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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电影百花奖、金鸡奖，在我国曾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化新闻。这与当时观众热心参与投票紧密相联，更与当时电影是最为普及的艺术形式有关。那时观众最高年份，全国城乡达290多亿人次。自90年代以来，人们对各类电影评奖早已失去热情，其中一个原因则是电影观众大幅下降。据了解，去年观众仅有15.6亿人次。
出现这种急剧滑坡有多方面的因素，但缺少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俱佳的影片供给市场，无疑是显而易见的。
市场是检验影片质量的一个量化标准
用什么衡量影片质量的优劣，当然是看影片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和谐统一。然而每个人在观看影片时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经常是极不统一，很难有定论。影片投放市场后，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在市场上，影片是否受欢迎，不是靠自吹自擂，也不是靠“托儿”的胡吹乱捧，而是靠影片本身是否得到观众的认同。一般说来，在市场上得到较好反响的国产影片，应该说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近几年来我国许多获奖影片在市场上都有较好的效果就是明证。
获1995年中国电影华表奖的《孔繁森》、《红樱桃》，获1996年该奖项优秀故事片奖的《大转折》、《红河谷》、《离开雷锋的日子》等等，都在市场上创下了佳绩。《红河谷》、《离开雷锋的日子》这两部影片，都是今年初投放市场的。截至7月初，《红河谷》票房已逾2600万元，在该片还正在上映和外国版权尚未卖完的情况下，所投入的1400万元成本已全部收回。在上海地区，该片票房已创下了600万元的全新纪录，远远超过了美国进口大片《生死豪情》（400多万元票房）和《毁灭者》（300多万元票房）。截至4月底，《离开雷锋的日子》就在北京电影市场上创下了观众总人数、放映总场次、票房总成绩数项纪录，在票房上大大超过了进口分账大片。这么多人走进影院观看了影片，它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是不言而喻的。相形之下，有的影片拍出之后一个拷贝也没卖出，既谈不上经济效益，也无从谈有社会效益，更无从检验影片的质量。即使有的影片卖出二三十个拷贝，全国平均一个省、市、区也摊不上一个拷贝放映，能有多大的社会效益就可想而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有志于发展中国电影事业的人们，包括电影行政管理部门，应该深入研究市场、研究观众的需求和他们的审美趣味，并以此不断提高影片的质量，从而赢得市场。
怎样坚持党和政府对电影的取向
华表奖原是中央人民政府设立的最高奖项，名为优秀影片奖，创办于1957年，由文化部负责组织评选。1985年，随着电影划归广电部主管，这一奖项评选工作便改由广电部主办，1995年改名为“中国电影华表奖”，取天安门前的华表之意，象征繁荣，昌盛，吉祥，象征中华民族特有的感情。它与“金鸡奖”、“百花奖”并称为中国电影三大权威奖项。从1992年开始，“金鸡奖”、“百花奖”正式定名为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在每年上半年颁发的华表奖，其范围是对上一年度拍摄的优秀影片进行奖励。广电部电影局副局长王庚年说，华表奖体现中央人民政府对电影的取向，以党的文艺方针为指导，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影片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统一，通过表彰每年的优秀影片和对电影发展作出过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以促进民族电影的繁荣，并为下个年度的电影创作和生产提出明确具体的指导。据王庚年介绍，华表奖评委会具有权威性和广泛的代表性，其评委由广电部领导、宣传部门、解放军、工青妇、科协等方面的负责人以及电影界编、导、演方面的专家组成。每年的评委会，这些单位不变，但参加的人员经常变换。由于这些人员是代表单位来的，他们的意见能反映某一方面人群的看法，再加上评委会还有许多严格规定，如实行有关人员回避制度，使得评奖不会出现个别极端的事件。
这个奖项的评奖工作，另一个值得提倡的是，评委坚持平等公道的原则，对参评作品进行有奖有评，既肯定参赛作品的长处，又对其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进行批评，既可评论具体作品的得失，又可对电影总体形势进行研究。这一方面可以保证获奖作品的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为将来的电影创作提供借鉴。今年3月21日至4月11日在北京西郊举行的'96中国电影华表奖的评选，可以说是这方面成功的例子。
许多评委在会上指出，1996年参赛的23部故事片和其他各类影片的整体水平比往年高，体现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精神，相当多的影片注意刻划人物，艺术上又有创新；在重大题材、农村题材、女性题材、儿童片创作诸方面有明显突破；有的评委认为，《大转折》、《红河谷》、《离开雷锋的日子》、《夫唱妻和》等一批优秀影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增强了人们对实施精品战略的信心。从评委会上我们还得知，1996年电影制片业总的状况是大厂保持了主力军的地位，中小厂也拍出一些好片子，而且后劲很足。在获奖的10部优秀故事片中，有6部是来自中小制片厂，其中4部是小厂拍摄的。
在肯定成绩、进步的同时，评委们也指出了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评委、影评家朱虹指出，评奖不是为评奖而评奖，而是为了今后。他认为，我们的电影题材还不够广泛，工业题材、大学生生活题材还很缺乏；个别大厂和中型厂拿不出具有竞争力的作品；从总体上看，没有思想倾向不好的影片，但精耕细作不够，艺术性、观赏性比较差的状况还未得到根本转变。
广电部副部长赵实也指出，部分影片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还存在着“贴标签”的简单化痕迹，有些影片的部分情节不同程度地存在公式化、概念化和直奔主题的问题；某些影片形式上做了探索，出现了“形大于内”的倾向，内容贫乏，故事不够完整；有的影片行业化特点过浓，艺术化、典型化不够；不少影片的剧作基础差，既有作家深入生活不够的问题，也有对生活本质把握不准、缺乏生活体验的问题；影片均衡生产不够，造成发行放映档期过于集中，影响市场效益。
评委们还指出，英模人物题材的影片缺乏较大突破，个别影片还存在着移植英模原型，简单复制生活的缺憾，对英模人物的命运典型化、艺术化的刻划不力，塑造艺术形象的力度不足。对此，部分评委提出谨防创作者在拍摄英模题材上的投机心态，需要端正创作思想，在制片质量上下功夫。也有个别评委提出要处理好歌颂与暴露的关系，对揭露、抨击生活负面的影片应网开一面，大力支持。
即使对获奖影片，评委们也是有奖有评，在充分肯定优点、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和缺点，比如对获优秀故事片奖的《离开雷锋的日子》，全片堪称优秀，但结尾处理，有评委认为有人为拔高和贴上去的痕迹。这样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论，不仅令人信服，而且还为以后人们创作少走弯路提供经验和借鉴。这正是我们评奖要达到的目的。
电影评奖应引入放映年度
应该指出的是，目前华表奖的初衷和评选办法，都是从生产年度考虑的，忽视了放映年度，只要是上一年12月31日前拍摄完成的，都可报送评选。从我国目前电影制片厂向市场投放影片的实际情况看，往往是上半年松，下半年紧。1996年拍摄的影片，大多数是在下半年完成的。据上海市放映部门反映，去年有近2/3的影片在第四季度才拍摄完成，使得上半年影院的片源匮乏，许多影院靠一部影片支撑一个月是家常便饭。这样，许多报评影片是刚刚投放市场或没有投放市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还未显现出来，评委们在评奖时便缺乏量化的依据。
人们知道，电影这一特殊的大众文化产品，要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必须投放市场——通过影院放映与观众见面。所以说市场是检验一部影片优劣的重要标准。然而，作为目前我国最高一级政府的电影评奖，却忽视了这一重要环节。这反映了以颁奖、获奖为导向的我国电影文化发展战略，还未完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还明显地与市场脱节。所以有人说，这是我们电影评奖工作的一个缺憾。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文学艺术产品都绕不开市场，电影业更不能例外。作为引导我国电影繁荣发展的评奖工作，也应直面市场，把影片的市场反映（放映年度），作为我们评估影片优劣的一条重要依据。这一方面可以减少评奖工作的主观随意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引导全体电影工作者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电影精品去占领市场。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市场流行的不一定是好的或值得提倡的，但好的，优秀作品一定能赢得观众，赢得市场。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条重要法则，也是被实践所证明了的。拿出更多的优秀影片去占领市场，正是我们广大电影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把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