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及测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增长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F2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3-0024-04
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增长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之一。国内外学者都在积极寻求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合理解释。几年前，克鲁格曼的文章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是依靠资源投入的结果，前景不容乐观。张军认为在中国转轨经济中出现了资本深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也表示出了忧虑。但是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却依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显示，从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其中2006、2007两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分别为11.1％和11.4％①。中国经济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潜力和强劲的增长势头，需要我们再度审视中国的经济增长，分析和测算经济增长的因素贡献。本文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特征事实进行总体描述；接下来，用标准的计量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实际测算各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出的结论与前面的特征事实描述相吻合。
一、理论模型及分解方法
索洛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将经济增长归结为要素投入贡献和扣除投入之后“索洛剩余”或“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并以TFP大小来衡量效率提升。设Y代表产出，K和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时间变量t用来表达技术的变化，那么总量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由方程(2)可知，产出的增长可以分解为要素投入包括资本K和劳动力L的贡献和除此之外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也就是(2)中的贡献。
各投入要素资本、劳动力的贡献率测算公式为：
二、来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特征事实
(一)要素投入贡献
1.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投资率提高和投资机制变化，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1953年～1978年的6.2％上升到1979年～1998年的13.7％①。按永续盘存法估算的资本存量在建国初期的1952年只有1705亿元，到改革开始的1978年增长到14565亿元，到2004年已增长到180211亿元(按1990年价格计算)。改革期间，资本形成加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储蓄率的上升。中国实际国内储蓄总额由1978年的1276.5亿元增加到1997年的8997.6亿元，实际国内储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3％，1978年～1997年国内储蓄率平均为37.1％(按1978年价格计算)，1993年后基本稳定于40％左右②。资本增加的另一个原因是投资效率的提高，也就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的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投资主体和融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国家投资为主转化为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居民的多元投资主体；融资方式由政府直接融资变成国有银行和企业自筹的双轨式融资。由此，市场对投资的引导作用加强，投资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
2.劳动力投入
我国是一个相对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国家。改革以来的1978年～2004年，劳动力年平均增长率为2.47％；从绝对数看，我国劳动力从1978年的40152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75200万人，绝对数增加了87.29％①。一些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通过各自的计量分析发现，劳动力的投入仍然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研究还发现，改革期间劳动力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
(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由上面的公式(3)可知，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实际上是总产出增长率扣除投入要素数量增长率之后的余额，是要素投入所不能解释的部分，体现了生产过程中效率的变化。也就是说，生产过程中可能发生了投入要素品质的改进、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要素流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等情况，这些变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力资本、制度变迁、结构变动、技术进步等因素所致(虽然索洛仅将其归因于技术进步)。
1.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学习和教育获得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进展，主要表现在各个层次受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数量有了大幅度增长。义务教育政策在我国取得显著成就，具有小学和初中学历的劳动力比例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受高等教育人数有很大的增加，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我国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为602万，占当时人口总数的0.58％；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我国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已达4571万，占人口总数的3.53％，绝对数提高了6.6倍，相对数提高了5.0倍。人力资本不仅自身收益递增，还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操作技能和操作水平，增进其他物质资本的生产效率，从而改善了要素品质，使经济活动具有更高效率。
2.制度变迁
由于产权制度处于制度的核心地位，其他经济制度的变化可以在产权制度变化上得到解释，所以我们这里主要考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权制度安排的变化。在中国，产权制度安排的变化突出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经济的快速增长。非公有经济这种排他性的私有产权提供了个人激励，导致了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乃至推动改革深入的重要力量。王小鲁估算了改革期间非国有部门在GDP中的份额变化以及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结果显示，非国有经济占GDP的份额由1978年的12％持续上升到1998年的45％，占据了重要地位。改革期间非国有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2％，占据了主导地位(王小鲁，2000)。
3.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的“内部效应”和“溢出效应”产生了递增的收益，抵消了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从而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罗默指出，知识生产具有非竞争性和一定的非排他性，所以国家要重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研经费投入逐年增加，并呈加快增长的趋势。2001年我国的R&D总经费为1042.5亿元，2002年达1287.6亿元，2003年增至1539.6亿元，三年累计为“八五(1991～1995年)”R&D总经费的2.3倍，为“九五(1996～2000年)”R&D总经费的1.3倍。2005年更是达到了2450亿元①。中国技术进步的另外一个途径是从国外引进技术和模仿成熟技术，发挥了“后发优势”。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技术引进和模仿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总体上是比较成功的，对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贡献较大。
三、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以上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征事实的总体直观的认识。我们再来看严格的计量经济检验结果是否与之相吻合。
(一)各因素的贡献率测算
我们对数据的选取进行说明。产出数据采用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上经调整后的名义GDP按照1990年不变价格折算成实际国内生产总值①。对于资本，从理想意义上我们应该用物质资本的服务流作为资本投入的测量，但是可得到的数据通常都不允许我们进行此类测度，所以典型的做法是计算出一种特定的物质资本存量，并假定服务流与资本存量是成比例的。而对物质资本存量的基本测量方法是永续盘存法。该方法要求有一个初始资本存量、各期物质资本的折旧率以及各期总投资的时间序列。其计算方法为：
为了检验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以保证OLS估计结果的一致性，要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变量是同阶的，那么我们再进行协整关系检验。我们用ADF单位根方法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变量Ln(Y/L)和变量Ln(K/L)都是I(1)序列。为了避免(6)式是一个由时间序列共同趋势引起的伪回归问题，我们还要对变量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协整分析研究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如果协整检验通过，表明各变量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就可以对模型进行OLS回归，系数的估计量是一致的。由表1可知，各变量均为I(1)序列，因此我们可以对变量进行Johasen协整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由表2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水平上拒绝了二者不存在协整关系的零假设，因此变量Ln(Y/L)和变量Ln(K/L)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从而从统计上验证了二者之间长期稳定关系的存在。因此，我们可以用OLS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因此，我们可以把Ln(K/L)的系数α=0.54作为中国经济1978年～2004年间的资本投入产出弹性。我们的计算结果α=0.54，β=0.46与世界银行中国经济考察团假定中国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为0.6与0.4比较接近，与郭克莎(1993)的研究也比较接近，且α高于发达国家的0.39和发展中国家的0.45，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资本短缺、劳动力潜在剩余的经济事实较为吻合。有了要素的投入产出弹性，我们利用公式：
有了资本、劳动投入产出弹性值α和β以及历年资本劳动投入增加值，我们就可以根据公式(3)计算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再用公式(9)、(10)、(11)可分别求出1978年～2004年各年度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见表3。
我们再分阶段列出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及其贡献率，这会让我们有一个总体直观上的认识。
(二)一个简短的结论
由表4可得如下几个结论。
1.1978年～2004年间，资本存量年均增长率为10.1％，高于同期GDP的年均增长率9.7％，乘以资本份额后，计算得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2％。可见，资本投入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和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级阶段要依赖大规模资本投入的发展模式是相符合的。
2.劳动力投入在整个改革期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1.7％，其中1990年前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达到19.7％，之后有所下降。可能的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加入到乡镇企业，大大增加了就业人数，从而增加了劳动力的贡献。这种状况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央对乡镇企业的治理整顿而有所改变。
3.资本投入贡献大于劳动力投入贡献，二者的贡献率之和为67.9％，说明要素投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现阶段政府仍不能忽视要素投入作用。
4.TFP的年平均增长率在整个改革期间达到3.1％，同期产出的年均增长率为9.7％，这说明1978年～2004年产出增长中的大约32.1％来自TFP的贡献。1990年之后，TFP的年增长率达到3.5％，1991年～2004年期间TFP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达到了34.6％，比1978年～1990年期间29.2％的贡献率有一定的提高。我们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大约三分之一的贡献。因此，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是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我国可以归因于人力资本、制度变迁、技术进步这些基本因素的变化，从而部分抵消了中国经济增长中较高资本投入所带来的资本边际生产率的递减，中国经济增长具备了持续的动态的改进力量。
注释：
①根据2006、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数据整理而得。
②黎德福、陈宗胜(2006)对中国资本存量的估计采用了自1952年开始的固定资本形成数据作为历年投资数据，假定了每年6％的折旧率，1952年的初始资本存量假设为张军、章元(2003)和邹至庄(1993)估计的资本存量的中间值。并且他检验了初始资本存量、折旧率的取值变化对其分析的结果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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