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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O－0(5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14)05－0098－06 当代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依托新的时代条件和国情环境得到延续。与苏联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同，当代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发生现实裂变，分化为反思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的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思想理论流派，并且以左翼、中左翼的意识形态方式发挥作用。 毋庸置疑，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处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边缘。但是，失去中心和主流的官方地位，也为当代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际遇。他们站在更加全面、更加客观的角度审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反思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推动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获得实际进展，在有关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苏联社会发展道路的评价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有四个理论关注： 一、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在俄罗斯人的社会意识和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研究中，看待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实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普遍秉持“人道主义”的价值尺度。 不同于右翼学者指责马克思主义是“暴力”、“恐怖”、“流血”的学说，当代俄罗斯左翼、中左翼的学者、特别是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站在恢复马克思学说实质的立场阐释马克思主义，主张挖掘马克思的早期思想，批判苏联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体系，重新诠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重新展现马克思作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形象。以А．В．布兹加林、Б．斯拉文、Г．А．巴加图利亚、В．М．梅茹耶夫、В．Н．舍甫琴柯等为代表的众多学者，采取如下方式确认马克思学说的人道主义实质： 第一，重视马克思的早期《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是以《手稿》研究为出发点来判定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他们指出，马克思的早期《手稿》提出“真正的人道主义”思想，阐释“异化”与“异化扬弃”的观点，将共产主义理解为一个过程，从而找到了破解“全部历史之谜”的钥匙。依据马克思早期《手稿》理解其人道主义的思想理论，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学者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建构自身的人道主义历史哲学。当代俄罗斯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布兹加林将自身创立的学派称之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依据马克思关于“异化”与“异化扬弃”的观点，他展开三大批判理论，即批判苏联社会制度、批判当代俄罗斯社会、批判全球资本主义。不仅如此，他重新诠释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将社会主义看作是异化世界向共产主义世界的现实过渡。 第二，批判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苏联历史哲学、特别是斯大林版本的历史哲学。强调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人道主义性质，是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共同做法。按照布兹加林的观点，斯大林阐释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主要采用实质上是决定论的历史“五项式”方式。“它只是单义地强调由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并且对任何事件都只是以简单的阶级立场进行粗陋的分析，等等。因此，它对社会历史的理解是极为有限的”[1]。在布兹加林看来，恢复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首先要做到两点：一是肯定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同时积极强调民族、政治、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在社会历史激进转型和发生变革的时期；二是有必要以“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重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较之斯大林归纳的历史发展“五项式”理论，布兹加林认为，《资本论》阐述的“人的发展三阶段论”更为深刻地把握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不仅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内涵，而且指明人类不断超越异化、实现个性自由的方向。 第三，拒绝暴力马克思。长期以来，人们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暴力革命学说，将马克思的个人形象“妖魔化”。对此，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了系统驳斥，强调暴力革命理论并不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实质。就其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的理论。首先，作为“现实的或实践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继承了欧洲文化的人道主义传统。“在许多方面，马克思无疑是正确的。尤其是，他将共产主义称为‘现实的或实践的人道主义，强调共产主义继承和发展了近代人道主义的传统。”[2－1]其次，“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都是向新社会过渡的方式。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确提出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的思想。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马克思恩格斯修改了自己的结论，主张可以采取暴力革命方式，也可以通过“和平过渡”方式实现向新社会的转变。这样，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就有了“两种过渡形式”的理论。第三，共产主义是取消暴力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承认在对抗性社会里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但他们从来没有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永动机’。相反，他们认为，阶级斗争只具有过渡的性质。”[3]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而这一社会是替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 显然，苏联解体之后，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阐释马克思学说包含的人道主义内涵，试图改变苏联教条主义的思想体系不重视人的传统，弃绝以往的“无人”的思想理论体系。他们重新“走近”马克思或“走进”马克思主义，尽力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本真内涵。 二、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关系 苏联解体之后，当代俄罗斯社会热议马克思主义到底是科学的思想理论，还是乌托邦性质的社会空想？共产主义到底是科学的社会发展前景，还是意识形态的虚妄和骗局？对于经历过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最终却落入资本主义发展轨迹的当代俄罗斯人，这些问题必然提出又必须回答，也成为左、中、右翼学者们争论和探讨的主题。2003年，当代俄罗斯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Т．И．奥伊泽尔曼出版著作——《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从历史反思的角度回答人们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得出了马克思主义包含乌托邦主义因素的重大结论，引发学界的持续关注。 第一，马克思主义有别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在该书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及其乌托邦主义的先驱者”中，奥伊泽尔曼探讨马克思主义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他指出，一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曾经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人道主义立场，以及坚持社会公正、消除民众贫困的思想和强烈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态度，均构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来源，也为后来宣布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做出思想源流的准备。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最终还是宣布自身理论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原则区别。他们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定性为“批判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认为理论陷入空想，在于没有摆脱主观主义的缠绕，仅凭头脑而非现实去构思和设计未来社会。在资本主义刚刚获得发展的时候，他们便宣布资本主义迟早会终结，进而鼓舞着乌托邦主义者的社会正义感，反过来又催促他们得出结论，以和谐的公正社会代替不公正的社会制度[4－1]。 第二，马克思主义包含乌托邦主义的成分。奥氏该部著作的主旨或者论证重心是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失误。奥伊泽尔曼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判断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和未来前景，虽然总体上超越空想社会主义的抽象道德设定，但事实上并没有完全摆脱乌托邦主义的痕迹。在否定乌托邦主义者的理想主义世界观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表现出曾经受到人道主义幻想的影响，预言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按照奥伊泽尔曼的观点，虽然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乌托邦主义，但马克思主义的确包含对乌托邦主义的“让步”。以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经验为依据，奥伊泽尔曼从四个方面进一步展开论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错误预估：1.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活动迫使资本家让步无产阶级的阶级需求，从而在马克思恩格斯有生之年驳倒劳动者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规律。2.相悖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社会化趋势不断增强的理论，自19世纪末期以来，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上的中小企业生产不仅没有消除，而且获得进一步发展。3.现代社会的发展表明，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经济是每个国家内部、也是国与国之间相互交往的合理经济关系。4.无法证明能够在消除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中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由此，他得出结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资本主义崩溃已经日益临近的信念当中，同样有乌托邦主义的性质”[4－2]。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奥伊泽尔曼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结论包含有乌托邦的成分。而产生这一错误结论的原因，恩格斯已经意识到，即“乌托邦主义者之所以成为乌托邦主义者，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同样也生活在资本主义尚未获得充分发展的时代，生活于资本主义刚刚步入工业化生产的时代。”[4－3]正是由于忽视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过早地预估资本主义的灭亡。所以，“与乌托邦主义者相类似，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内生出来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不断获得自己的解决。因此，他们单方面地、悲观地评价了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前景。”[4－4] 奥伊泽尔曼直面当代社会发展、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给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预估的资本主义短寿问题。在他那里，虽然以较为充分的论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失误，但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完全等同于乌托邦主义，而是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经济、社会和历史发展的理论。这就是奥伊泽尔曼理论的真意。也正因为如此，奥伊泽尔曼本人被视为当代俄罗斯反思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三、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面对失败的苏联社会发展道路，当代俄罗斯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者比照欧洲社会的发展道路，特别是比照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进行探讨。其中，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伯恩施坦主义及其主张的和平、渐进、弃绝暴力的思想观点，成为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的一个重点。2005年，奥伊泽尔曼推出另一部著作——《为修正主义辩护》，针对列宁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最大敌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进行当下的辩护或者正名。这部著作与《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同样在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学界，乃至整个俄罗斯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其中阐释的思想观点主要包括： 第一，修正是科学研究的正常现象和基本方法。奥伊泽尔曼认为，理论避免走向教条，就必须依据实践的检验而不断修正。正是在反对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的意义上，他反对使用“修正主义”一词，主张在科学研究中剔除修正主义的不良影响。“既然我认为对任何科学理论的修正，都是正常的研究方法，那么，术语‘修正主义’连同与之相联系的、全部带有消极批判色彩的修饰用语，如‘背叛’等等，都应当被废止。”[5－1] 第二，马克思主义一经产生便面临被修正的命运。奥伊泽尔曼指出，虽然伯恩施坦被视为修正主义的最大代表，但事实上，人们修正马克思主义，是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开始了。早在马克思初登哲学学术舞台之际，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的Б．鲍威尔，就批评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指责马克思将革命的主体力量——无产阶级过于理想化。之后，包括英国费边社成员、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俄国民粹派思想家，他们也都以不同的方式修改、重释、批评马克思的学说。不仅如此，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以弗里曼、达维特、莎朗克等为代表的一些有影响的党员，也赞同以和平的、合法的方式为工人争取权益。因此，伯恩施坦区别于自己的直接前辈——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地方，只在于他较为系统地论述人们普遍怀疑的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论点的真理性。在这个意义上，伯恩施坦并非是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第三，伯恩施坦主义的产生并非空穴来风。从历史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多重叠加的角度，奥伊泽尔曼探讨伯恩施坦主义的成因。一方面，19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仍然具有现实的生命力和进一步调整改变的可能。另一方面，德国的特殊国情所造就的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工人阶级政党，由于当时经济的飞速增长和社会的发展繁荣，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失去革命的传统和愿望。德国的工人阶级更愿意以和平、议会民主的方式参与社会改造，而不是以极端的方式争取自身权益。不仅如此，奥伊泽尔曼指出，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所有工会运动的领导人，特别是持改良主义态度的政治活动家，并未能及时地总结自身的实践、经验、理论。这也为伯恩施坦的工作预设了条件，提供了理论需求背景。 第四，还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以历史的公正。奥伊泽尔曼指出，由于没有严肃地研究过哲学，因此，伯恩施坦批判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是肤浅的[5－2]。但是，在经济和政治的论题方面，奥伊泽尔曼则基本认同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根据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伯恩施坦不同意马克思有关生产资料社会化和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相对贫困的观点，主张将当时社会民主党领袖所深信的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日益临近崩溃”的观点，作为并非自明的问题，提交全党进行理论研讨。在伯恩施坦看来，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已经出现更高水平的经济改良手段。奥伊泽尔曼认为，这个现实认识无疑是正确的。而伯恩施坦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认为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没有历史的必然性，主张在民主法制社会进行的全部社会改造都应当采取改革的方式。奥伊泽尔曼指出，伯恩施坦的这些论点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观点并不矛盾。如果我们所指的不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共产党宣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指他们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观点。当时，他们不止一次地指出，在发达的民主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以和平的、非暴力的途径是可能的[5－3]。不仅如此，他进一步肯定伯恩施坦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低级文化”的观点，同样主张“在当代法制公民社会，专政是不可能的。”[5－3]可见，奥伊泽尔曼虽然指出伯恩施坦思想的缺欠，但主要的还是肯定伯恩施坦主义与欧洲社会历史发展相适应，从而给予伯恩施坦主义以历史正名。“不能不承认，我们耽误了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正确评价”。经过百多年之后，历史的公正终于取得了胜利[5－4]。 在《为修正主义辩护》一书中，奥伊泽尔曼秉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系统地梳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前史、正史，深刻地阐释伯恩施坦主义的起源、作用和影响，提出“还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以历史公正”的重要观点。应当说，奥伊泽尔曼所做的这一工作，具有突出的意义。他基本肯定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思想观点的正面意义，确认被称为“欧洲马克思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的思想理论价值。不同于列宁当年尖锐批判伯恩施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奥伊泽尔曼实现了为伯恩施坦主义的辩护。但不能不指出，奥伊泽尔曼正名伯恩施坦主义，事实上，等于拒绝列宁主义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发展道路。因为，按照奥伊泽尔曼的观点，正是列宁主义将俄国社会的发展引向了历史的死胡同。在这重意义上，不难看出，奥伊泽尔曼对伯恩施坦主义所作的历史辩护，以及对布尔什维主义所作的批评和反对，仍然重复着20世纪初发生在俄国社会的道路选争。 四、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列宁主义的作用和影响问题。众所周知，俄国选择布尔什维发展道路，列宁发挥了关键作用。对于列宁的理论和政治实践，到底应当予以何种性质的评价？它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是具有客观的发生依据还是如奥伊泽尔曼所讲，将俄国社会的发展引向了历史的歧途？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与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到底存在怎样的关联？马克思是不是布尔什维主义发展道路的始作俑者？应当说，这些问题始终是当代俄罗斯学者所关注的思想主题，是左、中、右翼的学者争论的核心问题。2007年，当代俄罗斯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梅茹耶夫出版《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一书。书中以“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为标题，深入探讨列宁主义的起源、特质，以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观点： 第一，选择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亦即布尔什维主义产生的缘由。梅茹耶夫指出，当代俄罗斯人纠缠列宁主义的核心——暴力革命理论，并且尖锐地批判其理论来源——马克思的暴力革命思想。事实上，这样做只是主观设想当时的俄国社会历史条件。“布尔什维主义的出现面临着快速实现现代化(首先是工业化)的任务。但是，大多数居民尚未做好历史的和文化的准备。对于这样一个国家，即便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也无法依照民主的方式实现现代化”。[2－2]梅茹耶夫进一步指出，有两点客观的和历史的原因导致俄国社会无法采用民主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从而迫使布尔什维克党人夺取政权不得不通过暴力手段：一是农民问题。对于长期保留宗法制传统的农民国家来说，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解决农民关心的土地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不一定非要采取社会民主的方式。布尔什维克党所发动的反对专制制度和政治压制的革命斗争，正是因应农民的这一需求。农民需求土地远远超过他们需求法制与社会民主。二是民族问题。对于俄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其中的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的疆域、信仰、语言、传统和文化。要把这些民族成功地融合到一起，实践表明，民主并不总是发挥作用。正是俄国历史上这两大未获解决的问题，使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转向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跟从列宁进行以暴力革命为向度的社会革命。 第二，俄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布尔什维克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必然爆发。但是，在资本主义尚未获得成熟发展的国家中，在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的国家中，开展这一革命到底应当从何处着手呢？对此，梅茹耶夫指出，自认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突出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地位和关键作用。“如果说，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没有意识到自身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也就没有党，那么，对于列宁而言，没有党也就不会有革命的无产阶级。”[2－3]在阶级与政党的关系中，列宁始终把党放在前面，将它作为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的主要条件。正是这一点，在梅茹耶夫看来，构成了马克思政党理论与列宁政党理论的根本区别。 第三，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与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的关系。梅茹耶夫指出，是马克思最先提出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马克思提出这一思想理论，与当时欧洲社会的具体环境相适应，符合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但是，马克思在世及以后，欧洲社会发生了不同于俄国的另一种演化。一段时间内，阶级斗争有所缓解。于是，马克思的晚期思想发展了有关社会变革的理论，提出在民主秩序下可以采取和平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实际上，在马克思在世的时候，欧洲很多国家就已经实现了民主制。在自身创作的成熟期，马克思同恩格斯一起得出结论，在现存的民主秩序之下，工人可以不通过革命的方式而采取和平的方式——通过参加民主选举来取得政治权力……这一思想奠定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基础，成为当代西方许多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性条款。”[2－4]梅茹耶夫强调，虽然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的晚期阶段提出和平过渡的思想，但他并没有否认暴力革命的历史作用。在民主还没有取得胜利的地方，在暴政仍然存在的地方，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要通过民主、渐进的方式实现社会的发展和跃迁，依旧非常困难。因此，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西方国家革命方案，列宁根据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版本。实际上，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第四，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梅茹耶夫指出，列宁的观点不同于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是从巴贝夫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那里借用来的。但是，马克思没有把它理解成一个阶级暴力镇压另一个阶级，而是理解为工人阶级争取到最广泛的政治民主，并且，不是无产阶级自身的民主，而是所有人的民主。“马克思没想过要抛弃资产阶级民主的成就。他只是想使这一民主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的成果，为其补充进更为广泛的社会性内容。”[2－5]而到了列宁那里，情况就变成了“无产阶级只有依靠它的先锋队——布尔什维克党才能生存。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并不是阶级的政权而是党的政权。”[2－6]之所以产生这种区别，梅茹耶夫进一步指出，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思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是以资产阶级民主制业已形成为前提条件，那么，除了民主制，马克思恩格斯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制度形式。但是，生活在农民国家的列宁，并不十分了解民主制。他只能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只有依靠自身政党的力量。因此，对政党而不是对阶级的倚重，直接导致苏联社会的发展“与共产主义俄国的名称相背离。这个政权从来都不是苏维埃的政权，而是党的官僚机器及其领导机关的政权。”[2－7]正是这一点，逻辑地孕育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诸多弊端。 在此基础上，梅茹耶夫指出，俄国包括苏俄、苏联产生马克思主义，是俄国社会的现实、历史、传统、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列宁依据俄国的具体情况，采取暴力革命方式，带领俄国人民走出布尔什维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形成这一道路并不是偶然的。“即使没有马克思主义，俄国也完全可能重复布尔什维主义的经验，只不过会打着另外一些口号和旗帜。”[2－8]由此，梅茹耶夫得出结论：“在俄国以马克思的名义所发生的一切，主要的错误并不在马克思。”[2－8] 综上所述，以上四个方面的研究存在三个共同点：第一，它们都涉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第二，它们都涉及社会发展的目标、方向、道路、多样性，以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本质；第三，它们都涉及苏联解体之后提出的问题，具有鲜明的开放性，特殊的敏感性，同时也包含真理的价值，富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当代俄罗斯左翼、中左翼的学者，特别是其中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近些年的重要著述，重点向人们还原了人道主义的、非教条主义的、科学民主公正的马克思思想形象，使人们能够区别马克思主义与单纯的暴力革命学说、乌托邦主义的理论空想、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等等。这些反思和开放性的讨论，提出极其尖锐的问题，也不失片面的观点。但是，他们检讨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反映了他们的思想认识实际上包含着非常深刻的内容，表明他们着实深入思考马克思学说，以及对本国、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发展所持有的高度负责的态度。 ［收稿日期］2014－09－01标签：恩格斯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俄罗斯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列宁论文; 修正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