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经济：基于社会分工演进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分工论文,经济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农业经济条件下的大学——与经济基本无关
18世纪之前，世界大多数国家农业生产带来的剩余足以支撑国家的政治、教育等上层建筑活动，[1]农业剩余的产生导致了一部分人专注于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分工的可能[2]。这一阶段，世界上最早成立的大学都是围绕这些精神领域而建立和演进的。我国学界权威的有实物证据的说法是，殷商时代的“右学”是我国最早的大学，大约在公元前15、16世纪，是贵族百官学习祭祀礼节（习礼）的地方。[3]无论是“明人伦”还是“习礼”，都是人的精神世界问题。西方最早成立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1088年）是当时世界基督教的中心。被称为“欧洲大学之母”的巴黎大学（1150年）最初附属于巴黎圣母院，也是直接指向人们的精神生活的。1167年成立的英国牛津大学以及1209年成立的剑桥大学都以新教伦理为旨归。牛津大学的新生若不宣誓信守“英格兰国教会信仰三十九条”就不能入学。因此，《大英百科全书》将大学(university)一词拉丁文起源“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解释为“由国王、主教或者居住地首领制定的宪章授权成立的学生和教师的组织”。17世纪晚期，在英国出现了一些学院制大学(academy)培养社会实用人才，受到中等阶层欢迎，不过这些学院无学位授予权，规模较小，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处于英国高等教育的边缘。德国最古老的大学——海德堡大学，成立于1386年，16世纪下半叶成为欧洲文化的中心，其主要目的是传授经院哲学、繁琐哲学，用已废弃的拉丁语等古典学科培养精神世界纯净的绅士。[4]Jürgen Herbst对1636年至18世纪期间美国高等教育的研究表明，不仅是哈佛大学，后来成立的威廉·玛丽学院、耶鲁学院等都是由教会兴建，课程体系、培养的学生都是为教会服务的，这一期间有一些改革，但都是宗教范围之内的改革，由此他称这一时期为大学的“宗教改革时期”[5]。
可见，农业时代的大学，在社会分工上是知识储存、保护和传播的“封闭文化象牙塔”，专注于精神世界，尤其是社会礼仪、道德伦理和宗教知识传播，完全不是针对经济发展的，也没有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只是被动适应经济活动。
二、农业分工向工业分工过渡时期的大学——与经济相适应
18世纪初欧洲的启蒙运动和18世纪末的第一次产业技术革命是高等教育与经济开始互动的分水岭。在西欧，一些国家从农业内分工缓慢扩展到农业—工业分工体系，走上了工业革命之路，特别是英国的崛起。在知识界，人们的精神认识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启蒙运动是以牛顿和洛克的思想为基础。牛顿理论逐步让人们形成不同于当时宗教的世界观，万物的运动不是由神秘原因引起的，而是由其初始状态和相互作用决定的。而洛克1690年发表《人类理解论》，开创了经验主义哲学，批判最高真理的解读需要教皇或权威的裁判，批判圣奥古斯丁派所提出的人生下来皆有罪的理论，提出“自我”是“会以意识思考的东西”，人类所有思想和观念都来自人类的感觉（感官感受外部世界）和反思（心灵观察），正是教育才能正确引导人生下来的“心灵白板”。他提出，在我们所遇到的人之中，其中有九成人的人品的好坏或是能力的高低，取决于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洛克的这一理论对于18世纪的教育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牛顿和洛克的思想为基础的启蒙运动冲击到当时的大学，课程设置开始体现出新旧思想的融合性。课程不仅包含了古典宗教神学的内容，还融入了约翰·洛克及牛顿的启蒙运动的新思想和新观点。[6]18世纪，英国的圣安德鲁斯、格拉斯哥、阿伯丁和爱丁堡大学等四所大学均推行改革，开设了自然科学与实用课程，招收非国教青年入学，吸引了大批来自英格兰与欧洲大陆的学生，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形成了一定的压力。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使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发生的一个深刻的变化是，一般市民的经济实力加强、规模变大，高等教育作为贵族和绅士特权开始受到质疑。大学在为贵族服务的同时还需兼顾全体公民的利益。在德国，启蒙运动使得人们对于大学的经院哲学和繁琐哲学越来越厌烦，大学就读人数越来越少，到18世纪中期以后，一些大学如科隆大学、特里尔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等因为没人就读而被迫关闭。1700-1755年，德国大学生总人数在8000～9000人之间，到1791-1795年，总数不足7000人。[7]为此，德国大学不得不进行改革。比如哥廷根大学章程禁止教师斥责持异端观点的学生，降低神学家在哥廷根大学的地位。一些大学开始进行院系调整，比如哥廷根大学、埃朗根大学将作为初级预备学院的文学院改为哲学院，除开设逻辑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外，还开设历史学、经验心理学、物理学、自然史、数学和应用数学，同时提高哲学院教师的工资。
总之，18世纪大学与经济发展也只是适应性关系，但大学融入自然科学和理性课程增进了人类对于运动规律、计算科学、技术发展的认识，为经济生产活动效率的提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工业—农业分工时期的大学——主动服务于经济
18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到19世纪30年代末，以机器生产为主体的近代工厂制度在英国基本完成。美法两国在19世纪初、德国在19世纪30年代先后开始工业革命，分别于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末和70年代末基本上实现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得国际分工演变为：极少数以近代技术为基础的主要从事工业生产的先进国家，与绝大多数以自然条件为基础的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国之间的分工，国内分工则演变为一些国家深化工业与农业分工，一些国家继续从事农业内分工。[8]工业—农业分工带来的丰富产品极大地激活了人们的物质欲望，时代的主题从精神满足转向了物质满足，探索人与自然关系以及生命奥秘的古典大学对学生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大学的教育职能和新大学的建立开始主动适应工业—农业分工的需要。
在英国，19世纪开启了宗教无甄别、课程讲实用的“新大学运动”，因而成为英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先锋与典范。“新大学运动”以1827年伦敦大学的成立为标志，其服务目标是中等阶层的青年子弟，教育内容为法律、医学、工程学专业教育。这是第一批以世俗主义原则和功利主义精神为基本理念的大学。此后成立了一大批类似的大学，包括曼彻斯特欧文斯学院、利兹约克郡科学学院、利物浦大学学院与伯明翰梅森科学学院。自19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晚期，英国议会也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大学改革的法令，对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进行重大改革，不仅废除了古典大学在入学与学位授予方面的宗教检验（神学专业除外），彻底取消了宗教甄别，实现了宗教与教育的分离；而且大力发展实用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和历史学科，使之取得了与古典学科和数学同等的地位。在美国，“赠地大学”，特别是农学院和工学院的诞生标志着大学直接服务于经济的开始。1862年，林肯签署了对日后高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莫里尔法案》。根据该法案规定，联邦拨地3万英亩，将土地出售，为每个州至少资助一所学院。每个州业已成立或新创建的大学必须履行以下目标：提供农业、采矿、机械制造方面的教育以支持所在州经济的发展。此后，美国诞生了大量赠地大学或学院。在19世纪60年代技术学院在美国迅速崛起，其成立之初就直接服务于经济。从此，大学为经济服务的观念形成并不断强化。在德国，1682年，阿尔特多夫大学最早设立了实验室，但第一次产业技术革命把真正科技带进了大学。1825年，J·李比希在吉森大学建立教学实验室；1865年，H·W·霍夫曼在柏林大学和波恩大学建立大学实验室等。1810年，德国的威廉·洪堡创办了柏林大学，开始倡导“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办学理念，到19世纪影响遍及欧美，大学由教学型向研究型转变，发展科学成为大学的重要职能，由此形成了第一次大学革命。19世纪，德国高等教育在威廉·冯·洪堡的影响下也逐步融入工业—农业分工过程。洪堡一反大学以经院哲学为核心课程的做法，在他自己创立的柏林大学大量开设对于发展工业、农业工程有利的数学、物理学、气象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解剖学、地理学、矿物学等课程。在日本，1868年，明治天皇颁布了《国是五项誓文》，把“文明开化”与“寻求知识于世界”定为基本国策，这直接导致了东京大学的产生。1886年公布的《帝国大学令》，把东京大学改为帝国大学，设立法、医、工、文、理五分科大学（学部），到1890年，又设置农科大学。这表明，日本高等教育逐步融入工业—农业分工的过程。在中国，现代大学是清末民初学习、借鉴西方的产物，大学诞生就是以专业学院的形式出现，并深受欧美大学的影响。1862年，清政府成立京师同文馆，并于1866年附设科学馆，引入物理、化学等科学课程。1866年，建立的福建船政学堂，以培养高级造船、轮机制造和航海人才为主。1895年，清政府建立的北洋西学学堂（天津大学前身）主要以土木、机械、采矿、冶金等工科为主，承载着实业和军事强国的重任。1896年、1898年，清政府又分别成立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大学堂“以谨尊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同时成立通儒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9]这表明，中国的高等教育起步就直接服务于经济。
19世纪后半期，尽管大学开始直接服务于农业与工业发展，但在整个社会分工中的地位还不是十分突出。大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还不大。
四、现代工业分工下的大学——经济发展的先导性力量
20世纪初开始，导致传统工业系统瓦解，产生新的产业形态。而这种导致产业分工深化的技术大部分是在大学产生的。大学成为生产要素之一，研究性大学模式可以弥补地区自然资源的匮乏，大学在整个社会分工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大学—企业”关系在二战后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即在学术演进基础上协助创办公司，并促成科学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到20世纪末，大学甚至走到社会经济发展舞台的中心，成为先导性力量，尤其伴随着信息科学、生命科学、新能源、新材料、环境科学等的发展。这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出。
（一）大学的研究对社会、经济与分工的贡献
从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期开始，重大的科学发现和发明几乎都是在大学实现的。全世界70%的Science和Nature中的论文出自大学，75%的诺贝尔科学奖由大学教授获得。[10]有学者研究指出，人类至今发生了四次科技革命，第一次相关的三位技术发明人与大学没有直接关系；第二次涉及的八位发明人中五位与大学直接相关；第三次的九位代表全部出自大学；第四次所涉及的三位就不仅来自大学，而且在大学工作。[11]这些技术创新和发明对工业及社会分工的扩展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大学研究对国家地位提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所以，世界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对大学研究的投入。以美国为例，二战后，政府开始认识到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并给予高度的重视与资助。1950年，杜鲁门总统签发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成立了专门资助基础研究的国家科学基金会，从而使研究型大学在培养科技人才和推动基础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58年，针对前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美国为增强竞争力，通过《国防教育法》不但加强了对研究型大学的经费支持，而且向具有优异才能的大学本科生、研究生提供学习贷款。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开始在产业界发起了大量的行动计划将高校与产业创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许多行动计划旨在通过大学研究激发地区经济发展，比如创建大学科技园，支持“企业孵化器”和“种子资本”基金，以及其他联系大学和产业创新的“桥梁机构”。[12]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制定一系列政策促使美国经济增长从资源消耗型向知识技术型转化，加大了教育投入。1989-1999年的11年间，教育经费增加了近一倍，达到6350亿美元，教育投资已占美国GDP的7%以上，在发达国家名列前茅。与此对应，大学对经济的贡献日益卓著。比如，在美国表现最优秀的50家高新技术公司中，46%出自MIT的10万美元创业大赛。[13]
（二）大学的人才培养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20世纪，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经历了精英化(5%)、大众化(15%)和普及化(50%)三个阶段，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引发了高等教育对国民经济贡献的一系列质变，尤其是产业结构的巨变，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形成了以人力资本为支撑的、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美国分别用两个30年（1910-1940年、1941-1970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阶段的国家，至20世纪60年代末，在学大学生数超过18～21岁青年人口的50%。1970-1996年以后的20多年间，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持续增长，达到80.9%。美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快速发展，为经济跃居世界首位做出了巨大贡献。1929-1969年的40年间，美国高等教育的经费增长了40倍，同期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增长了10倍；1906-1952年期间通过人力资本获得的利润增长了17.5倍。Enrico Moretti利用1970年、1980年、1990年美国普查数据对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进行计量研究的结果表明，如果一个城市劳动力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增加一个百分点，整个城市的工资水平上涨0.6%～1.2%。劳动力的工资上涨又会促进他们的高等教育投资，进一步形成高等教育与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14]Alessandro Sterlacchini对12个欧盟国家的197个地区的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995-2002年）进行研究的结果是，高等教育以及研究开发能够解释区域增长变化的74%～77%。[15]高等教育还会通过代际传递效应促进经济发展。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内生性增长理论认为，二战后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高等教育提供的专业化人力资本。[16]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必然导致资本积累动力减弱，而高等教育不同院系、专业为经济活动注入的专业化人才导致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演进，因其作为主要资源基础的智力，具有丰富性和可再生性，突破传统资源稀缺性的极限，使得经济产生规模收益递增，使经济实现持续增长。
（三）大学的服务对经济的贡献
大学的服务对经济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大学研究的商业化、产学研一体化和学术资本化。20世纪初，美国思想家威斯康星指出，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职能应成为与“培养人才”和“发展科技”并存的第三个重要职能。195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成立的微电子研究和生产基地是世界第一个以大学为依托的科学园区。斯坦福大学教学和科研的成就，一方面是提供了技术和人才，使科学园区迅猛发展起来；另一方面，“硅谷”的发展又为斯坦福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更加优越的条件，吸引了知名教授和优秀的学生以及外界的投资。20世纪80年代，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子工业基地的“硅谷”，为美国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麻省理工大学则与军队合作，直接利用大学的各类实验室，为企业特别是军方提供大量技术支持，研制出雷达、远距离导航系统、原子弹、军舰等重要的科技产品，形成波士顿地区的高技术走廊，为高技术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日本、英国、德国及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也纷纷效仿美国，大力发展大学科技园区，积极推进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以实现技术的更新换代和产业的升级，同样促进了地区经济的突飞猛进。英国BBC在2010年11月16日的报道中称，在今天英国经济下滑的大趋势下，高等教育产业却异军突起、蒸蒸日上，英国依靠高等教育救经济。最新调查显示，英国大学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学往往是英国地方的最大雇主，它们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海外学生和访客。更重要的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大学能够帮助创建一个更坚实的未来。特别是，大学每年给英国经济带来590亿英镑的收入，超过了农业、广告业、制药业和邮电业；调查发现，大学生的消费能力给大学所在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与大学开展合作更有可能更新产品，并且产量不断增加。[17]
20世纪的中国大学承载着教育救国和教育强国的重任。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从学校设置、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等都呈现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宗旨。可以说，无论从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我国大学对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和国防体系做出了最主要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快速发展。我国还借助市场和商业运营手段提高大学的效益，设立大学科技园区，鼓励大学积极转化科研成果，与工商界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引导大学积极参与地方建设，注重课程及学科设置的应用导向，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与能力，等等。与此同时，我国从1979-2009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以上，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纵观20世纪，大学与经济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撑性和先导性力量，大学发展日益成为经济发展方式升级和提高竞争力的关键。与此同时，大学的经济基础也从大学商业化的运作中得到了极大改变。
21世纪，大学所具有的天然创新优势使大学的地位不断上升。当前，我国已经制定颁布了科技、人才、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这些都为我国大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也为大学更好地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和资源保障。因此，我国大学将迎来新的发展黄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