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基因奥秘
——当代西方基因政治学述评
文/朱仁显 韦焱良
基因政治学（Genopolitics）是近十年来西方政治学新兴的一个跨学科研究分支，其主旨在于试图从政治学、心理学、生物学、病理学、遗传学和认知神经学等跨学科的视角，运用双生子研究法、大家庭研究法、候选基因相关性研究以及把几千种基因纳入分析过程的全基因组关联性研究等自然科学方法来分析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进而获知态度和行为背后更为深刻的基因奥秘及其作用机制。
社区矫正起源于美国，在1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美国的社区矫正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73年，美国的明尼苏达州通过了第一部社区矫正立法，至1995年，美国已有18个州通过了社区矫正法。美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一般由州财政预算进行资助。社区矫正形式丰富，主要包括中途之家、社区服务、日间报告中心、家庭监禁、电子监控等众多形式。1983年，美国的新墨西哥州率先将电子脚镣引入社区矫正。
基因政治学研究兴起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首先，源自“人天生是政治动物”这一经典政治学命题的隐喻。该命题在强调人的政治社会性的同时，也隐含着人具有政治本性的生物学暗示，从而为基因政治学的兴起提供了某种指引。自19世纪开始，一些思想家认为，生物学能够解释复杂的人类行为甚至政治信念，并进行了若干研究，开启了基因政治学研究的先河。其次，遗传科学发展积累的技术和知识储备提供了技术可能。19世纪以来，许多人文社会学科如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和生态学等纷纷与遗传学进行了学科对话，它们围绕着进化发展模型找到了清晰的理论聚合，确认人类行为和价值取向与遗传相关。随着遗传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正式完成，为发现和解释基因作用于政治行为和态度的机制提供了技术可能。再次，认知科学发展的启示和推动。这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两个维度。认知科学研究实现了从外在世界向主观世界的转变，它希望能够用“处理物理现象的自然科学去解释具有精神属性的意识现象”，这对基因政治学的研究内容具有较强的启迪，从人自身内部寻找行为和意识的解释机制成为两个学科的共同特征和属性。认知科学也承认环境及文化作用对大脑功能和认知结构的重要影响。这对基因政治学的“基因-环境”范式的形成也具有明显的启发意义。此外，认知科学研究者以基因图谱为线索，利用分子细胞生物学技术，找到了相当数量的抽象认知功能的物理基质（如控制记忆的基因）。基因政治学也因此受到了启示：既然基因结构能够影响认知功能，那么它是否可以同样影响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最后，美国政治极化现象也促进了基因政治学的发展。在过去的50多年时间里，美国政治极化现象严重，“否决政治”盛行，政治生活不断陷入困境，政治和行政效率低下。政治学者难以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早期保守主义运动获得民众支持？为什么在美国大选时，公民之间会出现“政治狂热”和“政治冷漠”的事实反差？部分学者希冀从人的基因之中获得答案。
基因政治学研究历经两个发展阶段，即理论假设提出阶段（2005—2008）和理论检验阶段（2008年至今）。
在理论假设提出阶段，基因政治学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两大理论假设：基因影响政治观念和基因影响政治行为模式。基因政治学研究者认为，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是先天遗传性因素和后天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他们通过多次实验发现，“政治自由主义”倾向和“政治保守主义”倾向可能具备遗传性特征。而在“理论假设提出阶段”后期，研究人员发现，党派认同强度、政治和经济偏好、宗教态度以及公民责任感等方面也可能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基因政治学研究者通过研究发现，政治行为模式或许可以实现代际遗传。2008年，福勒指出，在政治参与中的个体行为差异可能与遗传性因素（基因）相关。他们在对洛杉矶地区的双胞胎选民登记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更有可能表现出相似的投票行为，投票行为中53%的变化可能归因于基因。此外，他们还发现遗传因素导致占比60%的双胞胎选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如为竞选捐款、竞选公职、为政治组织志愿服务等方面存在着差异。需要指出的是，研究人员没有否认社会环境对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解释价值，他们从未表达“基因决定论”的观点。“社会环境与基因共同作用于政治态度和行为”也是基因政治学隐含的一贯假设。
在理论检验阶段，基因政治学研究者主要发现了MAOA基因、5-HTT基因、DRD4基因和DRD2基因能够与政治行为和政治态度相关联。还有学者认为，心理特质是基因与政治参与行为相关联的中介。福勒和达韦斯（Christopher T.Dawes）最先识别了导致政治参与行为差异的基因，他们发现拥有MAOA基因多态性的人更有可能参加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投票；以及5HTT基因多态性与投票率之间的关系受到宗教活动参与率的影响。在控制了已知的能够影响投票率的变量之后，高表达的MAOA等位基因大约提高了5%的投票率；在那些活跃于宗教组织的人当中，较长的5-HTT等位基因能够提高10%左右的投票率。产生这一现象的机制是：这两种基因能够转录化学物质，对大脑部分调节恐惧、信任和社会互动的5-羟色胺系统产生巨大影响。当其水平较高时，神经递质活跃度会很高，人们更有可能去参加投票；反之亦然。2009年，他们又发现携带D2多巴胺受体基因的A2等位基因的人明显地比那些携带A1等位基因的人更有可能成为某党派成员；尤其是携带两条DRD2基因的A2等位基因的人比没有携带者有超过8%的可能性成为某党派成员。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大脑中多巴胺的水平高低受到DRD2基因的影响，多巴胺水平与党派意识呈正相关关系，从而左右公民的投票意愿和行为。2010年，福勒等人发现了DRD4基因与政治意识具有紧密关系。他们发现，身上携带某种特殊形态的DRD4基因的人更有可能在成年后成为自由主义者，但前提是这些人必须处在能够为他们提供多元观点的社会环境中。基因政治学对此的解释是，DRD4基因会制造出影响和调节多巴胺的受器，DRD4基因的变体7R基因（即DRD4-7R）能够影响大脑的多巴胺水平，从而左右对大脑的影响。多巴胺水平越高时，个人越有可能成为“新奇事物的追寻者”，同时如果个人在青少年时期朋友数量越多，就会欣然接触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想法，从而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反之亦然。2014年，达韦斯等人发现并证实：心理特质促成了基因与政治参与之间的联系。心理特质是政治参与行为和基因发生作用的中介物，政治参与行为和政治倾向是被心理特质所调节的，而非受到认知能力、个人控制和外向性等因素的调节。
中国的扶贫开发，一直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组织与社会的参与下，以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为主体进行的。党和政府领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的扶贫体制，是中国扶贫开发的基本特点，也是中国扶贫取得成功的基本制度保障。
但基因政治学也面临两个方面的强烈质疑和批评。首先，一些学者认为，基因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幼稚”，这主要体现在：一是“相同环境假设”的有效性存在问题。因为同卵双胞胎与潜在相似反应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在家庭和社会中，这些相同特征很可能会影响儿童的行为发展方向，从而使他们更相似。因此，盲目接受相同环境假设可能会导致对双胞胎研究的遗传度测量被夸大。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出现，同、异卵双胞胎应该拥有（经历）相同的特质——相关环境。然而，现有研究尚未完全做到这点，相同环境假设的有效性还存在很大的缺陷。二是具体统计方法的不成熟。在既有研究中，基因政治学研究者主要采用多分格相关系数转换和最大似然框架下的结构方程进行数据处理。反对者认为，基因政治学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是“科学的所有装饰，例如实证研究、数据收集、使用统计方法分析数据”，“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是一种存在根本缺陷的实证研究技术”，都依赖于平等的环境假设、不带偏见的样本和对所研究现象的准确测量，而现实情况是“他们根本无法克服方法的局限性”。二是批评者认为基因政治学是“贪婪的”还原主义。基因政治学的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二分法夸大了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分歧，这种“左-右”的二元划分明显不符合政治现实；“政治态度是由遗传决定的”这一假设并不具备合理性，因为它不能比其他假设更好地解释所要考察的研究对象；“基因影响政治行为”假设也存在问题，因为研究过程不仅存在方法问题，也没有考虑到群体分层，即由于独特的祖先迁徙模式和交配做法，不同族裔群体的多态性频率各不相同。人类行为主要由一两种基因进行解释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反对者认为，基因政治学研究者所做的不过是妄图把错综复杂的人类态度和行为进行严重错误的描述，以便把它纳入一个“还原论者的解释模型”，基因政治学是一种“贪婪的还原论”。
学界对基因政治学的批评并不能掩盖其学术价值。一是促进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基因政治学基本上确立了一种“基因范式”，对主流政治学的“环境范式”及其相关的“环境-心理范式”产生了冲击，“反驳了政治学领域几十年来的‘环境决定论’，证明了用以解释态度和行为的社会化范式虽不一定是错误的，但在实质上是不完整的”。基因政治学所提出的“基因范式”可以与“环境范式”相互补充和促进，有可能共同形成一种新的“基因-环境”范式。二是推动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突破。包括双生子研究法、大家庭研究法、候选基因相关性研究以及全基因组关联性研究等在内的自然实验法构成了基因政治学的主要工具箱，它具有直观性、便捷性、可重复性、专业性、科学性、精确性等诸多优势。基因政治学所使用的自然实验法还经常利用数据统计工具来分析“大数据集”，从而实现既定研究目标。因此，该研究方法可以有效地满足政治学家的科学性期待，能够有力推动政治学的科学化发展。三是驱动跨学科的交流和对话。基因政治学主要是政治学与自然科学之间交流和融合的结果，它运用生物学、遗传学、神经科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技术分析政治主题，为理解政治生活提供了新视角，促进了政治学的知识增长。四是提升了政治学对人类行为的解释能力。传统政治学和新政治学知识对人类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解释力不足，要求政治学亟需从其他领域汲取资源来提升解释能力，而基因政治学则正好可以有效地提供解释资源。基因政治学借助最新发展的科学技术手段，找出影响人类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特定基因，并发现具体的因果机制。这使得政治学对人类行为的复杂解释朝着更加符合客观经验的认识又推进了一步，提升了政治学对于人类行为的解释能力。
（朱仁显系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韦焱良系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摘自《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