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改革开放三十年若干热点难点问题的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点论文,难点论文,三十年论文,改革开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08］12—0003—06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整整三十年。古人云：“人生三十而立”，一项事业也应当是三十而立，是到了认真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教训的时候了。本文仅就三十年来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回顾与思考，从中借鉴以往解决热点难点的经验，以便指导当前的工作，齐心协力破解当前面临的难题，使改革开放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一、先富后富与共建共享
改革开放三十年，人们议论最多、争论最激烈的莫过于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了。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1]1986年接见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时又进一步重申：“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2]以后邓小平又多次讲过类似的话。
当时，党提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的地方还提出共产党员要敢于带头致富，是有特定的历史动因的：
一是党的“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需要示范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的工作重点开始实现战略性转移，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与此同时，提出了“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富民政策。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相当一部分人对于党的政策变化还心存疑虑，更多地处于一种观望和等待的状态，许多人的头脑里仍然残存着“富”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僵化思想，在这样一种强大社会意识和思维定势的作用下，党的富民政策难以得到贯彻。因此提出了共产党员要“带头致富”，以促进党的富民政策的推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倡党员“带头致富”重要的不在于党员本身如何致富，更重要的是通过党员敢于富、可以富这样一种事实，向人们昭示着党在特定时期的一种政策取向，表明党在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并以此推动和促使人们思想观念的进一步解放与转变，去挣脱“左”的思想禁锢和羁绊。
二是重新塑造共产党及其党员的崇高形象。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下降，“无钱办事和无力办事”的现象较为普遍地存在。在农村，党的战斗堡垒作用因为集体经济的匮乏而无从发挥，一些党员因为自身的贫穷而人微言轻，以至被人瞧不起。在这样的形势下，党以工人阶级的政治勇气和气魄，大胆鼓励共产党员“带头致富”，是有着现实意义的。
三是着眼于发挥共产党员的样板“示范效应”。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些人想富、盼富，但不知如何致富，在这种状况下，有必要用一些党员“带头致富”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事例，让更多的人看他们是怎样致富的，从中学习致富的经验和方法，避免或少走弯路。而在这“一部分人”当中，党员的“示范力量”是最大的，有样板意义和典型价值，起到了示范效应和辐射作用。对此，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
但是事物的发展是辩证的，同时也是不断变化着的。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并一直提倡的党员“带头致富”政策，也逐步暴露了诸多始料不及的局限性和负面效应。
一是社会上开始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甚至两极分化。当今中国贫富差距大不大，有无两极分化，至今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即我国人均基尼系数到2007年已高达0.48。如果把民营企业家、个体户的固定资产算进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为0.51∽0.52，与非洲和南美一些国家相差无几，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0.40的警戒线。
二是党内出现了一个富裕集体。据人民大学信息中心最近公布的数字，党内拥有个人资产千万元以上的党员人数约为500万人左右。这些人有的是靠权力寻租致富；有的是借企业改制的“东风”，化大公为私有，一夜之间便从一个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变成拥有千万资产甚至上亿资产的富翁；有的则是偷梁换柱，打着国企的招牌，开着自家的店，亏本的生意让国企扛着，赚钱的买卖转到自家店里，三五年下来家财万贯。这些人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到九霄云外，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成为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主要成员。
三是使我国东西部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原因，我国东西部原本就存在着差距，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东部和沿海地区先得改革开放之风，加上中央一系列政策的倾斜，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了，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的数字表明，在私人存款总额中，中西部80％的人口只拥有20％的存款，而东部20％的人口却拥有80％的存款，东西部生活水平相差4.7倍。如果不尽快缩小东西部的差距，不但我国经济发展缺乏后劲，而且也会给国外敌对势力制造民族矛盾、“分化”、“西化”提供可乘之机。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共同富裕，而是未富先腐、未富先化（两极分化）、未富先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现在回想起来，主要是：
第一，对邓小平关于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缺乏系统地理解，宣传有片面性。三十年来，对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宣传，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对邓小平关于要防止两极分化的思想宣传很少，甚至不宣传。值得提出的是，防止两极分化是邓小平先富后富共富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不可分割的整体。1986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4]“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5]从现在公开发表的文献中查到，邓小平讲过十三次防止和反对两极化。而且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讲的次数越来越多，语气也越来越重。仅1990、1991、1992、1993年四年中就讲了七次。原来他都是讲：“防止两极分化”，“避免两极分化”，有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之意。到1992年以后，他都是用的“消除两极分化”。如1992年初在视察南方时，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1993年9月，他发人深省地指出：“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搞市场经济才短短几年，财富很快就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总有一天要出问题”。[7]遗憾的是这些年来我们在理解和宣传上犯了轻重倒置的错误。
第二，在时间节点延误了消除两极分化的最佳时机。什么时候解决贫富差距过大、两极分化问题呢？邓小平南巡讲话明确提出：“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8]而我们到十六大报告还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直到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到青海考察时，提出：“发展为人民，发展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到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才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即共建共享的主张。到了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党中央把2008年定为解决民生问题年。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今后新增加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解决民生问题。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这对平民百姓来说无疑是福音。但现在着手解决收入悬殊过大、两极分化的问题，其复杂程度和难度都比2000年大得多，成本要高得多。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加剧了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的发展。三十年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了不少的努力和探索，多多少少也有些成效。但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并已经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瓶颈，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制度上就有许多空子可钻，这就给党内腐败分子和不法商人提供了机会。当然，经济发展未必都是实行宪政体制改革的结果，而且从后发展国家的历史上来看，至今还没有一个是因为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然后才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但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有目共睹的。
还需要说明的是，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过程。既然是一个过程，就必然会有先有后，有快有慢，它绝不是同步富裕，富裕是不可能同步的。同时，共同富裕本身也有一个有限的变量。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不尽相同，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不同的地、市富裕速度和程度必然有差异，只要我们注意用政策和体制调整，这种变量是可以控制的，它不会无限制扩大。另外，我们现在突出强调解决贫富差距过大、消除两极分化，绝不是否定先富带后富，因为没有“先富”，哪来的“后富”。但如果“先富”不带“后富”，何年何月才能“共同富裕”？先富是前提、是过程，共同富裕是目的、是结果。过程是为目的而展开，目的是在过程中实现。没有先富，靠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是不可能共同富裕的。“共享”也不是“均享”；而离开共同富裕的目标，先富就变成纯粹的个人致富，这是违背党的宗旨和历史使命的，也是违背改革开放的初衷。
二、不平衡发展与统筹兼顾
如果我们前边讲的先富后富与共建共享的问题，主要是从个人空间来讲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那么，不平衡发展战略与统筹兼顾主要是讲不同地区三十年发展的今与昔。
不平衡发展规律是市场经济的特有规律。现在看来，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也不例外。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不平衡发展也日益凸现出来，主要体现在：
一是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平衡，是社会结构存在两种独立的体系，一个是由市民组成的城市社会，另一个则是由农民构成的农村社会，而判断处于哪种结构的依据在于持有户口的类别。这种二元社会结构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包括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福利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公共事业投入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严格地限制着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国家政策上允许农民工进城，从事建筑、商业及其他服务型事业，并允许城市中的某些国有企业从农民中招收部分临时工、合同工，其他所有制企业和个体户从农村中雇工也不再受到禁止。在这一政策推动下，农村人口可以说获得了一个较为自由的活动空间，也为农民家庭增加了收入。
那么，改革开放是否缩小了中国的城乡差别呢？没有！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改革之初城乡差距迅速缩小，也就是说，一度趋向平衡。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收入每况愈下。1996年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为9％，2000年增幅跌到了2.1％，从2001年起中央采取了一些措施，下降的幅度才有所减缓。一方面是农民人均收入下降，另一方面是农民的人均负担加重，其结果是把城乡差距拉大。城乡收入之比，1978为2.47∶1，2006年扩大到3.2∶1。这是统计数字，如果再考虑城市居民享有各种福利和国家补贴、城市全是现金、农村多为实物等因素，城乡收入实际上相差5—6倍。这样大的倍数是相当惊人的，也是十分可怕的。据国际劳工组织对36个国家的统计，绝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差距均小于1.6倍。中国如此之大的城乡差距是社会的振荡器。
二是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这表现在：（1）经济总量的差距越拉越大。从1980年到2006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从50％上升到59％。与此同时，中西部则相应下降。（2）人均GDP的差距越拉越大。1980年东部地区比全国平均数高34％，2006年高53％；同期，中部地区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88％下降为75％，西部地区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70％下降为59％。
三是经济建设的发展与社会事业的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明显提升，已跃居世界的第4位，但教育卫生和其它社会福利事业却明显滞后，教育经费只占GDP的2.5％，比印度、土耳其还低，仅为菲律宾的一半，不到美国的1／2。在医疗卫生方面，中国的卫生医疗体系，在世界卫生组织的191个成员国中，排在188名，比印度和孟加拉国还落后。人均的卫生经费，中国只相当于非洲最穷的国家的一半。中等发达国家90％的居民死在医院里，中国80％的居民死在家里。
四是经济发展与就业状况不平衡。按理说，经济增长必然会拉动就业率。30年来中国的GDP以年均9.3％的幅度增长。奇怪的是，这么高的GDP增幅不仅没拉动就业率，失业率反而节节攀升。国家统计局统计的登记失业率是4.3％。国家民政部《白皮书》公布的失业率是10％。此外，农村还有2亿人口是富余劳动力，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五是经济发展与人的自身发展不平衡。根据联合国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男女性别比例应是103∶100最为理想，107∶100为警戒线。而2005年，中国男女性别比例为118.88∶100，大大超过联合国规定的警戒线。如果按照这个比例发展下去，到2020年，中国就要有6000万男人找不到配偶，到那时，给社会带来的压力和问题可想而知。
六是经济发展与自然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一直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两难选择。许多国家在其经济起飞阶段，往往都是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中国力图避免走这段弯路，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现在看来，成效不明显，环境的污染和生态恶化仍然很严重。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每年平均排入黄河的污水为20亿吨，到2006年为40亿吨，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成倍增加，黄河断流由原来90多天增加到160多天，北方38个城市严重缺水；沙尘暴频繁发生，城市的热岛效应也越来越严重。同时对自然资源的浪费也十分惊人，中国消耗的能源和原材料占全球总量的30％，创造的GDP仅占世界的12％，按每一美元产值能耗计算，中国比发达国家能耗高4—5倍。
面对着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回到计划经济年代搞平均主义，还是以不平衡发展的方式来实现最终的协调发展？这是三十年来经常争论的又一个问题。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党决定采用不平衡发展的方式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以求得最终协调发展。首先，用不平衡发展的方式，让“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地先发展起来”。其次，以不平衡发展的方式集中发展一批高成长、具有带动力的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最后，以不平衡发展的方式优先发展少数最具优势的行业，形成独特的竞争力，能使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国内竞争中拥有挑战竞争对手的独特实力和相对垄断性的创新能力。
当然，不平衡发展应当控制在一定的“度”，超出一定的“度”，“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9]因此，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调“推动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有效体制”。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是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尤其是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的一次伟大实践。
三、“拉美陷阱”与中国的招商引资
所谓“拉美陷阱”，也称“拉美现象”。是指在经济高速增长，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因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而导致社会长期动荡。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劳务成本、商务成本，土地价格也随之提高，外国资本感到无利可图而纷纷撤资，从而导致经济停滞不前甚至于倒退，执政党下台的现象。“拉美现象”是一种病态社会，是世界公认的现代化建设失败的典型。
“拉美陷阱”具有三大特征：一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2005年，拉美地区贫困人口2.27亿，居世界各地之首，超过非洲。如巴西，人均GDP3000美元，城镇化80％，但贫困人口却高达30％；阿根廷人均GDP10000美元，但贫困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5％。二是失业率居高不下，并且持续在这个高危线上，有些年份还高达两位数。三是社会长期动荡。前些年墨西哥发生萨帕塔农民起义；阿根廷发生拦路者运动、敲锅运动；巴西多次暴发无地农民运动；秘鲁、危地马拉等国暴发的反私有化运动。
“拉美陷阱”的阴影未退。越南经济衰退已经显现出来。越南经济近几年快速增长，2006年，越南经济增长8.2％，股市狂涨了144％，居亚洲榜首。胡志明市一些房产的涨幅高达300％，当时，越南上上下下喊出一个振奋人心的口号“赶中超印”。
然而，谁也没料到，从2007年起，越南的股市、楼市双双下跌，截止2008年6月10日，股市指数由2007年10月初的1106点跌至390点。胡志明市房价下跌超过50％，而物价大幅上涨，2008年头四个月，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了21.42％，其中食品价格同比增长33.63％，而贸易逆差达到144亿美元（2007年外汇储备仅为150亿美元，外债却有305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海外市场预期，越南盾在未来一年内将贬值40％左右，于是有人惊呼：“越南发生了经济危机”。
中国会不会发生“拉美现象”或越南的经济衰退？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因为中国的综合国力位居世界第四，是拉美国家和越南无法比拟的，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是举世公认的，中国对金融、外汇体系的管理卓有成效，中国不会出现游资大量进出的事情，也不会像越南那样货币大幅贬值。
但也有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尤其是招商引资，既要大胆而为之，又要谨慎而行之，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处于关键时刻，尤其是招商引资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绝不能掉以轻心，笔者是赞同这种观点的。因为从拉美地区的情况来看，招商引资带来的隐患要历经30—40年才逐渐显现出来。越南国小底薄，20年时间（1989—2008）便表现出来了，大量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好处是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本国经济快速搞上去，隐患是外资投入是为了赢利而来，而不是帮你发展经济。当然，为了赢利必须靠发展经济，两者互为因果关系。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动成本、商务成本、土地价格会不断提升，当外资感到无利可图时，便在一夜之间把资本抽走，输入国是无法掌控的。一旦外资纷纷撤走，而本国的“造血”功能不行，经济衰退或危机就要到来。中国从现在开始已经进入了这个危险期，但由于中国块头大，抗风险能力较强，这种危机可能推迟十年或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地提出自主创新，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就是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早在2004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就明确提出：“自主创新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在政治局第18次集体学习的会上，他又指出：“要坚持把推动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2005年7月25日，他再一次强调：“把自主创新作为制定‘十一五’规划的着力点”。可见，坚持自主创新、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经济工作和科技工作的重要思想。
当今世界，国家经济发展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靠丰富的自然资源来发展国家经济，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第二种类型是靠大量引进外国资金和技术来发展本国经济，如拉美国家。第三种类型是自主创新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我们不可能走第一种类型发展道路，尽管我国的自然资源绝对量不算少，但由于人口多，人均拥有量却很少，耕地面积只占世界2％，但要养活20％的人口，石油人均占有量只是世界人均的1／10，水1／4，煤1／3，靠拼资源发展经济，我们没有这个本钱。第二种类型发展道路，我国也不能走，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可以养活中国，也不可能有那么多资金来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另外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些核心的技术，西方国家是不会卖给我们的，中国主要靠自己养活自己，主要靠自己发展。中国的国情决定我们只能走第三种类型的发展道路，即自主创新，走创新型国家发展的道路。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基本具有自主创新的条件。第一，2007年我国科技贡献率已达45％，今年可望达到48％，科技创新综合指数世界排名28位，处于中等水平。第二，我国科技人力资源丰富，现有科技人员是3200万，居世界第一位，研发人员年保有量105万，居世界第二位。第三，科技呈爆炸性增长的趋势，为我们自主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为了加快自主创新，“十一五”期间我们的思路和机制已有相应的转变。这就是：在创新思路上，从注重跟踪国际先进技术转到自主创新；在创新方式上，从单个技术研发转到集成创新；在创新体制上，从改革科研院所为突破口，转到整体推动国家创新体制建设，以企业为主体，走产学研相结合；在创新步骤上，从研究开发为主转到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并重。
四、多党制、两党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私下议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为什么不能像欧美那样实行多党制、两党制。国门一打开，国人看到欧美生产力发达、技术先进、物产丰富、民众生活水平高，而且对官员的腐败治理有效，社会的公平度也比较好。于是，人们把这一切都归功于两党制、多党制。而面对着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乃至出现两极分化，腐败之风在某些地区和单位愈演愈烈的现实，有的人对中国现在政党制度的优越性产生了动摇和怀疑，主张中国也可以试试两党制、多党制。
现在世界上有组织机构，有纲领的政党大约有2400多个（有名称无党员、无机构的除外）如果给它们分类，大概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多党制，一类是两党制，再一类是一党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也应归在一党制，因为中国共产党也是一党单独执政。这三类政党制度谁好谁劣，很难简单地下结论，不能说多党制、两党制比一党制好，也不能简单地说一党制比多党制、两党制好。那么，判断政党制度优劣有没有科学标准？标准有的，这就是：第一，实行这种政党制度，一定要使这个国家和地区生产力发展；第二，综合国力（实力）得到不断增强；第三，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社会和谐安定。凡是达到这三条标准，不管是实行多党制、两党制、一党制，都是好的政党制度。用这个标准来评判，多党制、两党制在欧美确实是行之有效的政党制度。那么，为什么中国不能实行多党制、两党制，而只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因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要取决于四个条件：一是文化底蕴，二是传统习惯，三是政党条件，四是民众素质。四者缺一不可。欧美尤其是欧洲的文化底蕴、传统习惯与亚洲尤其是中国有很大差别。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327年），在他的《理想国》中，虽然他把国民分为三个等级，并且主张只能由哲学家来执政。但民主选举领导人的思想随处可见。罗马帝国的晚期，专门成立了一个元老院，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通过元老院讨论投票表决。因此，在欧洲办事认票不认人的传统习惯根深蒂固，民众的民主意识源远流长。所以比较适合以票决制为核心的多党制、两党制。而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推崇的是“忠孝仁义”，流行的是“三纲五常”，宣扬的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因此，中国的传统习惯是认人不认票，谁的官大听谁的，谁的职位高服从谁。在这样的一种思维定势中，如果实行多党制、两党制，势必纷争不断，天下难以太平。
另外，目前中国也不具备西方国家的政党条件。在西方实行多党制、两党制的国家，两个或几个政党势均力敌，力量悬殊不大，又都有过多次执政的经历，所以轮流上台执政不会出现局面失控的问题。而这些条件，目前中国均未具备，中国没有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力量。如果中国共产党一旦丧失执政地位，局面必然失控，从而导致天下大乱。天下大乱，生产力就遭大破坏，人民就要大遭殃。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愿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不是为了共产党的私利，现在我们必须要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当然，这并不是说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政党制度，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还需要说明的是，在今天的亚洲，凡是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的国家和地区，都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自己的政党制度，没有一个是照搬欧美那一套。例如，“亚洲四小龙”。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是蒋经国的年代，当时的台湾是国民党一党执政，李登辉和陈水扁上台以后，推行多党制，经济建设每况愈下，连续五年经济滑坡，还出现过负增长；“亚洲四小龙”的老二是香港，实行的是总督制，英国人很聪明，他们并没有把英国本土的议会制、两党制那一套搬到香港来，他们知道那一套搬到亚洲“水土不服”；老三是新加坡，名义上是搞多党制，实际上是一党单独执政，人民行动党执政整整47年，从建国到现在从未“轮换”过。但新加坡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廉政建设位居亚洲榜首；老四韩国，有点西方多党制的味道，但味道也不浓。亚洲的龙头老大是日本。日本自民党1955年上台执政，除1993年下台一年外，至今都是自民党在台上执政。日本实行的是一党独大的党内多派制，日本是一个东方君主制国家，民众崇拜的偶像只能是一个，日本又是资本主义国家，他必须要实行民主，这种一党独大的党内多派制符合日本国情，所以能在日本生根开花结果。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符合中国国情，使中国生产力发展、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五、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贵族化”
十七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问题，是我们党一贯的主张。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10]“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11]这里虽然讲的是文学艺术创作问题，实际上也包含了马列主义的学习和宣传问题。
六十多年过去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究竟是大众化了还是越来越“贵族化”，这是我们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笔者的观点是：越来越“贵族化”了。何也？只要留意观察我们周围的人群，有几个干部、党员在自觉学习马列著作？除非是到党校办班学习，普通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了少数专家学者的专利，广大工农兵已经失去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如果马克思主义不深入到群众中去，不为老百姓所喜爱、所接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一句空话。
为何马克思主义不能大众化？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主要有两点，一是思想认识问题。现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时期，“马克思主义无用论”、“过时论”，颇有市场。二是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方法存在不少问题，只强调其学术性，忽视了普及性；只注重理论性，忽视了实践性。研究马克思主义往往从概念到概念，从逻辑到逻辑，有的甚至把马克思主义搞成玄而又玄的“玄学”、“官学”。这样的学习和宣传，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以及普通百姓怎么会感兴趣呢？苏共亡党亡国，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条是把学习研究马列主义搞成“官学”，纯学术的“显学”，马列主义始终没有走到普通群众中去。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千万不能重蹈覆辙！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出路何在？能否从宗教神学的传播过程中得到启发？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宗教为什么消灭不了，为什么能走进穷乡僻壤，走进目不识丁的农妇心中，除了它的“来世说”具有磁性外，还在于它有一套独特的学习传播方式方法，它既有研究高深理论的高等学府——各级各类的神学院，又有大众化传播课堂——遍布全世界的教堂，还有一支吃苦耐劳、不辞辛苦的传播队伍——传教士，特别是有一套独特的传播方法。如把《圣经》中的理论编成一个个故事讲给老百姓听，编成一首首歌谣唱给民众听，使得那些目不识丁的农妇们也听得津津有味。如果传教士们去给农妇们讲概念和逻辑，恐怕听众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去我们也做过一些尝试，可惜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最典型的“文革”期间兴起的背诵语录、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在领袖像前早请示晚汇报等等，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变成宗教化、庸俗化，“文革”的这一套是要否定的。如果消除对个人崇拜的因素，在民众中提倡背些格言警句，伟人的语录，把一些伦理道德的理论编成歌谣在民众中传唱也未尝不可，它至少可以起到普及和大众化的作用。当今中国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方面，精深理论研究也不够，大众化普及方面也不够，两方面都需努力，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