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生成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逻辑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已为众人所“熟知”，然而，这一理论的生成逻辑却至今仍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一缺陷将使我们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很难达到“真知”。本文拟就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生成逻辑或生成机制作一新的考察和审视，以深化我们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以至整个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
一、逻辑起点的确定与理论假设的提出
在一般意义上，东方社会有两层含义：一是地理概念，指处于地球东半球的亚洲国家和传统的斯拉夫国家，以同西方国家相对应；二是经济政治概念，指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以同资本主义国家相对应。在确认地理含义的前提下，马克思更多的是从经济、政治的角度界定东方社会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地理上属于“半东方”、“半亚细亚”的俄国也归入东方社会。马克思的著作涉及东方社会时，大都以中国、印度和俄国为蓝本。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最初的立足点无疑在西方社会。马克思力图通过解剖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历史上最发达和最复杂的社会组织，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马克思的研究视野没有局限于西方社会。“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通过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可以“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而且，“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24页）所以，19世纪50年代，当马克思基本完成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后，便把研究视野转向东方社会，开始探讨东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和发展道路，力图全面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道路。
从总体上看，东方社会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在经济结构方面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在亚细亚的（至少是占优势的）形式中，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8页）在马克思看来，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东方社会的一把钥匙。第二，在社会结构方面以农村公社为基本单位。这种农村公社的特征是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生产限于自给自足。农村公社这些“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只不过是实体的附属物，或者是实体的纯粹天然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4页），而国家凌驾于这些共同体之上，是土地财产的更高或唯一的所有者。第三，在政治关系方面实行东方专制制度，而土地公有制构成了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东方的专制制度是基于公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81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各个公社相互之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8页）东方社会的典型是亚洲的印度和中国，它们是“亚洲式的社会”、“亚细亚式的社会”。马克思认为中国是东方社会“活的化石”，体现着“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5页），而印度还保存着亚细亚所有制的“一整套图样”，中国和印度“现在是亚洲举足轻重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7页）所以，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研究是从中国和印度开始的。无论是从逻辑上看还是从历史上看，亚细亚生产方式都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起点。
如果说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注意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地域性，那么，在19世纪60年代研读了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毛勒的有关著作之后，强调的则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普遍性，即这样一种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式不仅在亚洲存在，而且在欧洲也存在过。毛勒在19世纪50—60年代对欧洲的马尔克村社制度做了详细的考察，以丰富的历史资料证明在欧洲也曾经存在过土地公有制，并认为欧洲的土地私有制是从土地公有制的解体中产生的。马克思高度评价了毛勒的见解，认为欧洲的马尔克村社制度就是“欧洲的亚细亚所有制形式”。在1868年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提出了“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这一命题。在其他通信中，他提到，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在所有其他国家是自然地产生的，是各个自由民族发展的必然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577页），并指出：“公社所有制曾在西欧各地存在过，在社会进步过程中，它在各地都消灭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3页）显然，马克思是把欧洲的马尔克村社与亚洲的农村公社看作本质上相同的社会形式，认为它们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指出：原始的公社所有制不是斯拉夫族所特有的。“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克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人那里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4-95页）尽管《资本论》第1卷的不同版本有许多改动，但这一段话马克思始终未作任何改动。这说明，“亚细亚生产方式具有普遍性”是马克思深思熟虑的科学的观点。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那里，“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仅仅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成是“东方特有的形式”，是一个地域性存在的社会形式；到了60—70年代，马克思则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是原始公社公有制的遗存，认为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存在于亚洲，而且曾经存在于欧洲，是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普遍存在的社会形式。
“农村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0页）在马克思看来，亚细亚、古代和日耳曼这三种生产方式起初都属于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都是从“原生的社会形态”向“次生的社会形态”过渡的形式。但在从“原生的社会形态”向“次生的社会形态”的转变过程中，亚细亚生产方式变化最小，在历史上没有形成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第一个阶段；古代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派生出了奴隶制，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第二个阶段；在日耳曼生产方式中，公有土地表现为对私有土地的补充，而且这种生产方式在历史上通过征服直接发展出封建制，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第三个阶段。所以，马克思认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
东方社会具有“停滞性”，这是马克思在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过程中提出的又一重要命题。马克思所说的东方社会的“停滞性”，主要是指东方社会经济结构的“稳定性”，而暂时舍弃了浮在经济结构表层之上的政治、文化的变迁乃至生产力水平某种程度的提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导致这种停滞性的直接原因，是东方社会内部农业和手工业的牢固结合。“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6-397页）这是一种“静止的社会状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中国像一个“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而“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亚洲社会的这种“稳定性”、“停滞性”在历史上保持得最持久、最顽固。但是，随着西方资产阶级的入侵以及各民族进入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时代，东方社会开始面临着不同的历史命运。
首先，印度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的“猎获物”，农村公社死于西方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西方资产阶级在印度“亚洲式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欧洲式专制”，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要比萨尔赛达庙里任何狰狞的神像都更为可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2、761页），导致印度社会长期处于一种新的停滞之中，出现了“没有历史的历史”。而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同时又处于“解体的过程”。马克思极为关注古老的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所表现出来的“顽固性”及其原因，明确指出：“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是那个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同上，第755页）不同于印度，中国并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英国的大炮只是“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时，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同上，第692页）
于是，马克思晚年把目光转向俄国，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即“半东方”的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俄国既不像印度那样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的“猎获物”，也不像中国那样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而处于“解体的过程”，同时又不像西欧那样，其原来的农村公社内部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制因素”，“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俄国农村公社又具有二重性，即“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434页），这种二重性成为俄国农村公社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源泉”，“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俄国农村公社与资本主义生产处于同一个时代，“这使得它不必服从于资本主义的活动方式就能够吸收其各种成果”，并成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同上，第436、441页）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及其在俄国存在的普遍性、与资本主义的同时代性，使其有可能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中跨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关于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中的华彩乐章。如果说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探寻关注的是东方社会的结构特征，那么，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关注的则是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并为我们留下了研究较为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方法。
二、时代背景的把握与科学方法的运用
马克思始终是从世界历史这一时代背景中去研究东方社会及其发展道路的。他的东方社会理论与世界历史理论有着本质的联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构成了他研究东方社会的时代背景。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基础，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而形成。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驱使资产阶级奔走全球各地，力图建立世界市场；交通工具的发达，对印度和中国的入侵以及美洲的殖民化等等，使世界市场以及“生产的国际关系”得以形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从此，以往自然形成的各个民族或国家的孤立状态被打破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同上，第114页）
世界历史的形成标志着人类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进入到各民族、国家全面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历史阶段，标志着世界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人类总体历史和具体民族历史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在具体民族的“个别”之中存在着人类历史的“一般”，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以其个别的、特殊的发展形态体现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世界历史形成之后，人类总体历史和具体民族历史之间不仅存在着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而且还具有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世界历史并不是各个民族历史的简单相加，而是各个民族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制约所形成的“系统值”。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肯定了这一点。列宁则明确指出“世界历史是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列宁全集》第55卷，第273页）。
作为整体的“器官”，任何民族或国家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历史这个“整体”的影响，并在这种影响下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形”。这一影响作用突出表现为交往行为的“相加效应”，即人们在普遍交往中往往用自己的优势部分换取对自己不足部分的弥补，或者吸取其他民族的各种成果以充实、提高自己，从而避免重复劳动的耗费，给自己带来了新的发展力。这使得较为落后的民族或国家不必一切“单另进行”、“从头开始”、“重新发明”，而是以人类的最新成果为起点去创造更新的东西，从而以跨越式发展进入到历史的先进行列。由此马克思认为，俄国能够“享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并跨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开创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世界历史形成之前，社会发展中也出现过跨越现象，如日耳曼民族在征服罗马帝国之后，越过奴隶制，从原始社会直接走向封建社会。然而，这种跨越现象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毕竟是一种特殊现象。世界历史形成之后，社会发展中的跨越现象才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世界历史这个整体的影响下，在北美洲、大洋洲以至东欧，有的民族从奴隶社会，有的民族甚至从原始社会，直接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指出：在美国，“资产阶级社会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自身开始的”。“在现实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像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而在其最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在的形式中，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仍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14页）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概括了资本主义产生的三条道路：（1）从封建制度的“衰亡”中产生；（2）从奴隶制或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3）从原始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其中，第一条道路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的道路，也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典型道路，第二、三条道路则是在世界历史影响下形成的。没有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的存在，从奴隶制的“解体”和原始公有制的“崩溃”中绝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制度。
同时，马克思注意到，资产阶级在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即已经注意到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创造出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个“中心-卫星”式的世界体系。恩格斯形象地指出：“英国是农业世界的大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着它运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5页）被西方资产阶级殖民化、半殖民化的东方国家，以及像俄国这样的“半东方”国家，就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卫星”国。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提出要研究“生产的国际关系”及其对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落后国家的影响。
如果说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关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50年代着重在世界历史这一时代背景下揭示东方社会的现实境遇，那么，70—80年代初则更偏重于在世界历史和东方社会相互影响的进程中探索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马克思始终是把俄国置于世界的整体联系中考察其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的。在马克思看来，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而是“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444页）与俄国并存的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及其统治下的世界市场，在客观上为俄国提供了改造和发展农村公社的物质条件。如果“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同上，第444页）这样，俄国农村公社就有可能脱离其原始形式，成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性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同上，第436页）同时，马克思又从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相互关联的视角探讨俄国土地公有制的作用问题：“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这里贯穿着一种方法，一种科学的方法，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是马克思探讨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根本方法。
所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不同民族或国家那里表现出不同的性质、结构和运行机制；所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是指随着交往的普遍化、世界市场的开拓以及世界历史的形成，各民族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便越出民族或国家的狭隘地域，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进行全面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整体运动。历史越往前追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就越突出。在古代，由于彼此的隔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一般都是在单个民族或国家（城邦）的地域内单独进行的，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形成在各个民族那里都必须“从头开始”。“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同上，第107-108页）
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原来在民族或国家的狭隘地域内“单另运行”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便跃出了民族与国家的疆界，进入到世界的“运动场”，开始全面地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一般说来，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以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是，“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1页）正是在这种“类似的矛盾”的推动和引导下，较为落后的民族或国家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活动跨越某种社会形态，以跳跃的发展形式走到世界历史的前列。
马克思正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为方法论，从俄国与“现在世界的特殊联结方式”，从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俄国资本主义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及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俄国的冲击出发，提出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从内部条件看，俄国农村公社具有二重性：“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这种二重性是俄国农村公社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源泉。从外部条件看，俄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处于同时代，必然要和西方资本主义发生联系。“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4页）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代性以及世界市场的存在，使得俄国可以借助西方资本主义已有的生产成果，为未来的社会主义提供物质条件。从可能与现实的关系看，特殊的历史条件只是为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提供了可能，要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还需要一个重要条件，即进行两种革命：一种是俄国革命，“挽救俄国公社”；另一种是西欧革命，与俄国革命“互相补充”。“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同上，第326页）
实际上，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出发，去探讨具体民族或国家的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一以贯之、始终坚持的方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日耳曼民族之所以能跨越奴隶制，从原始社会直接走上封建社会，实现社会发展的“跨越”，就是被征服者（罗马帝国）的生产力与征服者（日耳曼民族）的社会组织相互作用的结果。“封建制度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出去的。它起源于征服者在征服之后，由于在被征服国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6页）这里，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世界性已显示出萌芽状态，体现在民族交往之中，在古代“战争本身还是一种通常的交往形式”（同上，第125页）。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同上，第68页）可见，“征服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共同体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共同体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来改变”。（同上，第126页）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提出了某个民族内部“现存社会关系和现存生产力”的矛盾与“其他民族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在分析社会发展时应注意“带来的”、“导入的”、“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2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7页）的问题。
诚然，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只是指俄国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不是说所有东方国家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它只是提出了问题。如果就事论事，这一设想的意义非常有限，因为俄国最终没有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而是在资本主义不甚发达的历史条件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意义并不在于这一设想本身，而是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方法论，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
中国是在20世纪上半叶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为了理解这一历史现象的产生，也必须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为方法。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生产力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即落后与先进并存，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占90％，现代工业占10％。前者属于落后的生产力，后者属于先进的生产力，它不仅较为集中，而且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这种二重化特征造成了“两个中国之命运”，即发展并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国“新式工业”是西方资产阶级“带来的”、“导入的”，它是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及其对中国的冲击、影响和渗透的结果。在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日益激化，经济危机不断发生，这些“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0页）；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又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都自觉不自觉地与无产阶级革命相呼应，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形成一个历史整体，造就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中国生产力的二重性，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对中国的冲击、影响和渗透，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这些条件结合在一起，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产生具有了历史必然性，这种历史必然性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结果。
中国的历史发展似乎在走着一条“奇怪的道路”，即从封建社会演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继而又越过了资本主义社会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它的形成其实就体现着历史的必然性，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是西方资产阶级入侵并把中国强行纳入世界历史的结果；越过资本主义社会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同样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中国冲击、渗透和影响的结果，是中国无产阶级“按照必然的经济发展趋势行动”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5页），这就是历史必然性。在研究历史时，有的人总是不顾及历史必然性而沉湎于“如果……就……”的假言判断中。在他们看来，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如果20世纪50年代中国选择资本主义，今天就如何如何。然而，历史的发展有其内在逻辑，它并不以“如果……就……”的公式为转移。实际上，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如果……就……”的论断是永远不能被验证的，因而是没有科学意义的。沉湎在这种研究方式中，我们得到的就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思辨的历史。这是实实在在的两种历史观的对立。
三、人文关怀的取向与历史尺度的坚守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人及其活动密切相关。“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9页）换言之，生产力不是外在于人及其活动的纯粹的物质力量，生产关系也不是超历史的预成的实体；二者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本身就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体现着“社会的个人发展”。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4页），发展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一目的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24页）。因此，当马克思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研究东方社会及其发展道路时，即强调历史必然性、确立历史尺度时，并没有否定价值尺度、伦理原则，而是把价值尺度、伦理原则置于历史尺度的基础之上。为了说明这一点，马克思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观点或者评价尺度，即“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和“从历史观点来看”，以此表征价值观与历史观、伦理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
马克思深切地关注着东方社会所遭受的特殊的悲惨命运。“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8页）马克思怀着极大的义愤，从人道主义情怀出发，痛斥西方资产阶级对东方社会海盗式的掠夺行为，揭露西方资产阶级的野蛮本性和极端虚伪性：“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2页）西方资产阶级在“亚洲式的专制”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欧洲式的专制”，使东方社会的“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苦与屈辱”，过着一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东方社会被强行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对东方社会来说，不啻是一场灾难，而且这场灾难同过去所遭受的所有灾难相比，“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也不知道要深重多少倍”，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如同19世纪之前的德国那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东方社会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0页）
马克思在探讨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时无疑抱持着深切的人文关怀。马克思深知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旧的社会主体的衰落和新的社会主体的崛起。新的社会主体与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其不仅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且把其他阶级的利益纳入到自己的利益体系之中并使之从属于自己。人类整体利益的实现，不仅要以同生产力发展相一致的新的阶级利益的实现为中介，而且要以牺牲同生产力发展不一致的、有碍新的阶级利益实现的其他阶级的利益为代价。这种历史必然性不仅体现在民族或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而且体现在不同民族或国家交往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在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这是历史进步过程中的代价，难以避免，但人们可以“缩短和减轻”这种“分娩的痛苦”。所以，当马克思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时，其出发点之一就是想使俄国的未来发展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波折”“痛苦”和“致命危机”，避免“对抗”、“冲突”和“灾难”的历史，尽量减少社会发展中的代价，同时“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如果俄国公社“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1页）
但是，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当时属于先进的社会形态，东方社会则是落后的社会形态，并明确指出：“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5、766页）因此，“道德义愤”只是马克思“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的，只是马克思看待西方资产阶级侵略东方社会的一个视角。另一个视角仍然是“历史观点”。
历史进步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集中体现着社会发展，是历史进步的最高尺度。存在于某种生产关系、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力如果能以其应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就表明这种社会形态存在的必要性、可能性和价值，反之，则不能继续存在和发展。在此，任何道德的愤恨都无济于事。道德尺度应该也必须服从历史尺度。马克思多次提出“从纯经济观点来看”、“从历史观点来看”东方问题，始终坚守历史尺度，并以此为基础评价东方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以及西方资产阶级对东方社会的侵略行为。按照他的观点，西方资产阶级是在“极卑鄙的利益驱使”下入侵东方社会的，在主观上绝不是要使东方社会资本主义化，而是要使东方社会殖民化，但在殖民化的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给东方社会“带来”、“导入”了新式工业，打破了东方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在客观上造就了有利于东方社会发展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的条件，客观上“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从而“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8-149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同上，第149-150页）
正是从历史观点出发，东方社会的“崩溃”没有使马克思感到惋惜；对古老帝国的“死去”，马克思的态度极为冷峻。在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的冲突中，东方社会“激于道义”，“维护道德原则”，西方社会则“以发财的原则与之对抗”，以“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结果是东方社会“崩溃”，古老的帝国“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伦理尺度与历史尺度在这里处于对立和离奇的冲突之中，历史进步伴之以民族灾难为代价，古老的东方社会以其惨痛的代价换取了某种历史进步。“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6页）这里的悲剧不仅是一个美学范畴，而且是一种历史观，是对历史上的个人、民族的一种评价尺度。马克思用“悲剧”这一范畴显示了东方社会在与西方社会进行“殊死决斗”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失败及其客观原因，从而说明伦理原则、人文关怀必须以历史尺度为基础。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的确具有人文关怀的取向，但它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尺度，即建立在历史规律的基础之上。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同上，第768页）但马克思同时认为，这“双重的使命”都是不自觉的：西方资产阶级主观上并没有任何重新改建东方社会的意思，西方资产阶级在东方社会所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东方人民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同上，第771页）从本质上看，“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就是所有制问题，而“现在的所有制关系是一些国家剥削另一些国家的条件”。（同上，第308页）所以，马克思希望东方社会“有一个根本的革命”，并且认为，“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全人类以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同上，第773页）
无疑，这是一种历史尺度和人文关怀相统一的方法，它体现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是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统一，是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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