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增长模式特点及存在主要问题——对“中国式增长”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中国改革开放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30年，中国保持平均9.3％的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经济中引人注目的现象。作为一个基础落后的计划经济下的农业大国，中国经济发展特征可归为两个方面，一是从欠发达的封闭的农业大国走向开放的相对较为发达的制造业大国；另一个特征则是在从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国家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中重要性的不断加强，并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将中国经济增长作为研究对象。
在经济改革的30年中，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这个时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和地区。对于中国转型期经济增长的研究，很多国内、外学者都做了不同视角的研究。就目前来看，在不同学者的研究中，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模式的归纳和评价并没有形成一个共识，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应该对此问题作一更深入的讨论和揭示。
一、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后起国家从传统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转型式增长过程。在中国转型式增长过程中，中国大量的富裕劳动力和潜在的大市场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廉价的富裕劳动力、巨大的市场和政府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和廉价土地组合出了中国“低成本竞争”发展模式。借助于这种发展模式，中国获得了快速和持续的发展并一跃成为世界触目的“制造业大国”。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特点如何评价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图1 不同学者实证研究“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份额”的比较图
说明：EA、EK、EL分别为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资本投入增长和劳动投入增长对产出的贡献份额，原研究资料中没有计算的数据，是本人根据其原始数据计算而得。编号为不同学者研究情况具体说明(见下表)。
揭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首先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入手。从目前来看，许多学者用不同方法、和从不同侧面的揭示也都得到了很有价值的结论。郑京海、胡鞍刚在《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1期发表的《中国改革时期省际增长率变化的实证分析(1979-2001年)》和郭庆旺、贾俊雪在《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发表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用TEP方法全面分析了中国改革期经济增长各要素的贡献。郑京海、胡鞍刚认为，中国在1978年-1995全要素增长率处于高增长期，而在1996-2001年期间出现了全要素增长率的停滞。郭庆旺和贾俊雪用三种方法对中国1979-2004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做了估算，他们的结论也认为中国的全要素增长率在90年代中期以后有下降的趋势。此外，林毅夫等(1994，2003)、李京文等(1992，1996)、沈坤荣(1999)、张军(2002)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5)也都做了许多相关的大量研究并。图1和表1对近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实证研究(TEP分析)的结论做了一个对比的分析和概括。
图1给出了不同学者在实证研究中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劳动、资本和技术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不同份额的实证数据。图中最上部分表示劳动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份额，中间为资本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份额，最下面是技术也就是常说的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份额(TEP)。
从图1可以看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资本对经济增长带动是最显著的，其作用超过总份额的一半以上，且在1994年以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更为显著。而在中国经济增长的30年中，人力资本作用和技术(全要素生产力)的作用是有限的，特别是不少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有随着时间而逐渐变弱的趋势，这是和现代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是不一致的。
另外，从资本产出比率来看，见图2，资本产出比率从1978年至2006年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中(不排除个别年份的特殊情况)。这说明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率是越来越低的，而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作用越来越大，而其效率却越来越低，这反映了什么呢？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图2 资本产出比率变化趋势图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图1和图2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资本增加和资本快速积累达到的，而这种增长的效率却是越来越低的。另外，这从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如中国的ICOR(“增量资本产出率”，即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在90年代初期还比较低，大约在2左右；1995年以后急剧上升，最近四年提高到5—7之间，即增加5—7元投资才能增加1元的GDP产出。2002年中国的投资率是42％，ICOR是5.25，这就是说，将国民收入的42％用于投资来维持8％的GDP增长率。如2004年，我国钢铁消费量占全世界的1/4，煤炭占1/3，水泥占1/5，而GDP仅占世界的1/30就很好地反映出了这一点(世界银行，2003)。图1和图2充分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属于粗放式经济增长的特点。
当然，要确定中国的经济增长特征，须从中国经济转型的内在逻辑出发，把经济增长的特点和中国经济转型的特征结合起来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内生于中国独特的转型路径和方式的一种特殊增长方式。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一种由短缺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的报复性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可以看作是由投资和需求共同推动的。而在1994年以后，也就是在中国全面实施财政分权的改革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走的是一种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由于政府的过分干预和对基础设施投资等的过分偏爱，使得正常的资源配置发生扭曲，虽然这种增长方式确实推动了中国持续的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方式却是一种高投入、低回报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且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已出现增长极限的势头，很多指标的分析都反映了这一点。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地方政府推动的资本拉动型经济增长，这种增长主要是通过投资和资本深化拉动的，这也就很容易解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资本产出比率的不断升高和TEP持续出现停滞甚至下降的现实。
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一直是比较强的，这一点从中国转型期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变化趋势就能看出，见图3。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随着向市场体制转型而减弱，但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则越来越严重，这说明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主导越来越明显。
图3 中国转型期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变化趋势图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图3从地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变化演变。可以看出，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从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随着软预算的打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不断降低，如在1994年以前，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但自1994年以后，即国家全面实行财政分权的分税制以后，随着地方政府财政独立和各个地区“GDP竞赛”的展开，使得地方政府行为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地方政府行为最大的变化就是干预地方经济热情和动力越来越大，为了实现本地区更快的经济增长，在“GDP锦标竞赛中”取得优胜，为了显示本地政府的“政绩最大化”(周黎安等，2005)，地方政府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水平、改善投资环境来吸引投资的行为就一浪高过一浪，这从开发区热、机场热、港口热、争项目、拼招商、拼基础设施、拼地方政府补贴的一系列恶性引资竞争中就可以明显察之。诚然，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竞争确实大大激励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和热情，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在高增长水平，但不可否认，这种在地方政府干预下的投资推动型增长方式并不是一种高效、集约式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从这种增长模式直接造成TEP停滞和下降的趋势就可以判断。
所以，我们可以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经济增长概括为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
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形成的原因及主要问题
1.形成原因
从中国经济转型的特征来考察和揭示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是一个有效的研究视角和线索，由于中国经济转型过程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的过程，也是地方政府为了“政治前途”利益最大化而追求“锦标竞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了在较短时间内追求“GDP”的最大化，不惜成本，想方设法招商引资①，以图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最大的GDP增长。通过各地不计成本的引资竞争的结果透视中国转型期的经济增长是一个有效的视角。
中国渐进经济转型的过程是中央政府打破地方软约束和向地方政府分权的推进过程，中央政府通过权力分解和下放，以图打破长期以来束缚经济发展的僵化计划体制。其实，中央政府的财政分权和权力下放，不仅是市场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推进经济体制转型和深化的重要保证。当然，这种权力下放，也是经济转型必不可少的诱导性措施。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权力下放和分解，地方政府和其他行为主体可能对改革的试验由于缺乏激励和利益驱动，出于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考虑不会表现出高度的积极性。在经济体制转型中中央政府权力下放是一种明智的选择，通过这种权力下放来调动各级地方政府和其他行为主体的积极性，使生产效率、经济增长和各行为主体的福利水平同步提高。另外，这种权力下放和分解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中央政府对经济转型风险的转移过程，以通过转移风险来达到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函数。地方政府在转型中随着中央政府的分权和财政包干，地方政府调节当地资源配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大大增强，这既是地方政府锦标竞赛的结果，也是地方政府追求地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Lazear和Rosen、1981；沈立人、戴园晨，1990；钱颖一、李稻葵等1992，1996；周业安：2003)。②
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竞争确实大大激励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和热情，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在高增长水平，但不可否认，这种在地方政府干预下的投资推动型增长方式并不是一种高效、集约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了在引资竞争中获胜，不惜成本，以行政方式取代市场，大大压低工业土地等要素的价格，使得土地要素等价格大大扭曲(低于正常市场价格)。这种过分倚重压低生产要素价格来吸引投资的行为不仅是不可持续的，从长期来看也会使地方政府资本投资收益递减的，因为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值会越来越高，以至超出政府在将来可能获得的税收本身。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转型期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内在根源在于转型期地方政府行为本身。
2.主要问题：
(1)中国经济增长属于转型式增长，这种增长模式是否能够长期有效是存在疑问的。
从1978年到1994年可以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从“短缺式”计划经济向“产品丰富”的市场经济报复式增长，而在1994年后的经济增长则是主要是在“分税制”实施后地方推动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这两种经济增长模式都可以归为转型式增长的范畴，转型式增长是待发展国家所采取的投资拉动型发展模式的通称。由于中国是一个转型大国，目前中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仍没有完成，可以预计，中国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会处在这种转型式增长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和投资率，但从目前来看，随着以后世界产品市场份额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原材料、能源的瓶颈和环境的压力都使得在该模式下维系高增长越来越困难。就目前来看，这种转型式增长是否能持续是有疑问的。
(2)中国的经济增长属于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和市场经济推动的自组织增长是不一致的。
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诚然，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竞争确实大大激励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和热情，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在高增长水平，但不可否认，这种在地方政府干预下的投资推动型增长方式并不是一种高效、集约式的经济增长模式。为了实现本地区更快的经济增长，在“GDP锦标竞赛中”取得优胜，为了显示本地政府的“政绩最大化”(周黎安等，2005)④，地方政府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水平、改善投资环境来吸引投资的行为一浪高过一浪，这从前文已经提到的各地开发区热、机场热、港口热、争项目、拼招商、拼基础设施、拼地方政府补贴的一系列恶性引资竞争中就能看出。这种增长模式和由市场推动的自组织增长和技术内生的现代增长理论是不一致的。
(3)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以资源配置扭曲为副作用的。
地方政府为了在较短时间内追求“GDP”的最大化，不惜成本，以行政方式取代市场，大大压低工业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使得土地等要素价格大大扭曲(低于正常市场价格)；而在劳动力市场也是一样，很多地方“打工族”的劳动价格大大低于应有的市场劳动力价格，而这实际上也使得劳动力价格处于扭曲状态，而这样的结果则必然使得资本投资者会侵占土地和劳动在增长中的所得。这种扭曲土地和劳动力价格的增长推动方式也是以牺牲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平衡和降低社会福利为代价的。
(4)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属于低技术模式带动的粗放式增长模式。
由于资本投入可以轻松获取土地和劳动的好处，超额利润必然会使得各种投资蜂拥而来，由于简单的资本投资就能轻易获取超额利润，投资者自然就没有动力和热情把各种高科技技术和相关生产工艺拿到中国。中国目前成了世界简单加工、组装的大工厂，这种生产模式要占用大量原材料和能源，而产品附加值又不高，各种资源、能源与环境压力也使得这种模式难以为继。
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与相关对策
当前，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以新的可持续增长模式来取代过去那种粗放式、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目前来看，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从长远看，中国不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无论从克服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和压力，以及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都是无从达到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投资拉动的，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在前面对相关实证研究的分析中就能看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投资率为38％，而到2007年，中国的投资率达到53％的高水平。而且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超过一半，这都说明了资本与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目前，中国的资本积累还在进一步加深，而资本的生产力正变得越来越低，这说明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模式已根深蒂固。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趋势则充分反映了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弱，中国还处在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锁定状态，改变增长模式已变得刻不容缓。
目前，党和国家也认识到了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决策，这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应该抓住契机，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进，使中国经济增长获得更好、更快发展。
1.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首先要做到政府转型。
虽然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中政府的主导推动作用功不可没，但随着转型的后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政府的职能和角色也面临重新定位。从目前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进展来看，政府转型已成了深化推动经济转型的关键和难点。为了适应经济体制转型过程的深入开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职能回归和重新定位显得非常迫切和必要。市场经济有其共同的、固有的规律。总的来说，市场与政府是有明确分工的，从原则上讲，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三个基本问题；而政府则致力于弥补市场本身的缺陷，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市场提供私人产品，满足私人需求；而政府则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求。
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从政府命令型经济到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再到市场主导型市场经济，这反映了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大过程。其实在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中政府的主导作用都是非常突出的，这在日本、亚洲四小龙和小虎们的发展中都能体现出来。但在过去的发展中，不少东亚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日本“停滞的十年”和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都充分体现出这种模式的内在症结。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国总结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还是很有必要的。我国应当尽快地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向市场导型的经济发展方向转变。在政府转型中，政府应当进一步大幅度的削减行政审批，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使各种生产要素在市场竞争中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还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中介组织的关系，将政府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在制度上分割清楚。该交给市场来作的政府就不要插手。还要适时推进从行政控制体制向依法行政型体制转变，真正建立完善和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就目前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现实来看，政府并没有在配置资源和组织生产的所有领域退出，政府在生产许可证的发放、行业准入、区域投资行为和投资主体和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等方面仍在发挥重要作用。从政府作用的实施结果来看，在很多方面政府的主导作用已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和深化。
2.打破要素市场的二元分割，从双轨向单轨过渡。
中国的渐进式转型的特点造成原计划体制下遗留的政府配置要素机制和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双轨存在，是造成中国要素市场二元分割的存在的主要原因。从各种市场来看，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二元要素市场分割问题。如土地市场有土地出让招标、拍卖市场(商住用地)，协议出让市场(工业用地)，又有划拨用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又人为分割为人才市场(享受较高福利)和劳动力市场(福利较差)；而资本市场有公开业务的各大商业银行和各股份制银行，但又有支撑民营企业发展的广大地下钱庄和私人银行。这种二元要素市场的存在必然会导致要素价格的扭曲和利用的不合理。
从目前来看，加快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化，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向市场主导型市场经济过渡是消除目前存在的不合理的二元要素市场分割的保障和途径。如果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框架不打破，双轨制仍然继续存在，那么要素市场的二元分离现象就无法解决。只要要素价格继续扭曲和被低估，科学的发展观和来自于市场本身推动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跨越就很难实现。现在，在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中，政府太强势，特别是在地方发展中地方政府无所不在，其实目前造成的二元要素市场分割都是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不打破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垄断作用想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是很困难的。
所以，以地方政府转型为带动，以经济体制转型深化为契机，打破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二元要素市场分割，从双轨制向以市场为核心的单轨制的过渡就成为中国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和走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和前提。
3.以体制转型深化带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现状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无法超越和突破的重大阻力和阻碍，如果不能把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转型推向深入，不能以市场主导型市场经济取代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那么，中国要想以集约式经济增长来取代目前已陷于路径依赖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从政府命令型经济到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再到市场主导型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总过程。中国现在已基本完成了从政府命令型经济到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这一过程虽然解决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但却没有解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而只有完成了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向市场主导型市场经济的转换才算是真正完成了经济转型。从本文的分析可知，转型与增长在逻辑上是密切相关的，从中国目前面临的现实来看，以转型深化为基础来推动增长方式的转换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经济发展视角。
4.改变主要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以技术、需求和投资互动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的现象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各地政府习惯于把经济增长作为政绩工程，于是便通过持续的投资来促使GDP的快速增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认清经济增长中的矛盾和问题。首要的是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其次，要把技术、需求和投资这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都充分利用，而再不能紧靠“投资”这一架马车冲锋陷阵。只有在经济增长中协调好技术、需求和投资的关系才能保持经济增长的快速、高效和可持续发展。
5.从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增长转变，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中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要把转变增长方式和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其实，中国是一个人口多，资源相对量不足和环境压力大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土地、水源和各种矿产资源人均量都远远低于世界人均量，这就要求我们在长期的经济增长中必须从目前的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增长转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另外，在经济发展中一定要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经济增长速度、质量和效益的统一，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让子孙后代都能更好、更适宜的生存和生活。
注释：
①通过吸引投资带动GDP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最普通，也是在短期内最切实可行的方式。
②见靳涛：《资本倚重、投资竞争与经济增长》，《统计研究》2006年第9期。
③见靳涛：《投资竞争、地租扭曲与地方政府行为》，《学术月刊》2008年第3期。
④周黎安、李宏彬、陈烨：《相对绩效考核：中国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的一项经验研究》，2005年《经济学报》，第1卷第1辑：8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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