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学思潮与我国跨世纪的精神文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精神文明论文,跨世纪论文,人学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吸收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也为迈向21世纪的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战略方向。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 经典作家在这里使用的“文学”一词是指人类在科学、艺术、哲学等方面的创造成果而非仅指文学作品，确切含义是说随着物质文明的全球化，精神文明也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离不开“全球化”这个大环境，关键在于准确地把握西方思潮的实质，科学地认识西方思潮与我国传统文化积淀互动的机理，从而在整合中西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为我国跨世纪物质文明建设和全世界在21世纪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巨大精神资源的新型文明。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必须研究现代西方思潮对于我国影响较大、持续时间较长、构成一定时期时代精神鲜明特征的学说与流派，解析其作用于中国当代社会的途径与人们引以共鸣的主、客观两方面的境况。近20年，在中国社会，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持续影响的西方人学思潮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例证。
西方人学思潮发轫于19世纪中叶。它一出现就以理性至上的古典哲学终结者自居，先后经历了唯意志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阶段。这一思潮流派繁杂、学说丰富，各派理论互不服膺，独标高格，但大多具有反理性、反科技、强调人的内心体验等特点。19世纪的西方人学思潮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论”认为，世界是人的生存意志的表象；生存意志是万事万物存在与运动的根源，是生活的基本。人生是痛苦的，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途径有三种，即哲学的沉思、艺术的直觉、宗教的信仰。尼采的“权力意志论”主张，世界的本质是权力意志；权力意志主宰人类社会的一切，它的体现者是超人，即自我完善、自我超越、具有无限创造力的人；上帝死了，超人取而代之。
进入20世纪，西方人学思潮一改叔本华、尼采的夸大的神话叙事风格，转入娓懿的日常叙事风格。弗洛伊德主义认为，人的精神活动是有层次的，分为意识、前意识、潜意识；把非理性活动的本我、理性活动的自我与超理性活动的超我协调起来的人是健全、健康人格的人。50、60年代风靡欧美，80年代倾倒众多中国青年学生的萨特“存在主义”主张，宇宙间只有人才是真正的存在，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人的存在是人自由选择的，人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
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是一种“深刻的片面”，西方人学思潮也不例外。当下这种思潮与我国社会精神领域某些现象和倾向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人们对时下的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颇多指责，将其与西方思潮，特别是主张以人性否定理性的思潮联系在一起，是有一定缘由的。思潮对人发生作用，是由于人所处的主、客观环境存在着这种思潮植入的需求。人学思潮之所以能够在近20年的时段中，对于我国青年学生产生持续的影响绝非偶然。当代国人处在三种文明形态与两种体制模式的时空交汇点上，其精神生活斑驳绚异的形态为世所仅见、史所罕见。皈依世俗神性的前工业文明（农业文明）、尊奉科学理性的工业文明、崇尚人性自由的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但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各种文明形态质的不同因素混然杂陈，反向作用力仍不时地以各种方式困扰着历史发展大趋势。与文明演进相伴生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体制转轨与文明演进共同构建了当代中国人生活的历史时空。这个客观情势导致精神领域“问题集群”的出现，其破解之道相当艰巨与复杂。
几十年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在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中每个人的自适应性就是在已安排好的社会系统中，通过结构规则允许的过程，进入到固定的位置。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决定性制约作用的行为机制是最少出错率和人格规则化两种精神指向。计划经济体制对个人精神最大的影响，是用一整套外在的、刚性的、形式化的“他制他律”导向机制，把人最富创造力的主体性湮灭在机械的社会组织结构中，通过惩戒和奖掖两种手段，把最少出现或不出现计划体制所不允许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人作为人格的标尺。加之几千年封建农业文明的积淀，使得计划体制下人的精神生活整齐划一，封闭匮乏。
改革开放以来，国门开放、新的经济体制逐步发展、完善，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精神生活日益丰富，却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所谓“精神滑坡”尤为引人注目。精神领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是新的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三种文明形态、两种体制形态共时性存在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前工业文明的文化积淀融合进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共同浇铸了被动的、消极的他制他律的精神取向。这种精神取向在体制转型阶段，由于旧体制正处于解构期，新体制尚未规范地建立起来，没有被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精神文明所取代，且仍在潜移默化中起着作用。计划经济高度组织化、程式化的“他制他律”的外在制约体制日趋松驰，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给处于无所皈依状态的相当一部分人提供了精神家园。叔本华的“生命是痛苦”的学说，给在体制转型过程中失去一部分既得利益的人们，提供了一剂怨天尤人的精神麻醉剂，终日徒呼奈何，荒时废业。尼采的“权力意志论”，给利用体制转轨的某些欠缺飞黄腾达的“暴发户”，提供了贪婪攫取社会财富的理论依据。萨特的“他人就是地狱”的论断，被某些绝对个人主义者奉为准则，把市场竞争理解为与他人为敌，坑、蒙、拐、骗无所不为，以“人人都这样干”为开脱自己的遁词。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西方思潮中某些科学、合理的部分，为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提供了积极的建设性的精神资源。例如，这种思潮共同的基本主张——人性至上，日益内化为国人的自觉行动，并与中国“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结合起来，转化为一大批全国性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义举，如救助贫困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帮助特困职工的“温暖工程”、救济老、少、边、穷地区妇女的“幸福工程”等。西方人学思潮推崇人的主体性，有助于引导人们克服长期计划体制形成的“等、靠、要”的惰性，以市场竞争中独立主体的精神面貌出现，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潜能，改善自身境况，完善自己人格。客观地认识西方思潮对我国精神领域的影响，科学地借鉴其精华为我所用，是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为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向深入，使其内化为每个共和国公民的道德自省、行为自律、精神自觉，我认为在导向上，应把国民的人格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明确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的全面发展。
在精神领域具体问题的解决上，应突出措施的人本性、形式的多样性、方针的科学性和法规的严肃性。在文明递演、制度变迁的历史性转变时期，应密切关注国民心态的演化与嬗变，切实有效地解决人民群众反响强烈的热点问题，创造老百姓安居乐业、情操升华的社会精神生活环境，为在下个世纪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提供丰富的智力支持和巨大的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