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福利标准理论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利论文,理论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福利标准理论是西方福利经济学中用于判断任意两种不同的社会状态孰优孰劣的理论。所谓的社会状态，或者社会形态，是指一个社会的整体状态，既包括它的经济方面，也包括它的政治、社会、安全、文化、习俗或习惯等等方面，它综合一个社会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而不仅仅是其中的某个层次或某个方面。例如，社会状态A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状态B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而且，任何一个社会状态，如果它在某个方面是有变化的，那么，它就可以成为另外一个不同的社会状态。例如，社会状态C是没有实施延迟退休制度的中国，社会状态D是假设已经实施了延迟退休制度的中国。那么，社会状态A、B孰优孰劣？社会状态C、D孰优孰劣？ 西方福利经济学认为，判断社会状态优劣的最根本标准是：社会福利是否增进或者增加。所谓社会福利，是指一个社会状态的福利的总体水平。 那么，如何判断社会福利是否增加了呢？西方福利经济学中关于此问题有许多的研究成果，其中一类成果就是西方福利标准理论。西方福利标准理论包括了多种不同的判断标准，它包括帕累托标准、各种补偿检验、基于基数效用的各种福利标准等。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讨这些不同判断标准流行或兴起的原因，以及所有这些福利标准理论的本质共性。本文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分析帕累托标准为什么会流行；第二部分分析基于基数效用的各种福利标准为什么会兴起；第三部分总结西方福利标准理论有哪些发展动向；第四部分分析西方福利标准理论的本质是什么。最后，本文进行总结，说明西方福利标准理论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一、帕累托标准为什么会流行 帕累托标准是福利经济学乃至整个西方经济学中最广为人知的名词之一。帕累托标准最早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在1896、1897年出版的两卷本意大利文著作《政治经济学教本》（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中提出：“当某种分配标准为既定时，我们可以遵照这种标准，研究何种状态会使集体中各个人达到最大可能的福利。让我们考虑任何一个特定的状态，并且假定在适合所包括的关系方面做一很小的变动，如果这样做以后，每一个人的福利都增进了，显然新的状态对每一个人就更有利；相反，如果所有人的福利都减少了，则新的状态对于每一个人就没有利。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这种小变动使一些人福利增进，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那么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就不能认为这种改变是有利的。因此，我们规定最大偏好状态是：在那种状态，任何微小的改变，除了某些人的偏好依然不变而外，不可能使所有人的偏好全增加，或者全减少。”①这里提到了严格帕累托标准（Strict Pareto Criterion），即如果某种社会状态x跟另外某种社会状态y相比，至少一个人的福利更高，而同时又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福利更少，那么，社会状态x就优于社会状态y。这里也提到了弱帕累托标准（Weak Pareto Criterion），即当且仅当所有人的福利都增加时，该状态才是好的。 然而，直到1939之后，帕累托标准才在福利经济学的分析中流行起来。那么，为什么帕累托标准没有在它刚刚提出之时就流行，而是到40多年之后才流行起来呢？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帕累托标准最初只是出现在意大利文的文献当中，所以，无论是在英语文献的影响方面还是意大利文献的传播范围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影响力最多也只是在意大利和法国。 一个事实是，在帕累托提出并应用帕累托标准之前，有关补偿检验的思想就已经在讨论某些问题的时候被涉及了。“补偿原理或补偿原则（Compensation Principle）可以追溯到杜丕特（Dupuit）和马歇尔，他们使用了消费者剩余的概念来比较消费者的损失（例如由于过桥费或者货物税而导致）跟政府的获益……杜丕特和马歇尔使用的是局部均衡的分析，而帕累托却是首次把这一概念（指补偿原理——引者注）引入到了一般均衡理论之中，用于证明竞争性均衡的最优性。”②其后的有关研究还包括：勒纳（Lerner）于1934年把补偿原理应用于度量垄断势力（可以认为，这是勒纳独立地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时候）；霍特林（Hotelling）于1938年直接使用了补偿原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货物税不如所得税。直到1935年，帕累托的研究才开始在英语文献中被得知。③ 其二，帕累托本人在提出帕累托标准的时候，也并没有把它作为自己的重要思想的一个部分。在1896、189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本》中，帕累托说明了一般均衡思想与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其前辈瓦尔拉斯的说明要更准确更精细，但是这些纯理论的部分仅仅占到了800页篇幅中的75页。在1906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指南》（Manuale d'economia politica）中，帕累托提出了被认为是对于一般均衡理论最基本贡献的“社会的最大偏好状态或者社会的最大满足状态”（the maximum of society's ophelimity），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然而，这个被现在引用最多的部分也仅仅只是在该书的最后一个部分“数学附录”中出现而已，篇幅还不到全书的四分之一。④因此，有关帕累托标准的思想并没有很快地被传播和讨论。 其三，帕累托标准能够避免对效用进行人际比较。 在1920年到1939年之间，西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处于旧福利经济学时期，该时期以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A.C.庇古出版代表作《福利经济学》为标志，其主要特点是使用基数效用进行定量分析。但是，长期以来，关于旧福利经济学所使用的基数效用的合理性，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有反对者认为，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是不可以用基数来度量的；一个人的效用和另一个人的效用是不能够进行比较的；适用于所有人的基数效用的度量单位是不存在的；尤其是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意味着富人的货币应该转移一些给穷人，对此主张，有些人是比较反感的。而帕累托标准则完全可以避免上述这些问题：帕累托标准不需要确切地知道或者度量出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数效用水平，只要知道是否“至少一个人的福利更高，而同时又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福利更少”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只要知道个人福利是否更高或者更低而不需要知道确切地高多少或者低多少。因此，帕累托标准的使用实际上是建立在只对个人福利进行序数度量的基础上的。“在世纪之交，V.帕累托，一位伟大的意大利经济学家，第一个定义了不依赖于基数和可比性这些假设的社会福利概念。帕累托被认为是序数效用理论之父”。⑤ 其四，帕累托标准迎合了20世纪30年代的主流观点。该观点认为，经济学研究不应该涉及价值判断，不应该涉及效用的人际比较。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经济学应不应该讨论价值判断的问题发生了一场大争论。争论的一方是罗宾斯。罗宾斯认为，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结合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经济学不应该涉及伦理的或价值判断的问题；经济学中具有规范性质的结论都来自基数效用的使用，因此经济学应该避免使用基数效用。最终，罗宾斯获胜，其结果就是，基数效用被序数效用彻底地取代：“正是罗宾斯《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的出版，引起了该问题（指福利问题——引者）上的大飞跃，促进了微观经济学家们一种新的研究课题的产生，这就是习惯上所称的‘新福利经济学’。”⑥而帕累托标准恰恰适合了这种转变，它不需要进行效用的基数度量，不需要进行效用的人际比较。实际上，远在罗宾斯等人的争论之前，帕累托本人就认为在经济学研究中应该试图避免涉及价值判断：“我并不认可存在一种优于实验方法的理性方法：我不认为人们能够研究应该是什么的问题；相反，我努力去找出那些存在于现实之中的东西。”⑦ 总之，帕累托标准在提出之后没有很快地被讨论和广泛接受，有帕累托本人方面的一些主观和客观原因；而在帕累托本人去世之后、在帕累托标准最初被提出40多年之后，帕累托标准最终得以流行起来，则是因为它适合了当时的主流观点，而这是并不取决于帕累托本人的意愿的。 二、基于基数效用的各种福利标准为什么会兴起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基于基数效用的各种福利标准流行了起来，它们的共同点是以基数效用为基础而构建社会福利函数，这样的社会福利函数把各种社会状态x、y等等下所有社会成员的个人福利（以基数效用表示）直接转换为一个相应社会状态下的社会福利值W1、W2等等，如果W1＞W2，那么，社会状态x就优于社会状态y。 基于基数效用的福利标准有很多种。例如，效用主义（utilitarianism）或功利主义的福利标准。它把社会福利看作是所有社会成员的福利或效用的简单加总，任何社会成员的福利都被平等地对待，即
，其中，代表社会成员福利水平的“
”是可以用具体数字1、2、3等等来度量的基数效用。效用主义是哲学中的一个派别，19世纪20年代，在耶利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等人的影响下逐渐流行了起来。该观点认为，社会行为的目的应该是最大限度地获得普遍的福利，或者说应该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同时，该观点反对歪曲个人福利，反对把社会福利仅仅看作是国王、贵族和教会等一部分特殊人群的利益。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也是它得以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再如，精英的福利标准也是基于基数效用的。其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是：W=Max（
），即社会福利水平取决于社会中效用最高或境况最好的那部分人的福利水平，所以，社会应该使最大效用者的福利最大化。 基于基数效用的各种福利标准的兴起，意味着福利标准理论放弃了序数效用而重新使用基数效用。那么，基于基数效用的各种福利标准为什么会兴起呢？ 首先，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提倡使用序数效用的新福利经济学陷入了困境。 新福利经济学所面临的第一个困境是：帕累托标准、各种补偿检验都不能圆满地给出关于各种可能的社会状态的完全排序。帕累托标准不能得出完全排序是因为它对于以下情况是完全不适用的，即某些政策或者改变会使一部分人的福利增加而同时使另一部分人的福利减少。为了弥补帕累托标准的这个缺陷，从1939年开始到1957年，陆陆续续地出现了卡尔多标准、⑧希克斯标准、⑨西托夫斯基标准和李特尔标准等等，⑩它们被统称为“补偿检验”（compensation tests）。但遗憾的是，这些补偿检验都存在内在的不一致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福利函数的概念被提出来了。每个社会都有一个社会福利函数，根据这个函数，每种不同的社会状态都可以对应一个社会福利序数值，这样，也就相当于对所有社会状态给出了一个排序。然而，阿罗的研究给了社会福利函数当头一棒。 新福利经济学所面临的第二个困境是阿罗不可能性定理。(11)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指出：满足了某些理性的、合理化的基本条件的社会福利函数是不存在的。这说明，社会福利函数也不能够解救帕累托标准等问题，福利标准理论彻底走入了死胡同。事情的转机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 其次，只有使用基数效用才可以解决新福利经济学所面临的困境。 20世纪70年代，森等人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导致阿罗不可能性结论的原因，即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只适用于投票式的集体选择规则，而该规则无法揭示出有关人际效用比较的信息。(12)也就是说，要突破阿罗的不可能性，必须获得更多的关于人际效用比较方面的信息。这一点，只有基数效用能够做到。由此，福利标准理论开始重拾基数效用，出现了各种以基数效用为基础的福利标准。 从信息揭示的角度来看，帕累托标准进行判断所需要的信息是最少的，只需要知道是否有些人受益而同时是否有一个人受损就可以了；各种补偿检验需要对由于社会状态发生变化所产生的受益总量和受损总量进行进一步的测算和比较；而基于基数效用的福利标准则需要最多的信息：每个社会成员是否受损或者受益？每个社会成员受益或者受损的具体程度如何？当然，所需信息越少，其应用越简单，所适用的问题范围也越窄，例如帕累托标准，就是这种情况。因此，所有的福利标准，跟其他所有的理论或者模型一样，都面临一个应用条件与适用范围之间的权衡取舍问题。 最后，基于基数效用的各种福利标准的兴起，顺应了非福利主义逐渐取代福利主义而成为福利标准理论主流观点的这一潮流。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整个福利经济学界都认同福利主义的观点。福利主义的观点主要有：人们道德行为的目的应该是个人自身福利的提高；在这样做时，人们只考虑他个人的福利；“个人福利（individual welfare）可以被看作是个人的wellbeing（即平安、健康、幸福、福利、兴盛等——引者），或者更明白地说，是个人的快乐，这种快乐包括声色（sensual）的享受和痛苦以及精神上的愉悦和折磨。”(13)个人是他自身福利水平及福利变化最佳的、唯一的判断者；个人福利可以用效用来度量；社会应该追求整个社会所有社会成员福利的最大化，或者说应该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可以看到，福利主义认为，个人福利与社会福利是一致的，个人福利与个人福利之间是平等的，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是同等的。简而言之，福利主义有两个主要观点：一是个人是具有福利的，而且，可以量化并进行比较；二是对个人福利进行加总来获得社会福利。(14)因此，效用主义是一种福利主义，只不过效用主义是采取了对所有个人福利进行简单求和的方法来获得社会福利的。 20世纪70年代之后，福利主义逐渐没落，以福利主义为价值判断所进行的研究逐渐不再是主流，(15)取而代之的是非福利主义。非福利主义主张，社会福利不能仅仅取决于个人福利，而是还要更多地考虑个人福利之外的社会价值观念等问题，例如，社会公平正义观念、个人权力的界限等等。这里可以看到，首先，非福利主义完全不认同福利主义的第二个主要观点。非福利主义认为，社会福利可以根据各种不同的价值判断进行加总获得，而并非对所有个人福利进行加总就可以获得，例如，上文中提到的精英的福利标准，就是一种非福利主义的观点。其次，非福利主义认同福利主义的第一个主要观点，即个人福利是可以量化并比较的，因为，要融入某些特定的价值判断，就意味着要对某些个人福利进行人际比较，而序数效用不能够进行完全的人际比较。因此，非福利主义认可且认为必须使用基数效用。这也是基于基数效用的各种福利标准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非福利主义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一是个人福利可以量化并进行比较；二是社会福利不仅仅考虑个人福利，还要考虑特定的价值观念。 从非福利主义的观点来看，阿特金森（Atkinson）总结了福利主义福利标准的四方面的理论困难：该标准所使用的效用本身很难进行人际比较；因为对个人效用进行了加总，所以该标准忽略个人之间的效用分配问题；某个单个的社会成员很可能坚持不止一种福利标准，例如某个人可能追求自己的最大幸福，但同时也追求个人自由，这就是福利标准的多重性（plurality）；社会成员所坚持的福利标准具有多样性（diversity），即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福利标准体系，例如，有的人关注个人自由，而另外有些人则关注社会正义。(16) 三、西方福利标准理论的发展动向 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福利标准理论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动向，主要是非福利主义的福利标准逐渐流行以及以行为福利经济学为基础的福利标准逐渐兴起。 西方福利标准理论的发展历程说明，要获得对社会状态的完全排序，必须使用基数效用、必须使用特定的价值判断；在判断社会状态优劣这个问题上，价值判断是不可回避的。这就是非福利主义福利标准的共识。 非福利主义的福利标准，除了上文所提到过的精英的福利标准之外，还有最大最小或罗尔斯主义的福利标准。其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是：W=Min（
），即社会福利水平取决于社会中效用最低的那部分人的福利水平。美国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认为，(17)在假设的“初始状态”（original position）下，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不知道自己的需要，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关于个人的信息都处在“无知的面纱”（veil of ignorance）下。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意愿将社会产品和利益进行平均分配，除非不平均的分配是为了使福利最低者的个人福利能够增加并达到最大。因为在初始状态下，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福利最低者，而每个人又都是风险厌恶型的，所以，社会应该采用使福利最低者的福利最大化的原则。 由于最大最小标准是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只涉及部分社会成员的一个标准，所以，在讨论不同人口规模情况下的社会福利判断问题时，最大最小福利标准就被用作一个分析的起点了。博塞特（Bossert）指出，如果人口数量发生变化，可以用两个方法来判断相应的社会福利水平的变化情况。(18)一个方法是要明确：在给定原有人口的效用不受影响、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新增加的一个人应该获得多大的效用才能保持社会福利是不变的。另外一个方法是，假设存在一个效用的关键值（a critical level of utility），这个值是新加入到初始社会中的那个人所具有的、使整个社会福利能够在人口数量增加1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不变的一个值。当然，这个效用的关键值对于不同的初始社会而言可以是不同的。然后再比较实际新增加的效用值跟这个效用的关键值就可以了。 非福利主义的流行反映出西方社会在政策评估及政策分析方面的新的要求，因为，从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文化与价值多元化且不可相互替代或者相互转换；多元民族、多元种族的文化和宗教并存，各阶层利益日益分化。张毅总结了福利经济学基础假设方面不能够适应这种时代发展的三个方面：一是个人主义，在涉及例如环境政策的评估时，外部性的存在就不能仅仅考虑个人主义方面的收益与成本，个人主义不能是唯一的标准；二是效用，效用的测量，实际操作中通常用支付意愿，而对于诸如保护生态环境所带来的效用量，人们的支付意愿往往是不能够准确表达其优先程度的；三是代际正义与固定贴现率的问题。(19)因此，用于判断各项政策的福利标准也需要满足多元化，例如采用最大最小福利标准，或者字典序标准。 非福利主义的流行，实际上是对福利主义的反思，这意味着原有的一些观念或者政策评价方法需要修正。例如，许多文献都讨论使用GDP度量社会福利、评价社会发展的合理性。首先，如果认为社会福利可以用GDP来度量，那么，在实际应用于比较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状况时，需要基于以下一些假设，例如社会成员认同福利主义、效用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收入、效用可以进行跨时分解、效用可以用基数来度量、社会成员的偏好是稳定的并且满足一致性、收入达到了最优分配（不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等等。(20)蒙特萨诺（Montesano）说明，根据国民收入（有时也用GDP）来判断社会福利是否提高，这种福利标准只适用于纯交换经济，只是纯交换经济社会福利提高的必要条件，而如果同时考虑了生产过程的话，这个标准就既不是福利增加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21)其次，要明确在什么情况下用GDP度量的社会福利是比较合理的和恰当的，因为，GDP只能反映社会的经济行为的总和，而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福利总和。A.C.庇古最早区分了总体福利跟经济福利，(22)当然也注意到存在某种“不太确定的可能性”（unverified probability）使得GDP可以是社会总体福利的一个指标。 为了使GDP成为一个更加合理的福利的指标，伊斯兰和马修·克拉克（Islam and Matthew Clarke）提出了一种修正的国民收入核算方法，即使用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把社会—经济成本都纳入GDP的核算当中，这被称为新的社会福利的度量方法——“基于成本—收益分析而调整的GDP”。(23)德坎克和斯可科卡特（Decancq & Schokkaert）提出了一个“等价收入方法”（equivalent income approach），用于替代现行的单纯应用GDP来度量、比较福利的方法。(24)伊瓦尔迪、博纳提、索里阿尼（Ivaldi，Bonatti，Soliani）提出了一种综合指数的方法，对欧盟这个具有转型的、经济的、社会不平等的、文化的等方面特征的社会福利进行了度量。(25)另外，卢克、佩雷斯-莫雷诺、罗德里格斯（Luque，Perez-Moreno，Rodriguez）改进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所使用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方法。(26)HDI方法是一种多重标准的度量福利的方法，是以非福利主义为基础的。 当然，非福利主义也有一些缺陷。卡普洛和萨维尔（Kaplow and Shavell）提出，政策评估时采用非福利主义的方法，(27)有可能会违背帕累托标准，即尽管所有人都认为状态x严格偏好于状态y，但非福利主义标准仍然有可能会选择状态y。 西方福利标准理论的另外一个发展动向是：引入现代行为经济学的方法，发展出了以行为福利经济学为基础的福利标准。“行为福利经济学”一词最早于2007年在文献中出现。(28)传统的观点认为，从人们的选择行为可以倒推出人们的目的和人们的福利，即福利是由选择行为所揭示出来的东西，显示偏好原理所采取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逻辑。但是，如何根据选择行为判断其背后的福利，却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因为，行为经济学揭示出现实中有许多选择行为是违背传统的理性原则的。这样，如何使传统福利经济学分析框架与现代行为经济学在逻辑上保持协调一致，即解决协调问题（reconciliation problem），(29)就成为行为福利经济学的主要任务。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要么在现有框架内包容那些传统的非理性的选择行为，对它们进行特殊的处理；要么就直接认为选择本身就是福利，而不需要去探究选择行为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主观目的。(30)不同的解决方法从不同的角度为西方福利标准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行为福利经济学在福利标准理论方面所带来的新的发展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重新定义了帕累托标准。(31)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有两个社会状态x和y可以进行选择，人们有时候会选择x并且不选y，其余时候会要么同时选择x和y要么同时都不选，那么，选择x就优于y。这是弱帕累托标准。严格帕累托标准则是：如果两个社会状态x和y，人们有时候会选择x并且不选y，而其余时候同时都不选，那么，选择x就优于y。重新定义帕累托标准，是为了使福利标准理论以及整个福利经济学能够包容更加多样化的人们的行为，因为实际观察到的人们的很多行为并不是标准的理性行为，例如，人们的很多行为选择是不一致的、是不具有传递性的甚至会出现选择逆转。重新定义的帕累托标准，可以允许人们的选择不具有传递性，(32)这就意味着传统的福利分析框架内可以包容一些非理性行为，而且，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仍然可以成立。 二是认为人们的选择可能出现多种偏好排序，但这并不表示人们具有多种的甚至可能不一致的偏好，因为存在不可观测的福利偏好，(33)而这种福利偏好是决定性的；在不同环境因素的影响下，人们会出现认知偏误，表现出不同的选择。因此，对社会福利进行分析时，正确的做法不是把不同的个人的偏好排序进行加总，而是找到那个或者那些决定性的偏好排序。当然，这样一来，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所说明的不可能性也就不会出现了。例如，森（Sen）提出的“超排序”（meta-rankings）认为，(34)人们会在不同的情境下按照不同的偏好排序而有不同的行为，其实，人们有可能都是在按照一个相同的偏好排序来进行选择的，这个相同的偏好排序就是更高一级的伦理原则，是超排序。例如，有的人有时候会吃一些蔬菜，而有时候又不吃蔬菜，而实际上，这些人都认为，吃蔬菜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肯定是有好处的。所以，“吃蔬菜”就是一个超排序。福利标准理论应该寻求人们各种不同选择行为之上的这些超排序。 三是从选择的角度对个人和社会福利的度量、对福利标准的问题有了新的思考。(35)简言之，行为福利经济学重新定义了福利，认为福利不是选择行为背后的目的，福利就是选择本身。由此，福利标准理论当中就出现了一些新的福利标准，包括机会标准和自由意志的父爱主义。 机会标准（opportunity criterion）：对于任意可行的社会状态x和y，如果至少有一个人拥有机会在可以选择y时却选择了x，那么，状态x就更优。机会标准认为机会本身具有其内在价值，公共政策要关注机会本身，而不是人们如何利用机会。如果某政策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进行选择（例如，人们可以在市场上面对苹果手机、三星手机、小米手机等等多种手机进行选择），那么，该政策就是增加社会福利的。(36) 自由意志的父爱主义（libertarian paternalism）：认为公共政策对个人选择只是施以最低限度的约束，只是为个人选择创造条件即可，不是代替个人进行选择，选择行为本身还是取决于个人自己，这样做，就是增加了社会福利。(37)软父爱主义（soft paternalism）的观点是相同的，即既要保护个人在选择的时候不犯错误，又要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非对称的父爱主义（asymmetric paternalism）则进一步明确：公共政策可以对个人选择施加限制仅适用于以下情况，即对“有限理性”的个人施加限制所带来的对个人的收益要大于对“完全理性”的个人施加该限制所带来的对个人的成本。(38) 四、对西方福利标准理论的三点评论 无论其内容如何，所有的福利标准都以社会福利为根本的判断标准。社会福利更大的那种社会状态是更优的，或者能够使社会福利增加的政策就是好的。而社会福利可以完全根据、也可以不完全根据所有社会成员的个人福利而进行加总。对于西方福利标准理论的缺陷及其理论本质，本文有以下三点评论。 第一，西方福利标准理论所使用的基数效用是有理论缺陷的。 由于使用序数效用导致了不可能性的结果，西方福利标准理论重新开始使用基数效用，但是，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相信，基数效用本身存在理论缺陷。“相信效用不可比有一个很长的历史传统，是从威克斯第德（Wicksteed）和罗宾斯的时代开始的，那时他们宣称，每个人的头脑是没办法被另外的头脑所理解的，而且效用的人际比较是纯粹的价值判断，没有任何客观基础。”(39)也就是说，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基数效用的理论缺陷主要有两个。一是个人效用可以用基数来度量，二是个人效用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比较。这两个缺陷是相关联的：因为个人效用可以用基数来度量，所以，不同个人的基数效用就有一个共同的度量单位，就意味着同一个人可以计算出边际效用而且不同个人的基数效用之间可以进行比较，而这种比较就必然涉及价值判断。而从常识来看，效用这种具有主观性的感受是没办法进行不同个人之间的严格比较的。 当然，也有少数西方学者认为，人们的福利感受虽然是主观的，但是，共同的主观感受单位是有可能存在的，(40)神经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证据。 第二，迄今为止，西方福利标准理论仍然处于发展演变之中，福利标准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状态。 例如，一个社会应该追求所有人的福利总和最大？还是应该追求一小部分弱势群体的福利最大？或者应该追求一小部分精英群体的福利最大？是应该追求自由竞争市场所带来的结果？还是应该追求给予社会成员最大的选择自由？或者依赖政府来帮助社会成员在进行选择时尽可能地少犯错误？等等。 福利标准多元化的另外一个理论上的表现是福利概念本身也仍然在发展变化之中。传统的理论认为个人福利是个人的主观幸福感，而行为福利经济学则认为个人福利是个人的选择行为本身；旧福利经济学以及20世纪70年代后的福利标准理论认为个人福利可以用基数效用来度量，而新福利经济学则认为个人福利只能用序数效用来度量；有时候认为个人福利可以根据显示偏好理论来进行推导、是客观存在的，而有时候则认为个人福利是主观感受，可以用问卷调查或自主报告等方式来获得。 第三，西方福利标准理论否认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福利之外的差异，否认福利之外的差异是判断社会状态优劣、揭示社会状态变迁的重要因素。 西方福利标准理论，无论其内容、形式有什么不同，都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个体成员之间的唯一区别只是他们的福利水平不同而已，成员之间没有社会地位、政治权力、生产过程中所处经济地位等等方面的不同。因此，所有的福利标准只能适用于社会状态的微小变化，是完全不能适用于判断社会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的，例如从奴隶社会变化到封建社会的情况。帕累托本人的原文里就强调“很小的变动”、“微小的改变”，很显然，对于巨大的改变，帕累托认为他的标准是不适用的。但是，“不幸的是，在文献中这一点却一直被大大地忽略了”。(41)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对社会成员不同特性的认识过于简单，西方福利标准理论完全无法探入到社会成员福利水平差异背后的深层次根源，也完全不能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解阶级社会运行与发展的切入点是阶级。阶级是一种关系，是剩余价值如何被生产、占有、分配的一种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包括：放债人及其包含的阶级、管理人员及其包含的阶级、商人及其包含的阶级、其他。阶级关系的运动变化与社会的其他非经济的过程（自然过程、文化过程和政治过程）相互作用，决定了社会的发展变化。(42) 熊彼特把马克思的这种关于社会状态如何发生变化的哲学观点称为“马克思的社会进化论”，并用经济分析的方法表述为以下三点：“（1）‘文明社会’——用一个十八世纪的名词——的全部文化表现，从根本上说乃是其阶级结构的函数。（2）一个社会的阶级结构，最后地和主要地是由生产结构支配的，即是说，一个人或一个集团在社会阶级结构中的地位，主要是由他或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决定的。（3）社会生产过程显示出一种内在的进化（改变它自己的经济的事实、从而也改变社会的事实的趋势）。”(43)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的社会进化论就是：“（1）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可以分解为两个阶级：拥有物质生产手段的资产阶级和不拥有这种手段的无产阶级，……（2）由于这两个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他们的利益必然是相互冲突的。（3）从而引起的阶级斗争或阶级战争提供了实现经济进化趋势的经济和政治机制，这种趋势在于改变（变革）各个时代的每一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文明的一切形式。”(44) 1978年创立的积累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分析框架就继承了马克思的这种社会结构分析方法。(45)例如，基于社会的阶级结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表现出的收入分配的演变现象，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变化的结果；(46)再如，资本主义所经历的经济长波和经济危机，是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变迁所决定的。(47)积累的社会结构分析框架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原始形式—公司制资本主义—受管制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48)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面前，西方福利标准理论显得苍白无力，而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却越来越受到重视，被“重新发现”。(49)进入21世纪，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等等，“这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性危机，是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内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危机，也就是资本主义总危机”。(50)一些学者认为，需要寻求资本主义之外的新的发展模式，例如，市场社会主义、终结剥削的社会、用社会主义来推翻资本主义等等。而所有这些是西方福利标准理论所无法说明的，因为它在本质上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否认基于生产关系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 五、总结与启示 以上，本文讨论了西方福利标准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由此，本文有以下几点总结与启示。 第一，确定一个公众认可的福利标准，对于一个社会的发展道路、发展取向是非常重要的和关键的。 当社会面临一定程度的个人福利冲突时，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首先确定一个可以被社会成员所接受的福利标准（例如效用主义的福利标准、罗尔斯主义的福利标准、或者机会标准），(51)然后尽可能地明确相关个人或者群体的福利水平是如何变化的（即明确所有个人的基数效用水平的变化情况），最终进行权衡和决定。基于基数效用的福利标准有很多种，究竟选取哪一个，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了社会应该实施什么样的政策。 例如，在一个认同罗尔斯主义观点的社会中，如果福利增加的那些个人是这个社会中福利水平最低的，那么，这种社会状态就被认为是好的，就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并不需要发生什么改变，另外那些福利受损的个人并不需要被给予补偿。再如，德尔·蕾伊和洛佩斯-加西亚（Del Rey & Lopez-Garcia）使用了两种不同形式的社会福利函数来讨论最优内生增长：(52)一种是基于平均每单位自然劳动所对应的消费量的个人基数效用的贴现和，其结果是要达到社会最优增长就要对教育进行补贴；另外一种是基于平均每单位有效劳动所对应的消费量的个人基数效用的贴现和，其结果则相反——要达到社会最优增长就要对教育进行负的补贴，即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行征税。再如，怀特（White）说明，(53)仅仅根据帕累托效率标准或者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标准，并不能得出结论“奴隶劳动制度是不如自由劳动制度的”，因为效率标准并不对初始的产权配置进行评价；要得出上述结论，必须加入明确的伦理标准。因此，关于是否以及如何实施延迟退休制度，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可以被所有社会成员所接受的福利标准（例如效用主义的或者罗尔斯主义的福利标准等等），在此前提下，进一步讨论该制度对不同人群的福利影响，才是有意义的；否则，讨论就没有一个基准点，也不可能获得一个被认可的政策方案。 第二，进入21世纪，福利标准理论的发展仍然非常缓慢，但福利标准的重要性已经被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所认识到。 西方福利标准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福利经济学整体发展的一个缩影。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是相对缓慢的，进入21世纪，情况仍然没有太大的改观。正如阿特金森（Atkinson）所指出的，(54)在2009年《美国经济评论》正刊全年发表的大约65篇论文中，没有一篇论文涉及福利标准或者福利判断。中国福利经济学、福利标准理论的研究也是同样的状况。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进行包含了所有年份的检索，截至2016年6月的结果是：涉及“福利经济学”主题的共有1343条结果，其中，2000年到2015年间，检索结果最多的是2009年有112条，最少的是2002年只有25条；涉及“福利标准”主题的共235条结果，其中，2000年到2015年间，检索结果最多的是2015年24条，最少的是2000年只有1条；涉及“帕累托标准”主题的检索结果就更少了，只有76条。不仅如此，上述绝大部分的论文只是应用了某个或者某些福利标准，(55)专门针对福利标准本身进行讨论的，要么是在讨论效率与公平之间关系的时候涉及，(56)要么就是在哲学、法经济学类的论文中涉及。(57) 但是另一方面，可喜的是，一些经济学家，不仅仅是福利经济学家，还包括一些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福利标准问题了。因为，在面对层出不穷的现实经济问题时，没有明确的福利标准，就不可能对不平等、劳资冲突、人口等问题进行有目的的分析，而经济学是要为改变世界而服务的。例如，一本入门级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在第3章专门说明了“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体系”：“我们评判一个经济制度，是基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较好地组织经济活动，来为社会成员提供过上繁荣兴旺的生活的机会”，“一种经济制度是否有利于所有社会成员过上富裕的生活，依赖于经济制度运行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效率、公平以及民主的程度”。(58) 第三，发展并重视福利标准理论的研究和应用，所有学派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教育工作者都是责无旁贷的。 重建福利经济学已经迫在眉睫。有许多课题亟待研究，例如福利标准的多重性、行为福利经济学、公平正义、个人伦理规范的作用等等。除此之外，阿特金森(59)还特别强调了作为经济学家的人们应该关注职业本身的伦理影响，因为经济学的研究和工作对于学生以及普通民众具有更加深远的伦理影响。这一点，对于正处于改革中的中国而言，无论是对民众还是对决策者，无论是对经济增长还是对社会发展，也都是至关重要的。 ①帕累托：《政治经济学教本》，转引自厉以宁、吴易风、李懿：《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85页。 ②John S Chipman,"Compensation Principle",in Steven N.Durlauf and Lawrence F Blume,eds.,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Second Edition,2008.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Online,Palgrave Macmillan,05 October 2009. ③John S Chipman,"Compensation Principle",in Steven N.Durlauf and Lawrence E.Blume,eds.,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Second Edition,2008.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Online,Palgrave Macmillan,05 October 2009. ④A.P.Kirman,"Pareto,Vilfredo(1848—1923)",in Steven N.Durlauf and Lawrence E.Blume,eds.,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Second Edition,2008.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Online,Palgrave Macmillan,13 October 2009. ⑤Boadway and Bruce,Welfare Economics,Cambridge: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1984,p.61. ⑥P.Jackson,"Welfare Economics",in John Maloney,eds.,What's New in Economics?,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p.103. ⑦转引自A.P.Kirman,"Pareto,Vilfredo(1848—1923)",in Steven N.Durlauf and Lawrence E Blume,eds.,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Second Edition,2008.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Online,Palgrave Macmillan,13 October 2009. ⑧N.Kaldor,"Welfare Propositions of Economics and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 of Utility",Economic Journal,vol.49,no.195(Sep.1939),pp.549-552. ⑨J.R.Hicks,"The Rehabilitation of Consumers' Surplus",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8,no.2(Feb.1941),pp.108-116. ⑩T.D.E Scitovszky,"A Note on Welfare Propositions in Economic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9,no.1(1941),pp.77-88; 1.M.D.Little,A Critique of Welfare Economics,2nd edi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 (11)Kenneth J.Arrow,"A Difficulty in the Concept of Social Welfar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58,no.4(1950),pp.328-346. (12)Amartya K.Sen,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San Francisco:Holden-Day Inc.,1970; Amartya K.Sen,"Personal Utilities and Public Judgements:Or What's Wrong with Welfare Economics?" Economic Journal,vol.89,no.355(September 1979),pp.537-558. (13)Y.-K.Ng,Welfare Economics:Int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asic Concepts,London:Macmillan,1983,p.2. (14)Francois Maniquet,"On the Equivalence between Welfarism and Equality of Opportunity",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vol.23,no.1(August 2004),pp.127-147. (15)当然，目前，仍然有一些以福利主义为研究内容的文献，例如，Alon Harel and Uzi Segal，"Utilitarianism and Discrimination",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vol.42，no.2(February 2014),pp.367-380，该文认为，从效用主义的观点来看，有利于少数人的政策，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使所有社会成员的效用总和达到最大，因此，当没有获得关于个人效用的充足信息的时候，是没有理由支持或者反对那些有利于少数人的政策的。 (16)Anthony B.Atkinson,"The Restoration of Welfare Economic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1,no.3(May 2011),pp.157-161. (17)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Revised edition,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8)W.Bossert,"Maximin Welfare Orderings with Variable Population Size",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vol.7,no.1(March 1990),pp.39-45. (19)张毅：《分化社会中福利经济学作为政策分析基础的局限性》，《经济问题探索》2009年第6期，第17-18页。 (20)Sardar M.N.Islam and Matthew Clark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Welfare:A New Adjusted GDP Measure of Welfare",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vol.57,no.2(Feb.2002),pp.201-228. (21)Aldo Montesano,"The Compensation Principle and the National Income Test",The B.E.Journal of Theoretical Economics,vol.7,no.1(Advances)(2007),Article 44. (22)A.C.庇古：《福利经济学》，朱泱、张胜纪、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23)Sardar M N.Islam and Matthew Clark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Welfare:A New Adjusted GDP Measure of Welfare",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vol.57,no.2(Feb.2002),pp.201-228. (24)Koen Decancq and Erik Schokkaert,"Beyond GDP:Using Equivalent Incomes to Measure Well-Being in Europe",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vol.126,no.1(March 2016),pp.21-55. (25)Enrico Ivaldi,Guido Bonatti and Riccardo Soliani,"The Construction of a Synthetic Index Comparing Multidimensional Well-Be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vol.125,no.2(January 2016),pp 397-430. (26)Mariano Luque,Salvador Perez-Moreno and Beatriz Rodriguez,"Measuring Human Development:A Multi-criteria Approach",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vol.125,no.3(February 2016),pp.713-733. (27)Louis Kaplow and Steven Shavell,"Any Non-welfarist Method of Policy Assessment Violates the Pareto Principl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9,no.2(April 2004),pp.281-286. (28)张苏：《行为福利经济学前沿理论及其未来》，《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8期。 (29)Ben McQuillin,Robert Sugden,"Reconciling Normative and Behavioural Economics:The Problems to Be Solved",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April 2012,vol.38,iss.4,pp.553-567. (30)B.Douglas Bernheim,"Behavioral Welfare Economics",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vol.7,no.2/3(Apr.-May,2009),pp.267-319. (31)B Douglas Bernheim,Antonio Rangel,"Toward Choice-Theoretic Foundations for Behavioral Welfare Economic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 2007,vol.97,iss.2,pp.464-470. (32)B Douglas Bernheim,Antonio Rangel,"Toward Choice-Theoretic Foundations for Behavioral Welfare Economic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 2007,vol.97,iss.2,pp.464-70，在第466页给出了一个不具有传递性的例子：如果王先生面对x1和x2时选择x1，面对x2和x3时选择x2，面对x1和x3时选择x3，面对x1、x2和x3时选择x1、x2、x3，那么，根据弱帕累托标准，王先生的偏好排序是：x1优于x2优于x3优于x1. (33)张苏：《行为福利经济学前沿理论及其未来》，《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8期。 (34)Amartya K.Sen,Choice,Welfare and Measurement,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1982. (35)B.Douglas Bernheim,"Behavioral Welfare Economics",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vol.7,no.2/3(Apr.-May,2009),pp 267-319. (36)Robert Sugden,"The Opportunity Criterion:Consumer Sovereignty without the Assumption of Coherent Preferenc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eptember 2004,vol.94,iss.4,pp.1014-1033. (37)Richard H.Thaler,Cass R.Sunstein,Libertarian Paternalis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 2003,vol.93,iss.2,pp.175-179. (38)Ben McQuillin,Robert Sugden,"Reconciling Normative and Behavioural Economics:The Problems to Be Solved",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April 2012,vol.38,iss.4,pp.553-567,559. (39)Yew-Kwang Ng,"A Case for Happiness,Cardinalism,and Interpersonal Comparability",Economic Journal,vol.107,no.445(November 1997). (40)Yew-Kwang Ng,"Happiness Surveys:Some Comparability Issues and an Exploratory Survey Based on Just Perceivable Increments",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vol.38(1996)，其中提到一种方法可以度量幸福感，即“刚刚可感知到的增量（just perceivable increments）”。 (41)Renato Cirillo,"Pareto and Contemporary Welfare Economics",in John Cunningham Wood and Michael Mclure,eds.,Vilfredo Pareto: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Economists,London:Routledge,1999. (42)理查德·沃尔夫，斯蒂芬·雷斯尼克：《相互竞争的经济理论：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孙来斌，王金朝，杨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该书作者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多元决定论性质，“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研究某一社会，一般首先探究这一社会的阶级过程（方面）——这些过程一起构成了社会的阶级结构。其次继续研究所有那些作为社会阶级结构的社会背景或框架的非阶级因素，考察它们是如何对社会阶级结构产生多元决定的。最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揭示它的阶级状况发过来是如何参与对社会所有的非阶级方面的多元决定的。”（第188页）很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多元决定论跟多元化的西方福利标准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只是把众多不同的福利标准进行单独的、并列的对待，并没有探究相互之间的关系、或者把其中的某一些与其他的加以区别；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关注整个社会的阶级和非阶级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第190页） (43)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杨敬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3页。 (44)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杨敬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3-94页。 (45)马艳、严金强：《论SSA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继承、发展与创新》，《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2月。 (46)陈伟凯、刘凤义：《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2015）》，《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5月。 (47)马国旺：《评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贡献》，《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1月。 (48)托马斯·E韦斯科普夫：《关于激进政治经济学50年发展进程的思考》，《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7月。 (49)吴易风：《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述评》，《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年5月。 (50)吴易风：《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述评》，《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年5月，第16页。 (51)Mare Fleurbaey and Koichi Tadenuma,"Universal Social Orderings:An Integrated Theory of Policy Evaluation,Inter-society Comparisons,and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81,no.3(July 2014),pp.1071-1101，尝试提出一种“普世的社会排序”（universal social ordering），可以适用于不同人口规模、不同偏好的情况，因此，可以用于比较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社会福利高低。 (52)Elena Del Rey and Miguel-Angel Lopez-Garcia,"On Welfare Criteria and Optimality in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vol.14,no.6(December 2012),pp.927-943. (53)Lawrence H.White,"Can Economics Rank Slavery against Free Labor in Terms of Efficiency?",Politics,Philosophy and Economics,vol.7,no.3(August 2008),pp.327-340. (54)Anthony B.Atkinson,"The Restoration of Welfare Economic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1,no.3(May 2011),pp.157-161. (55)例如，吴福象、蔡悦：《中国产业布局调整的福利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把消费者效用函数最大作为判断依据；李稻葵、徐欣、江红平：《中国经济国民投资率的福利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12年第9期，把跨期消费总和最大作为判断中国投资率是否最优的标准。 (56)例如，方福前、吕文慧：《从社会福利函数的演进看我国公平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57)例如，强以华：《福利经济学的伦理选择》，《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1期，建议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上将道义主义引入福利经济学中，并通过伦理妥协来解决功利主义与道义主义之间的矛盾；余东华：《横向并购反垄断控制的福利标准选择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讨论了横向并购反垄断控制中最常用的社会总福利标准和消费者福利标准，认为中国目前应该采用社会总福利标准；姚大志：《当代功利主义哲学》，《世界哲学》2012年第2期，比较了行为功利主义、规则功利主义以及双层功利主义。 (58)塞缪尔·鲍尔斯、理查德·爱德华兹、弗兰克·罗斯福：《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第3版），孟捷、赵准、徐华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55、56页。 (59)Anthony B.Atkinson,"The Restoration of Welfare Economic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1,no.3(May 2011),pp.157-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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