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汲取中华传统道德精髓思想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论文,精髓论文,启示论文,道德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4)06-0005-(08)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在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中，道德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一个民族、一个人能不能把握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价值。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1](P88)显而易见，为了避免失去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独立性，在当今时代，我们首先必须努力学习和自觉传承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然后才谈得上在此基础上实现符合时代要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发出了“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的号召，而且在其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早就系统地这样做了，成为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的典范。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三个方面，对习近平汲取中华传统道德精髓的过程、内涵、实质及对我们的启示做一初步阐发。 一、“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 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习近平认为“好学才能上进”，指出领导干部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并为此活用了《荀子·大略》中的格言：“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关于领导干部学习的内容，他强调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同时要结合工作需要学习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科技、军事、外交、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各种文史知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也要学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2](P9)在党的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大量引证古代士人格言，作为有助于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文化根基和思想资源，这种论述，不仅在10年“文革”及其“批孔”时期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也是不多见的，确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种深化和创新。 当最初读到上述引证和阐发时，笔者以为这是习近平在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才开始这么做的，但在读了其《摆脱贫困》、《之江新语》等论著之后，才知道早在担任地方领导工作期间，他就已经十分善于运用古代经典名言来发挥自己的治国理政思想。例如，在1990年的《从政杂谈》中，习近平就指出：“要有气节。纵观人类历史，凡有成就者，必有高风亮节。……我国古代，孔子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赞扬不畏强暴的精神；孟子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看作为人处世不可少的气节。我认为，高尚的气节是每一个领导者所应有的品质。没有气节，就没有了脊梁骨。讲气节，要防止迂腐。……在原则性问题上要讲气节，在一些非原则性问题上要讲策略。”[3](P44～45)这里，围绕着“气节问题”，再以马克思在他一生中最贫困潦倒的时期写成《资本论》为例说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节”之后，习近平接着通过引证孔子和孟子的格言来阐发自己关于“高尚的气节是每一个领导者所应有的品质”的观点，使其成为一种具有广泛的伦理性和深沉的历史感之背景的观念，而不至于沦为一种干巴巴的政治说教。此外，在对孔子弟子子路“结缨而死”事件的评价中，习近平得出“这是多么的迂腐”的看法表明，他对古人格言的引证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而是在阅读大量文献基础上经由独立思考的。因为此事至少涉及《春秋左传·卷三十·哀公下》和《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等文献，而人们对此的评价也是异见纷纷的。 在阐发自己的观点和思想的过程中，习近平不仅大量引证了古代士人的格言，而且也善于采用现代学者的论述。例如，在2003年的《理论学习要有三种境界》中，他引证了著名学者王国维关于治学有三种境界的论述：一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三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接着，他发挥道：“领导干部学习理论也要有这三种境界。首先，理论学习上要有‘望尽天涯路’那样志存高远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静下心来通读苦读；其次，理论学习上要勤奋努力，刻苦钻研，舍得付出，百折不挠，下真功夫、苦功夫、细功夫，即使是‘衣带渐宽’也‘终不悔’，‘人憔悴’也心甘情愿；再次，理论学习贵在独立思考，学用结合，学有所悟，用有所得，要在学习和实践中‘众里寻他千百度’，最终‘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领悟真谛。只有这样，各级领导干部才能做到带头学、深入学、持久学，成为勤奋学习、善于思考的模范，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模范，学以致用、用有所成的模范。”[4](P6)关于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这段论述，学术界的评论很多、发挥很多，但正如冯友兰的《中国近代美学的奠基人——王国维》所说：“《词话》所讲的主要是艺术作品所表达”的“意境”；[5](P467)从而，习近平能够把它自然地应用到领导干部学习理论的“境界”中，应该说是有其独到性的。 在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党全国全民全军的各项工作，包括更主动地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各国建设合作共赢的美好世界，在通过引证和发挥中国古典格言以阐发自己的思想方面，习近平也进入了一个更宽广和更高远的阶段。例如，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比如，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6](P7～8)在一次关于“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讲话中，如此广泛而系统地引证中国古代经典的格言，绝非是一般学者的“掉书袋”，而是有其深刻含义的：告诉青年一代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要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这就是说，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绝不能数典忘祖，而是要自觉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 在从纵向时间维度初步概括了习近平对中国古代经典格言的引证和发挥之后，为了充分把握其意义，笔者认为还有必要从横向范围维度对此做些分析。从先秦学派来看，儒道墨法各家经典都涉及了；就具体而言，除了对“四书五经”的广泛和经常引用之外，诸如《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被用来告诫各级领导干部“主仆关系不容颠倒”，[4](P257)《墨子》的“尚贤者，政之本也”被用来说明“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7](P228)《韩非子》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被用来强调领导干部积累“基层工作经验”[3](P32)和“经历过艰苦环境的磨练”[4](P222)的重要性，等等，说明习近平是熟悉和善于发挥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经典的。还有，对《国语》、《商君书》、《管子》、《荀子》、《吕氏春秋》、《史记》、《汉书》、《盐铁论》、《说苑》、《论衡》、《抱朴子》、《贞观政要》、《官箴》等文献，以及对诸葛亮、魏征、陈子昂、刘禹锡、范仲淹、王安石、苏轼、朱熹、文天祥、海瑞、顾炎武、郑燮、林则徐、张之洞、梁启超等士人的引证和发挥，更说明了习近平在这方面的广度和深度。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习近平同样也广泛地引用了现代著名学者的论述来发挥自己的思想，没有任何门户之见：例如蔡元培的“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6](P10)胡适的“大胆设想，小心求证”；[4](P17)梅贻琦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6](P13)费孝通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8](P9) 从以上对习近平运用古代经典名言来发挥自己治国理政思想的初步概括来看，应该说他这么做是自觉、一贯、广泛、深入的，如果考虑到百余年、特别是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生态，那么更是难能可贵的。这么说的根据在于，随着近代“西方以动力横决天下”，中国人的知识结构随之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的以道德、政治为中心的“国学”绝不可固步自封，最初发生于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理论、工程技术知识、一般的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观念及其阐述系统，在知识结构中的比重日益扩大。在这种新的知识形态下，除了一些专门学者之外，一般人对古代文献的掌握，不需与近代之前的士人攀比；但是，“国学”的内核、特别是其中的以人生哲学为核心的道德价值，始终是中国人独特精神世界的根和魂，万万不可放弃，并由此产生了一个如何有效地传承和发扬“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问题。这里，习近平通过对古典名言的引证和发挥，既汲取了古人的智慧和德性，又赋予其以新时代的活力，不仅强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民族文化根基，而且也使之能够成为广大公民的日常生活语言，确实是一种典范性的创新。比较起来，由于种种原因，当前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只是无民族文化根基地学习西方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观念，其中的偏颇应该予以纠正。当然，这么做并不妨碍“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2](P10) 二、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精髓 习近平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特别是在最近再次明确地强调“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政治决断和文化决断，有其对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及其核心内涵之深刻认识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在确立人类社会普遍的道德规范方面，中华文化有其优长之处。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和合’，就是指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和统一，而且，这种统一是处于最佳状态的统一，对立的双方没有离开对方而突出自己。中华早期思想家创造并不断发展、充实这一文化，从‘味一无果’、‘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到‘和实生物’，进而提出‘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也’。这种贵和尚忠、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我们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也正基于此。甚至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正是在于这种伟大的和谐思想。”[9](P295～296)显然，这种对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的特殊地位、优长之处、精髓所在的高度概括，是富有启发性的；据此，本文在概括和分析习近平汲取中华传统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的过程之后，现在可以对其所理解的中华传统道德精髓之内涵展开归纳和探讨了。 关于这一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学习的艺术：读书笔记》的编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重视中华文化，善于向古人借智慧，常以“适当的引经据典”阐明透彻的思想。他引用过的古典名言，对我们的工作、生活、学习，均有参考价值。“鉴于此，本书从修身、为学、官德、民本、治理、天下等方面，梳理了习近平引用的古典名句，从修身开始，以天下结束，顺应了中国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史逻辑，并推陈出新，每篇都按照习近平同志讲话的先后顺序排列，既反映习近平同志的思想成熟过程，也体现习近平同志在运用传统文化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技艺上的炉火纯青，既资政育人，又启示来者。”[7](《前言》P2)笔者认为，在国内学术界和广大公众对习近平“引经据典”的意义尚未充分了解或者说尚未予以高度重视的时候，《学习的艺术：读书笔记》这么做，是一项很有意义的领先性工作，特别是其将习近平的发挥与儒学的“大学”之道衔接起来的编排和解读思路，更应该得到大家的肯定。因为，这一编排不仅符合习近平从一个地方干部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成长进程，而且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人生哲学与政治哲学相统一的优秀传统。进一步说，实际上他本人就是这么强调的：“俗话讲，做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德乃官之本，为官先修德。还有，‘百行以德为首’，‘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等等，这些讲的都是做人与做官、修身与立德的道理。”[4](P258)因此，以下以此书的编排框架为基础，从官德、治理和天下三个方面对习近平汲取中华传统道德精髓的内涵问题谈些看法。 早在担任地方领导工作时，习近平就十分重视“官德”问题。例如，在1989年1月的《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中，他强调“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要通过肃正风气、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取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对党员干部来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既要做‘廉吏’，又要当‘勤官’，既要廉政又要勤政。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官吏是既廉又勤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要求自己做到‘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司马光‘欲以身殉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于物淡然无所好’，‘恶衣菲食以终其身’”。[3](P18)读了这段话，联系1990年其《从政杂谈》[3](P37～39)关于“为官四要”的论述：为官之本在于为官一场，造福一方；为官之理在于讲奉献；为官之德在于清廉；为官之义在于明法，等等，我们就可以理解，当前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之“四风”问题的常抓不懈，绝非一时的应急性措施，而是有其深刻思想和文化根源的根本性建构。“古往今来，为官者‘不患无位而患德之不修’，‘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帝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其当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无不与其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丧失人心有关。”[4](P258)这样，在官德问题上，习近平就把中国古代“为政以德”的优良传统与当代执政党及其领导干部的群众路线建设创造性地衔接了起来。 最近，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成了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的一个热点，特别是自习近平于2014年2月17日作了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讲话之后，更是被一些学者称之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一讲话中，习近平强调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由于“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1](P21)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10]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上如此强调民族文化的自主性与根基性功能，也许有些人会感到难以理解，但只要读一读习近平关于“‘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古人议政的这句话，今天依然值得借鉴。只要我们把民众的疾苦了解到、处理好，‘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只要我们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以百姓之心为心’，我们的周围就会吸引和凝聚起千百万大众，还愁什么社会不稳？！明顾炎武有诗云‘勾践栖山中，国人能致死’”[3](P16～17)等早期论述，就不会有什么疑惑了。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从古到今一以贯之的伟大文明，在“中国之中国”和“亚洲之中国”的古代，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但毋庸讳言的是，在进入了“世界之中国”的近代之后，面对东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剥削，中国则落到了被动挨打的悲惨境地。令人欣慰的是，一百多年来，由于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地奋斗牺牲，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终于实现了快速发展，并坚定地迈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目标。正是在这一全球化的新时代，针对国际上有些人担心中国会走“国强必霸”的路子，一些人甚至提出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挑战，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11](P32)从理论与实践上，均把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所说的远高于“现代欧美人”“国家主义”的中国“超国家主义——即平天下主义、世界主义、非向外妒恶对抗主义”[12](P4)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总而言之，在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方面，特别是在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精髓的内涵问题上，习近平是开放的，涉及多方面的内容，虽然以属于人生哲学范围的“官德”为中心，但也涉及了广泛的政治哲学和国际交往学说等范畴，不仅对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民族文化根基，而且对于全国人民传承和发扬“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具有极大的示范性意义。当然，毋庸讳言，由于“全盘西化”和“彻底决裂”两种反传统思潮的长期流行和广泛影响，在当前的理论界和学术界以及一般公众中，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是参差不齐的；虽然“国学”的道德价值逐步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但是不少人仍然偏好各种总觉得自己万事不如人、怀疑先前所做的一切、不断地批判先前所做一切的偏激、浅薄做法，缺乏分析和抉择能力。对此，笔者认为，我们当然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但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坚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根基性，否则就有可能邯郸学步，“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庄子·秋水》)。相比之下，在对传统文化的分析继承方面，前人的态度则高明多了。例如，梁启超就区分了孔子之言的“三类”：“言天人相与之际”、“言治国平天下之大法”和“言各人立身处世之道”，并得出结论：“孔子教义，其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固别有在。何在？则吾前举第三种所谓教各人立身处世之道者是已。”[13](P2565)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 鉴于其自觉而认真地汲取中华传统道德精髓的过程和内涵，笔者认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中，为了坚持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独立性，习近平之所以能够如此一贯地倡导学习并结合当下践行祖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其实质在于他早就深深地认识到，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中华文化在确立人类社会普遍的道德规范方面有其优长之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于伟大的和谐思想。例如，在写于1990年1月的《闽东之光——闽东文化建设随想》中，他就十分坚定地说：“一个地区的文化建设内容很多，有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要弘扬地方的传统文化。从整个国家来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民族的延续和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我们已经树立了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无论是在民族危亡，还是在民族昌盛时期，这种自信心都是我们民族精神中最稳定的成分。正是这种自信心，使中华民族渡过了近代史上许多内忧外患的危机，使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有了令人敬佩的今天。”[3](P23)当时，就国内社会思潮的流行和起伏而言，在经历了“文革”暨“批孔”的十年浩劫之后，正值“全盘西化”思潮登峰造极后刚刚开始回落之际，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民族的延续和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在国家教育层面上还没有得到充分强调，社会层面上的“国学热”也尚在酝酿之中，作为中共宁德地委书记的青年习近平就能够有这样的认识，不能不承认其思想的成熟和远见。 进一步说，这种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并非只是一时短暂的思想火花，而是其根基深厚的成熟思想。例如，2003年，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指出：“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是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文化的力量是民族生存和强大的根本力量。”[9](P293)毫无疑问，这种对文化力量的重视和强调是符合中华民族的历史实际的。当然，笔者在此也十分明白，这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这种对中华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的体认，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关系中，都是一种多元宽容中的自信和开放，而绝非一元独断中的自傲和封闭。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在1989年6月的《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关于促进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的思考》中，联系继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问题，习近平为什么要强调：“任何民族都有其区别于他民族的文化传统。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积累而成的精神财富，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的综合丰富了人类的文明。中国是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各族文化的总和，其中当然也包含少数民族文化。”[3](P124)而确认了这一点，笔者也就能够很自然地把握其在2005年，就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的问题所作的明确宣示：“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重大问题。”[9](P290) 如果说，习近平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的实质就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的自信和体认，而这种自信和体认又是一种多元宽容中的开放性自信，而绝非一元独断中的封闭性自傲；那么，综合习近平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的过程、内涵和实质，就可以说，在坚持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独立性方面，以下论述给予了我们纲领性的启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创造和传承下来丰富的优秀文化传统。一方面，随着实践发展和社会进步，我们要创造更为先进的文化。另一方面，在历史进程中凝聚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决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成落后的东西。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14](P33)这就是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中国人首先要很好地予以传承和弘扬。当然，就像一棵树一样，有了根还得枝繁叶茂，就像一个人一样，有了魂还得体魄强健；因此，在实践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为创造更为先进的文化，中国人同样必须善于学习和自觉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与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建构既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点，又体现时代特征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 而为了在坚持作为民族的“根”和“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整个文化建设，特别是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还有必要澄清道德价值观在整个文化系统、特别是核心价值观系统中的特殊地位问题。一般说来，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指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当然渗透在物质、制度文化之中，但有其相对独立性。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体现在精神文化之中，因为与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相比，精神文化所包含的“超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的独特性因素更多。而在精神文化中，与一般的思想精华相比，道德精髓作为民族根基和灵魂之特性最为突出。由此，作为我们民族“根”和“魂”的最核心要素就是“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同样，在包括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中，最为核心的是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从而，作为我们民族“根”和“魂”最核心要素的“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就是孔子所说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的人生哲学，也就是《大学》的“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对此，习近平也已经这么说了：“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15]“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6](P5)遗憾的是，它尚未引起学术界和公众的充分重视。 至于说作为我们民族“根”和“魂”的最核心要素就是“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就是孔子“修己安人”的人生哲学，也就是儒家《大学》的三纲领和八条目，暂时撇开具体的论证过程，其最宽泛的根据在于，对于价值、核心价值、特别是道德价值的理解和把握，绝不能囿于现代流行的哲学思维方式，停留在抽象的关于“客体对主体功能”的定义上，也绝不能停留在关于科学“真”、伦理“善”和艺术“美”的抽象解释上，而是要从具体的、历史的人类生活出发，特别是要从独特的人类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生活出发。因为，“价值观是人类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产生与发挥作用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于其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各有特点”。[6](P8)中华文化作为一种典型的大型农业文化，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典型的大型农业民族，至少五千年以来，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发源于游牧和商业的文化和民族的独特传统，主张“天人合一”、“物我一体”，而非“天人对立”、“内外对立”，在构成文化的经济、政治、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等要素中，特别重视道德以及政治、文学和艺术，并最终生成为一种不同于强于经济与科学(和宗教)的西方现代性个人主义、当下主义、功利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中国传统大群主义、历史主义、道德主义、生态主义的文化观。当然，以上笔者对我们民族“根”和“魂”之最核心要素的简要理解，尚需不断深化完善，更欢迎大方之家的批评指正。 这就提出了一个关于发愤学习和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的问题。现在，随着近年来“国学热”的逐步兴起，国人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已经有所进步，一个民族文化复兴的良好开端正在出现，这是令人欣慰的。但毋庸讳言，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生态，包括东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工业社会以至信息社会的挑战，抵抗、改良、革命、改革、建设的需要，市场经济生活的体制化，人文主导的农业文明知识体系向科技主导的工业文明知识体系的转变，特别是“全盘西化”和“彻底决裂”思潮长期流行的主观偏差，等等，导致当代中国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很少，传承更是不足。从而，为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并由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文化、精神、核心价值观，特别是道德价值观方面的条件，我们必须努力尽可能广泛和持续地改变这一状况。在此，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已经发出了“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并以其长期的理论和实践为我们做出了杰出的表率，全国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青少年，应该起而仿效，以求得“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2](P9)的进步。至于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的从业者，无论从事什么专业，都应该反思一下，在这方面，自己过去是怎么做的，今后又该怎样去做。 收稿日期：2014-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