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反腐”中媒体、民意与政府的互动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民意论文,媒体论文,政府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 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2)11-0011-07
众所周知，腐败是“政治之癌”，甚至威胁着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据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论坛》杂志2009年发起的“未来十年十个最严峻挑战”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一些腐败问题已突破民众承受底线，位列我国未来十年十项挑战中的第一大挑战[1]。鉴于当前腐败案件频发的严峻形势，如何进一步创新反腐倡廉工作模式，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近年来，随着互动网和新媒体的发展，一种新型的反腐倡廉模式已经形成，那就是“网络反腐”。“网络反腐”是通过互联网络技术所引起的社会舆论效应实现对国家公职机关及各类公职人员的监督和对公共权力的约束，从而达到有效预防、遏制、惩戒腐败行为的一种全新方式，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新方式。“网络反腐”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民间反腐方式，其明显优势在于依赖于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和快捷高效的特征，使得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空前彰显，反腐成本低、速度快、影响大，既利于举报，也利于有关部门调查反馈。由于网络曝光案件从发端、进展到最终的结果，都有网民全程参与或关注，网络反腐因此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对问题官员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被网络舆论拉下马的官员接连出现，更加让人相信“网络反腐”是一种加强监督、惩治腐败的有效手段，是可以大力发展的反腐模式。鉴于民间对腐败现象的积怨，目前“网络反腐”几乎成了一个民间社会运动。然而，考察林林总总的“网络反腐”事件，并非每次事件都有一个我们预想的结果即腐败分子受到追究。在“网络反腐”的背景下，增强“网络反腐”的实效性的关键日益显现为政府是否能够做到尊重和回应民意、顺应民意，真正实现媒体、民意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因此，关于“网络反腐”中媒体、民意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模式，就成为本文的研究主旨。
一、“自媒体—传统媒体—全媒体—政府回应”：一种新型互动模式
一般认为，由于中国社会仍然缺乏制度化法律化的民意表达渠道和机制，使得社会成员不能顺畅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在面对不利于自己的公共政策或对某种现状不满时往往倍感无奈和无助，无法引起政府的重视。然而，对一系列“网络反腐”事件的分析研究表明，尽管在中国并没有形成媒体、民意与政府的长效良性互动机制，但一系列“网络反腐”事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媒体、民意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并且已经形成一种新型的互动模式，即“自媒体—传统媒体—全媒体—政府回应”的互动发生过程模式。
关于“自媒体—传统媒体—全媒体—政府回应”的这一互动模式，我们应先做几点说明：首先，虽然我们把自媒体的民意表达作为起点，把政府对民意的回应作为终点，但也不能做机械的过程理解，民意与政府的互动不是简单的线型的过程，实际上互动是在过程中时不时出现的，不是每一次互动过程都必须经过亦步亦趋的过程，有时可能自媒体的民意表达会直接被某些官方人士注意到，进而引起政府的回应；有时可能自媒体的民意表达引起传统媒体对民意的跟进后不需经全媒体联动也会引起政府的回应。其次，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始终流淌着的是民意，但民意的表达不一定始终顺畅，可能会经过波折，民意开始可能汹涌澎湃，但可能很快消退，过一阵子又可以被激活和放大，因此，政府对民意的回应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民意的表达与政府的互动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分阶段性出现的，当民意不满意于阶段性成果时，可能会被再度激发，直到获得一个相对满意的结果，最后促成腐败分子受到惩处，事件也将宣告结束。
为了更直观的描述分析“自媒体—传统媒体—全媒体—政府回应”这一互动模式，笔者制作了如图1所示的互动模式图。
图1 媒体—民意—政府互动模式图
图1虽然直观，但仍需要对这一互动模式图做进一步的解释说明。
(一)自媒体的民意表达
何谓自媒体？简言之，自媒体就是为个体提供信息生产、积累、共享、传播内容兼具私密性和公开性的信息传播工具。自媒体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微博、个人博客、个人播客、个人日志、个人主页、网络论坛等网络平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网络平台是美国的Face book和Twitter，中国的微博(Weibo)和QQ空间(Ozone)。在我国的各种网络自媒体中，尤其以微博的民意表达功能最为强大。所谓“微博”，是博客的一种表现形式，只是在字数上有特定的限制，一般140字以内。微博可以说是一句话新闻，一句话的短信，也可以是实时滚动播放的短信息。发展到今天，在微博这个平台上，人人都可以成为直击现场的记者和信息的传播者，有的博主还是抨击时事的辩手，我们称之为“微博记者”。作为一个最快速的媒体，一个人人皆成记者的媒体，微博的民意表达功能“很好很强大”。
具有一般新闻传播学知识的人都知道，传统媒体的传播一般是单向的，而网络媒体的传播是交流互动的。由于传统的新闻媒体将传播者与受众分得很清，它们是“自上而下”、“点对面”的传播方式，在这种传统媒体格局下，公民个体的意见表达不是那么得心应手，因为大众传播的一切信息，都要经过传媒内部的工作人员(即传播学说的“把关人”)的过滤或筛选，才能同公众见面。而网络自媒体则打破了这种不平等的格局，它不再有传者和受者的界限，每个人都是传者，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传统媒体难以企及的表达自由，每个人都能做新闻，“人人即媒体”。因此，在自媒体上，不再提及“受众”一词，而更习惯说“用户”。自媒体开放注册权限，把话语权转移给用户，每个人都可以免费注册成为用户，轻松地表达意见，以至于有人声称今天进入了以个人传播为主的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新闻传播者。自媒体凭借其交互性、自主性的特征，使得新闻自由度显著提高，传媒生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毫无疑问，以微博等为形式的自媒体使得原来处于新闻制造边缘的受众成为新闻信息传播的中坚力量，传统媒体受到自媒体的挑战。
中国互联网经过多年发展，网民人数不断膨胀，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2年7月19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是15年前的867倍，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39.9%。我国正快速步入网络时代。更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手机网民数量大幅上升，达到3.88亿，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脑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同时，截至2012年6月底，微博在手机网民中的使用率提升5.3个百分点至43.8%，成为使用率增幅最大的手机应用。数据还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农村网民数量达到1.46亿人，占中国网民人数的21.7%，而且正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仅2012年上半年就增加了1 463万。[2]由于中国网民是来自各行各业和社会各阶层，形成一个硕大无比的监督网，由于网络全天候播报即时信息，任何人坐在电脑前便可快捷地获取信息并加以评论，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普及应用使得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在能接受网络信号的角落刷微博、上论坛，关注新闻事件，一旦某些事件和人物进入网络视野，便会立即引起公众长时间的关注与讨论，从而引起相关机构及领导的重视，有利于案件的调查审理，同时网络系统的巨大信息量给予网民诸如“人肉搜索”等多种渠道搜集证据和信息，让全社会以最快的速度得知反腐进度。承上所述，当我们注册成为自媒体的用户后，我们就不仅可以关注新闻事件，而且拥有了相当大的话语权了。如果我觉得某个官员在公开场合泄露出他的不清廉的迹象后，我就可以借助我的微博、博客等等表达质疑。例如，当我发现某个官员的消费远超过其收入水平时，像经常抽昂贵的香烟，穿天价的衣服，戴名贵手表等事件时，我就可以在自媒体发表对这一事件提出质疑的意见。如果我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名人，甚至意见领袖，那我微博上的粉丝将会纷纷转发，进行扩散。由于微博是一种互动及传播性极快的工具，势必引起微博上对事件的广泛讨论，进而引起传统媒体跟进。在当前新的媒介生态下，传统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相比自媒体在逐渐地减弱，很多新闻事件都是由自媒体或网络媒体率先报道，而后传统媒体才进行跟进，继而掀起舆论高潮。微博具有新闻曝光度、传播速度、获取容易等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因而能够成为传统媒体的新闻源。以2010年为例，当年发生的20件重大事件，由微博曝光事件多达11起，成为了网络爆料第一选择。经过微博快速普及，在诸多领域的日益渗透和日益广泛，38%的用户会在微博了解大量的公共事件和突发事件，并发表意见。[3]
(二)传统媒体的跟进
传统媒体是相对于近几年兴起的网络媒体而言的，是以传统的大众传播方式即通过某种机械装置定期向社会公众发布信息或提供教育娱乐的交流活动的媒体，包括电视、报刊、广播三种传统媒体(即“一报两台”)。传统媒体尽管有其局限性，但对于促进政府对民意的回应仍然起着重大作用，有其民意表达与扩大的优势，实际上很多重大事件、突发事件报道，与传统的媒体跟进有关，任何一个突发事件仅仅靠微博，靠任何网络媒体是炒作不起来的。传统媒体的优势是权威和公信力，自媒体的优势是快捷和互动，在二者的交汇互动之中，民意表达被进一步维系和放大。
近年来许多重大不公事件引起的舆论效应几乎都经历了先发端于自媒体或互联网、传统媒体跟进报道、媒体联动、推动事情解决的“四步曲”，比如2012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湖南永州少女被迫卖淫案，又如前一段时间发生的广州市番禺区城管局政委蔡彬因其名下有21处房产而被网友称为“房叔”并最终落马的事件等；再如前些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这一事件最初并没有被传统媒体报道，而是在网络论坛“西祠胡同”(xici.net)的一个讨论区“桃花坞”被曝光，不过起初并没引起人注意，《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发现后，打电话与发帖子的人取得联系并着手调查报道。经过艰苦调查之后，陈峰写出了调查报告。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题在国内第一个刊发了孙志刚案的报道。这一件惊天事件旋即引发了全国媒体联动和社会广泛讨论，最终导致了收容制度的废除。[4]由此可见，传统媒体通过自媒体或网络爆料一步步去核实去深挖，最终与自媒体一道促使该事件得以解决，实现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凡此种种，不难发现，传统媒体已经与网络自媒体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三)全媒体联动
所谓“全媒体”，是在具备文字、图形、图像、动画、声音和视频等各种媒体表现手段基础之上进行不同媒介形态(纸媒、电视媒体、广播媒体、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之间的融合，产生质变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从传播载体工具上可分为：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音像、电影、出版、网络、电信、卫星通讯等等。“全媒体”是人类现在掌握的各种信息流手段的最大化的集成者。
那么，何谓媒体联动？学者邵培仁认为，所谓媒体联动，是指在重大新闻事件的采访报道中，各类媒体相互配合，取长补短，协同一致地形成传播合力，共同传播某一信息内容，彰显某一新闻主题。[5]因此，本文所指的“全媒体联动”就是全国范围内各种传播媒介针对特定事件做出的联合响应和互动，这是民意的大规模和集中性喷发，是全方位、多渠道的民意表达。全媒体联动的主要类型包括，不同地域的媒体联动，不同介质的媒体联动，上级和下级媒体的联动。事实上，全媒体联动作为一种现象在新闻传播业界已是普遍存在。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民意表达的状况不再只是受众在“联合御敌”，许多不同形式的媒体都在打破时间、地域的限制，对同一新闻做出虽然新闻诉求点不尽完全一致，但事实的信息基本面大致相同的报道。媒体的这种联合行动就是在更大范围、更长时间里强化自己的“新闻诉求”，可以说是一种民意表达的联合行动。就拿前几年发生的华南虎照片造假的周老虎事件，2007年10月3日，陕西省镇坪县周正龙称拍到华南虎照片。10月12日陕西省林业厅宣布陕西发现华南虎，引来网友质疑。随后，照片真实性受到来自全国网友、老虎专家、法律界人士、中科院专家等方面质疑，各种媒体纷纷报道和评论此事，引发中国乃至世界对华南虎照事件的关注。
(四)政府对民意的回应
所谓政府对民意的回应，是指政府顺应民意，对新闻事件中曝光的问题和涉及的人和事进行调查和责任追究。这种对民意的回应既有民意的倒逼因素，更有政府积极主动顺应和响应民意的因素。
从理论上讲，在没有正式的民主制度来约束政府满足社会诉求和公共意见的情况下，政府完全可以忽视公众舆论，对民意不予响应。然而，对民意的响应本身即是一种象征性合法资源，重视民意的政府将被民众视为一个好政府，能够为政府获得合法性，反之，忽视民意的政府则会被民众视为一个“坏”政府，会失去其统治的合法性。因此，一个识时务的政府都懂得顺应民意。
继续我们前面提到的“华南虎照片事件”，由于全媒体的民意围攻，政府有关部门不得不顺应民意，对虎照事件进行调查。2007年10月23日，陕西省林业厅派人和周正龙赴京汇报华南虎相关情况。10月24日，国家派遣专家赴镇坪调查华南虎资源情况。12月19日，国家林业局责令陕西林业厅重新鉴定华南虎照片。12月21日，陕西省林业厅已启动虎照鉴定工作。2008年6月29日，陕西省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周正龙拍摄虎照造假，13位大小官员受到处分。9月27日，旬阳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周正龙诈骗、非法持有弹药案。一审判处周正龙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2 000元。由于此次造假事件影响的广泛性，特别是通过现代网络媒体的迅速传播，使这一事件充分融入了我国民众的情感和思辨，“周老虎”也一度成为了造假的代名词。故而，由此事件演绎出了汉语新名词“正龙拍虎”。因此，“华南虎照片事件”虽发生在陕西，但影响却在全国，全世界。
二、新型互动模式的应用：“表哥”落马事件过程的回顾分析
以上我们概述了网络反腐中的一种新型互动模式，即“自媒体—传统媒体—全媒体—政府回应”的发生过程模式。和其他“网络反腐”事件一样，近期发生的“表哥”杨达才“落马”事件中也实现了媒体、民意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其互动过程也遵循了“自媒体—传统媒体—全媒体—政府回应”的互动发生过程模式，接下来我们对这一事件的发生过程做一简要回顾和分析。
(一)自媒体的民意表达揭开“表哥”事件的序幕
拥有多款名表的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被人称为“表哥”，而“表哥”“落马”事件的真正起点始于作为自媒体的微博。2012年8月26日凌晨2点多，陕西延安境内的包茂高速公路上，一辆双层卧铺客车和一辆装有甲醇的罐车追尾，大火燃起，最终导致36人丧命。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接到事故报告后赶赴现场指导事故应急处置与善后工作，第二天接近中午的时候，杨达才站在罐车车头一侧，几名官员围绕在身边。此时，杨达才正在听交警汇报，突然听到对方用陕北话说了句“一满球烧光了”，他一下子就被惹笑了。不巧，新华社记者站在罐车后方拍下忙碌的交警时刚好也把杨达才绽放的笑容定格在相片的一角。下午4点左右，网友“@JadeCong”坐在电脑前浏览网易发布的事故报道，浏览到现场图片专辑第16张时，他捕捉到一个奇异的表情。于是下载放大，竟看到了清晰的笑脸。“丝毫不尊重死难者！”他愤怒地想着，随后截图，上微博，“得让大家看看这丑陋的嘴脸”。他配以文字说明：事故现场官员满面笑容，情绪稳定——延安市境内的包茂高速公路发生卧铺客车与罐车追尾事故，致36人死亡。微博发送于16时35分，之后转发量暴增。伴随着“36人遇难”与“家属情绪稳定”说辞的传播，网友的愤怒也在对“微笑照片”的转发中蔓延。这条微博被转发六千多次，并以各种形式被转载到网络世界的各个角落，人肉搜索结果很快也出来了，杨达才迅速被命名为“微笑局长”。26号接近深夜时，作为爱表人士，“@渤海论坛官博”编辑一下注意到杨达才的手表，他发出第一张戴表图，并PS了劳力士金表上传，试图引导网友比照。“还会不会有其他手表呢”，在好奇心驱使下，他继续搜索图片。很快，他惊讶地发现“竟有几种不同的款式”。他将微笑图和5张不同款式的戴表图PS在一块，发上微博，附上文字：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的爱好。深夜里，这张图片四处流传，鉴表热潮开始掀起。第二天，被圈圈点点过的“微笑五表图”出现在许多著名ID的页面上。作家天佑也收到了东莞网友传来的这张图片。当时他就宣布，现在他最关心的是手表们的牌子。这样，“微笑局长”又被命名为“表哥”。
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在车祸现场“微笑”引发的“名表门”，随后继续发酵：8月29日晚杨达才通过微博做出回应，承认用自己的合法收入买过“5块手表”；次日，有网友从公开的新闻照片中，又挖出了杨达才的另外至少4块疑似名表。不仅如此，杨达才身上系的皮带又被网友扒了出来呈于网民。网友“延庆老农”在其微博以表哥全身都是宝”为题，用一组图片证明，微笑局长除了左手手表，右手手镯之外，还拥有各种皮带。不久，“手表门”刚过，“微笑局长”又陷入“眼镜门”：有网友指出“微笑局长”的一副眼镜价值10多万元。众多网友质疑，凭杨达才的个人合法收入，身上要“藏”这么多“宝物”几乎是不可能的。那这些东西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很重要。杨达才作为一个厅级官员，要从他人处收取名表、名眼镜、名皮带等等，只是小菜一碟。因此，网友高度关注杨达才身上的“宝物”，其实是关注他究竟有无腐败行为。不少网友质疑杨达才一定有贪腐行为，要求纪委介入调查，并公开杨达才的工资。9月1日，湖北三峡大学在校生刘艳峰向陕西省财政厅寄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在延安特大车祸现场“微笑”的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2011年度工资。
(二)传统媒体的跟进使“表哥”事件扩大升级
由于网上流传的“表哥”事件是相对可靠的信息源，传统媒体及时从微博、论坛等自媒体平台挖掘新闻素材，再经过编辑整合后，以口语化的标题吸引公众关注，促使网络民意进一步放大升级。《南方都市报》、《钱江晚报》、《新民晚报》、《新华每日电讯》等传统媒体纷纷对关于此事在微博上的言论进行摘编报道。8月28日《南方都市报》以《事故现场官员笑事后被扒出好多表》为新闻标题较早报道了网上热议的“表哥”事件；而《钱江晚报》8月28日的报道《车祸现场官员傻笑网友质问你笑啥》则被各大媒体转载超过140余次，被凤凰网转载后，点击量超过16万人次。[6]
在传统媒体对“表哥”事件进行客观报道的同时，有些媒体还刊发新闻评论进行质疑和评论，例如，8月29日这一天，《济南日报》刊文《官员“笑场”可以有腐败不能有》称，不赞同冷嘲热讽杨达才的笑，但是赞同围观并追问杨达才的表[7]；《新华每日电讯》则刊发新闻评论《局长的“表”比“表情”更值得探究》，文章称杨达才的微笑表情至多也只是说明杨达才在人性层面上有所缺失，杨达才的微笑之谜是否揭开都不太要紧。但是，杨达才的“多表”之谜就不同了，这个问题的背后有着太多的疑问需要探究，如果说这些手表确实都是杨达才自己购买的，那么，人们自然而然地要问：杨达才收入几何，如何可以佩戴这么多贵重的手表？如果是别人赠送，那接下来的疑问将更加顺理成章和心照不宣吧。因此，杨达才的“多表”之谜必须揭开，这并非杨达才的个人隐私问题，而恰恰是公众的知情权问题，同时也是杨达才自证清白的机会。如果刻意回避这个问题，公众的好奇心和疑问只能更加强烈。文章提出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正视杨达才的“多表”问题，给公众一个清楚明白的交代。[8]8月31日，《京华时报》刊文《自证清白难以走出名表门》称，一个已经广受质疑的官员，以其孱弱的公信力，不管是承认还是否认，说真话还是说假话，都难以说服公众相信自己。这个时候，需要客观公正的中立方介入，需要纪检监察部门进行彻底调查，迅速公布结果，给网友和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9]。类似新闻评论的出现，与网上要求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公开杨达才收入的呼声一起，逐渐让“表哥”微笑话题重归反腐话题的讨论上。
9月10日，日本政府决定购买中国钓鱼岛。日本购岛事件发生后，国内各种媒体纷纷跟进报道和评论，随着“保钓”议题的升级，对“表哥”杨达才事件的调查结论和处理结果的话题一度淡出公众视线。由于民意被吸引到“保钓”议题上，人们差一点忘记了“表哥”杨达才的存在。然而，部分媒体并未因此放弃对有关部门后续作为的监督和杨达才最新情况的报道，例如《钱江晚报》的记者为追踪“表哥”事件以及广州越秀区区委常委、武装部政委方大国在飞机上公然对空姐动粗的“方大国事件”的最新进展，对陕西省安监局和广州越秀区进行了电话连线采访。9月15日，《钱江晚报》刊文《局长天天在正常上班》，文章称当记者问：“省纪委调查杨达才局长，他有否正常上班”时，该名工作人员肯定地告诉记者：“局长天天在上班”。但对于调查的具体情况，这名工作人员不肯透露。文章还提到，据一位熟悉纪委工作的知情人士介绍，像杨达才这样只是被调查，因此他天天上班是完全可能的。[10]9月15日《钱江晚报》在报道“表哥”事件最新进展时，是在A13版做了一个专题：《表哥正常上班政委的事“不便透露”》，将“表哥”事件和“方大国”两个事件并排在一个版面，可见这家媒体对这两个事件都十分关注。而《局长天天在正常上班》的报道一出后，使得一度趋于平静的关于“表哥”事件的公共舆情再次掀起高潮。该消息被凤凰网转载后，点击量暴增。许多网友跟进发帖，表示要求纪委对杨达才进行彻底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由此可见，传统媒体对“表哥”事件中民意的再度激活作出了不一般的贡献。
(三)全媒体联动促使表哥事件进一步扩大升级
几乎在传统媒体跟进“表哥”事件的同时，由“表哥”事件引发的媒体联动也随即展开：不同地域的媒体联动，就连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媒体也对“表哥”事件给予了关注，例如香港凤凰卫视和凤凰网都作了“表哥”相关跟踪报道和评论；不同介质的媒体实现了联动，博客与微博、网络论坛、优酷等视频网站、报纸杂志、广播电视、QQ群、各种交通工具上的公众媒体、手机短信息，种种传播介质都有“表哥”事件的报道和讨论；上级和下级媒体也实现了联动，中央官媒如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人民网、新华网相继报道和评论“表哥”事件，地方媒体也纷纷跟进报道和评论。而互联网则和其他种各种媒体一道始终关注着“表哥”的近况，网友希望纪检部门彻查“表哥”杨达才背后的腐败行为。截止11月16日，我们在百度上输入“杨达才”可以查找到相关网页结果4 340 000个，而输入“表哥杨达才”则有相关结果约1 090 000个，而通过百度视频搜索工具输入“杨达才”可以找到相关视频约2 297个，输入“表哥杨达才”则可以找到相关视频约649个。由此可见，“表哥”杨达才在互联网上是多么的火热。总之，围绕“表哥”事件，全国媒体真正实现了大联动，“表哥”事件一时间可谓众人皆知，无人不晓，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谈资。
在针对“表哥”事件的全国范围内的全媒体联动中，尤其以一些中央媒体和意见领袖对民意的放大最为明显，例如2012年8月3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1+1”曾以《局长的“微笑”！局长的“表”？》为新闻标题播出关于“表哥”事件的报道，主持人白岩松表示了对杨达才的极大愤怒，并希望纪检部门介入调查，由此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发帖回应，其放到网上的节目视频也被网友竞相点击观看。
在全媒体联动中，各种媒体的民意表达相互激荡，除了中央媒体对“表哥”事件的民意放大起着重大影响外，地方媒体的民意表达也是不可忽视，事实上正是各地的地方媒体对“表哥”事件的持续关注才使民意表达被维系，例如作为地方报纸的《钱江晚报》对“表哥”杨达才持续的关注报道引发了其他媒体跟进报道。而在各种媒介中，互联网具有传播优势，起着媒体互动的重要中介和载体作用。针对传统媒体上讨论的“表哥”事件，网络媒体进行转载，使民意得以保持和延续，由此又引发网友的继续讨论，网上的讨论又引起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相关报道，使民意继续在各种媒体中流淌。各种媒体以各自独特的传播方式，决定了它们必然具有某一方面的优势。例如，报纸平面化的传播和版面容积使关于“表哥”事件深度报道成为优势，以《钱江晚报》为代表的报纸做了“表哥”事件的调查性报道和评论，而广播和电视的直观效果又是报纸不可比拟的，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电视台对“表哥”事件的报道使这一事件为更大范围内的公众知晓。经过持续一个多月的各种媒体对“表哥”的围剿，终于形成了舆论合力，促成了政府对发端于网络的“表哥”事件的重视，同时也带出了“表叔”、“房叔”等相关反腐事件的新闻报道。
(四)政府对民意的回应致使问题“表哥”最终落马
对于全媒体联动引发的“表哥”的民意围剿，陕西省有关部门及时给予了回应。2012年8月31日，延安“8.26”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陕西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达才在事故现场的“笑脸”照片和个人戴“名表”的照片在网络上被曝光发生之初，陕西省纪委就高度关注事件进展，并立即安排相关部门开始了调查。陕西省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省纪委将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事件所涉及的问题进行认真深入的调查，如确有违纪或腐败问题，将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2012年9月21日，陕西省纪委宣布，杨达才存在严重违纪问题，依据有关纪律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经省委研究决定，撤销杨达才陕西省第十二届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对调查中发现的杨达才的其他违纪线索，省纪委正在进一步调查。另外据消息透露，刚刚被撤职的陕西安监局长杨达才确已被双规；查出名表至少83块，需进一步认定；双规期间，纪委在杨达才个人账户发现存款超过900万元，在杨家中和私人场所发现现金至少700万元。这是“打折”后的保守统计。[11]此时，距8月28日开始对表哥杨达才的网络追踪已历时24天。24天的民意围攻，“表哥”杨达才终告落马。而据10月9日中国经营网关于杨达才的综合报道称，表哥杨达才存款涉及20多家银行，陕西纪委调查现金存款或超1 600万元。[12]目前来看，“表哥”杨达才事件虽还没完全终结，但其最终的调查结果我们可以乐见其成。
三、结论与讨论：新型互动模式的利弊和可推广性分析
回顾“表哥”杨达才落马事件的过程，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网终反腐的力量：由自媒体的一个质疑到传统媒体的跟进到全媒体的围剿最终到政府对问题官员的查办，一个由微笑引发的“惨案”，“表哥”杨达才落马的过程似乎顺理成章：一个微笑，一块手表，一位厅局级干部就这样简简单单地倒下，以致于不少网友竞相欢呼这是“网络反腐的又一次胜利”，甚至互联网也被人称为“网络纪委”。然而另有一些人却认为，“表哥”的“落马”，并不能代表“庶民的胜利”，“表哥”事件只是个偶然因素：如果不是杨达才在车祸现场微笑，不是被人肉搜索名表，不是舆论持续关注，杨达才或许还在“正常上班”。更有甚者认为，“表哥”事件会促使更多的“表哥”隐藏起来、潜伏起来，就像周久耕落马后一样，在公共场合全面禁止“高价烟”已成了官场的共识。同样，“表哥”事件会让“问题官员”们深刻反思，低调从事，从而给制度反腐带来难度，而制度反腐才是“表哥”终结者。
的确，网络舆情只是起到提供线索，最终的“真相”还需相关执法部门的调查与鉴定。近年来，因网络而“下马”的官员，大多是对网络的无知无视从而“一不小心”、“一不留神”引来无数网友围观，最终致其身败名裂、锒铛入狱。然而，“表哥”的“落马”既可以说是一个网友歪打正着的事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这偶然性又寓于必然性之中。其实，“表哥”的“落马”看似偶然，实质有其必然过程。近年来网络“揪”出的一些问题官员，无不暴露出官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攀比心态，奢侈铺张心态，只要见此情景进行挖掘敲打总能发现一些腐败端倪，这也就是网友为何总能“歪打正着”的原因。
进一步而言，人们往往强调制度反腐，然而制度的执行终归依赖于人，制度也不会自动完善，其动力既来自官方的努力，更需要公民和媒体监督的推动，民意的倒逼也将最终促进某些制度的完善。因而“网络反腐”的意义不仅仅是让杨达才等“表哥”们的问题官员“落马”，其实质意义更在于，在接连不断的“网络反腐”事件中，塑造一种新模式即媒体—民意—政府的良性互动模式。这种模式通过“自媒体—传统媒体—全媒体—政府回应”的互动机制获得了两方面的成就：一方面是民意和政府的共同合作实现了对腐败的治理，维护了国家反腐倡廉的法律制度，经过一场场大大小小的“网络反腐”事件，一种新的反腐路径即“网络反腐”已经成型；另一方面是渐进的形塑着一种政府与媒体、民意的长效互动机制，在对发端于网上的事件上，纪检部门没有敌视“网络民意”，没有将网民当做网络暴民，反而，根据网络上的线索，对网络及其他媒体上流淌的民意进行分析和回应，依法进行调查取证，并追究问题官员，这种政府与民意的长效互动若能得以继续推广的话，必将实现对腐败现象的有效治理。
综上所述，纵然能称得上“表哥”的也许有很多，目前，网络反腐的能力也仍然有限，但“表哥”杨达才的落马，却为我们展示了在社会转型和新媒体发达的背景下，能够通往未来的“政府与公民的新型互动与合作关系”应如何塑造，而良性的互动合作关系又该怎样达成的一个憧憬。同样，“表哥”落马的事件也带给我们许多思考，怎样及时掌握网络舆论动态，探索建立“网络反腐”长效机制？如何建构一种制度化的媒体、民意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机制？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诚然，“表哥”的“落马”事件依然有不满意之处，我们到现在还没看到陕西政府回应公布杨达才工资的民意诉求，因此，在这一事件中，媒体、民意与政府的真正良性互动并没有完全实现，我们期待不久的将来，政府能够顺应民意，公布杨达才工资。因为只有政府顺应公众对腐败深恶痛疾的民意，真正建构一种媒体、民意与政府的长效良性互动机制，反腐倡廉才能更深入地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