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颖[1]2000年在《《案例》：广州美杰公司——在竞争中的生存与发展之路》文中研究表明本案例讲述了一家经营美发用品的贸易公司——美杰公司在中国的经营路程。公司处于近年来发展迅速的美容美发行业，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美杰经历了蓬勃的发展时期，经营的品种不断扩大，销售额也逐年增长；但同时，他也尝到了竞争的残酷，在竞争对手主动出击时，他反映缓慢，没能及时有效地应对，销售业绩滑坡。在激烈的竞争中，公司内部的管理也暴露出种种弊端：如不重视人员培训、重大决策过程不科学等等。与其他许多小型私人公司一样，他在成长的过程中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增长的严峻问题。 案例还重点介绍了现今中国的美发行业的基本状况，包括各个竞争的品牌，发廊的经营情况，为案例分析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资料。 在案例分析中，分析内容主要分为四部分，首先通过对公司外部的经济状况以及对行业背景、竞争状况的分析，找出要在美发行业中成功经营的决定性因素，然后用传统的“4Ps”的分析方法，从产品、价格、销售渠道、促销等四个方面分析了美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同时给出了营销策略的调整方案。接着，案例分析运用资源分析、公司价值链、SWOT矩阵等方法，试图找出美杰公司的优势、劣势，确定他的核心竞争力，指出其在竞争中应如何扬长避短。分析的最后一部分，主要是解决美杰公司今后的发展战略问题，分析的方法采用了市场吸引力/SBU实力矩阵法，来评估案例中提到的几种发展方向的可行性，同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王庆军[2]2015年在《消费时代的电视体育研究》文中指出“电视体育”单纯从字面上解读就是电视化了的体育,亦即由体育电视制作人将体育及其文化信息等内容经刻意甄选、放大、剪裁、重组和“超文本”链接等,以营造出一种紧张的、刺激的、狂欢的、好看养眼的体育电视作品。它是一种经电视传媒精心挑选和过滤下的体育再现,是一种动态的,生成着的,可变的,偶然性的,具有文本意义的讯息,是引导和影响受众思考和领会体育的电视文本。文章以消费时代为研究语境,在对电视体育展开论述的过程中,以其消费主义的文化演进为“经”,以运用跨学科知识理论对电视体育的“可消费性”生产的机制和问题论述为“纬”,从电视-体育复合体的历史出发,比较系统地解析了电视体育与消费的关系以及它的文本诉求、快感生成机制、消费文化行动、价值批判和理性重构等问题。文章分为引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由六大章组成。全文通过严密的论证结构,丰富的论据材料将电视体育所展示的奇观化快感影像问题一一剖开。引论部分对什么是电视体育做了深度的解析,分别从语义学、符号关系学、图像学、体育学四个角度对电视体育进行了界定,并阐述了研究的语境——消费时代的社会理论以及社会特征,为进一步论述电视体育的消费主义文化演进埋下伏笔。同时也交待了文章选题的缘起、国内外对电视体育问题的研究状况,以及逻辑起点、研究思路、方法、创新与不足等。第一章论证了电视体育传播的前提条件：体育和电视作为不同的社会机构角色是如何发展的,以及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它们是如何相互渗透和彼此为用的,又是如何与现代国家建设的总体需要相结合,以及如何创造出日益分割和不断强化联合的生态关系——体育电视化的。第二章指出了电视体育与消费共舞的历史宿命关系。分析了电视体育与消费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指出宏观性、总体性的电视体育研究本质上是一种消费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研究；进一步论述了消费时代下,电视体育的消费功能特别是其娱乐与欲望功能得以凸显和强化的深层原因：分析了电视体育通过捆绑广告而直接参与消费欲望制造的问题；同时,还对电视体育交换价值实现的机理——受众商品化作了深入分析。第三章在认真、全面、系统地分析、批判、借鉴有关传媒文化及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循文化研究的语境化原则,解析了作为电视体育文本生产的拟态性本质,并进一步对它的意义再生产及其快感生成的文化机制加以了论证,从逻辑上推进了对电视体育与消费的内在关系的把脉与回答。第四章全面、系统地解读了电视体育消费主义的快感文化运作策略,具体包括：偶像化打造、戏剧化增效、暴力化宣泄、性感化编码以及政治消费化等。第五章对在新媒体“一统江湖”的消费时代背景下,电视体育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电视体育不会消失,它将会和新媒体相互渗透、彼此为用地共同发展,并会从一种形式变成其他更多形式,以适应多元化需求而流行于不同群体之中。同时,对当前电视体育所造成的体育异化,以及由“可消费性”的大肆追求而引发的“格雷沙姆定律”等问题进行了文化批判,并指出与分析了消费时代下电视体育所面临的诸多价值困境。第六章在阐述了中国体育电视消费主义的历史生成与演变的基础上,对理性重构中国电视体育——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体育,提出并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同时还拟定了重建电视体育的文化运作机制以及人才培养战略。结语是全文的逻辑归属,概述了消费时代电视体育传播的双刃剑功能,提醒人们需对之适时纠偏的重要意义。本文的主要观点如下：一、在消费时代和当前的大众传媒环境下,电视体育的生产、传播机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其生产者和传播者转变为消费神话的制作者,而电视体育本身正是这些神话制作者的营销方式和商业手段而已。二、消费时代的电视体育是消费文化的一种形式,其作品的接受者已转化成了文化消费者,他们是“符号消费者”,同时也是“消费生产力”。因此,电视体育的接受过程就是符号交换和符号消费的过程,实现的是体育影像的符号价值。三、为了确保和扩大其观众数目,消费时代的体育电视所采用的文本策略就是,设法让那些缺乏必要媒介素养、立场也许千差万别的观众群体在电视体育狂欢中得到快乐,从而赢得他们的支持与忠诚,最后再将他们卖给广告商。四、消费时代的电视体育不是一个商业化运行和体育影像生产与消费的封闭系统,在其内外存在一个总体的架构,控制着电视-体育复合体的运行理念、管理制度以及运行流程。五、电视体育的消费性存在和繁荣也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因此,必须对中国电视体育的生成加以引导与重建,在体育文化传播中渗透主流价值观以及人文关怀和民族体育文化自觉等,以使其在当下复杂环境下能够健康有序发展。
周钢[3]2016年在《困境与裂变：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互联网时代,传统报业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并逐渐成为新闻传播学者和业者关注的热点之一。从学术层面来看,中国传统报业的融合发展研究大多集中于对西方媒介融合理论和经验的阐释和讨论,由于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发展和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西方媒介融合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媒介组织,需进一步的验证和探索。从实务层面来看,当下传统报业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呈现出蓬勃态势,但传统报业如何与新兴媒体融合,尚无统一的定论和可供借鉴的成熟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现阶段中国传统报业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呈现出某种“理论指导缺失”和“实践路径迷失”的“无力”镜像。为改变这种“无力”状况,需要通过融合发展来打造和培育中国传统报业的核心竞争力。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特定一类媒介组织——省级党报集团,作者采用文献研究、个案研究、访谈等方法,将核心竞争力理论作为研究基础,将“融合发展”作为研究出发点。作者认为,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而言,融合发展是手段,裂变是路径,最终结果是要打造和培育核心竞争力。第一章提出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进行相关的文献综述,提出研究思路、框架与研究方法,阐述研究创新点和难点。在研究思路和框架这一节,作者建构了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环境组合分析模型,这一组合分析模型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第二章对省级党报集团发展溯源、演进历程及融合发展现状进行图景式的勾勒。第三章对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环境组合分析模型进行论述,该模型包括外部环境PEST分析、外部产业环境“五种竞争力量模型”、内部环境核心要素分析、融合发展SWOT分析。作者强调,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包括文化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两大内容,由核心人才、组织结构、生产能力、流通渠道、营销力、企业文化六个要素构成。通过信息、人力、财力、物质技术资源的优化配置,来打造“核心人才+组织结构+生产能力+流通渠道+营销力+企业文化”的融合发展内部闭环。作者对31位新闻传播学者和业者进行了网络访谈或面谈,第一类被访者来自9省(市)14所高校的15位新闻学院教师；第二类被访者来自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的15位新闻从业者和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1位新闻从业者。从访谈中抽取共同的认知作为重要论据,以支撑作者的观点。第四章以部分省级党报集团案例为基础,结合被访者的共识,从“外部宏观环境与核心要素”、“外部产业环境和核心要素”双视角检视了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制度、区域、行业壁垒与核心人才培育制约；技术壁垒与融合新闻流通渠道不畅；融合用户消费取向变化与互联网思维缺失；替代品压力与融合新闻生产能力滞后；广告客户压力与营销力、盈利模式单一第五章强调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应在“党委和政府——省级党报集团——新闻从业者——受众——互联网企业或新媒体公司”五维作用力下进行,保持一种平衡和互动,形成一种合力和正协同力等。这种融合发展应紧紧围绕“双力”(文化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进行裂变,打造和培育核心竞争力。作者针对现存问题,从五个层面梳理出突破路径：党委和政府宏观层面的理念转变和规制变革；报业组织中观层面的内容生产融通一体、内在企业文化融合、探索多种盈利模式、优化新闻流通渠道、搭建开放技术平台、人力资源管理变革、转企改制助推融合；新闻从业者个体微观层面的强化“互联网思维”；受众微观层面的提升媒介素养、改变“刻板印象”；互联网企业或新媒体公司微观层面的技术共享、合作共赢。按案例呈现、访谈共识、理论阐释的先后顺序对这些突破路径进行论述。在党委和政府层面,按“可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放手什么”的逻辑层次进行梳理；在报业组织层面,按自身“可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强化什么”的逻辑层次进行梳理。作者以突破路径所呈现的指标为基础,建构了一个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评价操作流程。基于该评价指标体系,作者对13位新闻传播学者和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的17位新闻从业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对目前的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效果进行了评价,得出的数据分析结果值得省级党报集团进行融合发展裂变时重点关注。第六章通过聚焦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融合发展的个案,采取深度访谈法,对该集团融合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现实困境进行了全面的剖析。现实困境表现在：人力资源管理之困；新闻内容生产之困；经营盈利模式之困,这些符合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现实困境的共有特征。对该集团融合发展的应对之策进行了案例分析,认为《湖北日报》通过探索融合新闻内容生产、《楚天都市报》通过新闻生产流程再造与组织结构重组、网络媒体通过拓宽流通渠道与提升营销力分别进行了变革。针对现实困境,在《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荆楚网等网络媒体变革的基础上,对该集团打造和培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案例分析。具体路径有：在新闻内容生产上进行流程再造；搭建服务开放的融合新闻平台；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刚柔并济；创新扩展融合技术；拓展盈利模式、多元“跨界”。作者指出：该集团摆脱困境的应对之策与省级党报集团(报社)融合发展打造“双力”(文化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的路径是一致和吻和的,且这些具体路径对国内其它党报集团(报社)融合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七章为结论和讨论,作者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对于国内所有省级党报集团乃至中国各级报业组织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尚需在业界实践中进一步验证。在后续研究中,应进一步加大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力度,还应选取更多的省级党报集团进行比较研究或个案研究。
章宇光[4]2010年在《中国汽车杂志成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选择了汽车杂志这一行业期刊为研究对象,从系统论的视角在社会系统语境内考察汽车媒体,运用帕森斯社会系统理论中的AGIL分析框架建立汽车媒介生态系统,并通过这个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汽车媒体、汽车厂商、政府及受众的互动关系。同时结合系统论中的层次论、整体论等,研究以汽车杂志为代表的汽车媒体作为系统中的主体地位和其他个体的互动博弈关系。着重从系统论角度探讨了汽车杂志在汽车媒体系统内与其他汽车媒体的相互融合,共生共赢,尤其分析了在媒介融合语境下汽车杂志如何通过数字化这个平台实现自身发展。最后对汽车杂志为代表的行业消费类杂志的受众策略提出了新的观点。帕森斯的AGIL理论是一个抽象的不断发展的理论形态,可以应用在各种系统中。汽车媒介生态系统中的适应、目标达成、整合及维模功能通过汽车媒体、政府、汽车厂商及受众的互动关系一一体现。作为一个系统,汽车媒介生态系统同样具有整体性、自组织性、开放性及目的性等各种特性,并在互相博弈的进程中推动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以汽车媒体为主体所产生的与受众、政府及汽车厂商的互动关系及汽车媒体如何通过信息平台功能平衡好与系统内其他三者的关系,促进系统的健康发展,无疑是我们研究的重点。而汽车杂志作为汽车媒体系统内的一个主体,与诸如电视、报纸等其他传统媒体存在很大的不同,在汽车媒体系统受到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强烈冲击形势下,汽车杂志必须通过整合和维模功能在媒介融合语境下以数字化发展的方式实现与其他媒体的共生共赢。最后,基于分众传播营销模式下受众需求满足而提出的“分众中的大众”受众策略更是为汽车杂志等行业消费类杂志的经营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本文从系统论的研究视角运用了社会系统的研究方法,访问了大量汽车传媒业的专家,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汽车杂志在汽车生态系统中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及佐证。选取了中国汽车杂志中发行量最大、时间最长的《汽车之友》从1986到2008年间等距抽样共132本杂志进行报道内容和广告分析,同时选取了《汽车导购》、《车王》、《汽车测试报告》、等三本不同定位的汽车杂志从2004到2008每年一本共15本杂志进行广告分析,以验证《汽车之友》杂志1994-2008每年一本共15本杂志的研究分析。可以说是国内目前抽样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汽车杂志实证研究之一,也希望籍此能够帮助中国汽车杂志行业看清面临的挑战和机会,研究如何开展数字化发展,运用新的行业消费类杂志受众策略以提升汽车杂志内容报道及广告经营能力,促进汽车媒介生态系统的良性健康发展,推动我国汽车工业再上新的台阶。
吕宁[5]2009年在《基于城市休闲指数的中国休闲城市发展研究》文中认为21世纪,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的生活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从空间角度看,是城市的世纪: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更高的集中度,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生产、价值观念等全方位的转变。从生活角度看,是休闲的世纪:休闲追求更高的自由度。在集中度和自由度之间,客观存在着冲突,因此对城市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休闲必然成为现代城市的重要功能,而休闲目前已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指标。工业化发展过程,使工业在生产和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凸显,在城市化发展中使城市的休闲功能逐渐丧失,在带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一系列如环境、社会、伦理、价值观等方面的恶化和丧失,影响人和城市的持续发展。城市的休闲功能是城市应具备的基本功能,工业城市中城市休闲功能的弱化是城市管理者短视的表现。在一个疾风暴雨式的城市化过程之后,我们不能不感慨我们的破坏力之强大,我们不能不反思到底为了什么而发展?大高楼、大马路、大广场、大绿地等等城市管理者引以为荣的东西,只是工业化过程中的肤浅追求,更进一步是弱势民族弱势心理的集中表现。口口声声以人为本,时时处处与人为敌,是在中国城市中随处可见的现象。因此,城市休闲功能的强化和休闲城市的发展,不只是城市生活品质提高的客观要求,首先是治理理念的革命。本文围绕“城市休闲和休闲城市”这一对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运用复合系统理论与建模方法,建立城市休闲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模式,研究城市休闲系统对城市休闲功能的完善与提升;通过对休闲城市的理论解析,采用分层次的评价方法构建了基于城市休闲定性描述的城市休闲指数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统计方法对39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城市休闲指数与分指数进行比较评价和分类模型分析,提出一整套中国休闲城市的分类评价模型和发展模式,由此指导休闲城市的创建和发展。导言部分对论文缘起和国内外城市休闲与休闲城市发展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在人的需要理论、城市经济学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阐明论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提出休闲城市是关乎民生与品质的可持续的城市发展观。第一章是全文研究的充要条件和逻辑基础。从人的休闲需要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入手,在分析并概括出人的需要决定城市的产生、决定城市的发展方向、决定城市功能完善之后,揭示出休闲与城市的关系:城市是现代人类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人类聚集产生现代休闲需要的主要空间载体,休闲经济的发展促进城市休闲功能的发展,休闲是城市的基本功能。第二章搭建城市休闲系统的基本框架,为城市休闲指数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奠定了研究基础。从城市系统论的角度对城市休闲系统进行了分析,第一次完整的提出城市休闲系统的概念和内容。通过城市休闲系统的人本性、人为性、人文性、人居性特征的分析,对城市休闲系统的主体、城市景观、空间、产业、公共服务与管理的结构体系进行详细分析,并阐述了系统的功能及其要点。第三章对城市休闲与休闲城市的系统理论辨析是全文的重点和亮点。通过休闲城市内涵与特征的理论解析,并与相关城市形态概念进行理论辨析后,提出休闲城市建设的基本要求,即休闲城市必须是宜居城市、人文城市、特色城市、和谐城市,进而按照现代城市类型的分类标准对休闲城市进行了分类,将休闲城市的建设提到“休闲,让城市更美好”的更高意义。第四章城市休闲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和休闲城市发展综合评价模型,是休闲城市创建的指导和宏观战略的导向。城市休闲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是从休闲城市科学发展的角度提出的必要议题。本文第一次正式定义城市休闲指数(CLI),它是反映一个城市休闲功能的发育情况和发展潜力的定量指标,是城市休闲系统五个分体系的转化归类后用来测量城市休闲发展所必须具备的综合实力、休闲需要能力和休闲环境潜力发展水平的相对指标,提出从目标层、系统层、领域层和指标层四个层次构建城市休闲化评价指标体系。在排除主成分分析法后,运用层次分析法、模糊评价法、聚类分析法等对评价体系的权重进行规定与分配,建立基于城市休闲指数的休闲城市发展综合评价模型。第五章是全文的实证分析部分,也是定性与定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城市休闲化体现城市发展质量和民众生活品质,为保障中国休闲城市建设和城市休闲功能完善的目标顺利进行,本文从39个城市的指标数据着手,多角度、多层次、多领域分析城市休闲指数的评价和结果,得出城市休闲指数的总体得分及排序,通过相关分析对分指数和主要领域评价结果的比较研究,进而运用聚类法和象限法,构建中国休闲城市分类评价模型,根据总体得分情况,将中国城市按不同休闲化的模型划分为不同的休闲城市类型与发展模式。最后,对国内外休闲城市建设与发展概况进行回顾与分析,并以北京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比较研究说明其在休闲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横向比较分析在城市休闲化培育和休闲城市创建中的结构与层次问题,找出各自发展的矛盾,并从政府指导工作的层面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营造实现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休闲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和谐休闲城市。本文的研究是在前人已有的理论成果上进行的,因而文献研究是文章展开的基础。本文以系统思想为指导,综合采用了理论分析与逻辑推理相结合、定性描述与定量统相结合计、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方法,以城市功能完善为背景,构建了中国休闲城.市发展类型与模式的研究框架。
李会勋[6]2015年在《保障性住房地方立法及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保障性住房向来都缺乏一个统一或者权威性的定义。对一个承载了经济、社会、民生和社会心理意义的标的物来说,赋予其人人都可信服的所谓科学定义,难免会陷入“另一层谬误”。无论是西域的公共住房,抑或儒家文化圈内的组屋、居屋,均凝练了政府和民众的智慧,体现了责任政府的担当。当前推进保障性住房仍饱含了执政党更多的情感性色彩而非法理性逻辑。公权力主导并强推的结果是满足了一部分受众群体的需要,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如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市场、自由与强制之间的矛盾。借鉴政治学的研究术语,中国保障性住房历经了否定之否定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即“休克式疗法”到“渐进式疗法”。当前,保障性住房既面临着传统市场与政府、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张力,更面临着法治实践中法制统一与实践相悖、新型社会治理模式需求多元与公共服务手段相对单一、国家责任担当不够与个人义务履行尺度不一等矛盾。研究保障性住房至少存在以下问题亟待解决:第一,保障性住房是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它可以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必须有外延和内涵的初步界定。至今,无论是实务界还是学术界,对保障性住房的认识仍然比较混乱,有“盲人摸象”之虞。第二,保障性住房供给的主导方应当是谁?如果是政府,政府的责任和义务限度在哪里?政府的职责主要放在需求方还是供应方?如果是公众,或者说中低收入者,各自的内容和限度如何?第三,在中央立法缺失,地方现行立法之窘境下,各地经济实力差异较大,“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式样的制度供给会不会加剧新的社会不公,影响社会对住房公平的正常心理预期和可承受能力?第四,与缺乏顶层设计的难为相比,保障性住房制度需要的是基于个人信用、技术平台、公私协力、行政审核、司法介入、权利保护等更为复杂细致的逻辑和技术承接,如何让该体系播下“龙种”而不至于产出“跳蚤”,需要怎样的理念与技术糅合?第五,除了政治学、经济学、经济法学、建筑与房地产以其视野来研究和剖析保障性住房以外,以宪法与行政法为代表的公法学科对保障性住房制度应当有什么样的理论贡献或者实践导引?住房问题在根本上是房价过高和居民支付能力较低之间的矛盾,宪行视角下的政府应如何承担并加以解决?基于上述问题,文章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详细论述或论证。第一部分,保障性住房的缘起与现状。保障性住房制度从计划经济中剥离,历经完全计划和完全市场两个单轨阶段。既有制度性因缘,又有历史性变迁,本部分从政策和制度层面解析保障房制度的缘起。现实层面,廉租房建设滞后,经济适用住房停滞不前,公租房大行其道,在诸如限价房、优租房、自住型商品房、人才公寓等名目繁多的住房供给体制下,未来保障房制度的供给主体、受众范围、产权设置等顶层设计既需要地方立法和实践的试错和指引,又需要探究国家宏观调控与个人需求的微妙关系,包括其背后蕴涵的制度和法理因素。第二部分,重点论证了保障性住房基础理论,意在把握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基本性质和基本原则。本部分的论证没有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上诸如效率与公平理论、租金管制理论、住房过滤与梯度消费理论着手,而是遵循“公共住房必须有公权力的介入,公权力介入后应当如何运行应当是公法认真研究的问题”这一思路进行研究。公权力的介入和运行应体现在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各个面向上。目前国内学者对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基础理论研究代表性观点甚少,住房保障制度要处理好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市场化的关系、住房发展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关系、需要和可能的关系、住房保障和全面福利的关系。从“公”字着手,认为保障房是公共产品;保障房制度需要公权的介入和运行;保障房制度体现的是公共治理;保障房制度归结点是公共利益。根据当下实践提出了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基本原则,即公共性原则、有限性原则、流动性原则与市场性原则。保障性住房之国家保障义务是国家对中低收入群体拥有住房应承担的责任基础。本部分论证保障性住房之国家保障义务,而非泛化国家义务,将住房保障统统归结为国家义务。住房国家保障义务的提法既非对“权利——义务”的逻辑遵从,同时也是对住房和保障性住房逻辑概念的混同。国家保障义务的逻辑基础与西方公共住房制度相比,从理论到实践都还没有找到一个很成熟的模式。包括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在内的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公共住房、社会住房等保障房制度进行论证,经济学学者多从国家干预理论、福利国家理论、市场失灵理论和住房梯度消费及过滤理论进行论证;法学学者多从住房权进行论证;社会学者多从公平分配理论、社会排斥理论和居住隔离理论来论证。多学科的交叉研究还不够,保障房制度相关理论和技术路线设计还没有清晰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尤其是我国保障房制度的实践线路多从地方立法与实证着手,地方先行先试的路径依赖在短期内仍将存在。对地方立法和实证的探寻有利于从根本上对保障房制度给予全面清晰的梳理。通过正当性理论和普遍福利理论论证了国家在住房保障上对公民存在的保障义务;通过对国家保障义务的规范依据、宪政基础和根本目的进行论证,指出国家在推动保障性住房制度立法与实证上的责任和义务。这一责任和义务在《城镇住房保障条例(征求意见稿)》第四条规定中得到了印证。保障房制度表现出超强的制度生命力缘于制度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国家保障义务的积极履行,国家保障义务这一命题有着清晰的制度发展脉络,这个脉络不仅与我国住房历史相契合,而且还折射着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住房制度的变迁。第三部分,比较并分析域内外保障性住房的立法。重点考察域外的立法与成熟制度。现行保障房制度的立法主要依靠行政管理部门来主导,为应对立法民意,全国人大以委任立法的方式让国务院制定相关条例和办法,国务院根据工作分工由具体部委来主导起草,并征求相关部门(比如财政部、银行、地方政府住建部门)的意见,带有强烈的行政主导色彩。一般是在诸多主体的合力作用下运行,当前有关保障性住房的立法多以委任立法模式来进行。本部分重点考察了域外的美国模式、欧洲模式和亚洲模式中较为成熟的租金补贴,住房储蓄和中央公积金等特色制度。要确保保障性住房制度的法治化,就必须从立法的角度研究政府供给、租金补贴、契税减免等问题,必须从保障对象、标准、方式和职责上进行框定。域内立法主要分两个层面,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住房制度具有较强的时代烙印,经济发展水平、消费观念、住房消费可支付水平等条件决定了住房政策的差异。地方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方面的共性,决定了各地在住房政策方面的相似性和演进的共时性;地方在发展水准、财政状况上的差异也决定了地方立法和政策上的差异,诸如东南沿海之立法较之于西部省份的立法就存在较大差异等。因给付能力的不同导致立法各异乃现实窘境之折射,此等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我国保障性住房立法的进度和质量。应当尊重和承认这种差异性,当下住房最高行政主管部门与地方人民政府签订的保障性安居工程责任书就是基于因经济水平存在差异而建造保障房数量的非整体划一。但此处需要申明的是,根据地方实证调研,实践上的各异并非立法各异的结果,更为吊诡的是,各地反而在立法文本的表达上出现了高度同质,文本表达与实践的背离矛盾正是当下中央立法缺失,地方注重政令的集中反映。先地方后中央的立法模式,赋予了中央立法更多的地方实证样本,也彰显着中央与地方在立法与政策、管制与服务、集权与放权关系上的不置可否之窘境。第四部分,考察了域内外保障性住房的实践。本部分将当下实践分为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涵括了当下的实践类型。保障性住房本身就不是完全市场条件下的产物。它的出现与中国快速城镇化、劳动密集型产业需求、中国社会结构阶层变化等因素紧密相关。社会阶层结构体现在社会阶层位序的确立上,各个阶层在社会地位等级中的排列次序取决于各个阶层拥有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与组织资源数量,拥有三种资源数量越多的阶层,其阶层位序就越高,反之越低。保障性住房的保障对象也体现了社会阶层序列的差别,比如在苏州,高技术人才的优租房房源质量好,面积大,装修好,设施比较齐全,而同为工业园区的其它公租房则较为次之。三种模式有赞许,也有质疑,体现着地方政府对保障房制度的政府职责履行、保障房建设模式、受众群体的范围差异。对域内外实证研究不难发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在住房的实践上正在进行四个方面的转轨:一是从直接供给向间接供给转轨;二是从实物供给向货币补贴转轨;三是政府从单方供给向利用社会组织力量转轨;四是由以传统公权力为主导向借用现代治理理念和综合运用新型行政模式转轨。上述转轨一方面可以避免政府对住房市场的直接干预,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国民平等的住房权利得到较为公正的实现,这迥异于我国当前以行政手段强行控制房价,行政命令手段强行完成保障性住房建设目标的做法。保障房的实践上还存在诸如主体与客体、审核与轮候、准入与退出等困境,有些困境是制度性困境,单靠保障房制度一己之力怕难以擎起整个保障与给付大厦。尤其是本部分困境中的纠纷与惩戒问题,以渝北法民初字第07396号等三起撤诉案为例,分析了司法实践中公益与私益的矛盾调处和适法矛盾。其实,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也在进行转轨,即从政府调控和稳定房价的工具性手段,向以保护中低收入者住房权利、履行政府职责的理念回归转轨。当下提出的“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即是这一转轨的注释。第五部分,为保障性住房的完善提供些许合理化建议。在分权化的时代背景下,地方政府掌控着地方事务的主导权。保障性住房政策成为“中央主导的地方政策实验”,其地域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地方经验在推动着中国保障性住房发展的进程。处于“稳定”和“考核”的硬指标,地方政府在立法和制度实践中一直处于和中央的激烈博弈中,这并不是说所有地方政府都在应付中央的指令性计划,更多地方正在结合自身实际进行着制度创新和实践,比如“优租房”和“自住型商品房”的突破。调研证实,保障性住房制度推动比较好的地方,均是地方政府积极主动的自发行为,而并非来自于中央的权威,这意味着保障房制度需要在立法上、实践上和制度创新机制上进行完善。但地方积极性的发挥也存在这样一个结果:地方正在固化地域住房福利资源,地方立法在肢解着中央立法,立法的碎片化形塑了地域住房制度的碎片化。在中央打击针对商品房的投资和投机过程中,中央政府的调控措施受到了来自地方或明或暗的抵制。有鉴于此,保障性住房制度的推进需要把握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需要市场和政府厘清并框定自己的职责。更要运用新型社会管理和手段的创新,综合运用公私协力、共有产权制度等相关理论指导保障房制度的实践。面对轰轰烈烈的制度实践,行政法学对保障性住房的理论贡献如果仍是传统行政法那些捉襟见肘的给付和行政合同理论,似乎还远远不够。
郑成功[7]2013年在《日本国家创新体系（NIS）经验与绩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稳定增长时期,经济发展虽已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进一步发展还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资源环境约束日趋严峻、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技术进步贡献率比较低、对外科技依存度过高等。基于现实压力和长远思考,我国开始逐步构建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简称“NIS")。回眸近半个世纪国家关于创新体系的建设,可以看到1978年是我国开始着手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起始年份。1999年,江泽民同志将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确定为国家战略。2006年,我国提出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2010年,胡锦涛主席强调了科技和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性,他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依靠科技力量是根本,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关键所在。在全球化时代,我国要想更快、更好地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放眼世界,掌握国际动态,学习国际经验。美国在开放式创新模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欧洲各国积极加强合作,并且在设计国际标准和营造创新制度环境方面值得我国学习。但是,如果从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日本作为赶超国家与我国的发展背景更为相似,而且日本由“技术革新”大国到“创新滞后”,再到“创新力量积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因此系统研究日本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经验,对于还未走出基础研究困境、模仿跟踪多、创新突破少、关键领域原始性创新不足、且正在试图努力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中国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可以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一个蓝本和参照。本论文在创新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理论框架下,运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逻辑推理与演绎相结合、比较制度分析、历史分析以及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研究对象涉及日本建设NIS的历史演变过程、国际国内背景、制度创新构筑者——政府、知识创新源头——大学、技术创新主体——企业及NIS核心产学联盟、产学官联盟等,研究内容涵盖了日本NIS架构的特点、发展现状、成效、不足及运行机制等方面。本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以下五个方面：(1)战后日本经历了技术改造、技术引进、反求工程和模仿式创新过程。此后日本将技术立国作为国家战略给予高度重视,近年来日本又将技术立国战略升格为科技创造立国战略。(2)日本NIS中各创新主体均发挥了各自的作用。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不断强化科技创新推进体制和科技基本计划审议机制,完善了知识产权和研发体制,建立了科技法律体系,为NIS提供了制度基础。大学的作用表现在不断强化创新人才培养和提高研发能力方面。企业的作用表现在集研发、生产与技术引进为三位一体,此外,企业具有隐性知识、构筑竞争的组织能力、内外联动时时创新、JIT和TQC生产管理创新等经验。日本企业创新面临着独立主义向开放式创新模式的转型。在技能型人力资本培育方面,日本制定了国家技能鉴定制度。(3)日本产学联盟模式丰富多样,独具特色,既有共同研究、受托研究、捐助讲座、大学衍生企业、就业体验和技术转移等六种基本模式,又不断创新了企业联合体、技术指导、科学训练营、全面协议、会员制和学生参与等新模式。日本多元化的产学联盟在“官”之主导下更为活跃。另外,利用三重螺旋理论分析日本产学官联盟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到目前日本企业与大学开展的共同研究进展很快,大学也在积极创办衍生风险企业,承担了市场化知识生产职能,政府在此过程中由“支援”向“促进”转型。(4)实证测度了日本建设创新型国家绩效。收集世界25个主要国家2008年的相关数据,构建了创新基础设施、创新投入水平、创新潜能、创新产出水平等四项二级指标,28个三级指标,运用主成分和聚类分析方法,得出日本属于国家创新水平最高的组别中,日本的综合得分排名位于美国、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之后,位居世界第5位。(5)日本NIS的主要经验有日本政府高度重视NIS,企业积极推行信息化,整个国家的信息化发展迅速,研发投入和技术贸易居世界领先水平。但是,日本在技术转移、信息化水平、基础研究水平、人才培养与合作研究国际化、应用IT技术方面与美国和欧洲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日本还存在着对开放式创新认识不足和进程缓慢等问题。本论文的创新性贡献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研究NIS具有理论性。本论文注意运用发展成熟和处于学术前沿的理论分析现实问题,丰富了相关理论。主要运用了贝塔朗菲的系统论与哈肯的协同论,分析了日本NIS的架构与运行机理,运用切萨布鲁夫的开放式创新理论考察了日本由传统封闭式创新向开放式创新的转型,运用埃兹科维茨的三重螺旋理论解析了日本产学官联盟的最新进展,在研究日本NIS方面具有理论性的创新贡献。二是研究NIS的对象具有新意。以某个国家的NIS为研究对象具有很大难度,主要是该选题的系统性和各要素难以把握。迄今为止,关于新时期专门针对日本NIS的研究,日本学者没有专门的著书立说。虽然有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弗里曼的研究,但是弗里曼的研究是对日本20世纪80年代前NIS的研究。而本论文以21世纪日本NIS作为研究对象,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具有新意。三是研究日本NIS的系统性方面有创新。本论文系统地研究了日本NIS,采用“总——分——总”的研究思路,首先对NIS进行文献综述,其次,对NIS的各个主要构成要素政府、大学、企业、技能人才进行研究,并使用了翔实、最新的来自一手的数据和文献进行分析。最后,对NIS进行总括性的研究,研究了NIS的核心产学联盟和产学官联盟,并提炼了日本迄今为止NIS的经验与不足之处。四是实证研究日本NIS的方法方面有创新。本论文采用规范的统计学中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测度了日本的NIS发展水平。弄清了日本NIS各种发展经验与不足之下的NIS发展水平。最后,本论文通过研究日本NIS建设得出了对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借鉴与启示：我国应加强政府对产学联盟的主导作用,突破传统模式,创新产学联盟新模式,提倡产学联盟的开放式创新理念,加强产学联盟的知识产权保护,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学联盟,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转移,鼓励产学共同研究,支持大学创办衍生风险企业。
强月新, 熊燃[8]2011年在《变革 扶持 普及 承担——2010年中国媒体发展盘点》文中研究说明2010年是我国"十一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国民经济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国内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传媒业发展稳中有进。在国家大力扶持下,传媒业逐渐摆脱金融危机的阴霾,开始全面回暖,稳重有进。随着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新媒体发展日益迅猛,传统媒体急须谋求一条变通之路,而新媒体在技术的日趋成熟下,盈利模式日渐明朗。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信息产业发展以及加强从业人员管理仍是媒介规制的主题。面对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突发事件,传统媒体应对更加从容、自信,而网络媒体的参与也越发积极。
唐兴军[9]2016年在《嵌入性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行业协会研究》文中提出嵌入性治理是强调国家、行业协会与企业(市场)在坚守固有边界的同时又相互嵌入,这种嵌入既有源自国家的自主嵌入,也有因行业协会要求与依赖下的被动嵌入,二者在形式上相对分立,职能上交互嵌入的行业治理新模式。论文认为,嵌入性治理较之于传统管理模式,具有诸多优势,解决了以下几个现实问题：首先,通过政治嵌入行业协会之中,发挥行业协会在产业发展与转型、市场自律与调控中的积极作用,避免了国家直接干预行业企业的弊病,消除了国家“越俎代庖”的职能越位与错位等不和谐的市场治理方式,构建起现代柔性的市场调控手段；其次,国家通过组织、制度与利益嵌入,与行业协会建立起共生关系,消除了社会经济精英主动挑战执政党与国家权威的动力；再次,由于国家嵌入行业协会,并逐步内化到行业协会的组织肌体之中,增强了其汲取市场社会资源的能力,增加了国家社会互动的机会,夯实了执政党与政府的社会基础；最后,嵌入性治理能够更好的整合行业信息,减少信息在权力系统中传递的时间与失误,降低行政成本,有效缓冲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摩擦。国家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嵌入行业协会之中：一是制度嵌入,即国家依靠公共权力的强制手段与法律制度规训,实现对行业协会监督管理、引导规制的目标,制度嵌入的最优状态是行业协会治理的法治化；二是组织嵌入,即执政党和政府将组织植入并内化到行业协会之中,通过人员安排,组织架构、价值引领来实现对行业协会的引导与控制；三是利益嵌入,国家通过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政府购买服务等经济利益诱导,促使行业协会朝着有利于国家政策的方向发展。三种嵌入机制之间互相联结,相互增进,继而为嵌入性治理提供了坚实基础。其中,制度嵌入一方面为行业协会的存续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增进了行业协会内部的规范化治理,促使行业协会积极有序地参与行业发展规制与自律；组织嵌入有利于行业协会的组织架构与国家—市场体系有机衔接,通过执政党与政府的组织植入,确保行业协会行动方向与国家治理的战略方向保持一致,增强行业协会的利益聚合与表达功能。更为重要的是,组织嵌入有利于夯实执政党与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增强执政党的社会利益整合功能；利益嵌入则是行业协会拓展公共空间,获取自身发展的经济资源的重要渠道。对执政党和政府而言,利益嵌入行业协会之中,有助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政策的实施与贯彻。从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的个案研究发现,国家嵌入对行业协会的合法性地位、组织结构、社会资源的汲取产生了积极的形塑作用,国家通过制度、组织与利益等路径嵌入行业协会之中,行业协会依据自身及行业企业的利益诉求进行策略性行动。通过互动交汇,行业协会原有的自主性逻辑以反嵌入和妥协的形式纳入到国家治理中。基于资源依赖与合法性追求的动机,行业协会对行业企业和国家产生双向依赖的形态,嵌入性治理体现了权力行使过程的一种转化,即国家在社会之上行使权力转化为通过社会行使权力。但是,国家作为嵌入主体,行业协会作为嵌入客体,双方在深入和持久的互动博弈过程中,国家往往通过调适嵌入方式以试图加深对行业协会的嵌入层次和程度；而行业协会为获得合法性地位和行政性资源,不但乐于接受国家的嵌入,而且借助政府等公共权力资源对政府职能进行反嵌入,进而形成一种相互型塑、联动嵌入、协同治理的网络格局,但是双方没有边界的互嵌将导致嵌入过度,最终导致行业协会的组织趋同僵化、治理绩效低下,因此适度嵌入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而国家适度嵌入行业协会的实现有赖于嵌入机制的优化与改善：在制度嵌入方面,建立适度的规制与宽松的制度环境,减少对行业协会内部治理的微观干预,为行业协会的发展构建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制度供给要以制度需求为基础,防止制度供给过剩和制度网络过密。在组织嵌入方面,规范执政党与政府等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厘清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行业协会的组织结构与部门设置要以行业发展和会员需求为导向,而不是以政府的指令或政府职能的转移为中心,避免行业协会内化为“二政府”；淡化行业协会党组织的政治职能,强化其利益整合与服务职能。在利益嵌入方面,以项目制推进行业协会治理,构建开放的利益吸纳与整合机制,同时注重提升行业协会的自主治理与行业服务能力,行业协会在参与行业治理与公共服务提供中应以服务会员企业和整个行业为中心,而不是以契合政府利益,取悦于权力部门为目标。研究还表明：嵌入性治理绩效取决于国家嵌入程度,适度的政治嵌入有助于构建良性互动的合作治理体系,过度嵌入则导致行业协会的内卷化与自主性缺失。从本原来讲,行业协会应从属于市场和社会,而不是从属于国家(或政府)。要防止国家过度的自主性扩展,需要国家行为制度化和国家权力制约化,前者依托于法治建设,后者依托于民主建设。国家的组织嵌入、利益嵌入都需要以制度嵌入为基础,改变国家以自身需求为中心吸纳整合行业利益的单向度传统管理体制,不断拓展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构建制度化、法治化的参与机制,将组织嵌入、观念利益嵌入逐步转向制度嵌入。这就要求国家在嵌入行业协会的过程中,坚持适度原则,通过调适制度嵌入、组织嵌入和利益嵌入的方式与程度,增进治理绩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杨博[10]2017年在《绿色技术范式研究》文中提出数百年的工业文明使地球环境深深的陷入到生态危机的泥沼之中,自然资源的逐步困乏,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这无一不反应出工业技术范式已经不再适应当前的文明发展,多重缺陷的工业技术范式必然要被新的技术范式所替代。在对工业技术范式不断地反思之下,绿色技术范式出现在了历史舞台,可以说绿色技术范式就是这种可以适应文明新发展替代工业技术范式延续人类文明继续前进的新技术范式。这是因为绿色技术范式不论是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价值理念都与生态文明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与契合性。就在这样的历史发展下,引领着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技术范式必将会成为新时代的脊柱。本研究的主要思路是对以工业技术范式为技术基础的工业文明在发展中所出现诸多问题作为研究前提,对绿色技术的悄然崛起以及生态文明成为世界共识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进而实现一次对可能出现的新技术范式的哲理性研究分析。具体而言,首先对技术范式与绿色技术范式的概念、意义、结构等进行分析界定,以技术范式的二分结构作为全文研究的哲学理论基础与研究前提;然后分析技术范式更替与社会文明形态(制度)发展的互动关系,理清技术进步进而实现绿色技术范式的社会动力机制有哪些;对工业技术范式与绿色技术范式进行理性比较分析,探明工业技术范式的局限性与绿色技术范式的优越性;就绿色技术所实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的提升作用,进行绿色技术范式与生产方式绿色化的互动研究;然后进行绿色技术范式与绿色经济、绿色政治、绿色文化的内在联系分析,表明技术范式的发展过程中,除了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以外,绿色人文对于绿色技术范式实现的重要性;最后对全文进行全面梳理与展望,绿色技术范式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基础必将是人类技术文明发展的必然,能源问题的解决有可能是未来实现绿色技术范式的有效突破口,绿色技术范式一定可以助飞中国梦的实现。在导论部分,介绍了该研究的背景、意义,前人已做的研究现状梳理,对国内外专家学者就技术范式更迭的理论基础、动力机制进行了梳理,探寻了技术范式更迭的复杂性,探究了技术哲学视角下对于技术范式实现转换的代表性观点。同时提出了此次研究的主要观点、创新之处与研究方法。本研究分为六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是对技术范式与绿色技术范式的理论基础进行探究分析,发现了“技术范式”与“科学范式”的内在联系,通过对科学与技术的内在发展联系以及G ·多西等学者对技术范式的研究成果研究发现技术范式形成的本身与科学范式即存在有相似性的也存在着技术不同于科学的差异性,那就是技术范式本身所具有的二层结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即作为技术范式“硬核”的核心技术群与“保护带”的社会、文化、经济等人文因素的要素组团。因此绿色技术范式也同样是具有其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二层结构,即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同时还要兼顾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是人类文明的形态一直是在以社会文明的形态储存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而技术之于人类更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人类利用技术作用于自然,得到的是社会的效益增长,可在社会效益分配与社会生产分工这些问题上却又是社会制度在起作用。换句话说就是,技术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活动,其与其它社会活动例如政治活动、思想文化活动、经济活动等有存在着密切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技术与社会是一种互动性的双向作用:一方面技术可以对其它的社会活动产生影响以此来体现其社会功能性;另一方面其它社会活动也可以对技术有作用力与影响,以此构成技术发展的社会条件。这也是技术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双向属性作用的结果。技术可以生成社会生产力,可技术离开了社会也就无生产力可言了。社会形态的演进也是需要技术作为其动力的,反过来社会的需求又可以推动技术的发展,但这一切的形成都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形态才可以实现。也就是说技术与社会形态相匹配时,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之时,不匹配时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受阻碍之时,而且这种驱动作用与阻碍性都是双向影响的,当匹配了新的社会文明形态出现,新的技术范式也随之形成。也就是说要想研究技术范式的转换,研究清楚社会文明的演进对其有重要意义。第三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技术范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研究,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中一直是看似正向进步的就是技术的发展,因为关于技术的进步,一直以来的关注者看到的都是如何实现生产力的提升、对自然灾害的避免、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与控制上面,说白了就是实现人类自身的安身立命与发展。可是发展到了工业文明的今天,人类对于安身立命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异化,有限的地球资源与突如其来的生态危机又将人类发展逼向了墙角。历史发展的关口使得人类不得小再次开始思辨,反思将来的发展。技术范式的绿色化转变已势在必行。因为绿色技术范式相对工业技术范式在自然界的内在价值认可、技术发展观、消费观、社会发展观、自然观等方方面面都有着其优越性。第四部分内容是将绿色技术范式与也产方式绿色化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以生产方式转化的视角进一步表明了绿色技术范式所具有的优越性,以及绿色技术范式将会给人类社会与生态自然所来的积极影响。既可以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优化劳动生产关系,又可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的全面提升。毕竟生产方式的改变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前提,绿色技术范式的实现就可以在物质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彻底打破工业文明的发展困境;反过来生产方式要想实现转变又不可离开技术的支持,因此生产方式绿色化的转变也是推动技术范式绿色化转变的驱动力。第五部分内容主要是针对绿色技术范式的研究薄弱环节进行的探讨,也就是绿色技术范式与绿色经济、绿色政治、绿色文化的内在联系研究。目前关于绿色技术的研究都是放在了绿色技术的发展上面,毕竟技术直接对应的就是生产力的提升与改变,可除了技术发展的本身,从前文可知社会对于技术范式更迭所起的作用可能会更大,毕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的技术只能是停留在实验室里,无法发挥其真正的效能。而且绿色技术范式作为现代技术范式的反思、批判、扬弃和超越而出现的新范式,现代绿色人文发展的大背景对于绿色技范式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意义,毕竟技术发展的本身也不仅在于技术的进步,当人文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发生了绿色化、生态化转向,那么现代技术范式向绿色技术范式的转向也就显得是那么的自然而然。余论部分是对该研究的总结与展望,绿色技术范式就其本身优越性与对生态文明时代的驱动性与切合性而言,不论在技术发展还是在人类文明研究规律中都将会是人类技术文明发展的必然。可工业技术范式所出现问题的深层次原由还是在于人类对化石能源等不再生资源的无节制使用上,对于能源问题的解决有可能既是推进绿色技术范式转换的原因,同时也会是实现绿色技术范式更迭的结果,因此能源问题的解决有可能是未来实现绿色技术范式的有效突破口。绿色技术范式是中国实践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是实现美丽中国梦的基础,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理性内核,是中国加速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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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NIS）经验与绩效研究[D]. 郑成功. 辽宁大学. 2013
[8]. 变革 扶持 普及 承担——2010年中国媒体发展盘点[J]. 强月新, 熊燃. 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 2011
[9]. 嵌入性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行业协会研究[D]. 唐兴军.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10]. 绿色技术范式研究[D]. 杨博. 中共中央党校.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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