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路径探索与科学尝试——2014“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研讨会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本土论文,述评论文,研讨会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编码:10.3969/j.issn.1672-884x.2014.05.003 中图法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84X(2014)05-0641-04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本土管理研究的重要性日趋突显。中国管理学界有关本土研究的进展对促进世界认识中国与推动中国管理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为了更好地促进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碰撞、中西文化的融合，2014年2月28日，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召开了“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由《管理学报》发起，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得到了众多国内外管理学者的支持。徐淑英特发来贺信，香港城市大学周南给每位参会代表赠送了专著《要钱还是要命：〈道德经〉的启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研究”首席专家，武汉大学谭力文主持开幕式，《管理学报》主编张金隆、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燕萍代表主办单位分别致欢迎词，暨南大学孙东川宣读了刘人怀院士的贺信。随后，是10场主题报告以及2个分会场专题交流。围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现状与展望”这一主题，与会学者针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路径探索与科学尝试进行了深入研讨。 1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路径探索 1.1 文化情境观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学者面对外来知识和文化时一直存在着独有的矛盾与迷惑，他们一方面表现出对西方文化和制度的仰慕，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愿割舍的纠结心理。中国管理学界也不例外——究竟需不需要管理学理论的本土化，如何基于中国情境去推动管理学发展？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 谭力文回顾了100多年以来中国学者在对外学习过程中的困惑，认为管理学的本土化问题本质上还是属于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界在“西学”、“东学”问题上的纠结；是中国学者在继承、沿袭中国文化辉煌后，无法面对或难以释怀于近现代中华民族落伍引发的壮怀激烈与凄凄悲情，是中国知识界近现代向外国学习最大的心结和障碍。中国的学科本土化的研究工作是世界学术界少有的现象，因而管理学的中国本土化工作不是一项一蹴而就的工作。承认、尊重百年以来经过深入理论探讨和实践检验具有普适性的管理理论与思想，不拘泥于与中国现阶段和未来发展现实脱节或背离的理论或结论，认真地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践开展研究，是中国管理学界开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主要发展路径。他认为在开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时可以对以下4个问题进行思考：①加深对传统经验管理与现代科学管理分野的认识；②加强对普适性管理学理论的认识；③加强适应中国未来发展的管理学理论研究，兼收并蓄中国文化和世界各国文化；④注意管理学科理论研究对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章凯在综述中国管理研究发展道路选项的基础上，以组织行为学为例，提出和分析了管理理论开发的道路选择所涉及的关键问题，并给出了发展中国管理研究的道路选择与策略建议。他的研究表明，现有西方管理学科范式存在严重问题，完全按照西方范式研究的中国学者会重蹈覆辙。对于身处十字路口的中国管理研究而言，检验和拓展现有理论或仅仅开发管理的本土理论都不是长久之计。他建议要抓住机遇，致力于转变学科范式，发展兼容文化的普适性管理理论，才是实现管理学科长远、健康发展的正确道路。 暨南大学孙东川认为，中国学者在国际化和本土化上，或崇洋媚外、亦步亦趋，或对中国文化知之不深、盲目搬用，他建议必须研究和建立中西合璧的管理科学话语体系。台湾大学黄光国认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本质是一个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文化不能只了解儒家文化而忽视其他文化，更不能将各种文化不加区分而混为一体。 1.2 哲学在位观 管理不仅在理论层面、体系层面上是一门科学，也不仅仅在个人层面、经验层面上是一门技术甚至艺术，而且是更高层面即超理论、超经验层面上的一种哲学。本次会议的一大特色就是讨论了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哲学范畴，与会学者关注了如何运用中西方哲学开展本土管理研究。深圳大学韩巍简要述评了黄光国、哥本哈根商学院李平、李鑫以及武汉工程大学吕力4位学者在“问题意识”、“立场/主张”、“研究取向”上的异同，认为西方哲学足以支撑中国本土管理的研究，所以不需要中国哲学参与中国管理学的研究。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调整不在于是否创建基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哲学”的新范式，而是如何改善研究者的态度、提升研究者的智慧。由此，韩巍建议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可行路线是：①接触更真切的经验事实；②使用扎根和归纳的研究方法“提炼出核心的构念”；③挖掘机制而非满足于展现表面化的变量关系；④对中国当代管理实践的伦理反思。具体到经验研究，他认为中国管理学者应该依靠智慧而不是任何程序和技术去接触事实和“自由”表达，要追求构念和机制的新发现。清华大学高旭东采用“从具体到抽象”的思路分析了长庆油田管理实践的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 1.3 “知行”创新观 基于对1981-2010年国际期刊的统计整理，南京大学贾良定发现中国管理学研究对世界管理学新知仅贡献了“Market transition”、“Network capitalism”与“Guanxi”3个概念。他认为从“知行”上来看，主要是中国管理学界现行的“行”与“知”之间既没能真正诞生出新知的“行”，也没有把“行”发展成新知。中国管理学学者既可以从构念、关系和逻辑三方面对已有西方理论进行情境化研究，也可以建设个体、团队和社区各层次及其跨层次的对话平台，创造中国管理学新知，但学术对话要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而且管理学者应该善于分享知识和共同学习。上海交通大学井润田在评论中认为，本土管理学研究者要自信，管理研究应该有价值观导向，本土管理理论研究的最终意义是应用到管理实践，因此学术共同体应该包括实践管理者。也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管理学科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不断进行管理创新的过程。华中农业大学包玉泽认为，中国管理学学术共同体是除企业之外的主要管理创新主体，而且是应用取向的，因此不能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 2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科学尝试 2.1 传统哲学挖掘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必须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紧密结合，必须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传统哲学之中，与会者也着重讨论了中国传统哲学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发展的内容，如道家、儒家、禅宗等。 2.1.1 道家思想 李平重点关注了悟性、理性和感性的关系，以及悟性在创业创新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他将创业创新分为机会识别、机会发现和机会创造，并着重分析了这3类创业创新对应的不同思维模式和人群：①机会识别，只需要感性思维，表现于每一个普通人；②机会发现，需要理性和感性思维的结合，表现某一领域或某一类别的专家；③机会创造，需要悟性思维，表现“天才”式的人物。他还指出，培养个人悟性的关键问题是学习禅宗艺术，注重培养人文修养和直觉想象慧根。 李鑫在本次会议上阐述他与李平在阴阳理论上观点的碰撞。虽然2位学者都是基于道家的阴阳平衡为研究思想，但李鑫认为李平的阴阳平衡观点在内容上存在两方面的不足：首先，李平的5种逻辑体系略显不足，内容尚需完整；其次，李鑫还认为阴阳和悖论的关系还需进一步探讨，阴阳理论并非解决悖论的最好方案，因为其内容较为空洞，无法兼顾悖论中的2个矛盾因素，而关键问题是实践这类方案也极为困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何轩将阴阳思想融入到“家族企业”研究的分析框架中，尝试从哲学层面开展本土管理学研究，将形而上的思辨转换成管理科学问题。然而，他也提到，目前西方管理学界对阴阳的理解不透，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学者还需要走很长的路。 2.1.2 多元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丰富多彩，尤其在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推动着中国传统哲学多元化的发展，也有学者集合中国多家传统哲学思想运用到管理学的研究中。山东财经大学杨明海在报告中以儒家文化为背景，运用阴阳平衡理论来研究人情的两面性。他认为人情的本质是一种“义”和“利”交融的施报，通过调节“利”和“义”在人情中的融合以及表现结果，可以确定人情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他建构了一种将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机制相融合的中国企业本土管理范式，并对该范式的客观基础、理论构成以及形成机制进行探讨。 李鑫引入西方的4个哲学范式，即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目的论，并运用这4个哲学范式建立了一个X整合交叉模型。该模型借鉴中国传统哲学的6大核心理念，即道、理、阴阳、悟、中庸及和谐，并用这6大概念来表征X整合主义的4个要素，分别是本体论(阴阳道理)、认识论(思悟)、方法论(中庸)和目的论(和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张红明从西方管理学理论人性假设出发，总结了中国传统哲学有关人性假设的7种理论，并探讨了这些人性假设及概念在现代营销中的应用。 此外，武汉大学孙劲松以禅宗俗语“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介绍了禅宗在唐朝的兴起过程与寺庙管理的实践。他还在会议上提倡学者与其关注哲学意义上的二分法、三分法、阴阳等对管理学的应用，不如关注古代史书里更为具体的案例。 2.2 西方范式拓展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关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是否需要借用西方范式，如何借用西方范式一直是学术共同体持续关注的话题。借鉴西方管理学主流范式，能够加快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本次会议不仅探讨了传统文化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还关注了西方范式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 2.2.1 中国管理国际研究 跨国经营已成为我国企业提升竞争力的主要途径之一，对帮助企业实现技术追赶发挥着重要作用。武汉大学吴先明等认为，后发企业为了保持可持续发展与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往往以弥补关键技术缺口为标准，选择具有互补技术的发达国家企业开展跨国并购。同时，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运用扎根理论发掘了“并购企业初始技术能力”、“关键技术缺口”、“目标企业创造性资产”、“技术融合”和“技术追赶”5个范畴以及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由此构建了以跨国并购为杠杆的后发企业技术追赶概念模型。 企业的国际化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井润田通过单案例研究，运用全景式管理及其三要素的动态匹配变化分析了TCL集团国际化各阶段的管理特征、存在的问题以及组织重生变革之路；并认为组织所有要素都是相关的，不能顾此失彼。企业国际化的关键不是“战略定位”，而是制定清晰的发展战略和经营模式，并率先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他还认为组织不能企图通过国际化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否则全景式管理三要素的不匹配最终会导致企业尚未国际化时就遭遇失败。 此外，也有学者关注中国管理国际研究不同学术群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与知识发展特征。武汉大学刘林青等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检验出中国管理国际研究的碎片化特征，并找到3个“无形学院”——资源基础观、新制度主义与跨文化研究。 2.2.2 中西管理融合 东西方学者都在积极探索东西方管理思想有效地整合的方式与角度，本次研讨会有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范式的辩证关系，并将二者同时运用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赵向阳等研究了国家文化与早期创业活动的关系，重点关注了文化习俗以及二者的复杂关系对早期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习俗之间呈负相关，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符合“阴阳”的辩证思想；相对文化习俗来说，文化价值观与早期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符合跨文化管理研究中的主流观点；二者之间的差异同样影响着早期创业活动，符合“一分为三”的辩证思想。 北京理工大学王馨等开展了中国航天工程情境的本土创新案例研究，并将西方现有的“4I”模型扩展为“5I”模型(新“I”就是悟性思维)；并认为悟性思维促使团队成员利用来自生活世界的非主题知识，通过采用取象比类的认知模式，与科学微世界的主题知识之间建立跨领域映射，进而产生新的主题知识。与此同时，武汉大学张三保认为，管理自主权发挥着融会中西方、贯通宏微观的作用，从不同学科视角厘清了其本质内涵、测量方法与多个层次的不同效应，并从公司治理、企业战略与制度建设三大领域总结其实践意义，构建出“宏观-微观-宏观”的系统分析框架。武汉大学刘明霞等基于扎根理论构建了“制度压力-企业高层管理者注意力配置-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关系质量”的理论模型。 3 结语 高水平的本土研究既能创造出适用于具体情境的知识，又能够为全球管理知识做出贡献。本次研讨会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路径与探索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与反思，旨在创建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氛围，与会学者秉持务实精神，集思广益，在争鸣与探索中继续推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