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困境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启示论文,理论论文,工业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4)11-0102-08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是对现代西方社会出现的文化危机和人的生存困境的理论回应，开创了现代大众文化批判的理论先河。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人物西奥多·安道尔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学界又常译为“西奥多·阿多诺”，文中按照惯例简称“阿多诺”)最早阐释“文化工业”批判理论，集中体现在他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1947)中。在此后的理论生涯中，阿多诺长期从事“文化工业”问题的研究，其思考散落在《否定的辩证法》(1966)、《美学理论》(1970)等著作中。 阿多诺一直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工业”持批判态度。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文化工业”逐步趋向标准化、模式化、商业化，呈现出压抑性、操纵性、意识形态性特征。“文化工业”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极权统治的代名词，扮演着“社会水泥”的阶级统治角色。“文化工业”被完全异化，根源在于工具理性和经济力量已经侵入社会文化领域。阿多诺之所以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持如此态度，与其所处历史时代背景、否定辩证法的哲学观以及“乌托邦式”的审美旨趣等多种因素有关联。我们认为，阿多诺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采取了激进主义态度，这种批判和检视无疑是尖锐的。然而，较之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阿多诺站在资产阶级精英主义文化立场对其“文化工业”所作的批判并不透彻和深刻。因为他并没有从根基上揭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未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本性。此外，“文化工业”批判因其遮蔽工具理性的积极价值、无视大众主体性等而存在理论缺陷。从本质上看，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脱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未看到资本主义在发展经济、政治和文化工业的同时也创造着导致其自身灭亡的条件，特别是由于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批判对资本主义制度也只能是隔靴搔痒。 一、“文化工业”批判未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 如果说，20世纪20、30年代以卢卡奇、葛兰西等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关注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和革命策略问题，那么，以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则转向“文化工业”批判或“大众文化”批判。受此影响，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西方理论家相继从文化、观念、社会、心理等不同视角来反思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譬如，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德鲁兹、布尔迪厄、鲍德里亚等)明确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他们从某些方面(如文化、消费等)激烈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西方晚期马克思主义者虽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但总体上将批判的视角集中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如詹姆逊的文化批判、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批判等。近些年来，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女权社会主义等一批新近社会思潮也从不同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予以检视，试图从学理层面来诊治西方社会的种种现代性病灶。[1] 造成上述理论多样性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组成部分的有机体，因此不同学者、流派结合自身实际对其进行多视角剖析是情理之事。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性特征是多维度的，譬如“现代性首先是一种实践制度”；“现代性是一种价值文化表达”；“现代性是一种文化理想和趋势的表达”。[2](P253)从本质上看，“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与表现，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总体性概念。”[3](P99)现代性的多层次性，决定了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但是这并不否认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依然遵循着自身内在逻辑，即“现代性逻辑”①。总体来看，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现代西方思想家，大多远离所有制和经济基础，主要是从文化、观念、心理、价值等层面来考察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逻辑发展。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现代性”概念，但是开创了从历史哲学角度来审视“现代社会”的新路径，即从“资本逻辑”维度来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②。按照马克思理解，“资本逻辑”控制的社会就是不断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并驱使着资产阶级不停地变革、创新的社会。由于受时代限制，马克思并没有采用今天的话语体系来表达现代性，但是马克思的“资本逻辑”理论依然可以被视为根治资本主义现代性病症的有效药方。鉴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分析对于解决现代性问题的重大意义，部分西方学者给予了很高评价：“马克思或许是早期现代性——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出色的社会分析家”；[4](P41)吉登斯甚至将马克思和韦伯、涂尔干并称为三大古典现代性理论的代表人物。 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的根本目的是试图从“大众文化”出发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寻求出路。客观地讲，这种尝试是有益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5](P544)因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6](P207)在马克思那里，解决现代性危机，首要的不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逻辑，而是改变资本的逻辑。只要资本的逻辑在强势地推行，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和扩散。[3](P101-108)对于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而言，虽然从“大众文化”层面已经揭露出现代资本主义极权统治的虚伪本质，但是并没有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较之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还仅仅处于表层。当然，在批判过程中，阿多诺也试图从“音乐拜物教”、异化生产等方面展开，但这些都未能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更不用说揭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了。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为我们审视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思想提供了新路径。从本质上看，“资本逻辑”不但作为文化工业发展的内驱动力，迫使资本家贪婪追逐剩余价值，而且还作为其对立面将其彻底异化。 (一)“文化工业”的内在驱动 马克思认为，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恩格斯在评论《资本论》时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7](P362)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时期还是发展阶段，资本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始终将所有社会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阿多诺在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时，也隐约意识到资本的扩张本性，“文化工业的进步，还离不开资本之普遍法则的根源”。[8](P119) 资本自我增殖本性决定了“文化工业”的趋利性本质。“整个《资本论》的主题便是揭示资本的内在扩张本性，以及这种扩张产生的巨大动力和深刻危机。”[9](P142-143)这里讲的“内在扩张本性”其实就是资本的自我增殖本性，即资本不断追求更多剩余价值的本性。资本自我增殖本性驱使资本家进行精确严格的成本核算和时间规划，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成本节约，不断提高剩余价值率，最终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文化工业”产品完全具有商品属性，“文化工业”生产按照价值规律来运作，这也就决定了其趋利性本质。“文化工业”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剩余价值，注重的只是“文化工业”产品的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在商业繁荣阶段，交换价值就已经把使用价值作为自己的附属品了，尽管它还得通过使用价值确立自身的存在基础”。[8](P145)可见，作为资本自我增殖的外在表现形式，“文化工业”产品的交换价值功能被无限放大，逐渐成为资本家依赖的对象。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把所有文化的价值都变成了交换价值，一切能够进行交换的并能为资本带来利益的才是有价值的，在这里，价值通约主义成为衡量和评判文化的基本准则。[10] (二)“文化工业”的异化本质 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工业”已经把艺术、宗教、哲学、政治与商业巧妙结合在一起，其生产和消费等各环节完全按照价值规律来运作。此时，“文化工业”产品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商品，而非艺术作品。在马克思那里，商品是社会经济的细胞。同样，“文化工业”产品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与其他商品别无二致。在现代社会，商品成为最基本的中介要素，几乎一切存在物都采取了商品的形式(或者说，通过市场)来确证自身的存在和实现自身的价值，于是商品拜物教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11]“文化工业”产品自然也形成了文化商品的拜物教。对此，阿多诺以流行音乐为例，对“音乐拜物教”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在他看来，当代音乐文化已经被异化，这主要表现在：(1)创作者已经不再从审美角度来制作音乐，取而代之的是上座率和经济利润。音乐作品丧失了艺术欣赏性，变成了商品的另一种符号形式。(2)“音乐拜物教”造成公众欣赏力的退化，逐渐形成一种媚俗倾向，最后造成“音乐拜物教”对人的全面异化。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工业”不仅把文化推向了单调平庸，而且把大众推向了单调平庸。[12](P51-62) “资本逻辑”主宰着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全过程，逐渐将其变成实现价值增殖的工具。正如阿多诺所说，“所有这一切，都是投资资本取得的成就，资本已经变成了绝对的主人，被深深地印在了在生产线上劳作的被剥夺者的心灵之中；无论制片人选择了什么样的情节，每部影片的内容都不过如此。”[8](P111)其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文化工业”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同时，按照阿多诺的理解，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产品彻底将公众异化，公众被极权社会塑造成以经济理性为原则的统一文化、知识和思维模式。更为可怕的是，这些“文化工业”所生产的文化垃圾产品以各种形式被销往世界其他国家，对他国人民造成精神侵蚀。最具代表性的是，西方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着销售文化产品的幌子，推行所谓自由、民主、平等、理性等价值观，以达到文化殖民主义的目的。从表面上看，文化殖民主义抑或文化霸权主义是通过发达资本主义文化产品输出造成的；然而从本质上看，这恰恰是“资本逻辑”全球化扩张的集中体现，因为资本向来是“国际派”。马克思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3](P46)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工业”，表面上看是统治阶级创造了满足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但实际上则是通过这些产品实现了对人民大众的文化钳制，实质上是赤裸裸的阶级统治。因此，要破解这种统治，唯一的路径只能是“消灭私有制”。因为，“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13](P45)但遗憾的是，对于资产阶级精英文化论者阿多诺来说，他根本没有看到这一点。假使看到的话，他也只能视而不见，这是由其阶级属性决定的。故此，无论阿多诺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批判多猛烈，实则都是在“外面转圈”，都是隔靴搔痒。当然，阿多诺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工业”所暴露的种种弊端，这为我们清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以及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产业实践中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提供了启示。 二、“文化工业”批判遮蔽工具理性价值 工具理性是否仍具有价值，是摆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面前首要解决的问题，亦是贯穿“文化工业”批判始终的核心主题。从根本上看，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是对启蒙运动以来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批判，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在反思启蒙理性基础上的时代拷问。从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上半叶，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启蒙精神一直作为进步力量被世人所推崇，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将世人从启蒙理性的美梦中唤醒。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被启蒙摧毁的神话，却是启蒙自身的产物”；[8](P5)“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8](P1)因而，取代第一次理性启蒙的将是一次彻底的启蒙反思，从而真正实现“对启蒙的启蒙”，[14](P136)即“要重新发掘已经丧失活力的初次启蒙中残存的理性潜能，使之再次释放出来”。[15]我们知道，随着科学技术(工具理性)的广泛应用，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改造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都有了新突破，集中表现为物质财富极大积累、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与此同时，工具理性的泛滥也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比如生态环境的破坏、功利主义盛行、文化困境凸显等等。围绕着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人文理性)的关系，人们开始重新评判工具理性的价值。尤其是在资本主义，随着社会的全面发展，工具理性逐渐演变成经济理性、政治合理性。譬如，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在工具理性的助推下，“资本逻辑”成为裁判者，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资本增殖、剩余价值获取为导向。在社会生活领域，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利用各种手段进行阶级统治，不仅把统治魔爪伸向经济、政治领域，还伸向文化乃至私人生活空间。正是在这种历史境遇下，阿多诺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具理性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早期对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如今已蜕变成一种反启蒙、反理性的推手。按照阿多诺的理解，“文化工业”的兴起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因为“文化工业是技术理性和经济力量侵入文化领域的结果，因而意味着理性化和物欲化对文化的一种侵占和渗透。所以，大众文化批判与技术理性批判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由此说来，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也意味着对技术理性的批判”。[16](P66)实事求是地看，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无疑看到了工具理性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但同时却过分夸大了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不乏悲观色彩。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以工具理性为支撑的科学技术仍然作为第一生产力为世界各国所重视，人们在使用科学技术同时也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认识到，一方面由于电脑、手机、印刷等现代技术手段在大众文化生产、传播过程中的使用，使人们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渠道多样化和自身认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炮制的文化产品也不是一味地顺从、被动接受，同样具有反抗、拒绝意识。从这个角度看，阿多诺对工具理性批判充斥着过于苛刻且带有否定的意味，但是，从重新呼唤理性、召唤启蒙角度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遮蔽了工具理性价值，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恐惧主义。其实，针对科学技术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很多论述。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在人类实践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是科学技术对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意义，“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3](P36)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刻地预见到其负面效应，科学技术也会“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17](P358)并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13](P580)可见，自诩为马克思主义“合法”继承者的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却在工具理性批判中迷失了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批判中，阿多诺等学者已经看到了科学技术特别是机械复制的异化问题。在他们看来，只要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总会呈现出异化的本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使得科学技术和资本、政治乃至思想文化更加紧密融合在一起，使得科学技术逐渐超越了自身的生产力要素属性，具有了政治的隐性意识形态功能。对此，哈贝马斯曾指出，“作为意识形态，它一方面为新的、执行技术使命的、排除实践问题的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它涉及的正是那些可以潜移默化地腐蚀我们所说制度框架的发展趋势”。[18](P64)这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已经演变为影响社会发展的“无形之手”。 阿多诺以“文化工业”批判为切入点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其实已经看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其内部所包含的无法克服的矛盾。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可以看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两个“轮子”，自启蒙运动以来，两者之间的冲突就不曾间歇。因而，如何促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和谐发展，是摆在人类面前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就工具理性而言，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不能否认其对于推动社会发展、人类解放的进步意义；同样，我们也不能无视价值理性的存在，价值理性观照的是作为人类社会历史主体的人，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其根本目标。工具理性、价值理性都应成为整个社会价值的重要源泉。“在人类社会交往中，即存在着合理—目的行为，也存在着团结协作的行为，而如果仅仅用科学技术的合理—目的行为来统治人的社会交往活动，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冲突。”[2](P260)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做到两者的有机结合，形成既体现理性主义又涵盖人文主义的综合价值系统。这启示我们，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先进科学技术手段对于调整文化产业结构、推动文化产业升级、扩大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坚持“物的尺度”的同时，要充分挖掘科学技术的“人的尺度”属性，即科学技术的“文化产业运用”最终归宿在于繁荣文化、启迪民智、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提升境界。 三、“文化工业”批判忽视大众主体性 在1963年发表的《文化工业再思考》中，阿多诺开篇就回应了自“文化工业”概念提出以来西方学术界的种种质疑。“在我们的书稿中，我们使用的是‘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大众文化的倡导者认为，它是这样一种文化，仿佛同时从大众本身产生出来似的，是流行艺术的当代形式。我们为了从一开始就避免与此一致的解释，就采用‘文化工业’代替了它。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把它与文化工业区别开来。”[19](P98)不难看出，在这个问题上，阿多诺与“大众文化”倡导者的立场是大相径庭的。阿多诺认为，所谓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借助于大众传媒而广泛流传于大众之中、自下而上产生并服务于大众的流行文化，而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它本质上是一种“反文化”；它在闲暇里控制人的思想情感，压抑人的个性，消除人的反叛意识，维护和巩固现存制度，起着欺骗大众、巩固现存秩序的意识形态作用。[20](P88-89)基于这种认识，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俨然是“文化工业”的异化物。 阿多诺之所以用“文化工业”取代“大众文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为广大民众在“大众文化”选择过程中只是被动地接受文化产品。按照阿多诺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利用手中操控的“文化工业”进行自上而下的思想控制和意识形态灌输。因而，“大众文化”实际上是由统治者由上而下强加给大众的压抑性“伪”文化，而非从大众出发、为大众服务的“真”文化。在“大众文化”面前，作为文化消费的普通民众并不是文化的真正主体，而“现代大众文化有专营的制作人、经营者，这些人对大众文化起着主宰作用。在大众文化的市场利益份额中，他们是主要得利者”。[21](P146)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从社会学家的角度分析，文化大众有三种类型的构成者，它不仅包括文化的创造者，还有文化的传播者，例如，作家、杂志编辑、电影制作人和音乐家等等，这个群体为更多的“大众文化”观众生产普及的产品。其中，文化的创作者、传播者主宰着“大众文化”的方向和面貌，是“文化大众”的中坚，是他们塑造着广大观众、读者的审美趣味。阿多诺将消费大众置于被动的接受者地位，这种分析是有一定道理，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消费大众的主体性意识和作为主体选择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就连对文化霸权持尖锐批判态度的安东尼·葛兰西都持不同意见。按照葛兰西的理解，现代社会中民众仍然具有主体意识。葛兰西深入研究了国家上层建筑并将其划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个部分。按照他的分析，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对民众的控制逐渐通过市民社会而非外在强制(政治社会)来实现，逐步实现“文化霸权”或称文化领导权。葛兰西呼吁，工人阶级应该思想觉醒，要透彻分析资产阶级惯用的“精神和道德的领导”言语、词汇乃至思想逻辑，认清资产阶级统治新花样，努力掌握文化领导权。这表明，民众并不是简单接受思想控制的，而是具有自我意识能够批判反思的主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众应该对“文化工业”的产品持警惕态度，以免被媒介及意识形态所操纵。 在“文化工业”批判中，阿多诺之所以忽视大众主体性，与其资产阶级精英文化论者的身份有关。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不是精致艺术，是世俗文化、流行文化。这导致其对“大众文化”的偏见态度：期望“文化工业”终止和“大众文化”的消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精英文化在社会上的统领地位。这也就决定了，虽然他极力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揭露其极权统治本质，但是并不希望看到大众的彻底觉醒和反抗意识的增强。这种情况真实地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期间，当学生们受其理论影响而采取革命行动时，他却退缩了，暴露出资产阶级理论学者固有的软弱性与阶级局限性。这就不难解释为何阿多诺晚年转向“乌托邦式”美学理论研究。在现实世界中，即使他的理论再深刻，也很难实现由“批判的武器”向“武器的批判”的真正转化。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从表面上看是帮助大众摆脱极权统治，实质上只不过是对广大民众进行的“口头许诺”。事实上，随着自身知识水平提高，人民大众自然会通过判断认清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伎俩，逐渐培养出主体性的反抗意识。在“文化工业”批判中对大众主体性的忽视，恰恰反映了其理论本身的价值理性缺位。阿多诺没有看到，在现代社会，大众的文化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对此问题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在精英文化论者看来，大众是不能或者没有资格来享用精英文化的。而“文化工业”又作为大众文化的异化物存在，那么，这样就造成大众在社会文化选择中出现无对象的局面。其实现实并非如此。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的需要依然体现着多样性；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人们的文化需求不能够完全被满足。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并没有进一步展开。马克思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只有未来共产主义才是能够满足人各种需要的社会形态。“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6](P339)辩证唯物主义把实践观点引入认识论，科学地规定了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强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倡导这种关系应当是一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有利于我的发展”的关系。这种以“为我关系”为主旨的主客体关系，乃是一种主动建构的关系。在这里，人既是出发点，又是最终的归宿之地；人的主体需要是为我关系、主客体关系的首要推动力；人的活动目的是制约和规范为我关系、主客体关系的内在尺度。[22](P116-117)从本质上看，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为我关系”为主旨的主客体关系、人的主体性等理论观点是完全相背离的，是对大众在“文化工业”中主体性地位的简单否定。这启示我们，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高文化产品质量，以“人民需要什么、人民满不满意”作为重要评价指标。同时，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创造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文化产业创作出更多精品力作，特别是引导文化生产企业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文化作品，使文化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阿多诺提出“文化工业”概念至今已60多年，其思想尽管存在诸多的问题，但我们依然能够被他的理论深度、问题意识以及批判勇气所触动，他所批判的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存在的问题和教训依然值得我们警惕。今天世界各国飞速发展的文化产业实践要求我们应该对此加以重视。阿多诺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是深刻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工业”本身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然消亡。只要“文化工业”存在的社会条件还依然存在，其效应依然会发生作用。例如，现代工业作为其物质基础还依然存在、科学技术因素仍然扮演重要角色、人们越来越拥有充裕闲暇时间、大众消费社会日趋成熟、民众文化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等等。更重要的是，文化与经济结合更加紧密了，文化产业不仅仅已经成为各国着力发展的产业形态，并且成为拉动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工业”在当下如火如荼地发展，并不意味着阿多诺所批判的各种弊端已经全然消退。事实上，随着社会发展，这些弊端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只不过没有那么公开地外显出来，而是更加隐蔽地存在着。譬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阿多诺所指的极权统治以更加隐性的方式潜伏其中，对大众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思想钳制。总的来看，同其他事物一样，“文化工业”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维度，关键是我们如何更好地利用它为人类服务。这需要我们摒弃狭隘的文化经济主义，最大限度地彰显文化产品在促进人类个性解放与全面发展的正能量。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引向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初见端倪。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对文化产业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2009年我国颁布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我国已经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高度来对文化产业进行总体设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党的十八大进一步肯定了发展文化产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23](P39)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对文化产业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我国文化产业经历了历史性转变，客观地看，在实现了长足发展的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和难题。 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展示给世人的是一幅政府、文化企业、科学技术、消费大众、文化产品之间张力的画卷。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这五者之间的平衡与走向，五者间关系处理的好与坏直接影响着我国文化产业的成与败。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有助于我们提升对文化产业的理论认识、解决产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规避文化产业各种流弊。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需要进一步反思、批判阿多诺“文化工业”的思想，以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为镜，去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具体问题，重建属于自己的文化产业新格局。 [收稿日期]2014-03-23 注释： ①有学者指出，“所谓现代性逻辑，就是现代性运动的内在联系和内在演化趋向，它以一种规律或趋势的形式贯穿于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之中。”参见丰子义：《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探索》，第11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有学者认为，“资本作为占支配地位的现代生产关系，成为了一种主体性的存在，其活动历程具有必然如此的内在联系、运动轨迹和发展规律，这便是资本的逻辑。”参见郗戈：《资本逻辑与理性的自我分裂》，《现代哲学》，2010年第6期。标签：阿多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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