较大幅度地突破预定目标，表明货币供应量这一货币政策的一个中间监控变量作用在减弱。原因主要在于，随着经济市场化、货币化，以及虚拟化程度的提高，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大量农村人口向大中城市的迁移与集聚，市场主体之间经济交往频率不断提高，作为交易媒介及支付手段的货币，其供应量、流速都会大幅度增加。另外，随着资本市场的建立与发展，除了银行存款、国库券等传统的理财产品外，股票、债券、基金等各种金融产品，以及它们的衍生产品将日趋丰富，投资者选择理财产品的余地也将不断增加。
我国经济的同质性差，货币政策实施总量调控的市场基础薄弱。所谓经济同质性差是由地区差异、行业差异而导致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的现象。与这种特征相对应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实质上是工业部门的过剩、农业部门的不足，发达地区的过剩、欠发达地区的不足，城市的过剩、农村的不足。如果缩紧银根对流动性过剩的行业或地区可以起到“抽脂减肥”的效果，那么，从紧的货币政策将会对流动性不足的落后行业或地区产生“断奶待哺”的后果。因此，这种总量调控“一刀切”的货币政策，对落后行业或地区造成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也与国家鼓励支持落后地区迅速崛起、振兴的大政方针相违背。
从紧货币政策遭遇地方政府的压力。我国不少地区经济增长是资金推动型的，是粗放式的，而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与地方官员的考核方式又有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2007年底，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今年的货币政策定调为“从紧”之后，一些依赖银行资金发展本地经济的地方政府产生了不小的忧虑。随着地方政府主要官员改选、调整完毕，更多新项目的上马，银行会感受到来自地方不断扩张的资金需求压力。
除了上述涉及的国内因素外，还有一些制约货币政策的境外因素，也不可忽视。如，为了拯救经济，美国放任美元贬值的做法，引起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攀升，其中，矿产、能源进口品价格的上涨，是导致我国物价上涨的因素之一。因此，目前的通胀具有外部输入特征。同时，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增强，国际热钱大量涌入，也增加了执行从紧货币政策的难度。由于这些境外因素都超出了货币政策的作用边界，自然也就成了货币政策的盲区。
财政政策之为
针对宏观经济主要矛盾所呈现出的结构性、局部性特征，应积极拓展财政政策的作为空间。一方面，需采取措施以对冲紧缩性货币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还要采取措施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转型做好铺垫性工作。
(一)对中小企业适度减税，对冲利息上升造成的影响
从紧货币政策导致资金价格上涨，目前，原材料、劳动力等要素价格都在上涨，同时，对于一些从事出口贸易的企业，还要承受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为维持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有必要对其中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适度减税的政策。
(二)增加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对冲资源价、税改革的影响
为了杜绝这种现象的继续发展，有必要加快资源税改革步伐以及资源定价市场化改革步伐。资源税从短期看，改革虽然会增加物价上涨的压力，加重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负担；但从长远来看，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了减轻物价上涨的“阵痛”，政府应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使其生活不致受太大的影响。
(三)对跨境资本征收“托宾税”，阻止国际热钱的大量涌入
所谓“托宾税”，是指为了限制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而对资本交易征收的一种税赋。近几年来，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的国际热钱，给我国金融市场乃至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带来了隐患。特别是在我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前提下，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被强化。为了抑制目前居高不下的物价，中央银行多次提高利率，而一些西方大国为了拯救其国内疲软的经济，不断调低利率，造成了国际资本进入我国不仅可以获得人民币升值收益，还可以获得较大的利差。因此，建议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征收“托宾税”，以提高国际资本的套利成本，为我国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留出足够的空间。开征这一税种时，可以确定每日交易的最低税率，实施从价征收，交易频率越小，则承担的税收成本较低，否则，就需要承担过高的税收成本。
(四)进一步梳理出口退税政策，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自1985年开始实施。从1994年起，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国家对出口退税政策作了几次大的调整。目前，再度提及出口退税政策改革问题，目的在于促进贸易平衡发展，缓解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通胀压力。在进一步梳理出口退税政策时，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产品，以及资源性产品，要继续下调其出口退税率，直至完全取消出口退税。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对污染严重和能耗高的出口产品征收出口税。
(五)增加政府支出，建立扩大内需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
目前，需要对现行的公共财政支出模式作出改革，即在全社会投资过热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应更多地由投资转向消费，尽快地退出竞争性投资领域，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公共产品的生产及服务的提供上。增加公共财政支出关注重点的领域是：首先，针对长期经济发展而需要增加政府消费支出领域，如，基础设施、基础教育、科学研究、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其次，增加财政对城市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以期降低城市居民的长期预算，进而降低储蓄，扩大消费；第三，加强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公共财政的支持重点要逐渐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通过由农业免税到农民免税的改革试点工作，加大对种粮农民进行直补力度等措施，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以期启动农村消费存量，由此消化掉部分工业领域的过剩生产能力。
(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城镇居民消费需求
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要适当向个人倾斜，通过进一步调高个税起征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同时，还要按照经济发展水平，适时调整城镇居民的工资报酬，建立起职工工资稳定增长的机制，真正做到藏富于民，进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七)创新财政支农模式，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要对财政支农资金进行如下的改革：(1)实施财政支农资金的统一管理与考核。改变目前支农资金多部门平行管理的状况，建立统一的支农资金管理机构，完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实施统一考核。(2)构筑支农资金的运作平台。以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或各种专业协会为财政支农资金的投放平台，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最终形成政府、社会、农民三方共同投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长效机制。(3)逐步实现财政支农资金的有偿与循环使用。对于通过政府财力先期投入，能够形成自我持续发展的农业项目或农业企业，要逐步实现财政资金的有偿及循环使用，改变目前无偿支援，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普遍不高的状况。
为了从根本上抑制粮食价格的持续上涨，必须创新财政支农模式，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率，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稳定国内粮食供应。同时，在提高农村收入的基础上，进一步启动广大农村市场。
(八)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引导地方政府关注民生问题目前，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地方投资越多，税源就越有保障。今后，应通过分税制的进一步改革，使所得税、财产税、物业税、遗产税等成为地方的主体税种。同时，让地方居民收入的增长、富裕程度的提高，以及生存环境的改善等，成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主要依据。只有地方居民越富有，地方的税源才越有保障，才能促进地方政府更多地去关注民生问题。
在我国，流动性过剩、物价上涨虽是一个暂时性现象，但其反映的却是经济发展长期失衡的问题。为了对失衡进行纠偏，某些财政措施的出台可能会加重物价上涨或通胀压力等问题，如，资源税的调整、燃油税的开征，虽有加大通胀压力的可能，但却是我国经济转型必须要面对的阵痛，必须付出的代价。应当注意的是，不能陷入形势好的时候没有必要改，形势严峻的时候不宜改的怪圈之中。因此，需要在解决当前问题与追求长远目标之间求得某种平衡。
货币政策需要解决的是总量问题，其目标是在物价上涨与经济稳定之间求得平衡，而财政政策要解决结构性问题，其目标是在经济部门的优先发展与协调发展之间求得平衡。虽然财政政策是从结构着手，但其最终也有助于达到总量的均衡。因此，要解决当前宏观经济遇到的难题，从长远的角度看，财政政策必须予以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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