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格局演变与未来的中美日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日论文,格局论文,未来论文,关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9年到2009年被称为“冷战结束后的20年”。20年来，苏联解体，欧盟扩大，日本沉沦，美国危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兴起，世界格局发生着深刻而急剧的变化。本文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回顾20年来国际格局（国际体系）的重大变化，并从国家发展模式的角度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展望未来国际格局演变前景和中美日关系的发展趋势。
一 国际格局演变及未来大趋势
所谓国际格局，即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结构，主要是指由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组合所构成的国际战略态势。国际格局作为一个系统，是由若干彼此联系、根据各自规则互动的子系统所组成。如果从地域和影响程度看，国际格局通常可分为世界格局、地区格局、大国关系格局三个层次。从不同领域观察，国际格局可以分为国际政治格局、军事格局、经济格局、贸易格局、金融格局等子系统。美国学者还把国际系统划分为国际政治系统、国际生态系统和国际社会文化系统。①对不同地域和领域的子系统做综合分析固然重要，而大国关系格局对国际形势影响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联合自强，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在增大。因此，大国关系格局和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是观察国际战略格局最重要的依据。
国际格局除了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可变性之外，还具有客观性与可塑性。国际力量对比是客观事物发展的状况，而国际关系组合则是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各国对外战略博弈予以塑造的。早在公元前318年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合纵连横”便成为各诸侯国塑造外交与军事格局的战略选择。“合纵”即弱国联合进攻强国秦国；“连横”即某几国追随强国秦国攻打兼并弱国或挑战国。②在西方，“对势力均衡系统的理论思考始于16世纪”，“权力均衡是一个国家联盟的保护性手段，其成员渴望维持自己的独立，反对另一个国家谋求建立世界统治，即以前所谓普世君主制的企图”。③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际体系研究的创始人之一莫顿·卡普兰，曾把国际格局描绘成“均势”系统、松散的两极系统、牢固的两极系统、全球性国际政治系统、等级国际政治系统、以全面核扩散为标志的单位否决国际政治系统④等六种模式，但都难以说明当前的国际格局。
事实上，冷战时期美苏两极格局并没有直接演变为多极格局，而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形成“两极多元格局”，自苏联解体后演变为“一极多元格局”并持续至今。最先明确意识到这一世界格局变化的美国总统是尼克松。他于1971年7月6日在堪萨斯城发表演说称：“从经济角度来说，美国不再是世界头号国家，世界也不再仅有两个超级大国”，“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它们是美国、西欧、苏联、大陆中国，当然还有日本。这五大中心力量将决定世界在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的前途”。⑤基于这一判断，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美关系大门。
国际关系格局中的“极”是指相对独立的力量中心，“极”与“极”之间具有鼎立甚至相互对立的性质。有学者把多极格局解释为：“有三个以上的力量中心，存在多个实力大体相当的国家，我们称之扩散了的力量分布。”⑥他认为，世界力量分布在一个复杂的“三维国际象棋棋盘”上：顶层是军事格局，美国可维持单极；中间层是经济格局，出现了多极结构，美国与欧洲几乎处于同一水平；底层是政治格局，除了主权国家以外，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主体也具有政治发言权，力量分布更为复杂。现在的世界体系是由这三个层次各不相同的力量中心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单纯考察哪一个方面来论述国际格局都是错误的。
1990年邓小平指出：“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⑦“极”主要是就人口、面积、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力而言的。但是，近20年来世界军事力量发展失衡与经济全球化对国际格局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当前的国际格局具有较大的复杂性与流动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军事领域看，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拥有美国那么强大的军事力量，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多极化既不现实也不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二是在经济、贸易、金融、环境领域，国际相互依存关系在加深，各大力量之间的关系并不具有全面对抗性，彼此竞争也非绝对的“零和”游戏。三是一些中小国家虽然永远难成“一极”，但通过多边协调与地区合作仍可以发挥重要的国际影响力，从而构成相对独立的“一元”。另外，在全球化、信息化社会，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影响在增大，从而构成了国际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对国际格局中“极”与“元”的概念做出界定具有必要性与可能性，未来有可能出现“多元共存的后霸权体系”。
在国际格局中，综合国力要素的多样性不容忽视，既包括经济、军事等在内的硬实力，也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软实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也提出了“软国力”概念。“软国力”主要包括四种无形的国家能力：国家及时获取准确信息的情报能力、正确决策能力、对内掌控能力与对外影响能力。如今，这四种能力也可以理解为国家的战略决策能力、危机管理能力、系统整合能力与国际环境塑造能力。综合国力竞争包括“硬国力”和“软国力”的竞争，将在国家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层面展开。“软国力”以“硬国力”为物质基础，但有时其能量则远超出“硬国力”，两者未必成比例。大国强国会因“软国力”的“短板”而自毁。弱国小国利用大国矛盾“四两拨千斤”，改善国际格局，靠的就是“软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的明君贤相、今天的智囊库都是“软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软实力则是产生这种“软国力”的精神与智慧土壤。
笔者认为，鉴于国际格局的复杂性，需要运用系统思维分析全球与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共性与个性，从“极”与“元”的复合视角审视各大领域国际力量对比与相互关系的变化。如图1所示，上面三环相连表示从世界、地区及大国关系角度对国际格局所做的观察，下面三环相连则是从政治、金融、经济、军事等不同领域对国际格局所做的描述。
图1 从范围和领域两个视角观察复杂的国际格局
世界格局总体上是“一极多元”格局，即美国唯一超级大国与多元化的国际力量并存的结构。美国即便爆发了金融危机，其在军事、金融领域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是，美国“一极”有明显弱化，“多元”力量加速发展，其中包括全球或地区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主体的生成，最典型的是20国集团(G20)⑧、“金砖四国”⑨的兴起，世界经济、文化格局已呈现“多元共存”局面。
大国关系格局“一超多强”态势尚无根本改变，但未来10～20年可能被打破。目前，美国综合国力仍保持“一超”地位，但在经济、金融等领域“一超”的影响明显下降，“多强”则发展不平衡。深陷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美国难免继续衰落，而邦联化欧盟的实力与影响则可能逐步超过美国。中国GDP超过日本后将逐步缩小同美国的差距，影响力也将随之增大。俄罗斯受金融危机和国际油价下跌的影响，经济增长减速。如果美国按奥巴马总统提出的“无核世界”主张大量削减核武器和军费开支，未来世界就可能进入“无超世界”。面对金融危机、经济萧条、气候变暖等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一超”与“多强”之间的对抗相对减弱，而协调合作的必要性在上升。与此同时，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则反映出“多强”与“一超”之间以及“多强”之间矛盾错综复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利益之争和规则之争尚难调和。
地区格局出现了一体化与分散化的不同趋势。一是在欧洲、东亚等地区，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合作不断加强，多元并存格局将走向“多元一体”。例如，《里斯本条约》后开始走向邦联的欧盟，以及未来的东亚共同体。二是在欧亚大陆接合部、东北亚等地笼罩着核扩散的阴影，冷战时期遗留的地缘战略矛盾依然存在。如果一些国家的外部威胁得不到缓解，那么中小国家“拥核自保”或“先军政治”的国家发展模式就难以得到改变，从而可能引发地区军备竞赛、核扩散等国际军事领域的多极化。三是在中东、南亚等地，原有民族、宗教矛盾日益尖锐，国际恐怖袭击不断，呈现出复杂的局部地区多极对抗局面。国际原油、金融市场也会随之剧烈动荡。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基地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主体，作为“隐形”的一极，将与美国一极长期对抗。
二 国际格局演变与战争和平的关系
（一）过去十年大国力量对比最大变化是“美降中升”，但中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美国目前仍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和综合意义上的“一极”，但实力地位相对下降。美国自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从2003年约占35%的峰值回落到目前的24%左右。与美国衰落恰成对照的，是中国的兴起。1978～2008年，中国GDP总额从2282亿美元升至4.49万亿美元，从世界第十位升至第三位。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8%以上，预计不久中国的GDP总量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面对有人提出的所谓“中美G2”共治，中国领导人并不赞成。“第一，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第二，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第三，中国主张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共同决定，不能由一两个国家说了算。同时我们认为，中美合作可以发挥独特作用，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⑩
从综合国力看，中国与美国还有较大差距。美国军费约占世界军费总额的42%，2010年度达6363亿美元，超过中国国防费10倍以上。2008年，中美两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分别为7.23%和23.44%，美国经济规模约是中国的3倍。同年，中国人均GDP为3266.8美元，仅居世界第98位。中美两国进口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6.7%和13.9%。美元作为基础货币占世界各国外汇储备总额的64.6%。虽然中国外汇储备居世界首位，截至2009年9月高达2.27万亿美元，但黄金储量为1054吨，居世界第五位，在本国外汇储备中的比例只占1.9%，低于日本的2.3%，更低于德国的69.2%、法国的70.6%和美国的77.4%。(11)目前，国际金价突破每盎司1000美元，增持黄金资产的时机欠佳，中国金融资产安全风险增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表决权中，中国的份额也只有3.72%，而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的份额则分别拥有16.77%、6.02%、5.88%、4.86%。这种局面与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很不相称。
与此同时，由于中美经贸、金融相互依存关系的结构与日美关系相似，中美两国虽然未必会“一荣俱荣”，却会“一损俱损”。2005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目前，国际社会迎来了自17世纪民族国家产生以来最好的机遇，让我们建立一个大国间和平竞争而不必持续备战的世界。”尽管美国警惕大国的崛起，但“与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关系的发展将带来更大希望”。(12)
（二）“单极格局”并不稳定，国际格局严重失衡容易引发战争，军事领域多极化不可取
由于各国的战略利益与战略认知不同，国际上对于究竟怎样的国际格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利的看法不一。中国、俄罗斯、法国等国主张世界多极化，并在外交上积极推进多极化。它们认为，多极化是世界未来的发展趋势，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
美国国内的看法则不尽相同。冷战后，“单极稳定论”一时盛行。例如，1990年美国保守派学者查尔斯·克劳特哈默撰文称，冷战后世界不是多极的，而是美国独占鳌头的“单极世界”。因为美国拥有足够的军事、外交、政治和经济力量，在世界任何冲突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13)1997年，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称：“美国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14)1999年美国乔治城大学威廉·沃尔弗斯提出“单极稳定论”，宣扬冷战后出现“美国主宰和平的时代”，美国强大到不能被抗拒的“单极格局”将是和平、持久和稳定的。(15)2003年，美国布什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曾公开反对多极化，指责多极世界是“阻止战争必需的恶魔，但它不能促进和平”。“多极世界是一种竞争的理论”，“我们以前尝试过创建‘多极世界’，但它却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主张多极化是“不道德的”，应“放弃对众多新‘极’的追求”。(16)
然而，事实则与美国“单极稳定论”完全相反。冷战后，美国发动的四次高科技局部战争，都与多极化暂时受挫、美国“一极”独大有关。第一次是1990年美国动员多国部队发动的海湾战争；第二次是1999年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的科索沃战争；第三次是2001年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第四次是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这些都是在局部地区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而美国获得了战争行动自由的情况下爆发的。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小泉内阁支持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客观上加剧了局部国际力量对比失衡。与此相反，在国际力量对比尚未严重失衡的地区，美国则难以发动战争。例如，小泉内阁在伊朗、朝鲜问题上并未支持美国采取“外科手术”等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在客观上有利于促成伊朗核问题六国会谈和朝鲜半岛核问题六方会谈进程。
（三）当今时代多极化总体有利于世界和平，但中国需防止国际格局剧变可能带来的战略风险
针对所谓“多极时代不稳定”的提法，日本东京大学副校长田中明彦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世界曾因多极力量之间的对立而分裂为两个阵营，并最终爆发了大战，但21世纪则很难想象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因为国际体系中其他因素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其一是20世纪后半期，核武器等军事力量过于强大，大国之间通过军事手段达到政治目的已无意义；其二是各国之间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加深；其三是所谓“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的假说；其四是国际恐怖主义、海盗等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威胁上升，迫使主权国家之间加强合作。因此，21世纪的多极格局有可能形成“主要国家之间的合作体制”。(17)
总体来看，田中明彦的观点较接近于21世纪国际政治的现实，但有关“民主国家和平论”的解释比较牵强。因为那些受到军事威胁的发展中国家的感受完全不同。二战结束后迄今，时代的变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独立与解放，对推动世界多极化、防止大战爆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可以与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的情形加以比较。当时世界处在帝国主义时代，后起的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必然通过战争掠夺殖民地土地、资源和市场。因而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不久，法西斯在德国和日本上台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然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国际协调与合作是国际关系的基调，世界并不存在导致大战的可能。其主要原因在于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殖民地体系早已瓦解，后起大国为争夺殖民地而发动战争的客观条件并不存在。西方所谓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因此，当今时代的多极化格局不同于历史上大国争霸、瓜分势力范围的局面。发展中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后经济实力也在不断增强，已成为世界上一股重要的和平力量。伴随经济全球化，各国相互依存关系加深，在应对金融、经济危机方面，世界各国拥有共同利益，可以协调合作，因此，通过战争摆脱或转嫁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就不存在了。(18)
但是，未来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将面临以下战略风险：首先，中国势必被一些美国人视为其霸主地位最有力的“挑战者”，从而增大了中国发展壮大的战略阻力。失败的国家模式也可能向其他国家转嫁国内危机，引发强烈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中国的出口产业将首当其冲地受到打压。伴随中国美元资产的上升和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国际风云变幻给中国经济、金融安全带来的风险也将上升。另外，世界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局部地区的动荡、冲突和突发事件随时可能爆发。面对迅速兴起的中国，美国必然希望中国更多地像日本那样分担美国的国际责任，分担国际风险。例如，在阿富汗等问题上，美国希望中日两国提供支援等。值得注意的是，当年苏联与日本都是在GDP接近美国65%左右的情况下，沦为失败的挑战者。鉴于此，中国在未来30年必须格外谨慎，既要坚决捍卫本国核心利益，也要尽量尊重别国的核心利益；既要避免造成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锋芒毕露的印象，也要防止在“自我感觉良好”中被“忽悠”进无形的战略陷阱；既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要防止狭隘过激的民族主义抬头。
三 日本国家模式转型与国际格局转型
大国兴衰与国际格局演变的根本原因何在？苏联和日本为何沦为失败的挑战者？关于以上问题的回答，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1970年到2008年，美国、日本、中国、苏联（俄罗斯）四大国的GDP升幅最大的是中国，起伏最大的是苏联（俄罗斯），走下坡路的是日本，维系领先地位的是美国。(19)如何分析这种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是研究的核心问题。
（一）国家模式转型与大国兴衰关系密切
纵观1840年以来中国、美国、苏联（俄罗斯）、日本四大国兴衰的历史过程，也许不难发现，在社会形态、自然条件、民族构成等诸多要素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综合国力消长、国家兴衰这一因变量，主要受到自变量——国家发展模式竞争的影响。国家发展模式，简称国家模式，即国家形态，是与社会形态相联系又相对独立的范畴。国家模式作为独立的系统，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子系统：国家政体、经济体制、发展模式、对外战略、文化模式。
国家模式与社会经济形态（简称社会形态，例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同一概念，而是相互关联的交叉概念。相同社会形态的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国家模式；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之间也存在相同或近似的国家模式；同一个国家在社会形态不变的情况下也会采取不同的国家模式。
如表1所示，1840年迄今，中、美、苏（俄）、日四大国的兴衰都与国家模式发展变化有关。在不同历史时期，四大国在国家发展模式竞争中都出现过一些最具典型意义的成功或失败的案例，呈现出国力上升与下降的曲线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四大国在社会形态并未发生质变的情况下，不同的国家形态则给同一国家带来了不同的命运。
表1 从国家发展模式看中、日、美、苏（俄）发展轨迹（1840～2049年）
（二） 日本目前正经历明治维新以来的第四次国家模式转型
以下以日本为例，对其国家模式的发展进行分析。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的140年里，日本经历了四次国家模式转型。第一次国家模式转型伴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明治维新后，日本从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不久便走上帝国主义道路，采取了军国主义的国家模式，但最终惨遭失败。第二次国家模式转型始于战后，日本采取了“对美一边倒”的“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贸易立国”模式，和平发展使日本于1968年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第三次国家模式转型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被称为“第三次远航”，日本开始采取仰仗美国的“政治大国”发展模式。然而，这次国家模式转型终因小泉纯一郎内阁推行右倾化的大国路线而告失败，同时也为自民党再次下野埋下了伏笔。第四次日本国家模式转型从2009年民主党执政开始，鸠山由纪夫首相在施政演说中提出要进行一场“不流血的平成维新”(20)。
1993年日本自民党第一次下野时的政局巨变是一场“平成保守维新”，是日本保守势力谋求政治改良过程的一个开端。日本的平成年号是从1989年明仁天皇继位时算起的。这次巨变只是日本新老保守势力的政权轮替，故也可以称为“平成保守维新”。时任日本大藏省国际金融局长的郴原英资也曾痛批时弊，强调实行“平成维新”的日本型改革。其核心观点是：(1)日本在金钱至上、弱肉强食的“美国化”过程中，产生了“系统腐败与制度疲劳”，要彻底改革；(2)不能实行“美国型自由竞争意识形态的改革方案”，因为那不会成功；(3)“‘平成维新’并不只是政治、行政改革，还要迫使日本人的意识结构、价值观、世界观变革，将所有这些都统一为一个概念——‘确立生活者主权’”，即建立民生优先价值体系。(21)
其后，自民党于1995年联合社民党再度执政。日本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多次出现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其根本原因之一是日本的国家发展模式转型失败。日本正经历一场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金融、政治全面危机。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冷战结束后日本背离了“富国、轻军备”的国家发展模式，这与美国对日战略关系密切相关，但主要取决于日本国内决策。日本能否摆脱危机，为21世纪开辟一条新路，关键要看日本政府能否重新调整国家发展模式，优先恢复、发展经济。
（三）日本第四次国家模式转型的初始特点
国际格局和国际潮流的变化，是日本政局变化的重要外部因素。日本国内政局和政治思潮的变化，在受到国际格局变化影响的同时，反作用于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日本对外关系，也会对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近20年来国际格局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而恰巧日本国内也几乎同时发生了两次自民党政府倒台的政权更迭。第一次，正如1993年首次取代自民党执政的八党派联合政府首相细川护熙所说：“以美苏两大国为两极的东西方对立的时代业已结束，国际社会正在摸索取代原有体系的国际新秩序。”(22)第二次，正如取代自民党执政的民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首相所指出的，伊拉克战争失败和美国金融危机表明“美国单极独霸时代告终”，“世界正由单极走向多极化”。(23)正是在这一国际背景下，民主党执政后开始摸索日本第四次国家模式转型。其基本方针是：争取在对美国和亚洲保持平衡中采取“民生优先”的发展模式。
鸠山的执政理念与变革思想是“脱美入欧”。他尤其推崇“友爱”，即博爱政治哲学，并称它是“辨别政治方向的指南、决定政策的标准，是支撑我们所面向的‘自立与共生时代’的精神支柱。”(24)他表示，日本要“建设一个共存的友爱社会”，在国际上要排除极端民族主义，开展“友爱”外交。(25)这与中国提倡建立“和谐社会”、共同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比较契合。在经济体制方面，鸠山内阁彻底否定了小泉内阁的邮政民营化改革，重视就业以及消费者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在发展模式方面，鸠山内阁把恢复经济、改善民生作为第一要务，努力扩大内需，减少政府财政开支浪费，发展低碳经济。在政治体制方面，日本发生了两大保守势力的政权轮替。作为保守势力温和派的民主党政府，主张打破原有“政、官、财”铁三角和“官僚统治”，还政于民，强化国会中执政党的决策权。在对外战略方面，鸠山内阁谋求建立“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同盟关系”和东亚共同体。鸠山倡导“友爱外交”，主张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与亚洲邻国的关系。这是对前首相麻生太郎提倡的所谓“价值观外交”的彻底否定。在安全保障方面，由于目前美国仍然是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在军事上保持绝对优势，因此日本民主党政府仍将维系日美同盟，并把它作为日本安全保障的基轴。与此同时，鸠山内阁又推迟修订防卫大纲，反对向海外派兵支援美军作战，不赞成日本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
日本未来理想的发展是成为非军事“国际贡献国家”，这不仅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日本第四次国家模式转型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转型不会一帆风顺，也难以十分彻底，并伴随政权更迭甚至可能出现倒退、夭折或转向。例如，未来日本经济恢复、驻日美军基地部分撤离后，日本是否有人会主张重新制定宪法，增强独立的防卫力量等，仍值得关注。
四 未来的国际格局与中美日关系
（一）日本国家模式转型过程中的美国因素与日美关系
迄今，日本国家模式的四次转型都与日美关系直接相关。明治维新与1853年美国佩里率领的“黑船”迫使日本政府开放国门有关；1945年战败后，日本在美军单独占领下实现了民主化改革，制定了和平宪法，与美国建立了同盟关系；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美国敦促与支持下分担防务责任，向海外派遣自卫队，争取成为政治大国；2009年，日本民主党上台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及美国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上台也有关联。
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利用某些日本政客的虚荣心，以日本感觉“舒服”的方式诱导日本战后国家发展模式转型，以削弱日本在经贸领域对美国构成的强有力竞争与挑战，更多地把日本的能量吸引到美国全球战略最需要的方向。日本一些政客也有意利用来自美国的“外压”改变战后国家发展模式，不断突破禁区。在美国要求下，日本负担了驻日美军四分之三的费用，海湾战争时提供总计130亿美元的支援，向印度洋派遣自卫队舰只为美国等多国部队供油，日本陆上自卫队战后首次打着日本国旗进驻伊拉克。
为解决美日贸易摩擦，美国在促使日本购买美元国债使资金回流美国的同时，与欧洲联手强迫日元升值。1985年西方五国财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了促使日元升值的所谓“广场协议”。日元兑美元汇率从1984年的238：1升至1988年的128：1。结果，按日元计算的日本对美出口从1978年至1984年增长了98.6%，而1984年至1991年则只增长了0.5%。这期间，日本对美出口占日本出口中的比重从37.6%降至31.7%。(26)日本只好依靠向海外投资，攻占当地市场或转而出口到美欧市场。大批日本企业到中国投资办厂，形成“曲线”对美出口，从而又开始以中美贸易摩擦的形式继续演绎着日美经济竞争。伊拉克战争引发的高油价和美国金融危机，则导致“日本出口立国模式崩溃”(27)。
正因如此，鸠山由纪夫当选首相前曾指出：“这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由冷战后美国所推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破产所导致的。”“目前，‘友爱’是纠正全球化现代资本主义的弊端，对在传统中培育出来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理念。它意味着我们要向保护国民生活与安全免受市场至上主义伤害的方向转变政策，建设共生的经济社会。”(28)
（二）中美日三国力量对比与相互依存关系的未来
2009年末，日本政府提出未来10年经济增长战略基本方针：日本GDP年均实际增长率为2%～3%，到2020年日本GDP总额将达650万亿日元，若按90日元兑换1美元，将为7.2万亿美元。(29)若中国未来3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按目前汇率计算，2020年中国GDP将达10.2亿美元，2038年中国将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GDP有可能达到日本的4倍以上。当然，从人均GDP的角度看，中国仍处在世界较低的水平。1978～2008年，中国人均GDP从227美元升至3266.8美元，居世界第98位。据测算，2038年中国人均GDP可能达到3万美元，接近日本目前水平。
日本在经济上已经是世界一极，在国际政治中谋求发挥更大作用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日本不会完全摆脱美国搞核武装或成为军事大国。自民党执政期间，日本谋求成为政治大国的基本点是与美国为伍，通过与美、澳、印的“连横”，强化美国的全球霸权体系，建立美日在东亚的主导地位。这在客观上是美日捆绑在一起的“1.5”极化，而非真正的多极化。
日本民主党执政后企图扭转日本外交倾向，谋求与美国对等的同盟关系，但遇到了巨大阻力。2009年12月鸠山首相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时表示：“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基轴，也要加强安全保障以外的关系，但搞好同中国的关系也非常重要。因为有良好的日美关系，日中才能保持良好关系。”(30)目前，在美军驻冲绳基地问题上，鸠山内阁面临十分艰难的抉择，为兼顾内政日程与日美关系，该问题只好延期至2010年5月适当时机再议。
从中长期看，美日两国都将更加重视同中国增进关系，中美日关系有可能在新的基础上克服历史遗留下来的消极因素，取得更大发展。2009年10月美国外交问题评议会(CFR)的调查显示：认为未来中国重要的会员占58%，比2005年上升了27%；认为日本重要的占16%，比2005年减少了一半。(31)几乎同时发表的中国《瞭望东方周刊》与日本《读卖新闻》联合民调显示：日本受访者认为，在经济方面今后对日本重要的国家是中国的占46%，认为是美国的占28%；中国受访者认为未来美国重要的占52%，认为日本重要的仅占6%。(32)这些民意调查结果，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国际格局的快速变化。
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出口额不久将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而美国仍将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对象国。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也会受到美日高度重视。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在国际贸易领域“脱美入中”迈出三大步：第一步，2002年中国大陆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进口最多的国家。2009年上半年在日本进口中，中国占22.3%，美国占11.3%。第二步，2006年中国大陆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外贸对象国。2009年上半年在日本外贸总额中，中国占20.4%，美国占13.7%。第三步，2009年上半年中国大陆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海外市场。在日本同期外贸出口中，中国占18.5%，美国16.1%。鸠山首相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设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其实质是要强化与中国的关系，为日本谋发展。
（三）中美日三边关系相对平衡发展需要彼此尊重核心利益
日本有人主张建立“日美中等边三角关系”。这主要是从政治、外交的角度而言的。鸠山内阁在外交上主张美中并重，在美中之间保持相对平衡。目前，日本在海外投资累计总额中，对美投资占33.1%，对中国大陆和香港投资合计仅占8.9%，且美国仍是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因此，日本尚不会改变结盟的对外战略模式，在军事和安全方面难以形成“日美中等边三角关系”。未来，相对良好而稳定的中美关系有利于日本在东亚地区加强同中国的合作。
今后，中美日关系要形成非对抗性的相对均衡三角格局，首先需要彼此了解和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台湾、西藏和新疆等涉及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美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克服金融危机、经济困境，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日本的核心利益包括日本的和平与安全、发展与繁荣。迄今，美日两国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在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制造麻烦，挑起事端；而中国对美国的核心利益问题基本采取合作态度，与日本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区域经济、金融、环境合作方面有较多共同利益。中日之间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之争，可以通过对话协商、务实合作找到解决的办法。由此看来，中美日关系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中国的核心利益能否受到美日两国的尊重。如表2所示，日本国家模式对中日关系会产生直接影响，今后只要日本和平发展、优先民生，中日就有广阔的合作前景。
（四）未来国际格局的理想目标模式：多元一体
国家模式竞争与国际格局演变会形成某种互为因果的循环关系。如图2所示，未来30年，作为国际格局的一种理想模式，有可能从目前的“一极多元”、“一超多强”结构演变为多元并存，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新格局。这种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只有在世界各大力量多元并存、相互依存，各大洲实现经济一体化并保持彼此相对开放的条件下才可能形成。推动这一进程的逻辑起点即自变量，正是多种国家模式的竞争。它首先可能引起国际力量的对比变化，并最终导致国际格局转型。国际格局大变动又会反作用于某些国家模式的转型，而大国国家模式转型的方向又可能对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格局的性质产生新的影响。
上述国际格局的远景并非空想。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已经把世界连成一体，文化的发展将不再是各自封闭的，而是在相互影响中多元共存。”(33)在多元共存的国际格局下，各种力量和平共处，各种文明彼此尊重。它与历史上的多极格局不同，是建立在各国相互依存关系加深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弱肉强食、后起的强国为谋求重新分割世界、为进行国际政治权利再分配而相互对抗或军备竞赛的历史重演。多元一体是在多元共存国际格局的基础上，形成以联合国为主体、世界各国平等相待、和谐共处、彼此合作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国可以从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出发，与包括美日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争取实现多元共存的国际格局，一起迈向多元一体的全球体系。因此，在21世纪迎来第二个十年之际，如何构建更为理想的国家发展模式、地区合作模式和全球治理模式，是所有负责任大国领导人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重大战略课题。作为世界前三强，中美日关系将成为影响未来国际格局走向的关键因素。
注释：
①参见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94年，第27页；方柏华：《国际关系格局——理论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7页。
②参见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91页。
③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4页。
④参见莫顿·卡普兰：《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7～125页。
⑤方柏华：《国际关系格局——理论与现实》，第188页。
⑥ジョゼフ·S·ナイ·ジュニア“国際紛争 理論と歴史［原書第6版］”、有斐閣、 2007年、49頁。
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3页。
⑧20国集团(G20)的成员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欧盟和澳大利亚、南非、中国、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韩国和土耳其。
⑨“金砖四国”指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2008年“金砖四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2%，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14.6%，贸易额占全球的12.8%。
⑩《温家宝说：不赞成“两国集团”提法》，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8/content_12485552.htm.
(11)“日本経済新聞”2009年11月26日。
(12)参见杨晖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选编（2003-2005年）》，军事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446页。
(13)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Foreign Affairs,Winter 1990/1991,Vol.70,No.1.
(14)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15)William C.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99,Vol.24,No.1.
(16)http://www.macrochina.com.cn/fzzl/zlsl/20050418071267.shtml/.
(17)田中明彦“ポスト·クライシスの世界”、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09年、98～106頁。
(18)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8-09/27/content_10122441.htm.
(19)根据联合国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10月公布数据整理，http://baike.baidu.com/view/97.htm。
(20)“朝日新聞”2009年10月27日。
(21)榊原英資“文明としての日本型資本主義——‘富’と‘権力’の構図”、東洋経済新報社，1993年。
(22)1993年8月10日细川护熙会见记者时的谈话。
(23)鳩山由紀夫“私の政治哲学”、“VOICE”2009年9月号。
(24)鳩山由紀夫“私の政治哲学”、“VOICE”2009年9月号。据鸠山由纪夫称，“友爱”一词，最早是其祖父鸠山一郎翻译欧洲一体化启蒙思想家、奥地利人库典赫夫·克里尔格的著作《与集权国家对抗的人》时，把“博爱”翻译为“友爱”的。鸠山一郎深受克里尔格思想影响，主张排除左右两翼极端思想，建立开明的民主社会和独立自主的文化国家。
(25)鳩山由紀夫“私の政治哲学”、“VOICE”2009年9月号。
(26)内閣府政策統括官室 （経済財政分析担当）“世界経済の潮流2007年秋”、2007年12月、187頁。
(27)野口悠紀雄“世界経済危機 日本の罪と罰”、ダイヤモンド社、2009年、20頁。
(28)鳩山由紀夫“私の政治哲学”、“VOICE”2009年9月号。
(29)http://sankei.jp.msn.com/politics/policy/091230/plc0912301656010-n1.htm.
(30)“読壳新聞”2009年12月15日。
(31)http://www.nikkei.co.jp/senkyo/2009shuin/elecnews/20091206AS3S0600U06122009.html/.
(32)“読壳新聞”2009年12月8日。
(33)温家宝：《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2009年2月2日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的演讲。
标签：世界政治格局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伊拉克战争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