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鹏程[1]2006年在《先秦与古希腊神话价值观比较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人类历史行程的推进，各民族文明的交流日趋加强，并呈现出一种汇融的态势。但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各文明之间的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长期存在，如果各文明主体不能以一种“多元共荣”的文明观来看待和处理彼此的关系，那么相互之间就会形成对立甚至是冲突，这就会带来人类的悲剧。因此，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加强中西两大文明的比较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了。受中西民族历史实践活动的决定，中西文明各自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但同时也有着一致性，即如庞卓恒先生所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中西文明的特色在其形成初期——先秦和古希腊时期就已形成，并表现于他们的精神产品——神话传说中。先秦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体现出这个两个民族在初期的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不同的价值观。本文就拟对先秦与古希腊民族神话中所体现的价值观进行比较研究，并以此为切入点来观照中西文明的异同。 全文共分“绪论”“上编”“中编”和“下编”四个部分。 由于笔者的着眼点是透过先秦与古希腊神话比较研究来考察中西文化的异同。这就决定了在“绪论”中作者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学科研究现状溯源工作：一是先秦与古希腊神话各自的研究及二者比较研究的状况；二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进程及现状。在第一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中，作者得出这样的认识：先秦与古希腊神话的比较研究或者更宽泛地说中西神话的比较研究正在成为神话研究的主战区，并且研究者呈现出明确的、自觉的中西文化比较意向性；但由于缺乏一种科学的理论基础，这种比较研究带有强烈的主观印象式认识、琐碎性和穿凿附会等局限。在第二个方面笔者着重分析了近代中国以来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两次高潮的得失，并指出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一个根本弊端是二元对立的文化分析模式，而没有从中西民族的历史实践活动中去比较中西文化。 “上编”部分笔者集中探讨了古希腊神话传说所体现的价值观念。本编共分五章。第一章集中探讨了克里特文明残余的神话所体现的价值观。第二章详细分析了奥林匹斯诸神形象及其故事所体现的价值观。第三章集中探讨了古希腊英雄传说所体现的价值观。第四章则对作为古希腊神话传说最高范本的荷马史诗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文本考察，来探讨它所体现的古希腊先民价值观。第五章则在前四章的基础上，对古希腊神话传说所体现的希腊先民价值观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我们认为，“尚争”与“神本”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价值观的本质内容。 “中编”部分笔者集中探讨了先秦神话传说所体现的价值观念。本编亦共分五章。第一章和第二章重点探讨作为先秦神话传说主体的古史圣王传说所体现的价值观。第一章集中分析了“三皇五帝”神话传说所体现的价值观；第二章集中分析了夏商周部族祖先的神话传说。第三章探讨了后羿神话、夸父逐日神话、精卫填海神话和共工神话等英雄神话所体现的价值观。第四章则在前三章的基础上对先秦神话传说所体现的社会价值观进行了归纳与总结。第五章探讨分析了先秦神话传说所体现的自然价值观。 “下编”部分是在上编和中编的基础上对先秦神话传说和古希腊神话传说所体现的价值观进行了集中的比较研究。第一章对先秦和古希腊神话传说的所体现的价值观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并从中西民族的社会历史实践去分析其原因。第二章对先秦和古希腊神话传说的所体现的价值观的相同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从中西民族的社会历史实践去分析其原因。第三章则是对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
樊杰[2]2011年在《体育作为教化之源》文中认为体育是生命自身的保育,它直接与个体生命的福祉相关,其作为德育、智育的前提,目的不仅仅是职业的培养,而是指向国民大众,负担的是神圣的社会职责。然而在现实中,身体活动作为自然完整的生命表现形式,被人为物化,对生命意义的渴望被降低为技术性追求,教化的空间被窄化。在此情况下,重新回到起源意义上的体育,寻找体育最根本性的理解,挖掘本源性体育之于教化的启示性意义,从而为体育和教育的研究敞开新的思考空间,就显得非常有意义。论文回到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从古希腊体育的起源神话开始,分析了古希腊体育起源的观念背景,以及其在本源性的意义上与教化的一体性；接下来,论文追寻了在古希腊体育发展的历程中基于起源信仰所形成的贵族德性传统、泛城邦赛会传统和城邦体育馆传统,以及随之形成的以体育、音乐和修辞(或哲学)为中心建构的特殊的教化目标和教育体系；然后,论文分析了古希腊由于起源性信仰的失落而产生的教化分裂局面,并分析了古希腊哲学家如何通过重新理解基于起源意义上的自然秩序,在逻各斯之中重建了基于生命整全性发展的、以体育音乐和哲学为基础的教化体系。论文认为,古希腊体育源于古希腊人对于自然之秩序性的确信,以及对生命法则乃是基于在苦难中感受美好的理解。敬畏生命的内在目的性,发展自然生命的强而有力,是古希腊人体育的核心价值,也是古希腊教化之德性理想的关键。正是古希腊对于秩序之神圣起源的不断追溯和对德性的追求,推动了古希腊数百年来体育以及体育思想的发展。该研究给我们留下以下启示：第一,作为教化核心价值的德性,乃是源自自然生命内在秩序的发展；第二、教化的途径乃是生命的参与性；第三,体育乃是作为生命整体参与世界获取意义的一种方式。在此意义上,体育乃是作为教化的重要源头。教化不是由人为规训所限定的教化,而是源于神圣秩序起源的,指向人之卓越不断生成的教化；体育作为教化之源,不是以简单的身体竞技作为教化的出发点,而是以整体自然生命的潜在目的性作为教化的出发点。我们应该像古希腊人那样,重新回到自然生命的神圣起源之中,以理性的逻各斯来提升人的自然生命存在,使人从当下世界和身体的无穷变化之中,领会生命意义的永恒。
杨德煜[3]2004年在《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复仇主题探究》文中研究说明希腊神话传说的绝大部分重要内容都在叙写复仇主题，可以说，除掉了与复仇因素密切相关的部分，希腊神话传说的内容也所剩无几了。整个希腊神话系统的叙述就是以克洛诺斯向乌拉诺斯进行残酷的复仇开始的。之后又有宙斯向克洛诺斯复仇，从而建立了新神神系，这个新神神系又是在镇压了巨灵们的复仇之后才得以最终巩固。后来在新神们相互之间，复仇事件也时有发生，这些新神们更对亵渎不敬的人类进行了多方复仇，这些都构成了希腊神话的重要内容。可以说，神话中几乎全部的神祗都曾不同程度地进行过至少是参与过复仇事件，除了上面提到的神祗，像赫拉、哈得斯、波赛冬、阿波罗、阿耳忒弥斯、雅典娜、阿佛洛狄忒、阿瑞斯、赫淮斯托斯、得墨忒耳、赫耳墨斯、狄俄倪索斯等主神都无一例外，其他次要神祗也往往是因为他们的复仇事件而在神话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希腊传说部分也是如此，伊阿宋的传说、赫剌克勒斯的传说、俄狄浦斯的传说等等也无一不是关于复仇主题的叙说。而特洛伊战争的传说，其起因就是特洛伊首领之子帕里斯掳走了斯巴达首领墨涅拉俄斯的妻子海伦，于是爆发了这场规模浩大的复仇战争。俄底修斯的传说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他最后对求婚者所进行的复仇。因此，我们可以说，复仇主题构成了整个希腊神话传说系统的重要而独特的部分，复仇事件就像神话传说天空中的无数无与伦比的闪耀明星，舍此这片天空就会变得异常地苍白而不再存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了。究其原因，这应该是与复仇主题所内含的冲突激烈而富有戏剧性、过程奇异夸张而留给了人们足够自由的想像空间、结果残酷而反映出了人类社会早期野蛮暴力的特征等密不可分。 对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复仇主题进行集中而系统的探究有着独特而重大的意义。首先，我们从复仇现象所产生的现实土壤着手，去认定复仇是早期人类社会所奉行的行为准则。在法律正式产生之前，人们依原初的道德行事，而认真地履行复仇义务就构成了这原初道德中无法推卸、艰巨而光荣的重要部分，谁若不去履行这项义务，他就将受到人们的鄙弃，他也终将与英雄的称号无缘。而这种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流传下来的道德的一部分，在当代依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对于不够完善的法律没法解决的问题，人们往往还会冒着法律惩处的危险而以这种原始的方式去求得解决。法律没有最终完善的一天，法律也无力完全解决情绪道德方面的问题，复仇现象也就很难从现实生活中彻底消失。同时，复仇现象的产生，又与源于动物本能的冲动密切相关，这种复仇的本能冲动在原初社会表现得特别显著，而一直到现当代，高度文明了的社会及其所制定的法律法规并无力完全净除人类的这种本能冲动，所以在这种复仇的本能冲动爆发之时，血腥的复仇事件也就发生了。这也是复仇现象很难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被彻底禁绝的重要原因，而且这种状态以后还要无限地持续下去。这种绵远流长的社会现象必然会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所以自古希腊以降一直到我们所处的当代，有关复仇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世界文学史中，完全可以抽写出一部精彩而丰富的复仇文学史。因此，本文从欧洲文学的源头作起，希望这项研究工作能对关于后世文学中复仇主题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其次，对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复仇主题进行探究，通过对神祗与人类关系的实质进行思考，以比较神祗与人类在血亲复仇、荣誉复仇、爱情复仇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特征上的异同，能够使我们对文学作品中的复仇主题与现实生活中的复仇现象的联系与差异形成充分认识，同时，希望这项研究对关于希腊神话传说中与复仇主题紧密交织的暴力主题、道德主题、爱情主题、荣誉主题等等的研究会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再次，通过对传说中英雄的复仇主题进行深入探讨，重在阐明俄狄浦斯情结在当代读者心中产生歧义的根源，从神话传说的大背景对俄瑞斯忒斯复仇的最终胜利标志着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传统说法予以驳论，希望这些工作对以后读者的阅读和文学史关于这些部分的编写能起到些微的纠偏补弊的作用。最后，通过对希腊神话传说中复仇主题的各种变异说法试作一综合评定，再对来自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影响作一番初探，文末关于希腊神话传说中复仇主题对后世的意义略作阐明，希望这些分析对关于希腊神话传说的外围研究能够有一定启迪作用。
朱文涛[4]2010年在《古罗马与汉代造物艺术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古罗马和汉帝国是处于同一时代的中西两大文明。一方面,两者有着丰厚的物质文化,全面形成各自完善的造物体系,代表着当时古代世界文明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古罗马和汉代位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虽有间接的传播影响但并无广泛直接的文化交流,是中西方独立发展成熟的文明,也是世界文明发展的两种典型模式。造物是物质文明创造的全部过程与结果,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和形态。因此,对两者造物艺术的特征和成因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对于中西方古代文化体系的考量有着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根据设计文化、设计原理、设计美学三方面的理论基础来建立对古罗马和汉代造物艺术平行比较研究的基本结构,因此,全文分为文化成因比较、物质形态比较、审美风格比较三个部分。三部分也是以总-分-总的逻辑关系构成全文的研究框架。第一部分是以提纲挈领和整体把握的思路对古罗马和汉代造物艺术的文化成因进行分析。古罗马和汉代有着各自的自然基础、经济环境与科技发展,形成两者造物范式中物质因素上的差异。古罗马和汉代各自的传统文化和政治进程形成两者造物范式中诸多延续与变革因素。古罗马和汉代宗教信仰和风尚习俗的不同形成两者造物范式中精神因素的差异。两者也有着不同渊源和发展轨迹的艺术形式规律。第二部分是以翔实材料和具体分析为思路对古罗马和汉代造物艺术的材质工艺、结构、形制与装饰的形态要素进行比较。古罗马和汉代在金属工艺、陶工艺、纺织工艺、玻璃及漆器工艺、玉石工艺上有着不同的技术传统和发展轨迹。两者在建筑、服装、家具、工具和武器的结构形态上有着不同的选择和适应。两者在饮食器具、灯具和肖形器物上体现着各自独特的造型特征和审美理念。两者有着各种装饰纹样、装饰题材和主题内容,体现了各自艺术形式的文化渊源和表现方式的差异。第三部分是以综合评述和理论概括为思路对两者造物艺术的审美风格进行比较。我对造物艺术风格的考察基于审美形式的描述与评论、审美心理的分析、风格的演变与发展这三个层面上展开,试图探究古罗马和汉代造物艺术在形式表现上的本质差异,审美主体情感、观念、思维方式上的内在分岐,以及解释两者造物艺术风格形成、演进和变迁的主要动力和内在原因。本文对两者的造物艺术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得出一些结论。第一、推动古罗马和汉代物质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有着明显差异。古罗马造物艺术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社会经济活动,而汉代造物艺术的核心是体现统治规范和社会伦理。第二、古罗马和汉代造物艺术特征有着重要不同,古罗马造物艺术从模仿观念出发恪守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传统,汉代造物艺术则从主体对客体的观象出发通过模件和程式系统体现大一统的规范和宏大气魄。第三、古罗马和汉代在中西方造物艺术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古罗马造物艺术奠定了西方古典主义的样式和规范,也是西方造物艺术的传统由盛转衰逐步转向宗教文化的肇始。汉代造物艺术是中国本土物质文化体系的掩卷之作,又是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开端。
彭兆荣[5]2002年在《仪式谱系：文学人类学的一个视野》文中提出文化人类学和比较文学这两门学科自十九世纪诞生起都将学科定义在至少以两个民族或族群文化为背景的文化和文学比较之上。它产生在欧洲，其学术重镇为英、法；继而美国。比较文学的两个代表性学派、主张和方法亦与之相关：即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将二者作整合性研究则是晚近的事情。文学的人类学研究之所以蔚然成风，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对传统西方学术伦理的彻底反思，因为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价值体系的作用；人们从哪怕是最为粗线条的描述就可以非常清晰地洞见其学理依据和学术逻辑中的“西方中心”之“我者／他者”的文化研究意涵。显然，这样的学理依据和学术逻辑不仅充满了“想象性”(imagined)，而且具有历史意义上的“制造性”(making)特征。其中有两个基本假定被当作“想象”和“制造”要件历史地融化到了这一学科之中：1，尽管西方的文学具有国家的边界概念，比如可以分为“法国文学”、“英国文学”等，但是，与“异文化”(other culture)相比，它们却是同质的，即“文明(或优等)民族”的文学叙事。2，作为“文学比较”之一端，“我者”的文学叙事具有话语范式中的“权力”因子。而且，它的发生与发展具备“自我基因”成就的隐喻。易言之，“西方文学”可以在与“他者叙事”的优势等级的比较中“自圆其说”。而“异文化”要么受其影响；要么被历史地“污名化”。 本文选择文学人类学这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以西方经典性的“酒神祭仪”命题为切入点，特别选择了被称之为“传统的贮存器”(container)的仪式为主要阐发。因为其自身不独具有族群传承及历史叙事的自我诠释能力，而且也会遗存历史上多元文化、多民族交流的“事实”。作为一个经典范例，酒神祭耙仪式被视为一种跨民族、跨区域、多元文明的遗产：西方戏剧起源的滥肮 哲学美学类型上的二元对峙关系的基本要件：西方文学叙事中不可或缺的原型；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类生命体验的“自然之性”的展示……本文通过对酒神的个案的人类学资料，同时结合狄奥尼索斯祭祝仪、戏剧文学以及相关的历史文本分析，旨在对比较文学中“西方中心”的历史逻辑进行梳理和反思。为了获得考古学方面的资料和实地体验，作者曾专程到希腊对现存的几处酒神祭把遗址、圆型剧场作实地考察。 本文从人类学仪式理论、仪式的文学人类学解释、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酒神系谱、酒神的美学发生学原理及酒神的文学原型叙事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笔者试图说明：像“日神／酒神”这样的纯粹具有西学伦理和哲学美学发生学意义的叙事范式其实充满着“东方叙事”的因子；它是一个“东学西渐”的历史变迁过程。它可以说明：在“西方文学”的“我者叙事”当中事实上存着许多东方文化的“他者叙事”。如果说比较文学在学术反思的今天有什么特质的话，其中之一便是所谓“西方”的文学叙事范式（假定为“同质性文学勺本身同样值得我们进行“比较”，一一包括“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因为连“西方文学”这样的概念都是“想象”和“制造”出来的。其中包含着大量历时性的变迁和共时性结构关系。许多因素原本并不属于所谓的“西方”，由于一个标志着帝国隐喻和现代“民族－国家” （llationsta）权力范式的作用，许多历史因素或经过选择，或经过排斥，或经过变形，或经过转换……使得现代西方的知识范畴变得具有逻辑上的“所属边界”（西方化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共谋”kOmpliCity），需要进行清理。本文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例证。
李秋瑜[6]2000年在《希腊神话的完美运用——《马人》的主题剖析》文中研究表明约翰-厄普代克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高产作家之一。发表于1962年的《马人》更因其希腊神话的运用而备受瞩目，并于次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本文通过对小说中神话层面和现实层面的分析，揭示作家是如何巧用神话，突现主题的。论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小说中神话层面的两个人物，马人和普罗米修斯。第二部分分析了现实层面的两个人物，考德威尔和彼得，及其是如何与神话层面的人物相对应的。第三部分探讨了为达到两个层面的完整统一厄普代克所采用的方式。
沈蕾青[7]2017年在《神话复兴的创作机制及价值重建》文中研究说明“重述神话”作为世界范围内一项重要的出版项目,诞生于本世纪初转型时期,世易俗变,新旧交替,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裂变重组,解构和建构的愿望触动了作家的创作热情。本论文拟以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重述神话”项目中国卷为研究对象,包含苏童的《碧奴》,李锐、蒋韵的《人间》,叶兆言的《后羿》和阿来的《格萨尔王》四部作品,旨在综合运用文化人类学,神话-原型批评和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围绕“为何重述神话”和“怎样重述神话”的问题,对当代文学中神话复兴的创作机制及价值重建做出探索。本论文分四个部分展开讨论:第一章首先梳理了“重述神话”的文学渊源,明确“重述”和“神话”同时作为文学创作的传统源远流长,由此引入“重述”与“神话”二者在当代的“联姻”现象。西方重要理论家对神话和文学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总结认识,为“重述”活动提供了开放的架构:文化人类学对各地的宗教仪式、神话和民间习俗进行纵横比较,发现不同文化和地理空间反复出现的故事模式印证了人类所共同关心的重要命题;神话原型概念作为一种积淀于人类无意识中的心理形式,是体现人类心灵深处原始欲求的群体梦境。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神话,也成为本论文的理论参照。普罗普和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故事进行结构主义的分析,借用他们的方法观照四部重述作品,发现在根本上重述行为并没有跳脱神话故事的基本结构,重述事实上是一个圆圈,在叙事意义上并没有新的突破。其次,探索中国区四位作家如何调用民间文化和本土资源,将神话与现实对接,破译神话中所蕴藏的最原始的民族精神和最深层的文化符码。本土文化的认同归属,民俗仪式的天马行空以及民间资源的丰富多彩为“重述神话”创造了广阔的言说平台,小说重新擦亮属于民间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还其本来面目,兼收本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将历史深处的原始神话素材开掘出全新的意义,制造出陌生化的审美效果。第二章内容聚焦“重述神话”的原因和作家的叙述动力,出于对现实和历史的诉说冲动,本着文化和文学承担记忆功能的勇气,几位作家都突破了单纯的社会政治反思的视角,以虚实相生的神话结构贯穿荒诞的历史运动,摆脱了道德说教的窠臼,以现代的意识观照历史和现实,深入文化和民族心理层面。在世纪转型背景下将完整的历史打碎后用自己的方式拼贴起来,在陌生化策略中形成了强烈的历史讽喻,流露出深刻的生命关怀、人文追求和反思精神。在对自然生态和人文精神困境的双重叙事中将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结合起来,寻绎现代转型阵痛中的出路,以神话的审美特质来进行调节,对传统文化资源和现代性反思采取调和的手段,不同于一些利用神话进行解构和嘲讽的现代派和先锋派,“重述神话”中对理想追求信念等仍有动人的呈现,读者因此在失落,悲悯和感伤之余仍能获得诗性的、审美的阅读情趣。第三章通过对“重述神话”中国区四篇作品进行文本细读的方式,探求“重述神话”的微观诗学。同时从叙事学研究的角度探索这一系列创作的自身规律,“重述”即是一个重新选择功能项并进行共时性的排列组合的过程,根本上说“重述”和“改写”都有其边界,在故事结构上始终遵循经典叙事学的一般性法则。第一节内容“神话的历史嬗变”考察了每个原始神话的来源、发展、经历的变体,历时地从不同讲法中探寻时代或地理的作用因素,把表面上不同的种种讲法纳入一个共同的结构体系之中。第二节“故事的新编”具体而微地聚焦四部作品“老灵魂新呈现”的重述方式,从形象意象的重构、主题的现代渗透以及异托邦空间的创设三个层面切入文本,对情节安排背后体现的思想文化观念,来源特点,在文学中表现出来的社会历史或民族心理的原因,对于当时和今后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意义等分别进行阐释:苏童的《碧奴》描绘集权体制下最底层的被侮辱被损害者群像,以残害自己生命的方式向强权做着殊死的抵抗,重新诠释“泪与墙”的对立,最终柔弱的泪冲垮了墙之围城;李锐《人间》中对于近代以来中国革命中的反智主义民粹主义思潮的质疑,包含对于极端年代人性的反思,原始神话中温情的部分大踏步撤退;叶兆言的《后羿》试图通过情欲描写来把握时代的浮躁特点,探求人的原始欲望的限度,在消费主义狂潮和文化历史重构的隐喻下,叙述着新的性别神话,又回归到爱的追求及其失败的主题。阿来的《格萨尔王》则没有太多的颠覆史诗的本来面目,通过神授艺人夫子自道般地重述更多地传达对完美英雄的怀疑,对人类精神文明困境的突围,对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化和史诗传承现状的不安。“重述神话”中“异托邦”空间的创设,把“重述”的种子深种于文本所构造的“他性空间”土壤中,作家对现代性浮躁的功利主义的深刻体验,对时代精神和民族独立的强烈召唤都像一面镜子一样折射在重述之中。作家作为创作活动的主体,作品风格除了受到个人学养性格气质因素的影响,也受制于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单一的知人论世研究方法忽略了对叙述行为和叙事者等文本内部空间的探索,笔者力图通过第三节内容,分析四部作品分别在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和叙述者声音多种叙事策略的综合运用上,投射出作家的个体生命、思维方式和情感偏向。他们以自己的独特讲述方式,呈现不同的生命维度和神话心灵,为小人物和世俗历史正名,故事层次互相嵌套,现在的故事与过去的故事互相缠绕,以叙事的迷宫不断地建构起新的意义地图和故事伦理。论文的最后,在余论部分将“重述神话”中国区作品置于整个出版计划之下,与国外同期作品进行横向对比,选取A.S.拜雅特的《诸神的黄昏》以及新神话主义思潮下诞生的畅销小说乔治.R.R.马丁的《冰与火之歌》,比较中西方神话思维的不同,补充“重述神话”这一计划的中国意义,发展的前景和文学史地位的评价。神话的本质是非功利的,它不必与现实发生关系就具有自身纯粹的美学价值。在对古老神话的重述中,作家们力图建立神话的现代秩序,为其合理性赋值。神话是人类集体的梦,常识告诉我们,梦境的资源是永不枯竭的,“重述神话”作为一个出版项目有其竣工的一天,但作为一种文学思路,在创作方式,审美艺术和价值重建的向度上都有更深更广的开拓空间。社会转型,需要文化转变的支撑,西方依靠新教伦理来建立平等宽容,回馈他人,讲求程序和规则的制度体系,但中国是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国家,短期内难以实现。蔡元培曾提出“美育代宗教”,“重述神话”给我们提供一条新的思路,以原始神话的审美力量,唤起对于国族历史,民俗文化的亲切感情:借助神话思维的直觉性和象征性,找到各种社会现象的原始根由,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历史和现实。
罗杰鹦[8]2010年在《英国小说中的视觉召唤》文中认为《英国小说的视觉召唤》主要讨论的是发表于1860至1920期间,与社会、审美、意识形态三方面相关联的,分别由爱略特、哈代、劳伦斯、福斯特、康拉德、伍尔夫、詹姆斯等作家创作的英国经典小说。英国小说中的视觉唤起,即语言描述的视觉想象性,源于作者的视觉经验。本论文通过对小说文本、历史图像的审美类比,绘画媒介,或曰绘画手段在小说的运用,说明视觉形式、感知、思维,通过记忆、情感、直觉,往往反映一种唤起的情感。视觉感知也常常意味着一种生动的、合理的,犹如特定时空的艺术在现实中的再现,从而揭示绘画艺术或绘画艺术所启发的视觉经验对小说写作的影响。审美类比表达了艺术间的内在关系,增添了小说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新维度,而这一切扩大了小说创作的潜在可能性,使其具有包含视觉艺术的再现特征。论文按照英国小说发展的进程分为十章：从研究哈代、爱略特小说中荷兰绘画的再现性,劳伦斯、福斯特本人视觉经验之于其创作的影响,福斯特小说中视觉媒介的使用,到康拉德、伍尔夫作品中视觉隐喻的特征与绘画元素的体现,直到詹姆斯、马奈、托马斯·曼小说与绘画所构成的现代主义三联画,阐释现代主义视野下绘画与文学的关系已经上升到文化整体性研究。论文以当今图像转向时代文学终结论的大讨论为背景,试图通过对小说文本的解读,说明文学不但不会消亡,而且将与图像一起互为阐释,互为借鉴,作家与画家将创造出更为经典的作品。研究分析图像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可以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参考角度,更深入而全面地分析从哈代到伍尔夫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期间英国小说具有的视觉特征,阐释并论证视觉艺术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在文本构建中的“挪用”而赋予小说新的视觉冲击、感性、知性及智性元素,使小说秉承浪漫色彩及多元风格的同时,亦兼具绚烂、逼真、生动的视觉意象,以及绘画与文学游离于现实和想象裂隙间的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希望绘画与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能够对推动学术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王媛[9]2016年在《继承与革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是美国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各种文学流派如雨后春笋般风起云涌,战后实验派,现代主义,黑色幽默,犹太文学,女权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流派纷呈,形态各异。文学沿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但是20世纪美国小说的姹紫嫣红中始终蕴藏着一抹色彩,那就是现实主义。虽然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盛行的时期,现实主义被视为是一种过时的,僵死的创作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已经失去了其存在价值,应当摒弃。事实上,现实主义一直是美国小说创作的重要潮流,约翰·契弗,厄普代克等战后小说家一直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美国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合乎规范的现实主义”,而是一种融入了新的创作特色,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现实主义,被学界称之为新现实主义或后现代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在战后美国小说中的新发展,它产生于二战后特定的社会状况和文化氛围,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已无力描绘当代社会的混乱无序以及当代人缠绵不愈的灵魂疾病,融入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创作技巧的新现实主义更能够真实地反映现代人的忧愁与困惑,细致地刻画人物对伦理道德的思考,体现出人文主义的关怀。在创作上,新现实主义小说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场景,通过追求细节的真实,营造出逼真的外表,但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基础上,对现实主义一直奉为圭臬的“真实”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更加注重人物心理的刻画。在表现手法上,虚构的情节、实验的方法、不同程度的事实与虚构的交融,真实生动地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并融入了诸如象征、怪诞、拼贴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表现出一种幻觉般的真实,使其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乃其新之所在。这种趋势在70年代后现代主义创作“枯竭”之后得以全面爆发,较为明显地体现出自身的特色。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新现实主义小说已成为当代美国小说的主要创作形式。它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变革之间达成了一种衔接与递进,并赋予其开放性。关于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定义,国内国外,众说纷纭。纵观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新现实主义小说已经成为当今小说创作的一种潮流,且研究焦点逐渐由理论阐释转向作家作品的文本分析。虽然新现实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受到广泛关注,并有学者将其界定为70年代后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但任何事物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不断变化演变的过程。这一创作特色在约翰·契弗等小说家的战后作品中已初现端倪,并通过这些小说家的不断实验,创新逐渐形成一种趋势。因此,本着理论指导实践的原则,本论文将研究重点聚焦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但在跨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期,风格上有所创新的代表作家和作品上。选取了创作上有所传承,以美国中产阶级为创作对象的三位“纽约客”作家——约翰·契弗、J.D.塞林格、约翰·厄普代克,他们以各自的创作实践推动了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丰富了其内涵。旨在通过对这三位作家和作品的分析,梳理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其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继承与超越,证明新现实主义小说是符合当代美国社会现状的。面对二战后复杂的社会现实,新现实主义小说家尝试用新的创作方式来展现“丰裕社会”表象下的问题,深度地刻画了当代人对身份与存在的焦虑,它借用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却又不只是单纯地追求艺术形式的革新,而是巧妙地结合了传统现实主义情节的完整性与后现代小说拼贴的叙事技巧,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真实地呈现了一幅当代社会的生活画卷。也就是说,对新现实主义的界定不能采用二分法,将其视为传统现实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对立,而是要用一种综合的方式,既体现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又采纳了各种实验派的创作手法,是对二者的融合与超越。它能够顺应时代的变化,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现实主义,无论是创作主题,还是叙事风格上,都展现了当代美国小说创作的深度转向。它架起了一座连接传统与实验的桥梁,为枯竭的美国文学指明了出路,是一种时代与历史的自然选择。
谭军武[10]2014年在《论“经典”—对一个文学概念的问题式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典”,在晚近几十年的学术活动中,是一个非常瞩目的文学关键词。这不仅归因于“经典”建构所引发的一系列学术议题,更源于“经典”概念内在的话语张力和理论包容性。受后现代思潮与文化研究的影响,传统的经典文学遭受了重大质疑,由此引发的文化、政治、社会和审美争论,上升为文学研究领域最有辐射力的学术焦点。这场由西方世界发端的“文化战争”,在国内得到了热烈的回应。虽然挑战经典传统的方法、视野和路径,并没有跳脱出西方的理论范式,但对传统经典的文化批判与日常消解激情,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淹没了对“经典”概念的深入考辩和理论澄清,致使许多讨论陷入作品的雌雄之辩,各执一端,莫衷一是。还原“经典”这一关键概念的理论本相,通过梳理西方经典理论的历史演变轨迹,建立一个参照比较的框架,围绕关键词的核心理论问题,展开一种历史性的、语境化的、问题式的考察,对于我们进入经典论争的事实现场、厘清诸多文学研究的基本议题,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论文首先以问题意识切入,考察“经典”概念的语义演变和文化意蕴。通过对“词与物”的历史考古,希图由符号的思想史还原,在classic与canon的差异性中,找到其内涵演变与发展的同一性。我们认为,不管是classic还是canon,就其语词涵义的历史生成和文化律动而言,都与社会机制及文化语境的内在需要密不可分;从本质上而言,两者都是一种历史需要的内在转化。19世纪以后,classic与canon在文学领域已经可以相互替代使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可以用汉语的“经典”一词,来归拢翻译classic和canon、并在概念的层面上,围绕这个关键词讨论一些核心问题的原因。当然,“经典性”不是抽象的客观本质,它是文本在时间的结构中,不断沉淀和延传的历史价值。能否经受时间的考验,是一个文本“经典化”的重要维度。为此,我们在第二部分引入“时间检验”的评判机制,以图在一般的意义上,探讨经典形成的基本时间限度。时间的距离结构,是检验一个文本之厚度、宽度与高度的历史机制。我们认为,时间检验不是一个测算文本活得长短的数学问题,而是在一个基本的时间限阈中,考验文本价值能否得到普遍认同,或能否跨越“世代”,在不同主体间引发共鸣的过程。我们主张,一个文本要确定其经典地位,至少需要三代人、将近百年的时间考验。这意味着,文本最初生发的含蕴和品格,在历史的结构中,逐渐超越其生成的时刻,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属性。然则,普遍性也是能够转化为“当下”经验的力量;借助这种力量,经典文本才可实现跨越时空的“汇通”。文学经典总是在这样的普遍性与当下性、恒与变的转化和融合之中,实现自己的历史存在。这种恒变的历史转换,显示了经典因时而变的历史生命力,同时也保证了文学经典秩序的稳定。文学经典的恒变不仅是单个文本价值在历史中外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学经典秩序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经典的恒变还突出地表现在艾略特所言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布鲁姆所谓的“影响的焦虑”等议题中。我们相信,这种由经典奠定的文学传统之恒变,也是我们理解文学经典内在属性的重要维度之一。就文学经典与人类文化生活的密切关系而言,我们觉得,经典建构既是对文学传统秩序的历史调整与改变,也是文化传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这就需要我们把文学经典置于文化传统的总体结构中来加以考察,还原文学诗性与人类生存本质之间的文化关系。作为特殊的符号系统,文学经典不但组构了一套独特的文学传统“变体链”,而且以文字符号特有的言说方式,完成了对文化传统的母体性建构——文字符号相对其他文化符号所具有的文化优先性,使文学经典(建构)成为了文化传统(建构)的重镇。文学经典书目的选择,文学意象(形象)的原型化,以及特定文学表达话语的提炼,勾勒出一种文化传统的基本图景。这一点,在知识分化尚不明确的时代,体现得更为鲜明。我们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通过在文学—(文字)符号—传统之间建立价值同一转化的逻辑,阐明了文学经典与文化传统之间的价值同构关系。不同时代文学经典书目的选择,正是这种同构关系在文学经验上的具体展现。简略地考察不同时代的“经典”书目,更好地确证了它们与西方文化传统之间的共生关系。不过,也就是在对历史书目的简单清理中,我们又发现了其背后蕴含的另外一种机制,即权力的结构。这也成为经典理论需要从历史角度加以详细检讨的又一重要维度。由此,我们进入对文学经典背后权力光谱的解析。每个经典在时间的检验中,都不可避免地面临时代的权力编码。我们无法绕开政治权力设下的“语境”,而去高谈悬于云端的“意义”,那样容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我们借助象征寓意方法,在文学经典的“诗性”技巧,与西方帝国欲望的野心之间,找到了历史架通的桥梁。西方“帝国”的权力欲望在文学的语言/寓言中实现着自己的历史在场。从古罗马开始,“帝国”的政治欲望就与文学经典的建构相连,并一直延续到当代的帝国权力形式中。以罗马“帝国”对维吉尔的经典化作为基点,我们阐明了“帝国”与“经典”的历史性关联。同时,通过对经典隐含的权力结构分析,我们在社会、文化等层面思考了文学经典与政治权力话语之间的复杂纠葛,并简明阐释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想象与经典建构之间的同一关系。由权力议题,我们将“经典”的问题之思引入了当代的论争现场。长期以来,西方一元化的经典体系和价值取向,并未随权力形态的变化而产生根本性的颠覆。但这一切在晚近却发生了急遽的转向。我们试图由对美国当代文学经典论争的观察入手,在20世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逐步梳理经典解构主张的思想特点和权力倾向。多元主义重新描述经典价值呈现的社会历史语境,解构了传统经典普遍性价值的文化幻象,事实上也就以多元化“阐释共同体”分割了统一的西方文化精神“共同体”。但他们具体的文学研究,却多少陷入了对“谁”该进入经典或排除出经典序列的门楣之争。由此,我们借助“文化资本”概念,通过对学校机构的体制性作用进行分析,将问题引向社会的生产性结构中,使论文切入到了经典建构更为具体的层面。原本寓言化的帝国想象,在一个更日常化的场域中揭开了它幽深的权力面纱。至此,完成了对经典建构之权力机制由宏观到微观的双重解析。总之,文学经典的理论议题很难一时穷尽。我们仅以历史性的视野,对“经典”理论进行了简略的问题式(questionization)话语考察。“经典”问题(problem)不会消失,“经典”的问题(question)之思也未有终结。经典成为这个时代的问题(problem),不过是我们以问题(question)方式回应经典自身历史发展的一种思考路径。毋宁说,经典的问题(problem)存在,正显示出了经典参与时代性文学问题(question)之构成的巨大力量。
参考文献：
[1]. 先秦与古希腊神话价值观比较研究[D]. 陈鹏程. 天津师范大学. 2006
[2]. 体育作为教化之源[D]. 樊杰. 湖南师范大学. 2011
[3]. 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复仇主题探究[D]. 杨德煜. 上海师范大学. 2004
[4]. 古罗马与汉代造物艺术比较研究[D]. 朱文涛. 苏州大学. 2010
[5]. 仪式谱系：文学人类学的一个视野[D]. 彭兆荣. 四川大学. 2002
[6]. 希腊神话的完美运用——《马人》的主题剖析[D]. 李秋瑜. 河北大学. 2000
[7]. 神话复兴的创作机制及价值重建[D]. 沈蕾青. 苏州大学. 2017
[8]. 英国小说中的视觉召唤[D]. 罗杰鹦. 中国美术学院. 2010
[9]. 继承与革新[D]. 王媛. 吉林大学. 2016
[10]. 论“经典”—对一个文学概念的问题式考察[D]. 谭军武. 南京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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