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制度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_发展中国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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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与国际制度概念界定

对“制度”有两种比较权威的定义。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是“规则,是规则的强调特征,是行为的规范,这种结构重复着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注: D. C.North,"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Growth: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in R.O.Keohane,ibd,P395.)这个定义在经济学领域很有影响。而罗伯特·基欧汉的定义则在政治学领域受到比较多的肯定和引用,他认为,所谓“制度”,是指正式或非正式组织起来的一般行为模式或行为范畴,也可以说成某种特殊的人为安排。(注:转引自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5页。)

综合他们的定义,我认为国际制度就是国际社会通过制定规则、程序实行集体行动,配置国家间的权力和利益关系,使大小有别,利益均沾,从而有利于调节和控制当代日益复杂的国家间关系。

二、国际制度作用增强探因

1.国际道德主义的兴起

虽然各国基于国家制度、文化传统、国际地位不同而对国际道德标准的看法有差异,但对和平与正义的看法却是一致的。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对人类文明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和平必须是没有胜利者的和平,只有平等的国家之间的和平才能长久地维持,和平必须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因为“正义是社会的第一德性”。(注: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从正义的角度看,如果能形成一套最大程度上符合世界各种文明共同的根本伦理传统和世界人民共同尊严与幸福需要的国际道德规则,将足以消除世界现存的不正义,大大加强世界上追求正义的力量,从而维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正是从这一理念出发,国际道德主义已成为声势日渐浩大的历史潮流。国际社会对一国政策、国际热点冲突越来越强调用道义准则来加以评判。

2.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

当前各国相互依存态势空前深化,民族国家正在普遍追求通过经济合作和国际分工获得更多收益,但另一方面,“随着相互依存性的增加,国家变得更担心失去自治权以及担心诸如进入外国市场,原料来源的安全以及与相互依存相关的代价,经济民族主义就隐藏在表面的平静下面。作为对民族主义的回答,本世纪国际经济的突破性进展已经成为冲突中起作用的因素”。(注: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因此当许多国家都遇到既能从合作中获利又有可能会产生经济摩擦时,就会产生某种制度安排的客观要求。制度安排不仅能够提供信息、降低交易成本,使合作的可能性增加,而且能使国家间通过彼此对对方行为拥有稳定的心理预期而减少冲突的可能性。例如:在民族国家间进行贸易时,国际制度能保持国际汇兑稳定,维持有秩序的汇兑安排;在民族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时能提供外汇资金需要并避免竞争性的汇率贬值,在双边或多边贸易发生冲突时,能提供有效的仲裁服务。

3.大国的战略需要

毫无疑问,制定国际规则是最重要的权力,而国际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主要大国按照自己的想法制定规则和程序,然而推而广之,实现各国之间的某种一致和和谐。大国,尤其是霸权国家愿意促进国际制度的生长,是因为通过制度安排能够获得更多利益。罗伯特·基欧汉曾明确地指出,主要大国所拥有的相对实力资源的变化可以说明国际制度。而单个国家主宰性的霸权结构最有利于一种强有力的国际制度发展,因为这种制度运行规范比较明确并得到遵循。(注:R.Keohane,The Theoryof Hc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s,1967—1977,O.R.Holsti § Other(eds)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Boulder,1980,P132.) 这就是说大国尤其是霸权国家需要国际制度,是因为制度本身带有倾向性,对自己有好处。可以把国际制度作为谁护其战略利益的工具。

正是由于上述多重原因,使国际制度的作用带有明显双重性,既有利于和平正义,又客观上维护霸权主义,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三、国际制度对当代国际政治关系的作用

国际制度对国际政治关系有以下几方面的有利作用:

1.防止地区冲突加剧以及国内战争国际化。

冷战结束的一个特征是:全球性威胁减少,但地区性安全威胁反而扩大。

例如:1989年地区冲突和内战,全世界仅4起,到1992 年反而上升到16起。由于冲突各方往往与周边国家存在着复杂的种族、宗教、经济、文化的联系,因而很快就会产生溢散效果,在此情况下国际社会在一些大国主导下通过各种决定,协议对冲突地区予以强力干涉避免这种冲突进一步扩散,显然有利于国际和平与稳定。

又如:波黑的冲突,虽然局限在一国之内,但其影响却波及巴尔干半岛乃至全欧,由于联合国和美、欧、俄等的极力斡旋,使得波黑战争一直被控制在波黑境内,没有扩散开。在美国的调解下,波黑各方又签署了代顿协议,使绵延数年的战火终于得以暂时熄灭。

2.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冷战后国际社会一个令人担心的现象,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呈扩散趋势。据美国军方统计,到2001年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能超过20个,更可怕的是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很有可能还会落到恐怖组织手里。人类已在冷战时期饱尝了核恐怖,冷战的结束使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呼声越发强烈,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已先后通过《化学武器公约》、《核不扩散条约》、《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国际公约,对于违反协议的国家则给予严厉谴责和制裁。从而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例如:印度最近的五次核试验,国际社会反响强烈,各国政府纷纷对印度予以谴责乃至制裁。法国《费加罗报》评论说:“印度没有违反任何协定,它没有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也没有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它什么都没有违反,但它却对抗人们的裁军愿望,是对人们对无核世界向往的对抗而犯下的罪。”目前,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仍然是当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

国际制度对国际政治关系的不利作用:国际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西方大国侵犯发展中国家主权、实现其战略目的的工具。前一点体现在人权问题上,后一点则突出表现在西方国家对不同国家地区实行双重标准上。

从人权角度看,应该承认,长期以来,人权问题一直排除在国际关系之外,随着联合国人权宣言以及各种人权公约的签定,人权问题才重新回到国际舞台。冷战结束以来,人权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政治中心议题之一。一方面它意味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对个人生存、尊严、福利的不断关心,另一方面人权问题又成为西方大国向发展中国家推销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的手段。应该看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无论其形态如何都是个人人权的主要保护者和促进者,而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几十年前还处于殖民、半殖民地奴役的人民来说,国家更可以说是他们人权的第一个保护者和促进者,而当前受到国际人权会议谴责的都是发展中国家,这显然有失公正。在这方面国际干涉一直难以成为建立强大而稳固的人权保护体制的核心。国际制度所起的作用只是影响各国承认并接受人权,让各国在本国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反映这些权利,并通过国内制度尊重并保证人权得到遵守。

仔细观察分析一下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所通过的种种决议条约,人们不难发现,有的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有的却束之高阁不了了之。而得到执行的往往是大国特别是西方大国关注的对自身有利的,束之高阁的则往往是与自身无利甚至有害的。例如今年年初的伊拉克核查危机,美英以伊拉克拒绝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检查其总统官邸为由大举增兵海湾。伊拉克必须遵守联合国决议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美国严于律人,宽于对己,美国自己起草的有关对它自己的化学武器进行核查的法律明确规定,总统可挑选和选择核查人员以及不必阐明理由拒绝来自某些国家人员核查。1997年美国就拒绝了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两名雇员核查。这两人一名是古巴人,一名是伊朗人,这两个国家均被美国视为敌国。

如果再把历年来联合国通过的有关以色列的决议一直无法执行和海湾战争结束以来对伊拉克严格而有效的制裁相比,则这种双重标准尤为突出,人们不能不对这种国际规则产生怀疑。人们有理由相信,某些大国在借国际责任之名,行侵犯主权之实,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四、国际制度对国际经济关系的作用

国际制度对国际经济关系的有利作用: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有利于各国相互依赖关系的加强。国际经济制度发展越来越完善。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是制度安排的最高成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这些国际组织所制定的规则和程序已得到大多数国家认同或接受,并成为规范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如贸易自由化原则,无歧视原则等。这些原则有助于避免市场机制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增加各国的经济交往和市场流通,加快世界市场的自由化进程。如,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三年来对世界贸易的各个领域都有较大影响,仅1997年各国就在世贸组织的主持下通过了《基础电讯协议》、《全球服务自由化协议》等决定。仅《基础电讯协议》就使各国电讯用户可节省政府10000亿美元费用。 世贸总干事鲁杰罗在评论该协议时指出:“一个里程碑,它必将对电讯产业及贸易产生极大利益,既为发达国家又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迎接21世纪挑战的更好机遇。”(注:张汉林:《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3期,第18页。)与此同时, 贸易纠纷的解决也增强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截至1997年底,WTO 贸易争端解决机构提起磋商117起,确定无误差82起,正式提起争端解决19起, 已完成争端解决8起。涉及WTO132个成员中的2/3, 许多较小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将其贸易纠纷诉诸该组织的专断解决机构,而且其中有些争端是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大国或大贸易集团的指控,这充分说明了该机构的有效性。目前世界贸易组织的巨大作用还体现在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继续维持高速增长势头上,1997年世界货物和服务出口与进口平均年增长率高出世界年增长率的一倍多。国际金融组织的作用同样突出,在面对往往是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时,这种作用更加明显。1994年12月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时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对它提供高达400 亿美元银行担保和478亿美元贷款援助,极大地缓解了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后果。

国际制度对国际经济关系的不利作用:国际经济规则基本上是经济上和政治上具有强大实力的西方大国单独或联合制定的。例如:即使是1996年12月达成的《关于信息技术产品协议》和1997年2 月达成的《电讯协议》,其中也有发展中国家,但领头的仍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这些大国在商业外交实施中拥有更多的支配力,凭借其强大实力把对自己有利的经济规则强加到发展中国家头上。由此可见,国际经济制度强调机会和过程公平,但起点却是不公平的。例如投资自由化成为投资发展潮流,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实行投资自由化政策,但由于国际金融资源分配不平衡,大量流向发达工业国家,发展中国家只有在金融方面采取比发达工业国家更加自由化的管理政策,才能吸收一部分金融资源。但发展中国家本身的金融基础很弱,抗风险能力不强,最后往往是风险转换了危机。这是当前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起因。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参加国际经济合作过程中,往往处于两难境地,如果不能使自己国际化,使自己适应比自己更大的国际经济体系所具有的普遍为各国承认的规则,就要付出难以进入现代化的代价,如现在的朝鲜。另一方面,降低标准,被动适应接受和实行某些规则的过程,很可能就是损害民族国家利益的过程,如目前的俄罗斯金融危机。

五、结论

国际制度的双重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一直存在,一方面是国际社会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强烈反应,另一方面却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起义的镇压视而不见。国际经济制度在贸易领域方面最为完善,因为它最有利于西方大国。所以,国际制度在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同时也仍然继续会被大国,特别是霸权国家作为工具以维护世界主导地位。但就本质和长远目标而言,国际制度是对霸权主义的否定,作为人类走向全球化的要求,也作为国际社会从无序到有序的需要,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将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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