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史研究的兴起与当代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史研究论文,当代论文,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妇女曾经是长期被历史遗忘的社会角色，成了历史叙述的“失语者”。20世纪60、70 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和理论的发展，新史学的兴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学 术交流的加强，以及女性学者队伍的扩大，妇女史得到了历史学家从未有过的重视，出 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来，仅我国学者发表的中国近代妇女史方 面的论文就已达到千篇以上，出版的专著和教材有上百种①(注：郑永福、吕美颐：《 妇女史》，载曹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第383页。)。而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出版的几千本有关20世纪的著作，都涉及到了妇女 的历史②(注：Georges Duby and Michelle Perrot,General Editors,A History of W omen in the West,vol.5,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4)。妇女史学的繁荣是20世纪后期史学研究取得的最突出成就之一，它的兴起对当代史 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诸多方面对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妇女史学的发展开拓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丰富了史学的内容。在以往大量的历史著 作中，英雄史观占有统治地位。在多数史学家笔下，人类的文明史只是一部男性精英的 活动史，参与历史创造活动的广大妇女与普通下层男性成了史书中的“缺席者”。即使 是在对这些英雄人物的描写中，历史叙述的题材也十分狭窄，丰富多彩的人类活动往往 只剩下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等几个方面。20世纪初，由于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增强和 西方史学由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变，历史研究的领域空前扩大，社会史、人口史、家 庭史、妇女史、劳工史、种族史、城市史、乡村史、心态史、风俗史等领域被开拓出来 。原来被历史遗忘的广大妇女和普通下层男性受到了历史学家的重视，众多历史进程的 无名参与者在历史著作中出现。近20年来，社会史研究在中国获得了迅速发展。据不完 全统计，从1980年到1998年共出版了专著121部；从1987年到1998年，发表的论文约980 篇①(注：郭松义：《中国社会史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内容涉 及婚姻、家庭、妇女、乡村、城市、社区、心态、人口、阶级、阶层、社会结构、社会 生活、民间信仰、宗教制度等各个方面，移民团体、商人小贩、帮会成员、绿林好汉等 以往正史鲜有记载的人物都成了历史研究的对象。
正是在这种史学革新的背景下，妇女史在历史研究中异军突起，崭露头角。妇女史研 究兴盛三十多年来，以占人口一半的妇女的历史经验大大丰富了史学的内容，它使广大 妇女从历史舞台的边缘走到了中央，使历史上沉默的女性发出了声音，成为历史研究的 主体之一。在妇女史著作中，不同女性群体的历史遭遇都得到了论述，由此反映出了不 同时代的社会风貌。美国历史学家安德森和津泽主编的两卷本著作《她们自己的历史》 (1988年)对欧洲历史上的农村妇女、城镇妇女、宫廷妇女、贵族妇女和教会妇女分别进 行了研究，内容几乎涉及到人类活动的每个方面。美国学者曼素恩的《宝卷：在漫长的 十八世纪的中国妇女》把妇女置于18世纪中国历史的中心地位，以广阔的视野讨论了当 时影响妇女生活的各方面因素，受到了美国史学界的高度评价。中国学者的妇女史著作 尤其注重对社会宏观背景的考察和对不同群体妇女状况的分析。高世瑜在她的著作《唐 代妇女》(1988年)中，对贵族妇女、平民妇女、商贾妇女、女尼、女巫等不同阶层女性 的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使人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和认识了中国唐代社 会。郑永福、吕美颐的《近代中国妇女生活》(1993年)以开阔的眼界，从家庭生活、风 俗习惯、生产劳动等方面对不同阶层妇女在近代中国的命运进行了探讨。罗苏文的《女 性与近代中国社会》(1996年)通过对都市、城镇和乡村三种文化区域不同女性群体的变 化过程的描述，展示了由农耕文明向近代商业文明过渡的中国社会变迁的曲折轨迹。妇 女史对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和不同阶级、阶层妇女群体的描述犹如打开了一扇扇以往关 闭着的窗口，使人们对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与生活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在社会史和妇女史发展的影响下，与妇女密切相关的家庭婚姻史、性史和私生活史的 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拉塞的《古希腊的家庭》(1968年)不但描述了古风和古典时代 希腊人的家庭和婚姻生活状况，而且还对雅典民主政治时期妇女的处境进行了深刻的分 析。该书开当代英语世界家庭史研究之先河，受到了古典史学界的重视。安德烈·比尔 基埃等人主编的《家庭史》(1986年)是法国第四代年鉴学派多位历史学家通力合作的产 物，它阐述了在生物和社会文化双重因素的影响下，人类家庭形式和家庭规范演进的过 程，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近20年来，中国出版了多部婚姻家庭史著作，其中郭 松义的《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2000年)尤其值得史家的重视。该书采用历 史学、社会学的考证分析、个案研究、抽样统计等方法，从伦理与生活的角度，对中国 清代的婚姻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与研究。书中对于妇女的守节与再嫁问题的研究告诉 人们，不同阶级、阶层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很大差别，统治阶级对“守节”的提倡与人 们的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距离。
法国思想家福柯的《性史》(1976—1984年)是一部轰动欧洲的学术著作。该书从研究 与男女两性关系极为密切的性问题着手，探讨了权力与话语、知识之间的联系，揭示了 权力运作的特点。英国历史学家多佛尔的《希腊的同性恋》(1978年)，以翔实的史料论 述了在古希腊城邦曾一度风行的同性恋现象。美国学者坦娜希尔的《历史中的性》(199 2年)则以广阔的视野考察了世界各民族性道德、性习俗和性实践的演变过程，阐述了两 性关系和性活动对人类发展进程产生的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曾一度被称为“ 禁区”的性史研究在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荷兰学者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 (1961年)以及坦娜希尔和福柯的上述著作被译成中文。2000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组织 翻译的《古希腊风化史》、《古罗马风化史》和《欧洲风化史》又相继与中国读者见面 。在著作方面，潘绥铭的《神秘的圣火》(1988年)生动地叙述了人类性文化发展的历史 。刘达临的《中国古代性文化》(1993年)和《世界古代性文化》(1998年)则以丰富的文 字和图片资料展现了中外古代性文化发展的漫长历程。
在性史蓬勃发展的同时，西方史学界又开创了私生活史这一与妇女史和两性关系密切 相关的史学研究领域。法国学者阿里斯和杜比主编的五卷本《私生活史》(1985—1987 年)，阐述了从罗马帝国时代到当代约20个世纪人类私人生活的嬗变，其讨论内容涉及 到家庭、婚姻、妇女、性生活、同性恋、贞洁、避孕、劳动、休闲、宗教、美德、出生 、死亡等私人日常生活的众多方面，被人们看作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妇女史及其 相关的家庭史、性史和私生活史的发展极大地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把以往历史中隐 藏着的方方面面再现于读者的面前，勾勒了一幅丰富多彩的人类历史画面，推动着当代 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
妇女史学的发展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促使人们反思以往对历史的认识。
西方学者对文艺复兴的研究典型地说明了传统史学主要概括男性经验的弱点以及妇女 史学的批判性。1860年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的名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 书问世，确立了他的阐释体系在西方文艺复兴史研究领域中的正统地位。布克哈特认为 ，文艺复兴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就是人的发现，而意大利人则是最早具有近代思想情感的 欧洲人。在他看来，发现男人，也就是发现了女人。因此，文艺复兴时期妇女与男性处 于完全平等的地位①(注：雅各布特·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 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87页。)。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几乎所有的西方历史 学家都接受了他对文艺复兴时期妇女地位的观点。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当代妇女研究的开拓者琼·凯利—加多在其论文《妇 女有文艺复兴吗》中，从妇女史的视角对布克哈特的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在她看来， 由于城市国家的巩固以及商业和制造业经济对它们的支持，意大利在1350—1530年期间 走到了欧洲其他地区的前面。这使意大利社会得以沿着近代的道路重新组合，并为这个 时代的社会和文化表现形式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然而，这种进步对于妇女却产生了相反 的影响。对于妇女来说，并不存在文艺复兴这回事，至少在文艺复兴时期是如此。相反 ，作为一个群体的妇女，尤其是上层妇女，她们的社会和个人自由选择权在这一时期反 而受到了限制②(注：Joan Kelly-Godol,Did Women Have a Renaissance?Renate Brid enthal and Claudia Koonz,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on History,Houghton Miffin Company,1977,p.139.)。在这之后，不少学者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来进一步考 察文艺复兴时期妇女的状况。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克拉皮斯克—祖珀在其论文集《意大 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家庭和仪式》(1985年)中，以翔实的史料证明，在文艺复兴时 期佛罗伦萨妇女的婚姻被男性用来为实现他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服务。妇女史学家 对于文艺复兴的这些研究对传统历史分期提出了挑战，并且说明妇女的地位提高并不完 全自然地与社会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同步发展，社会道德伦理体系与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 化还有着漫长艰巨的历程。
除了文艺复兴以外，妇女史学家对其他时期历史的研究也得出了不少新见解。美国学 者波梅罗伊在她的著作《女神、妓女、妻子和奴隶》中，对曾经十分繁荣的古代雅典文 化对于男女两性是否具有相同的意义产生了疑问。她问道：“当苏格拉底发表关于美和 真理的谈话时，他的妻子能否听到他的高论?到底有多少妇女真正读过希罗多德和修昔 底德的历史?”①(注：S.B.Pomeroy,Goddesses,Whores,Wives,and Slaves,Schocken B ooks,New York,1975,Introduction.)这些问题发人深省，对我们研究其他社会文化群 体的状况同样具有启迪意义。
笔者在吸取西方妇女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妇女史的视角对雅典民主政治进行了研 究，在拙著《古希腊的妇女——文化视域中的研究》(2001年)中提出：在古典时代达到 全盛的雅典民主政治只是占雅典人口少数的男性公民的民主，它把广大妇女、外邦人和 奴隶排除在外。而且，为了消除男性公民之间的纷争，缓和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民 主政治加强了对妇女的控制，从而使雅典妇女比先前时代地位实际上更为降低。这一结 论可以促使我们反思以往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识。
美国学者高彦颐的著作《深闺之师：17世纪中国的妇女文化》(1995年)叙述了17世纪 中国江南地区上层妇女的生活状况。她利用当时精英女性创作的诗文，包括她们对缠足 的歌颂，说明受到良好教育的精英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所谓中国妇女在漫 长的历史进程中都是受害者的概念，是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人士为了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 而构造出来的②(注：参见定宜庄：《对美国学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回顾》，载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9期。)。她的这种解释也许不太确切或不全面，但可以提 醒人们看到不同妇女群体之间的差异以及话语权对历史记忆的作用。
总之，妇女研究可以为当代史学提供以往历史中“缺席”的人类另一半——女性的经 验，促使人们以新的双重视角来重新审视人类的过去。
三
如前所述，妇女史研究是在当代史学变革的潮流中兴起的，像法国年鉴派等注重更新 观念的新史学流派一样，妇女史学家也在史学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妇女史理论，不断 提高研究水平，使妇女史学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研究的 对象、途径和分析范畴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从研究的对象来看，妇女史把目光对准了全体妇女，并逐渐把研究的重点由知名妇女 转向了普通妇女。在中外学者撰写的大量妇女史著作中，不仅克列奥佩特拉、贞德、伊 丽莎白、武则天、木兰、班超、蔡文姬、李清照等女王、女英雄和才女得到了记载，许 多默默无闻的普通农妇和女工也成了历史叙述的对象。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上最受 人歧视的妓女也同样成了史书中的主角。娼妓阶层是妇女史关注的重点之一，20世纪80 年代以后，中国史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明显加强。学者们就中国古代的官妓、歌妓和近 代上海等地的娼妓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苏智良对特殊娼妓群体，即被迫为侵华日军提供 性服务的慰安妇进行了长达8年时间的调查研究，写成了《慰安妇研究》(1999年)一书 ，揭露了日军对妇女进行的惨无人道的性奴役的罪恶行径，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和新闻 媒体的广泛关注。美国历史学家贺萧在《危险的愉悦》(1997年)一书中，用后结构主义 的方法对20世纪中国的妓女进行了考察，说明了社会变迁与这一群体的关系。
从研究的途径来看，妇女史经历了一个从孤立地考察妇女状况到结合男性状况和两性 关系进行研究的过程。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起，妇女史学家注意到以往研究中存在的孤 立地讨论妇女问题，或者简单地把妇女史填入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历史的空白之处的缺 陷，开始把研究重点放到了对男女两性关系的探讨上。美国学者艾斯勒根据丰富的考古 证据写成了名著《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1988年)。在书中，作者着重对西方 史前男女两性关系的演变进行了考察，创造性地提出人类社会存在着男女合作的伙伴关 系与男性中心的统治关系两种组织模式的构想，并大胆地用进化论理论解释了人类社会 文化转型的原因。尽管该书中的一些结论有“灾变论”之疑，并不完全正确，但它无疑 是当代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艾斯勒著作的影响下，闵家胤等17名中国学者组成了中国 伙伴关系研究小组，合作写成了《阳刚与阴柔的变奏》(1995年)一书，该书从考察中国 社会与文化变迁的背景入手，阐述了从史前到当代中国两性关系和妇女地位演变的历程 。
从研究的分析范畴来看，妇女史经历了一个把社会性别(gender，也译作性别)作为基 本的分析范畴，到超越性别，根据多重社会身份来研究妇女的过程。
“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以及它被用作历史分析的一个基本范畴，是妇女史研究在理 论上的重大突破，也是妇女史对当代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早在1974年，美国学者 盖尔·卢宾就提出了“性/社会性别制度”的概念。她认为，社会性别是社会强加的两 性区分，它是性(sexuality)的社会关系的产物。1976年，琼·凯利—加多提出，应当 把社会性别看作如同阶级和种族一样的分析社会制度的基本范畴。1988年，美国女性主 义史学理论家琼·斯科特发表了著名论文《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指 出：社会性别是代表权力关系的主要途径，它成为表示“文化构造”的一种方式，表明 社会造就了男女不同的角色分工①(注：参见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择 》，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2、91页；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 店1997年版，第156、170页。)。
此后，不少妇女史学家用社会性别这一分析范畴来研究历史，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著 作。由杜比和佩洛特任总主编的五卷本著作《西方妇女史》(1992—1994年)以若干专题 论文的形式，考察了从史前到现代西方女性的历史活动经验，论述了社会性别的建构方 式以及它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组织过程。美国历史学家诺顿的著作《开国的 母亲和父亲们》通过对1620—1670年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的考察，从家庭、社区和国家 三个方面论述了社会性别权力与美国社会形成的关系，以充分的史实说明，不同的文化 决定了社会性别②(注：Mary Beth Norton,Founding Mothers and Fathers,New York,1996,p.5.)。中国学者杜芳琴在她的《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1998年)中，阐 述了中国华夏族性别制度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在用社会性别范畴分析中国历史方面作 出了可贵的探索与尝试。
当西方妇女史学家经历了数年把社会性别概念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实践，而中国妇女史 学家还在争论是否以及如何把这一概念本土化之时，琼·斯科特于1996年撰写论文，提 出应当把“差别”作为妇女史学的分析范畴。1998年，弗里德曼又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发 表了超越“社会性别”一文，提出了社会身份疆界说，主张根据阶级、种族、性别、宗 教、移民的原籍等多元主体身份来研究女性。这些思想对于妇女史研究的影响还有待于 史学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来检验。
从研究知名妇女到关注普通妇女，从孤立地考察妇女状况到结合男性来研究，从把社 会性别作为妇女史研究的基本范畴，到超越社会性别，妇女史研究以一种不断自我更新 的精神为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了良好范例。
四
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妇女史是史学新方法的实验场所。在史学研究自下而上取向的 趋势中兴起的妇女史研究，自然把目光投向在历史上沉默的妇女和普通下层人民，而能 够复原声音的口述史就成了妇女史写作的一个重要方法。
中国旅美学者王政的《中国启蒙时期的女性》(1999年)是用史学新方法研究中国妇女 史的一次成功尝试。该书从社会性别的角度，用口述和文本对比的方法来研究“五四” 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的经历。为此，她采访了十多位1900年出生的女性，从中选出五位 女性作为书中第二部分“被遗忘的女英雄”的主人公。通过对她们叙述的记载和解释， 再现了被历史遗忘的一些中国女性的奋斗历程①(注：参见亦平：《被遗忘的女英雄》 ，《中国妇女报》，2000年11月27日。)。
中国满族学者定宜庄用口述史的方法写成了《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 历史》(1999年)一书。她通过对十余名满族老年妇女亲口讲述的个人经历的辑录，了解 到这些旗人妇女对自己出生的民族是否具有、具有什么样的集体记忆，满族妇女的生活 、婚姻、生育与族际通婚情况，以及辛亥革命后她们的家庭变迁和生活经历②(注：郭 松义：《中国革命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口述史的方法不但弥补 了历史文献资料不足的缺陷，而且也为我们重读和从新的视角解释原有的史料奠定了基 础。
妇女史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妇女史学家对相关学科的可借鉴 的理论与方法也采取了积极吸纳的开放态度。
社会学的理论与妇女史研究关系密切，其社会结构、社会分层和家庭功能等理论都对 后者的研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划分的学 说更是对妇女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哈贝马斯认为，在充分发展的古希腊城邦中， 城邦(Polis)对于自由公民是共同的，它同私人领域严格分开。公共生活发生在市集(ag ora)，而私人领域则依附于家宅(oikos)③(注：参见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 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124页。)。哈贝马斯的这一学说与 地理学的空间理论相结合，使妇女史家产生对研究男女两性的活动空间的兴趣。
高彦颐在论文《“空间”与“家”》中对于中国明末清初妇女的生活空间进行了研究 ，说明明清妇女的活动空间大大超过了闺房的界限，对陈东原著作《中国妇女生活史》 中“我们妇女生活的历史，只是一部被摧残的女性历史”的说法提出了挑战④(注：载 《近代中国妇女史》(台北)1995年第3期。)。
邓小南在《六至八世纪的吐鲁番妇女——特别是她们在家庭以外的活动》一文中，通 过对吐鲁番墓葬出土的各类文书和文物的研究，说明吐鲁番妇女在家庭以外的经济、法 律、宗教领域中都有所作为，展示了一幅与人们通常想象不同的妇女生活图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戴维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性别疆域》一文中对于意大利文艺复 兴时期男女两性的活动空间进行了探讨。作者以充分的史料表明，当时意大利城市男女 两性的活动空间是社会性别化的。当时，社会传统把公共场所，即行会的大厅、小酒店 、大街和广场看作是男性的地盘；而女性的活动局限于家庭、当地的邻居、本堂区的教 堂和女修道院，这些私人的、家务的和敬神的地方⑤(注：Judith C.Broun and Robot C.Davis:Gender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London and New York,1998,p.1 9—38.)。
除了上述方法，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语言学的文本分析、人口学的统计方法、心理学 的心理分析等理论和方法也被应用于妇女史研究。例如，段塔丽在其专著《唐代妇女地 位研究》中，借鉴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对唐代妇女地位进行了多角度、多层 面的研究①(注：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应当指出的是，当代妇女史学的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研究的视角、范畴、方法 还不够多样化。二是对宏观与微观研究的关系还不能很好把握。有些学者在宏观研究之 时，忽视个案和微观研究；而有些学者则在从事微观研究之时，忽略时代的变迁。在一 些西方妇女史学家的著作中，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在对一个时代的经济文化的背景进行深 刻分析基础上进行社会性别和妇女研究的意图。在这方面，妇女史家应当向意大利微观 史家看齐，他们往往通过对一个小村庄和小人物的描写，向人们揭示整个时代的变化。 三是对分工与联系的关系处理不当，对史学不同领域的学者的相互了解、吸纳研究成果 ，进行综合研究还不够，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有时出现脱节现象。四是缺乏对西方史学 理论和本国史学实际状况的深入了解和研究。对于西方史学理论，有的学者抱着埋头搞 研究，不闻不问的态度；有的则是采取拿来主义的政策。西方史研究专家和妇女史研究 专家提出的史学理论主要是对他们本国史学实践的总结，西方社会性别等理论和方法传 入中国之后，我国的史学理论工作者和妇女史学者未能对这些理论的利弊及如何运用进 行深入探讨。中国妇女史研究起步较晚，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当如何正确地吸取西方史 学研究的经验和成果来推动国内的研究，还需认真探讨。五是史料整理等基础工作等还 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21世纪的史学研究将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它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与方法的互 相影响、互相渗透将进一步加强。从多种视角，运用多种理论、方法和范畴，来研究人 类丰富多彩的过去，整合人类复杂多样的历史经验，是历史学家的责任。除了社会性别 的范畴外，阶级、民族、宗教、年龄等都可以用来进行史学分析。马克思唯物史观注重 经济因素的观点对历史研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从文化的视角进行研究也应当受到重视 ，应提倡用多种风格来研究历史。历史学各专门史的学者应利用妇女史的研究成果来修 正对历史的认识，而妇女史家也必须关注其他专门史的进展，把握社会性别关系变化的 经济文化背景。正确地处理好差异与共性、宏观与微观、分工与联系、理论与实证、叙 述与阐释、传统与创新、引进与本土的关系，扎扎实实地作好理论探讨、史料建设和个 案研究，对包括妇女史研究在内的当代史学的发展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