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名实论文,历史地理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00)06-0093-04
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建国以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它既丰富了地理学的学科理论，又对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起到了良好的借鉴作用。但经过这些年的学习和研究，我们发现，这门学科存在着需要“正名”的大问题，兹提出来与学界同行探讨。
所谓正名，乃是从学科自身的属性出发来考虑的。
在我国大学的地理系使用的教科书参考书中，历史地理学是划分到人文地理学门下的。这里我们先假定这种划分是正确的，那么，问题是，对于人文地理学的其它分支学科来讲，“××地理学”都是指“××”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科学。比如文化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的，军事地理学是研究军事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像人口地理、聚落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旅游地理等分支均可作如是理解。那么，历史地理学为什么就不是研究人类历史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的学科了呢？为什么我们对历史地理学的定义偏偏就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学科了呢？又如，几乎所有的地理分支学科都可以按照其学科名称的偏正结构去理解，如文化地理学主要是从地理学的角度去研究人类文化，经济地理学主要是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经济，政治地理学主要是由地理学的角度研究政治……为什么唯有历史地理学例外，不是由地理学的角度研究社会历史呢？现实的历史地理学根本没有走从地理学的角度去研究社会历史这一条路，相反倒是由历史角度（或时间维度）研究过去的地理环境。其实，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应正名为“地理历史学”（由历史角度研究地理），似乎应将其归类于历史学科。而真正意义上的名正言顺的历史地理学（即由地理学的角度研究社会历史，研究人类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应归属于地理学。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的命名都有悖于科学规范。
我们认为，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不符，有它产生和存在的历史原因。
首先是西方文化传入的问题。我国古代学术中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人文地理学的，只是在西学传入之后，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扩大而“引进的”。由于这种交流基本上是单向的，所以主要是我们从西方借鉴他们的理论和方法。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翻译介绍过来的有关论著，所使用的概念都是一致的，即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科学。但我们不解的是，第一，这种翻译是准确的吗？第二，假定翻译准确，那么对同一概念的理解，中西之间是对等的吗？我们认为，倘若不是，说明我们有自我反省、重新译介的必要；倘若是，那么地理学界应该提供这么一个机会，让各国学者来讨论一下，历史地理学名实之辨的必要性。
其次是中国传统学术对考证的情有独钟。沿革地理长期在中国地理学中占据主导地位，许多学者热衷于对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及其演变的探微考证，不少学者埋首书山潜心考据，耗尽毕生精力，而对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缺乏兴趣，乃至在地理思想上形成一统的思维定势。严格地讲，中国历史上的历史地理学只有沿革地理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缺乏西方那样具有理论地理意义（即致力于人地关系研究）的历史地理学，更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的历史地理学，其学科名称中的“历史”二字实质上只有“历史上”（或“过去”、“沿革”、“时间”）的涵义，与历史领域或人类社会历史没有直接的联系。美国著名地理学家哈特向曾在《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评述》中指出：“历史地理学这个术语中‘历史’一词的意义并不意味着他与历史领域有直接联系，却是用于‘历史上’的这个意思，表示指的是过去。”这也充分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命名确实有名实不符之弊。
再就是因为环境决定论在中国的遭遇。讨论人类历史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这实在是一个重大而又极有意义的问题。事实上，即使没有所谓的历史地理学，古今中外也照样有许多人关注于此，作出自己的研究努力。可近代以来则不同了，在西方学术进步的影响下，学问的研究需要分门别类，那么，到底应该把这方面的研究划入哪一类呢？
涉及人类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势必要谈到地理环境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一问题还与社会发展史有关，也与哲学有关），那么地理环境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究竟起着怎样一种作用呢？抽象地、笼统地回答这一问题，似乎属于哲学的范畴，而具体地、详细地讨论区域的、小时段的这类问题，则应该属于历史地理学。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六十年代的文革时期，中国人通过学习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从革命导师那里得到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地理环境是多少万年来也没有什么变化的，而人类社会却能在很短时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言外之意，源自孟德斯鸠的地理唯物论和拉采尔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不仅一文不值，而且还显出其学术的反动。既然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那么，再讨论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不仅会显得不识时务，而且也就等于自觉站到了革命导师的对立面。这样一来，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又如何能进行呢？其最终结果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在我国被“批倒斗臭”几十年，只是前几年才有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的宋正海等人提出要为这一观点翻案，但主流文化却对此听而不闻。
即便如此，学界中总有不合潮流的“异端”存在。比如在国内学术界，关于历史地理学的科学属性问题，就曾有过一段激烈的争论。争论中的观点大致分为三派：一种认为历史地理学属于历史学，一种认为应属于地理学，还有一种则认为它是历史学与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分析争论的情况我们发现，提出历史地理学是属于历史学的，多数是历史学界的学者，包括一些知名学者。认为历史地理学应属于地理学的，则明显多数是地理学界中人，而边缘学科的一派，则多兼擅历史学与地理学之长，此前便已在两大领域中纵横捭阖的。然而，论争的结果却是以第二种观点的取胜而告终。反对的声音虽然还有，却已是日见微弱。可矛盾依然存在，这就是，一方面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让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地理学了。而另一方面，后来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学科划分时，却又将历史地理学列为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同时在地理学中取消了这个二级学科，改划在人文地理这个二级学科之下，成为一个三级学科。并且，值得一提的还有，“复旦学派”一直有自己的保留意见，认为一是由于历史地理的研究是以文献资料为主，并主要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所以与历史学有密切关系；再就是历史学是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重要方面，研究历史离不开当时的地理环境。
中国人是习惯于统一思想的。“地理学派”胜利后，许多人纷纷转向这面大旗底下。一般热心于此项研究的学者便只顾低头拉车，而不再抬头看路。首先是在不辨不察中就认可了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科学的观点，然后就埋头书海，做他的考证研究去了。我们当然不否定这些研究的价值，但是他们没有真正搞清楚这一学科的名称与内涵上存在的问题，则是不争的事实。
历史学与地理学之间的交流，在古代中国根本不会作为一个问题来提出。古代的大学问家，许多人既是历史学者，又是地理学家。即便有人偏重于某一方面，两者间的交流也如鱼游水中一样自然无碍。我们看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看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便可知道，历史学与地理学的分离是后人的事，可如果说是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呢，恐怕也不尽然，因为在西方，史地结合更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如拉采尔等人既是历史学者又是地理学家，他们在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上远远超过了中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亦是如此。在中国，史地交流的中断，主要是由于近现代未经科学审视的学科大分化，以及后来的对地理环境决定论大批判。好在有了一个“历史地理学”可以作为沟通的桥梁了，却又被“王母娘娘”拆散。事情的直接后果是，许多历史学家写了一辈子文章也没用过一幅地图：他所论说的地名不知如何能清楚地在他头脑里再现，而活动的人物又不知是如何从此地又移到了彼地？（在这方面，台湾学者做得就很好，比如柏杨在他的《白话资治通鉴》中，每册都附有大量地图。一套十八册的《中国历代战争史》，所用地图之多会让专治地理之学的人也十分惊讶。）许多历史学专著与教科书中，很难发现一点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地理背景和地理环境影响作用的论述。史学家们把与人类历史发展有关的大量地理信息或与地理环境有关的大量历史信息抛弃了，以致史学中的许多问题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圆满回答，不少至今还是有待破译的“密码”。至于地理学呢，由于对地理环境决定论谈虎色变，便不再探讨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再关注重大社会问题，因而对政府的宏观决策便不再有用，既无法与原苏联—俄罗斯的地理学者在国内的地位相比，比之英美等国地理学者对政府重大决策的智囊参谋状况，更无法望其项背。
其实，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的作用，始终应该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质上是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及相互制约的历史。离开了地理环境你不可能说明白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因为人类是自然之子，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要在地理环境这个基础之上，人类历史的基础存在于人化自然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之中。地理环境的性质在一定条件下可引导历史的走向，决定文化的特质。只有了解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及其作用，才能正确而又全面地了解历史，了解文化的衍生背景、形成机制，才能发现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某些奥秘。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深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许多历史学者都将历史理解为一个个重大事件，看不到历史的真正基础在于人化自然的创造，置地理环境的重大作用于不顾，把一部异彩纷呈的历史总括为一部阶级斗争史，轻视地理背景及人地关系的分析，极少“究天人之际”。几乎放弃了空间的观察角度，只守着时间这一条线。许多历史问题的阐释，没有地理环境的背景，给人以踏空和失重的感觉。翻开近年出版的众多历史专著及教科书，无疑弥漫着浓厚的地理虚无主义思想。国内不少学者至今仍把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理环境影响的研究视为禁区。使得正常的学术研究无法进行。这种糟糕的学术风气，是到了该痛加改变的时候了。试想，闭着眼睛硬不承认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的重要作用，又哪里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而把地理环境逐出社会历史，不是一种典型的唯心史观又是什么？
学者生活于社会，他并不用去积极谋求其他社会成员的认可，也不必倾心于“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但历史地理学本身的特殊性，使得它应当担负起自己应负的重任。试想，像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倘若不是主要由历史地理学来承担的话，还会有什么更合适的学科呢？历史学与地理学之间的交往既有需要，又有可能。只要互相看清彼此的优势，古代学术中史地结合的优良传统在这里正可以充分的发扬。可我们发现，地理学在史地结合的研究上比历史学更加迟钝，地理学界在许多重大的社会历史事象面前十分漠然。这与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很不协调。在学科调整和课程设置上，地理学界日益减少了与历史学界、社会学界、文化学界的对话。当自然科学的人文关怀已经成为国际共识的时候，中国地理学的发展现状令人担忧。如果说，历史学者忽视了空间观察的角度会使他对真理的认识带有很大的局限的话，那么，地理学忽视人文关怀，漠视对社会历史发展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必将影响它自身的发展前途。
历史地理学已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几十年来，我们把“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任务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头上，的确是有欠思量的。那样一种任务，它该有另外一种“名分”，如果考虑它与历史学的衔接，则可以称之为“地理历史学”，即从历史角度或时间维度研究地理环境。事实上，过去与现在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学者，历史学界远多于地理学界。而真正意义上名符其实的“历史地理学”，应该回归于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河南大学程民生教授提出“历史的地域性研究”，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曹诗图教授提出的“社会发展地理研究”，就是有鉴于现实中的历史地理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之学，可见名实之辨是必要的。相信随着历史地理学的实至而名归，将会使“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的研究，步入一个健康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