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的个性特征与军政作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政论文,个性特征论文,胡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 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9)01-0119-06
所谓“个性”，在心理学上亦称“人格”（与日常指称“个人道德品质”的“人格”义项不尽相同），是指一个人的整体精神面貌，即具有一定倾向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其结构是多层次、多侧面的，包括性格、气质、能力，以及活动倾向方面的特征，如动机、兴趣、理想、信念等。个性与人的先天遗传因素密切关联，而后天环境因素的影响更为重要。人具备了相对稳定的个性倾向，对其在社会生活当中的表现自然会产生影响；而特定社会生活环境的制约性，也会反过来作用于其个性因素，形成一种“互动”的机制。本文主旨即在探析晚清名臣胡林翼①的个性特征与他军政作为的关联问题。当然，胡林翼的主要军政作为体现在他镇压太平天国及相关情事上，本文基于借鉴特定概念和理论进行心理分析的主旨，语境上需要适当淡化政治评判色彩。
一本关于首脑政治学的著述中指出：心理学关于个性或人格的研究同样适用于首脑人物。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人的个性是千差万别的，首脑政治学在研究首脑个性差异时，并不是对首脑各个方面的个性差异予以同样的注意和重视，而是着重于研究那些对国家政治生活有较大影响的个性差异。按照对首脑个性和政治关系的统计分析，可以把首脑的个性因素划分为两类：一是“低因素”，即一般来说，这种因素上的个性差异对国家政治生活没有显著的、重大的影响，它包括“兴趣”、“习惯”、“气质”；二是“高因素”，即一般来说，这种因素上的个性差异对国家政治生活有较大的、明显的影响，它包括“思想品质”、“智能”和“性格”[1](P212)。这对于本文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胡林翼虽然不是一个国家的首脑，但作为清朝一个省区（湖北）的军政长官和湘系集团的党魁之一，也具有一般社会成员不能比拟的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干预和影响力，可算得上区域性和政派性的“首脑”人物，是一定范围内的“领袖”。
对于胡林翼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当然不可能通过现实测试之类的方法进行研究，只能依据史料中介，从中寻绎相关信息，主要进行一种“定性”的探析。
一
所谓“高因素”方面自然是应该首先关注的。
同是在上面提及的那本首脑政治学著述中，对所谓“高因素”中的品质和性格，总称为“品格”，并归纳出“果断顽强型”、“奸诈诡谲型”、“多疑残忍型”、“懦弱昏庸型”、“神秘怪癖型”、“平庸平凡型”等几种典型的首脑品格类型[1](P214)。从胡林翼的情况看，应该说典型地是属于具有坚强意志的所谓“果断顽强型”。而坚强意志“有四个要素组成，这就是自觉性、果断性、自制力和顽强性”[1](P215)。我们不妨从这几个方面衡量一下胡林翼其人。
胡林翼的“自觉性”最突出地表现在对自我角色的认识和把握上。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地位、职责，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正在做什么，以及需要怎样去做，不懵懂，不颟顸。在确定行动目标、制定行动方案时，对别人的意见既不盲目地听信，也不刚愎地抗拒，而是在审时度势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作出决策，为实现既定的目标付诸可行性努力，在行动上也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胡林翼虽说爱把“阴阳怕懵懂”挂在嘴边，但那并不是他真的提倡懵懂，而是对不必要的谨小慎微、瞻前顾后、犹疑不决的抗拒。他尝对僚属言：“吾辈不必世故太深，天下惟世故深误国事耳”，“当痛除此习，独行其志，阴阳怕懵懂，不必计及一切”[2](P532)。可见，这是说要以“懵懂”来对抗“误国事”的“世故”。指挥员在军事上的犹疑尤为大忌，一念之差，即有可能丧失良机，贻误大局。对此，胡林翼不但自己特别注意防止，而且经常警诫他人。当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率军东下拟进围太平天国都城天京，有人对其可行性表示怀疑的时候，认定此举当行的胡林翼，生怕曾国荃受到异议的干扰，特用一个“阴阳怕懵懂”的故事“勖之”，有人这样记述此事：
曾忠襄率军东下，知兵之士多虑后路之孤。文忠（按：指胡林翼）勖之曰：“往矣！昔有兄弟二人，史不谈阴阳，弟多迷信。频年兄弟均未逢凶宿。弟拘禁时，颇以为苦，思效其兄，以自疏放。不择日径出，果遇黑煞神于途，责其不循故辙。弟曰：‘吾从吾兄，奈何独当其咎？’神曰：‘汝兄懵懂，阴阳怕懵懂，不得不避之。汝畏服我者也，胡可违命。’天下人，惟懵懂足以举事。往矣，行见大功之成。”及忠襄克金陵，就鄂抚任，与官文恭（按：指官文）交恶。李文忠（按：指李鸿章）辄举前言以为笑乐，曰：‘是太懵懂矣。’”[3](P9～10)
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曾国荃所部湘军东下是正确的战略。胡林翼对此自然心知肚明，以“阴阳怕懵懂”的故事来警诫曾国荃，诙谐的调侃中不掩正经的自觉。而后来曾国荃任湖北巡抚后与湖广总督官文交恶（其时胡林翼已死），甚至贸然劾之，连乃兄曾国藩都不免为此捏一把冷汗。所以李鸿章说他“是太懵懂矣”。也就是说，曾国荃交恶官文是不识时务的真懵懂。这与以前胡林翼在湖北巡抚任上交欢官文的情事，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平时把“阴阳怕懵懂”挂在嘴边的胡林翼，在处理与官文的关系中，决不盲目行事，而是听取朋僚的建策，大施权术手段，竭尽笼络利用之能事，哪有一丝一毫的懵懂气。上引文字（楷体段落）的作者对胡林翼交欢官文、使得“督抚若为一体”之事，就表示出非常敬服和理解，说此乃胡氏“经权互用之宜，非腐儒所能揣测也”[3](P9)。由此也可体察，所谓“经权互用之宜”绝对离不开自觉的境界，其本身也就是“自觉性”的表现。
并且，胡林翼的这种“阴阳怕懵懂”之概，也是其“果断性”的表现。果断，亦是一个领袖人物所应备的风格。“果断性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做出决定前进行周密的考虑，如果客观和主观条件不成熟，就不匆忙地作出决定；其二是，如果客观条件要求及时作出决定，就要当机立断，并及时付诸行动”[1](P215)。从胡林翼的情况看，这一素质条件他也是典型地具备的。果断并非轻率鲁莽随意拍板决策行事，而是建立在审时度势、周密考虑基础上的。就以军事方面为例，胡林翼尝强调：“军旅之事，谨慎为先；战阵之事，讲习为上。盖兵机至精，非虚心求教，不能领会，矧可是己而非人？兵机至活，非随时谨密，不能防人，矧可粗心而大意？”[4](P142)他还强调：“侦探须确、须勤、须速。博访以资众论，沉思以审敌情。”[4](P143)显然，这是说在作出决策和付诸行动之前的运思和准备工作要谨慎周密，集思广益，不能唐突。但一旦认准的事情，或是迫切需要决断而容不得犹豫之事，胡林翼多能坚持定见和当机立断。像咸丰九年（1859年）胡林翼力主用满人多隆阿为前敌统将之事，就不失为典型事例。据知情者记述，当时胡林翼与曾国藩谋画合力图皖，太平军联合捻军进行防备和对抗，军事形势颇为紧张，胡林翼“乃日夜征调，驰书诸将领，规地势，审敌情，反复谘取，不为遥制。于时结营山阿，每风雪漫天，一病辄寝食俱废。左右请稍息”，而胡林翼“才思愈恢，不能自己也”。在诸将分散、岐议纷出的情况下，他“独居深念，恒用隐忧，以谓事权不一，兵家所忌”，“默计诸将中独多隆阿机智过人，且总统前敌，为朝使，欲下檄令围攻军悉归节制”。在曾国藩“力言其不可”的情况下，经与之反复谋议，意见还是不能统一，胡林翼“绕帐旁皇，呻吟昼夜”，可见筹谋之苦。而“一夕忽蹶起，曰：“兵事喜一而恶二三，屈我以伸人今日是也！”于是“径上奏，以所统军悉隶多隆阿”，以致“鲍超诸军大惊”，曾国藩得咨文“忧疑终日”[5](P218～221)。结果事实证明，胡林翼的这一决策，对解决事权不一、多头涣散的前敌军务弊情，扭转被动局面是颇为关键的。对此大局攸关之事，胡林翼先是再三斟酌，听取各方意见，特别是与曾国藩反复协商，在意见不能统一而胶着拖延下去有贻误大局之虞的情势下，一夕之间，拍板决策，径直上奏清廷，不复顾及其他，关键时刻，显出非同寻常的坚决果断。或评其“聪强敏给，事至应机立断，不以例文拘束”[6](P18)，看来确实不误。胡林翼日常也的确是以所谓“奋然果毅”[2](P585)的作风行事的。
不过，也应该注意到，与胡氏相知甚深的曾国藩、左宗棠辈，在这一点上却有异说。像曾国藩在给李续宜的一封信中就说胡林翼“于久经谋定之局，每至临事变其初计”，大抵其“德性之坚定，远胜于往年；而主意不甚坚定，犹不免往年游移之见”，并说左宗棠“谓其多谋少断，良为不诬”[7](P1631)。推敲起来，像他们的这种评论，都是因具体事情随机而发，未必真的能反映胡氏比较一贯的风格。再果断的人，在特殊时候和特殊事情上，也难保没有犹豫不决而失却惯常风格的情形。若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所谓胡氏“于久经谋定之局，每至临事变其初计”，或许可视为不拘成见，善于灵活应变的表现，这离开果决当然也是做不到的。
从“自制力”方面看，在胡林翼身上也有颇强的表现。纵观其人一生，有一个从“豪宕纨绔”到所谓“进德圣徒”的变化过程，中间无疑贯穿着一种莫大的“克己”功夫。这种“克己”功夫，显然便是自制力。自制力作为一个人凭借理智来支配和节制自己感情和情绪的能力，是意志坚强的人所不可缺少的。试想，胡林翼早年的耽于逍遥享乐，而及至出任地方官特别是兼统兵作战后，百务缠身，几无暇时，心力交瘁，甚至于重病缠身还要苦苦撑持。他经年戎帐，寝食非时，军务棘手，政事维艰。虽尝自叹“如丧家之狗，如翳桑之殍者屡年”[2](P267)，但终能以“愚公之山，精卫之石”自激自励，坚持不懈，矢志不移地拼搏下去，百折不挠甚至愈挫愈坚。咸丰九年，在异常艰难的形势下，胡林翼向朋友这样表态：“林翼从军已七年，尚未厌兵，私志尚欲创造规模，力开风气。”[2](P299)若是没有一种在使命感策勉下的刻苦自制，这恐怕是难以做到的。
从胡林翼的脾性看，似乎并不是那种向来就特别沉静的人物，颇有些火大性暴的本根。然而，为官理政，时常躁怒是要不得的。特别是在一些决不可丧失理智、需冷静熟思的关头，若躁怒发作或可贻误大事。而胡林翼在修养进德的过程中，制躁克怒也是颇见其效的。这在其处理湘系集团内部人际关系上表现的即颇典型。在该集团中，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可谓“三魁”，其中左宗棠生性骄傲、放任，对曾、胡都有轻慢欠恭之处。而胡氏对“其性情偏激处”，“一不与较，始终调护”[8](P51)，逢事酌予宽容。咸丰十年（1860年）间，朋辈有人在信中言及左宗棠不肯在用人方面自承错误的情况，胡林翼虽亦有同感，但解释说今春不欲与其抬杠，“恐伤其气”，“实则应谏之事、应抬之杠，均俟之异日也”[2](P579)。这种在特定时候隐忍“不欲抬杠”的情形，显然是离不开自制力的。胡林翼还一向耐心地设法调和左宗棠与曾国藩之间的矛盾，成为两人间削减摩擦的润滑剂，对协调其“三魁”之间的整体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胡林翼也有躁怒发作时候。咸丰十年新正，胡林翼在致下属的信中这样说：“连日军事孔棘，思虑多则精力短，肝火炽盛。今日张长泰来拜年，与刘綮来此，均怒色斥骂。幸饬省中新到者亦勿来此。”[2](P462)连给其上门拜年者都要怒色斥骂，可见简直到了气急败坏的地步。不过，“军事孔棘”的诱迫因素他说得很明白。如果说对与左宗棠这等关系的人物，他尚能够自制而不失态的话，那么对待下属吏员在个别场合下就显得有些“肆无忌惮”了。也许他觉得这种发泄无碍大体，但毕竟也是丧失自制的表现。甚至他自疑为病，给曾国藩的信中就言及：“林翼近月肝气决裂，见兵将尚和，见吏则怒不可解，有痛詈不堪者。自知太过而怒不可遏，大约是病矣。”[2](P478)可见，即使在这种时候，他的泄怒对象也还是有针对性的，主要是对“吏”而非兵将。想来，这“吏”也是他心目中的庸劣之辈，平时他对这流人物不就常有激愤指斥之词吗？当然，无论如何，这种“怒不可遏”的情状，也是一种失态。不过，既然他能够坦言其事，并“自知太过”，还是在力求克制的。人都有七情六欲，何况胡林翼这样的人物，在军政事务纷乱不堪而身心交瘁患有重病之时，有躁怒发作也不悖常情，关键在于自我察觉而尽量有所克制。这不禁使人联想到胡林翼非常敬慕的先辈林则徐，或说其人“性卞急”，在任江苏巡抚期间，“尝手书匾额于厅事之堂，曰‘制一怒字’”，因以评曰，“昔宋贤吕本中教属吏当先以暴怒为戒”，而林氏“以之自律，其克己功夫，尤切实矣”[9](761)。林氏若平素不常发怒，何须以“制一怒字”自律，有此毛病而不隐不讳，自省力克，故为人称道。这样看来，胡林翼也有类似之情。
至于“顽强性”，在胡林翼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他尝表示，“天下事，成败利钝，早已了然于中矣”，“惟经手未完，前此心血可惜。若不能竟成，自有一条洒脱自在法门。有一二几希之望，仍不如尽力干去。譬之大海遭风，已知万不可救，然苦无岛屿可望，行固不得活、不行亦必不得活也”[2](P229)。意思显然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行而寻万一生机。从当时清朝形势看，的确是危机重重，朝不保夕。胡林翼辈拼以死力地投身挽救，但最后结局如何，若辈也并不能有切实把握。其军政之务也是困难重重，他们正是以不计成败利钝、一味干去的顽强来支撑到底，决不灰心丧气，决不游移徘徊，决不半途而废，其“愚公之山，精卫之石”云云，正此之谓也。所以胡林翼能够抱定所谓“升沉祸福有定命”，“进退行止有定时”这种貌似宿命而实则对抗动摇的信念，把一切置之度外，以任何艰难都不能动“吾之毫末”的决心来竟其“经世”之业。为此，他可谓殚心竭虑，鞠躬尽瘁，以致未老先衰，疾病缠身。即使如此，亦无怨无悔，顽强坚持，死而后已。这固然首先是基于一种政治信念，但从“品格”方面视之，也自然是“顽强”的表现。
胡林翼的顽强是与他的胆量和气魄分不开的。在这一点上，似与曾国藩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对比。诚然，在对自我职志的认定方面，他们是基本相同的，并且，在坚持定见上，两人都有毅然决然而不轻游移的表现。胡林翼的有关情形，在前边述及的相关内容中即有所体现。曾国藩，像他在咸丰年间进驻皖南祁门，诸多将领僚属以为绝地之忌，力持反对意见，但曾国藩不为所动，坚持己见，即一典型事例 （而事实证明他的这一决策并不高明，险些使他葬身此地）。然而，从平时的胆力来看，曾国藩不抵胡氏，这就牵涉到顽强程度的表现。胡林翼更显强悍，而曾国藩较为谨守。胡林翼在艰难的境况下，也总是发愤“创造规模”，“力开风气”[2](P299)，而曾国藩平时的怀惧忧危之心事即颇重。没有地方事权时，他忧虑客寄孤悬，甚至曾借故委军回籍，知难而退；而当他出任两江总督又奉节制四省之命后，则又以盈满为惧，有道“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餗之咎也”[10](P684)。他果真上了这样的奏折，此后又接二连三地与乃弟曾国荃商议疏辞两席，有言：“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必须设法将权位两字者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可渐渐收场耳”[11](P926)。而在胡林翼心目中，曾国藩获得如此权柄正是湘系同党巴不得的好事，不但不需推让，而且正应该借以大显身手，故对曾氏的谨守颇显忧急，以“吴督之任，总以包揽把持，恢阔宏远为用”[2](P569)来督劝。从治军的情况看，与“谨守”的心理特征密切相关，曾国藩多年来一直以庄子的“两军相对哀者胜”之言为信条，治军“专主忧勤之说”，以将士是否有所谓“忧危之怀”[12]（卷上，P36）作为衡量军人素质优劣最重要的标准，故王闿运说曾国藩“治军愀愀然如秋，有愁苦之容”[13]（光绪七年二月十九日条）。而胡林翼治军打仗则显得少此“愁苦之容”而多敢于“放胆”之豪气，有言：“兵事无万全。求万全者，无一全。处处谨慎，处处不能谨慎”；“兵事怕不得许多，算到五六分，便须放胆放手，本无万全之策也”；“冒险二字，势不能免。小心之过，则近于葸。语不云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4](P119～121)！也正是由于胡林翼出于顽强果决乃至有时敢于冒险，故多能够不失时机。这样助成胜局的事例自然不少，当然也不免有造成危险情势之时。
二
上一小节主要是联系胡林翼从事军政活动的表现，从个性的“高因素”层面，来探讨其人的个性心理特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对的“低因素”层面（兴趣、习惯、气质等）就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个性结构的各层面和事项是密切联系着的。下面，拟专就“低因素”层面中的“气质”一项来做进一步的审鉴。
需要注意到，“心理学中所说的气质和日常人们所说的气质含义是不同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说的气质一般是指一个人的风格、风度以及职业上的某些特点等等。而心理学中的气质是指人生来就具有的典型、稳定的心理特征，表现出一个人心理活动的动力特点。所谓心理活动的动力特点，是指心理活动及行为进行的速度、强度、灵活性、指向性等特点”[14](P71)。同时还要注意到，气质由生理遗传因素而致的稳定性也是相对的，它也有受后天因素影响的可塑性的另一面。一般说来，“遗传因素对气质的影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小，环境因素对气质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扩大”，因而可以说，气质是“相对稳定性和可塑性的统一”[14](P80)。至于气质的表现类型，古希腊著名医生希波克拉底提出的多血质、胆汁质、黏液质、抑郁质这种基于生理基础的分类根据，就其本来意义而言缺乏科学性，但这种分类称谓和不断被丰富完善的各自所代表的气质表现，时至今日仍为心理学界所沿用，也为人们所熟知。
从前边揭示的有关情形看，胡林翼灵活好动，反应迅速，善于交往，情绪较易冲动，敏感而又直率等，这些应该说是他的主导倾向，所以他应该是属多血汁或胆汁质或这两者的混合型气质，而不是黏液质或抑郁质者。他的这种气质特点，对于他统军理政来说，利于比较果决麻利地处置军务政务，与各种各样的人随机交往，放手放胆地做事。虽说气质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智力发展水平，但它显然可以影响一个人智力活动的特点和方式。胡林翼的这种气质类型，起码对他的理政效率是有直接帮助的。当然，胡林翼随着年龄的增长，同时也随着他“进德”之境的深入，晚年他的气质特点也有趋于“内倾”的一定变化。这一点，与曾国藩似乎有着某些相似。
何贻焜在上个世纪30年代即撰就的《曾国藩评传》中，对曾氏的气质乃至个性即有研究，就其发展变化的情形论述道：
曾公之个性，就其发展言之，与年龄亦至有关系。早年时期，举动活泼，态度乐观，惟不免于轻浮，盖于多血质相近。入京以后，服膺宋学，一言一动，均有规律，感情虽无甚变化，理智则异常丰富，盖与神经质（即忧郁质）相近。治军以后，意志坚强，态度沉着，虽屡经败衄，仍能本其“屡败屡战”之精神，贯彻始终，盖与胆汁质相近。暨乎晚年，饱经忧患，洞明世故，一举一动，必属权利害，顾虑周详，虽因过于慎重，受人非难，亦所不恤，盖与黏液汁相近。近世之论者，谓才子之气质属于多血质，学者之气质属于忧郁质，豪杰之气质属于胆汁质，证诸曾公生平，亦觉类似。曾公早年爱好诗文，行为浪漫，固翩翩风流之才子也。及精研义理，讲究躬行，一念之微，在所必慎，固道貌岸然之学者也。暨乎陈师鞠旅，势在必克，大敌当前，义无反顾，豪杰之行事，顾不若是哉？[15](P101～192)
且不说所论是否全有道理，但其这样审察认识曾国藩的气质变化，对于我们认识胡林翼的气质情形，不无一定的启发意义。气质的确有其可塑性的一面，不但是外在环境的影响，而且内在的修养因素更不可小觑。曾国藩即尝言；“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以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化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接着，他举出自己早年最好吃烟，后来坚决戒之的事例来证明，进而说：“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11](P827)当然，曾国藩这里所言“气质”，也许并不完全符合现在心理学意义上的内涵，而与通常所说“天性”相近，但无疑也与心理学意义上的“气质”大有相通之处。说明曾国藩辈自己，也觉察读书修养对于自己气质乃至个性变化上的影响作用。曾氏不是对胡林翼晚年有“进德之猛”的感慨吗？这种“进德”对气质自然是会有影响的。有人对曾国藩和胡林翼有这样的比较评论：
国藩以乡曲之儒入翰林，与宋学家唐鉴、倭仁等游，研宋儒义理，以日记自课，痛自绳检。继乃破门户之见，扩而大之，兼治考据及古文辞，博览群籍，讲求经世之学。盖不为程朱一派所囿矣。然自律谨严，始终一概，固无愧有清理学名臣。林翼则少年本跅弛之士，以才气自喜。于先儒性理之学，非所究心。后乃折节向学，研讨义理……迨誉望日著，而自修愈虔，故国藩深叹其晚年进德之猛。国藩以德著而才略非绌。林翼以才著而德量亦宏。故扪虱谈虎客有言：“圣贤而豪杰者，曾公也；豪杰而圣贤者，胡公也。”于此可见曾、胡同处，亦可见曾、胡异处。若胡林翼以权术交欢官文，国藩所不屑为，亦不能为也。欧阳兆熊谓：“历代史书人物，跅弛不羁之士，建立奇功者有之，至号为理学者却少概见。胡文忠以纨绔少年，一变而为头巾气。究竟文忠之所以集事者，权术而非理学也。”此盖深恶当时一班假理学之名而营膴仕者，敌以林翼为说。[8](P62～63)
论者认为曾国藩、胡林翼终究皆为德才兼具的人物，并大致认同两人一圣贤而豪杰、一豪杰而圣贤的不同演变径向，但对胡氏的成事终赖权术而非理学的说法不表完全同意，认为这是深恶假理学之名而钻营官禄者“故以林翼为说”。仔细审察，胡林翼在“进德”日猛的晚年，表象上似乎是比以往显得带上了一些“头巾气”（即书生的迂腐气），但的确内里仍不失“豪杰”本色。由此联系其“气质”表现，一方面晚年是有趋于“内倾”的一定变化，但总体上仍是“外倾”型者，即多血汁或胆汁质或两者混合型的气质表现。从职业适应性方面看，外倾气质者一般更宜于成就“外王”之业，而内倾气质者则更宜于进行“内圣”的磨炼。当然，内圣外王的有机统一是曾国藩、胡林翼辈追求的理想目标，而气质的先天性因素所带来的非适应性的一面，与其目标之间不免形成一定矛盾，他们便都在气质的可塑性方面发挥了尽大的主观能动性，来解决矛盾，寻求适应，尽管各自径向不一，但可谓殊途同归。不过，无论如何，先天的气质奠基也是不能彻底改变的，到头来，气质上胡林翼比曾国藩更具外倾性的特点是醒目的。曾国藩也明确认定胡林翼具有特出的“轩昂豁达”[16](P2256)，这与胡林翼在“豪杰”、“霸术”的表现上更胜曾氏一筹，应该说不无密切关系。
总之，无论哪一种“英雄豪杰”人物的出现，既不可忽视时势的造就因素，也不可忽视个人条件，其中即包括个性条件。从心理学的角度考察这方面的因素，不失为一种人文取向。本文对胡林翼的个性特征与其军政作为关联的考察，就是基于这种立意的一个尝试。
收稿日期：2008-11-02
注释：
① 胡林翼（1812～1861年），字贶生，号润芝（也作泳之或润之），湖南益阳人，出身于官僚富家。道光十六年（1836年）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在京供职数年，后丁父忧回籍，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报捐知府分发贵州。咸丰四年（1854年）携黔勇数百人北上对抗西征太平军，先隶曾国藩麾下，后分军在湖北战场作战。咸丰五年（1855年）三月署理湖北巡抚，次年十一月实授。他成为湘系集团中真正有开府施政条件的第一个疆吏大员（江忠源虽早于他被授安徽巡抚，但未能真正开府施政便在战场上败亡），在湘系势力的崛起过程中发挥过无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