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奥·邦格“类比推理”思想评述
沈 健
(嘉应学院 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广东 梅州 514015)
[摘要] 马里奥·邦格对于类比推理的思索深邃而广泛，他提出的“类比推理乃理论创新之脚手架”之类比入木三分。然而，在批判类比这个脚手架对理论自身消极性影响的同时，邦格的思考让其直接面对科学哲学至今悬而未决的几个难题：理论间的科学革命与继承问题；理论发现中的认识论、方法论、本体论纠缠性问题；理论公理化的局限性问题，这三大问题直接制约邦格思想的发展。而桂起权先生提出的“桂转换”、张华夏先生强调的“张结构”和当前弦论哲学研究中的“弦对偶”，相比邦格的思考，应该为类比推理的诠释提供了某种更为完备、更加进步、更加有益的思索。
[关键词] 马里奥·邦格；类比推理；桂转换；张结构；弦对偶
马里奥·邦格是当代哲学界颇具名气的学者，拥有世界一流哲学家之殊荣。他学识渊博，涉猎广泛，在物理学、逻辑学、伦理学和哲学等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他1973年出版的《物理学哲学》一书中，主要论述了哲学对物理学的作用、物理学的基础、物理理论的结构、物理理论的诠释和指称对象、量子力学的指称对象、互补性与类比的误区、理论的公理化、物理理论的关系网络、物理理论与实验的关系等。本文将集中围绕该书第六章的“类比和互补性”，对其类比推理思想展开分析和探讨，指出邦格类比思想的独特价值，同时也揭示其面临的困惑和障碍，并借助桂起权先生提出的“桂转换”(1988)、张华夏先生强调的“张结构”(2016)和当前弦论哲学研究中的“弦对偶”(Rickles 2011，沈健2013)，尝试性地提出某些或许能够超越邦格思想的一些新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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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里奥·邦格类比推理的核心立场
(一)关于类比的概念界定
邦格认为，“如果B的某些行为与A在某些方面相似，那么就值得提出假说：它们在其他方面也相似。”[1](P180)用逻辑符号表示，假如A具有属性A(a，b，c，d)，且发现B具有属性B(a，b，c)，则可以推导出B也具有属性B(d)。一旦这样的类比假设通过了经验检验，则我们将获得A和B在实质上和形式上的相似性；相反，如果这个类比没有通过经验检验，则会让我们认识到A和B存在着差异，B在某些方面与A是根本不同的，由此也就促使我们提出更为新颖的思想。关于类比的界定，目前普遍认可的理解是：类比是“指称一个模型与世界之间，或一个模型与对世界的某种理论描述之间，或一个模型与另一个模型之间的某种相似和/或差异关系”[2](P359)。
对于类比的类别，邦格认为有实质类比和形式类比。在他看来，虽然形式类比经常会被当作预示的实质类比，但是形式类比并不等于实质类比，二者是存在本质区别的。很多时候，从形式类比并不能直接推导出实质的相似。想当然地将形式类比等价为实质类比，则往往会造成概念理解上的困难，同时也会阻碍理论的发展。
六年之后，在欧内斯特·内格尔的《科学的结构——科学说明的逻辑问题》那里，内格尔对实质类比和形式类比提供了清晰的概念界定，他认为，实质类比是指由具有某些已知性质的元素构成的一个系统被看作是某第二个系统的理论建设的模型。而第二个系统只是在含有一组更广泛的元素上面可以不同于原来的那个系统，但该系统的一切元素都具有与模型中那些性质完全相类似的性质，或者第二个系统可以一种更激进的方式不同于原先的系统，因为构成该系统的元素所具有的性质不能在模型中发现。各种各样的原子论的物质论就是实质类比的典型例子。关于形式类比，内格尔认为，充当建构一个理论模型的系统是某些熟悉的抽象关系结构，而不是如同在实质类比中那样，是相互间处于一些熟悉的关系之中的多少可以形象化的一组元素。在内格尔看来，形式类比多见于数学家的理论建构之中，比如处理分数幂和负数幂的定律在形式上等同于进行正整数的幂运算的定律。简单而言，形式类比是句法类比，而实质类比则是语义类比。
(二)关于类比推理的功能
马里奥·邦格认为类比有三种功能，即“启发功能、计算功能、实验功能”[1](P179)。其中，启发功能主要用于分类、归纳、发现新定律，建立新理论以及诠释新公式；计算功能则是指通过处理类似物来解决计算问题；实验功能是指通过处理类似物，特别是同样的对象和仿制品来解决经验检验的问题。在邦格看来，类比推理鼓励我们试探性地把先前的知识拓展到一个新的领域，从而很容易进入对未知事物的研究。正如他所指出的，不借用类比，则波动力学就不会产生。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邦格是将类比功能等价于理论还原功能，“毫无疑问，在新的科学领域进行最初探索时，通过新的、未知的事物与旧的、已知的事物在某些方面相似的联想，类比可以取得丰硕的成果。”[1](P180)这一点和欧内斯特·内格尔关于理论还原的理解高度一致，“还原是以一个(通常但不总是)对某个其他领域表述的理论来说明在一个研究领域中已经确立起来的一个理论或一组实验定律。”[3](P405)并且，关于类比的功能，邦格与内格尔也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如果把一个理论陈述为一组不加解释的公设，它不显示与某个已知的抽象关系系统的哪怕是形式上的类比，则理论的表述就不会提供理论如何才能应用于具体物理问题的线索。”[3](P134)新旧理论之间的类比不仅是开拓新理论的一种辅助手段，更是许多科学家在建构理论诠释系统中，要心照不宣地努力获得的一种迫切需要的东西。一个新理论，假如和某个熟悉的模型缺乏显著的类比，有时候则被看作是抛弃这一新理论的根据和理由。关于类比推理的功能，武汉大学桂起权教授在《打开思路的钥匙——类比与转换》[4](P89-108)一文中有过全面而系统的概括，罗杰·G·牛顿在《何为科学真理——月亮在无人看它时是否在那儿》的第四章[5]，也有过详尽的说明。
(三)关于类比推理对理论的消极性
在《物理学哲学》一书中，邦格更多篇幅是用来论述类比推理的弊端。正如他所言：“如果世界是多样化的，那么类比在某些点上就必然显示出其局限性。因为确切地说，完全新的事物是不能用熟悉的术语说明的。”[1](P182)邦格以光的波粒二象性为例，分析了量子理论里粒子与波的类比是不确切的。在他看来，量子理论应该舍弃传统的类比，并重新认识到它们与“独特的一类”事物相关，应该给它一个通用的名称“量子”。“光学——力学的类比，曾经是一个富有成果的假说，但是现在应该抛弃它了，因为它已经衰老得不仅不能实现其目的，而且变成导致混乱的源泉。”[1](P191)邦格认为，互补原理在量子理论的早期看上去是合理的，那时人们用经典图像来思考，但现在它已经失去了可能具有的任何潜能，变成了掩饰含混和不一致的借口。在邦格看来，波粒概念并不属于量子力学，因为它们只是经典隐喻。薛定谔曾一再坚持，波和粒子只是我们被迫采取的相像，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消除它们。波粒只是隐喻、相像或形象化支持物。类比的介入使得理论不再纯洁。
基于对量子力学中不合理类比的分析，邦格指出，在事实性科学中，类比和类比推理作为建构理论的工具是非常受欢迎的。从相同的特征看，它们是成长的标志，是理论仍处于构建中而非成熟的迹象。但是，一个成熟的经典电磁学不需要力的弹性管；同样，一个成熟的量子电动力学也不需要虚光子从电子中跳出来再跳回去。总而言之，类比的启发功能只是一个“脚手架”，在理论建立起来后就应该抛弃它，否则就会影响人们对理论的理解和理论的发展。
邦格认为，“当一个事实性理论达到成熟时，它只涉及确切的描述并产生确切的诠释，但是不涉及类似的东西……深层次的解释或描述性的解释与隐喻的解释是不相容的，后者是肤浅的，只局限于相似性，并且没有关注真实事物。”[1](P209-210)“成熟科学是确确实实的并且是客观的，它的认识论必定是现实主义的。”[1](P202)邦格的这些观点，似乎对成熟理论划出了一道清晰的界限。可是，我们要问这可能吗？假如以邦格的这一标准去框定现有的科学理论，怕是没有任何一个理论能满足这样的标准。从科学理论的进步角度看，问题是伴随理论始终的。正如邦格自己所言：“没有问题，既没有科学，也没有技术，更没有哲学。因此，当评估任何此类领域中的某篇文献时，我们首先得搞清楚它欲图攻克什么问题。在任何此类领域，起始点都是某个问题。终点亦如此：没有引发新问题的论说都是没有价值的。”[8]问题的始终存在直接否定了“确切的描述”和“确切的诠释”的可能。
二、对于马里奥·邦格类比推理立场的批判性反思
(一)新理论能否绝对地与旧理论相脱离？新理论是不是一定就不能被旧术语所说明？
邦格的思想深受20世纪逻辑经验主义的影响，其本人的思想有着深深的英美分析哲学学派的烙印。与大多数分析派哲学家一样，在他的思想深处，追求的是概念的明晰性和逻辑的严谨性，认为精致的公理化形式系统是一个理论成熟的标志，强调要以自然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物理为模本建立自己的理论，要使自己的概念和论证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程度。然而，这种理想化的追求是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的。在现实的科学世界里，绝对逻辑自洽的理论也是不存在的。
鉴于此，邦格对类比推理的批判也存在绝对的一面。他认为，“完全新的事物是不能用熟悉的术语说明的。”[1](P182)在笔者看来，邦格这一观点是存在争议的，因为他间接承认了新旧理论之间是非连续性的。即使是在库恩的不可通约性那里，库恩本人也是认为“在两个不可通约的理论和范式之间，翻译是可能的”[6]。事实上，库恩从未说过，不可通约的理论就是根本不可能进行比较的。在他看来，不可通约的理论之间的不相配是局部的，我们应该预期能够进行某些比较。即使是在费耶阿本德那里，不可通约性也不是简单的不可比较性。在理论的进步过程中，新理论的全部概念和术语往往并不是全部被撤换了的。新理论当然出现了新的概念和术语，但仍然拥有大量旧理论中的概念和术语。这些旧术语即使在某些方面发生了意义上的改变，但是仍然还保留了之前意义的某些内容。看一下量子理论现实吧！从邦格出版《物理学哲学》的1973年算起，至今又过去了46年，难道现在的量子力学理论描述已经完全没有了量子力学建立之前的物理术语了吗？“粒子”“波”和“场”之类的术语还不是依旧在使用？结构实在论创始人沃勒尔(Worrall，J.)指出，“无论光学怎样从光的以太粒子说转变为经典电磁场说以及后来又转变为光的量子说，菲涅尔方程这个数理结构在这个走马灯式的范式转变中却稳坐钓鱼台成为三朝元老。”[7](P184-185)
(二)深藏于新理论的脚手架能否被彻底清除？
当然，在科学实践中，我们不能因为理论确切性的遥不可及而放弃对理论确切性的执着追求。正如邦格所言：“公理化方法是不完备的，但是理论公式化也没有找到其他更好的方法。所以，如果是因为它的局限性而抛弃它，那么就像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从而停止人类的世代繁衍一样。”[1](P219)
笔者认为，在新理论的建构中，一方面，工具有时会直接成为新理论的定律，模型本身就是新理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借助工具而获得的新概念，它本身却是拥有两个不同称号的同一载体：一个称号是使用工具获得的工具残余物；另一个称号则是基于新理论框架下的新术语。基于此，建构新理论过程中的脚手架(包括显然的和隐藏的、概念的和定律的、哲学观的和科学观的)要得到彻底拆除是很难的。一旦彻底清除，则新理论已是面目全非，以至于不再能够很好地解决之前所面临的科学问题。一个理论从刚被提出到最后被取代，脚手架可能会伴随它生命的始终。在中山大学张华夏先生的封笔大作《科学的结构：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探索》(2016)中，他指出，伴随逻辑经验主义的衰落，连卡尔·亨普尔也认为，“至于模型，原来认为它只是有‘教导和启发价值’的类比模型，‘现在看来它在表述和运用到许多理论中起到本质的作用’。”[7](P13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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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对徐汇区的普法工作进行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发现，其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基层国家机关的普法工作中普遍存在。这些问题主要有：①整个国家缺乏法律机制；②国家机关没有负责“执法机关执法”的主体部门名单；③没有建立与国家机关“执法责任人”责任制相适应的考核机制。④在以往很长一段时期，普法工作存在普法主体“一家忙”、普法对象“一锅煮”、普法方式“一个样”、普法宣传“走过场”等现象，普法效果与预期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
之所以提出“张结构”，是因为张华夏教授在其《科学的结构：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探索》[7]一书中，花费大量的篇幅去讨论结构。在总共九章的封笔大作中，有七章都在谈结构，这足以说明他对结构以及结构主义进路的重视和期待，同时也展示了张先生对科学哲学之未来的一种深邃洞察。在张教授看来，在传统逻辑经验主义衰退之后，科学哲学的理论出路不应该是卡特赖特的新经验主义，而应该是结构主义。的确，基于结构，亦可以解决邦格在类比推理上所遇到的诸多困惑。
新理论中的脚手架必须要加以拆除，提出这一观点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同时，邦格提出清除启发式脚手架并抓住一个理论的真正假设的最好办法就是展示它的公理基础，这一观点也是有启发作用的。但新理论中的工具及其工具残存物是否能被彻底清除，就不一定了。事实上，建构实在论者已经指出了理论在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上的纠缠性，并指出要摒弃两条教条[2](P364)：第一条是指以排除语言问题等认识论问题为代价，过分关注本体论和实在论；第二条是指强调对理论进行静态的、“合乎规范的”阐述，忽视正在进行的理论创造过程和随之发生的理论选择和理论变化的问题。而将脚手架这一方法论剔除在新理论之外，这难道不正属于上面要剔除的教条吗？不正是以排除方法论问题为代价，过分关注事实或理论本身？
(三)成熟的科学理论是不是都能满足确切的描述和确切的诠释这一先决条件？理论陈述的确切性何以可能？
总体上，邦格关于类比推理的批判性观点可以概括为五点：第一，类比推理在理论建构的初期是必要的，但在理论的核心构架已经建立好之后，还将一些之前的类比残余融合在理论之中，则是不妥当的。正如量子力学中波粒二象性中“粒子”和“波动”此类已经过时的类比一样。第二，新理论的说明需要用新的概念，“经典概念必须加以改造或从量子理论中清除。”[1](P198)一个新理论应该具有属于它的概念系统，而不是还停留在类比层面上的那些概念。第三，隐喻的类比常出现于诗人、神学家和文学家那里，真正的科学决不能停留在隐喻的类比，而应该追求一种理论的精确性和概念的明晰性，拒绝任何的隐喻式解释。“类比思维只是初始科学(如历史)和伪科学(如精神分析)的特征，成熟科学是确确实实的并且是客观的，它的认识论必定是现实主义的。”[1](P202)一旦新理论产生，就应该采用拆除启发式脚手架的态度，对它进行批判性考察，并用切实的方式重构这个系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发现这个理论不是看上去像什么，而是实际上是什么；这个理论的指称对象不是模仿了什么，而是实际上是什么。成熟的理论只涉及确切的描述并产生确切的诠释，而不涉及类似的东西。第四，模型作为类比关系的关系者，它具有四种含义。在这四种含义中，有两种,模型的确是物理理论的组成部分，而另外两种，则并不是物理理论的组成部分。不管是组成部分，还是不是组成部分，在邦格看来，它们都只是启发性的辅助工具而已，在理论建立以后都应当被抛弃掉。第五，清除类比推理这类启发式脚手架，从而抓住一个理论的真正假设的最好手段就是展示该理论的公理系统。
事实上，对于理论确切性的批判，相关理论成果已经是汗牛充栋，比如，艾伦·查尔默斯在《科学究竟是什么》一书中所提出来的“陈述表达的可错性”[9]，量子力学的主要创始人海森堡所提出的“测不准原理”，或者又叫做“不确定性原理”，以及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这些思想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理论的确切性提出了深深的质疑。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告诉我们：没有一致的算术公理系统能包含它所要系统化的领域的每一个公式。对于这样的系统，如果它是前后一致的，那么它就必然是不完备的。而结构主义进路也指出了与确切性相对立的相似性的作用，他们对邦格所要摒弃的“相似性”持有更为中肯的理性态度。
对于类比推理，邦格将其功能隐喻为具有启发性的脚手架。对于这个脚手架，邦格显然不否认它的功能，但是却指出，“无论初始时用类比思考如何有成效，但最终都会产生混乱。”[1](P200)笔者赞成邦格的上述观点，毕竟发现理论的工具和方法并不是理论本身。同时，笔者也赞成邦格提出来的要肃清新理论中的工具残余的呼吁，即要“帮助科学摆脱它的启发式脚手架，因为如果让它超出初始构建阶段之外，它将最终阻碍理论体系的成长和澄清，就像现在所发生的：某些经典类比在耗尽了它的启发能力之后仍然长期滞留在量子理论中”[1](P210)。“一旦新理论在手，就应该采用拆除启发式脚手架的态度，对它进行批判性考察，并用切实的方式重构这个系统。”[1](P204)
三、反思马里奥·邦格类比推理思想的新视角
在对类比推理的理解上，能否提出某种比邦格批判路线更为完备的新思路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在笔者看来，有三种尝试应该可以获得关于类比的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理解：一是武汉大学桂起权教授所提出的“转换”概念；二是中山大学张华夏教授所强调的“结构”概念；三是物理学哲学前沿研究中的“弦论对偶性”概念。
农林间作是根据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应用生态学原理，将农业和林业两种产业的主要栽培物种有机排列进行间作而组成的一种农林复合模式[1]。农林间作不仅能够减少水土流失，降低风速，改善小气候，提高水分利用率，提高生产力，还能够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2-3]。
(一)“桂转换”独特性分析
在《打开思路的钥匙——类比与转换》一文中，桂教授以丰富的物理学、化学案例分析了转换的概念内涵，并对转换的模式、转换的条件、转换的应用做了细致的分析。根据桂教授的观点，相比类比，转换是具有理论发现和诠释上的独特优势的。他认为，“在类比推理中，最有特征性的是，相似性引导着我们前进。与此不同，在转换当中，则所考虑的是常规的先行理论和非常规的后继理论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注意引进新理论的特异性原理，结合背景知识遗留下来的相似部分，由此推导出新定律或新定理，并导出与旧概念系统意义不同的新概念系统。在转换方法中，最有特征性的将是特异性在引导我们前进。”[4](P111)“类比所注重的只是前后相继理论的相似性，而通过‘对应论证’所实现的转换，却重视新理论的特异性。‘合理改写’是对应论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能否刻画非常规理论的特异性，正是能否成功地实现转换的关键。”[4](P125)
再看进入涌流状态之后的特征，比如行动-意识融合、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控制感、时间扭曲感等于译时的体验十分符合，因此，涌流体验在口译时确有存在的可能。
综合来说，相比类比，转换的独特性体现在四点：第一，强调新理论的特异性，由此也就弥补了邦格所指出的类比过于强调相似性的不足；第二，转换在理论革命与继承上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互补；第三，在转换框架下，新理论中的“合理改造”得到了比类比相似性更为明晰的说明；第四，转换更加注重一种整体主义的进路，强调整体理论框架下的转换，而不只是某个细节方面的类比。这一点事实上更符合邦格的本意。邦格认为，“孤立的理论不可检验。”[1](P362)一个理论不是单枪匹马接受检验，而是必须与一些信息、一组假设及一个确定模型联系起来，才能被检验。
(二)“张结构”独特性分析
现阶段，我国黄瓜品种众多，农户应结合土壤环境与需求选择品种。通常，应尽可能选择抗病性强、适应力强的黄瓜品种，防止受到病虫影响，提高种植效果。栽培前应先晾晒黄瓜种子，随后浸泡在热水中使种子泡发，水温保持在50℃，并保证水分充足。当水温与室温接近后浸泡4 h，利用棉纱布包裹除去种子中的水分，晾干后准备种植。
“张结构”是一种“实体——结构——过程”互补视野下的结构；是一种实体结构主义下的结构；是一种建立在科学模型和模型论基础上的结构；是一种可以通过布尔巴基集合论中的“结构种”和史纳德的“模型类”来加以公理化的结构。
结构主义在新旧理论的更替中，强调新理论导致新世界的同时保存结构知识的延续性，从而弥合了类比推理过于突出新旧理论相似性而忽略新理论革命性的缺陷。同时也以更为清晰的理由说明了类比推理相似性的根据所在，即“在理论转变中，某种数学结构及其某种物理意义保持不变是相当普遍的”[7](P102)。事实上，结构主义进路为理论范式转换中的持续性和间断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同时，基于“结构种”的“模型类”也能为科学理论的演化做出一种更为精致的形式主义表达。①从结构主义出发，可以为模型和类比找到能消解邦格困惑的出路。在一定程度上，结构主义的新理论已经让邦格对类比推理的质疑和批判变得过时。因为，“结构主义由于主要不将科学理论看作语句的集合，便跳出了规范之间的理论不可通约、不可比较的陷阱。”[7](P184)新的结构主义发展观认为，无论是实体的内在性质还是关系结构的性质，无论是物理内容还是数学的形式，在科学革命的转变中，都可以划分为持续性的部分和非持续的部分。由此可见，结构主义关于类比推理的理解要比邦格所坚持的逻辑主义和库恩所坚持的历史主义的理论发展观更为全面。
此时期是小麦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主要病害以小麦锈病和小麦纹枯病为主，虫害有蝼蛄、金针虫等。该时期病虫害较多，需加强对麦田的监测，防治措施以物理和化学防治相结合，如及时拔除杂草、针对性的喷洒农药等。
(三)“弦对偶”独特性分析
概括来说，在弦论框架内，存在三种对偶性形式：T-对偶、S-对偶和AdS/CFT对应。其中，T-对偶拥有一种更为普遍的形式——镜像对称(mirror symmetry)。弦论中的对偶性将呈现这样的一种世界观：虽然两种对偶性理论拥有种类不同的理论客体和不同的时空描述，甚至在拓扑学上，它们也是截然不同的，然而，这样一种看似十分不同的理论形式或描述，却描述(或产生)了相同的物理学。这里所谓相同的物理学，被解析为具有相同的振幅、期望值、可观察谱等经验上的可测量。依照弦论对偶性，当弦论中的额外维度被紧致为一个圆环时，一个拥有更小半径的圆环和一个拥有更大半径的圆环，在物理上并不存在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也就是说，处于一种尺度的理论与处于另一种尺度的理论将是完全等价的[10]。
弦论的对偶性直接带来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旧理论的关系逻辑观，从而为类比推理提出了一种新的反思视角。“对偶性理论并不是处于竞争的关系，它们是互补的。”[11]
基于对偶性对称，存在析解出整个弦论框架的物理内容的可能性。第一，在T-对偶中，在对偶的两个半径之间，虽然弦论家认为只有一个半径可以给出物理解释，然而，恰是借助这一个半径的物理解释，可以通过对偶手段去窥探另一个半径的物理解释。第二，强耦合理论应该具有弱耦合理论一样的对偶，这样的一种物理上的等值，同样暗示我们可以借助弱耦合理论，去探究实际上无法得到解决的强耦合理论。这样的一种研究策略，由于都是通过对简单的物理系统加以表征，然后去解决难以处理的复杂物理系统，看起来与模拟和类比方法极为类似。不过，对偶与它们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基于对偶的模拟是非损耗的，它不是一种描述与另一种描述相近似，而是在它们的物理假定之间存在着某种奇异的精确一致，尽管表面上它们通常看起来是极度不一致的。对偶性与理论空间上的重正化群流这一概念也是有区别的，重正化群实际上只是一个半群，它是不可逆的。因此，我们不能获取从更高标度上的物理学而来的低标度的细节，微观信息在高标度里已经丢失了。相反，在对偶性中，我们能够规避这些信息障碍，使用弱的耦合理论去研究强对偶性、高能量、小标度情形，并且，反之亦然[10]。鉴于上述所言，笔者认为，物理学哲学前沿研究中的弦论对偶性思想在赋予类比思想以更丰富的内涵的同时，也必定为邦格的类比推理思想带来新的问题，并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总而言之，不管是“邦格类比”，还是“桂转换”“张结构”“弦对偶”，对于类比推理思想的进步而言，都是有益的。实质上，他们反映了不同学术时代、不同哲学流派，对同一哲学问题的不同解答。从他们的解答来看，都带有深深的学术历史烙印，这些烙印其实对我辈不忘学术初心、牢记学术使命是一个极大的精神鼓舞。
[注释]
①关于结构主义进路的模型类就不在这里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阅读张华夏先生《科学的结构：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探索》的第六章“史纳德学派的模型类”，那里有更为详尽的解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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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on "Analogical Reasoning "by Mario Bunge
SHEN Jian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Jiaying University ,Meizhou ,Guangdong 514015,China )
Abstract :Mario Bunge's thinking on analogical reasoning is profound and extensive, and his "analogical reasoning is the scaffold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s quite penetrating.However, while criticizing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analogy on the theory itself, Bunge's thinking makes it directly face three unsolved problems in the Science Philosophy which directly restrict Bunge's thought development: the intertheories'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inheritance; the entanglement among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and ontology in theoretical discovery; the limitation of axiomatization of theory.Compared with Bunge's thinking, "Gui Transformation" by Gui Qiquan, "Zhang Structure" by Zhang Huaxia and "String Duality" in current string theory philosophy research should provide comparatively more complete, more progressive and more beneficial thinking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n analogical reasoning.
Key words :Mario Bunge; analogical reasoning; Gui Transformation; Zhang Structure; String Duality
[中图分类号] N0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4X( 2019) 06-0040-07
DOI : 10.16573/ j.cnki.1672-934x.2019.06.004
收稿日期： 2019-10-16
作者简介： 沈 健(1974-)，男，湖南溆浦人，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科学哲学和物理学哲学研究。
标签：马里奥·邦格论文; 类比推理论文; 桂转换论文; 张结构论文; 弦对偶论文; 嘉应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