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经济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入差距论文,经济学论文,居民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31X（2002）04－0041－08
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实证分析
经济学中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基本工具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按照国际通用标准，该系数在0.2 以下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在0.2－0.3之间表示收入分配较为合理，在0.3－0.4之间表示收入差距扩大，在0.4以上则表示收入差距相当悬殊。据我国国家统计局计算，197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16，1988年为0.386，2001年为0.395，现在已达0.45左右，居民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趋势。据测算，在我国现有80000亿元左右的居民储蓄存款中，20％的高收入者拥有了80％，即64000亿元，人均近25000元；而80％的人口只拥有20％，即16000亿元，人均约1500元。另据资料，中国目前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有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50.24％；而最贫穷的20％家庭的收入仅占有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4.27％。目前，我国仍有约3000万人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2］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差距。1985年之前收入差距是缩小的，1985年后城乡差距明显反弹，1998年以后，在波动中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1999年城乡差距为2.65∶1，2001 年扩大为2.8∶1，随着今年在职人员工资水平的增加，该差距会进一步拉大。由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一指标与农村居民纯收入指标并不完全可比，而且，前者往往容易被低估（比如，他们的福利待遇等），而后者则往往容易被高估（比如，一些自产自用的农副产品和不具备市场交易条件的产品也被作价计入了纯收入等），因此，如果将两者调整到可比状态（尤其重要的是将农民纯收入扣除生产经营性等支出后，调整为可支配收入），则差距更大。城乡差距的波动和扩大，具有明显的政策性特征和政策成因。1978－1995年间二者差距是缩小的，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掀起了改革的热潮，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国家多次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缩小了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同时大力推进以乡镇企业为支柱的整个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迅速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而此时，城乡改革尚未全面开始，城镇居民收入仍然处于常规增长状态，因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也就成为必然。1985年以后，改革在城市逐步推开，收入分配制度随之更新，加上城镇具有比农村优越的就业环境和受教育条件，更容易得到致富信息和机会，所以，城镇居民很快再次拉开了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二）地区居民收入差异不断扩大
从实行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我国实行的是东部沿海优先开放开发的战略，东部地区凭借其区位优势和相对较好的经济基础，依靠国家政策的扶持和中西部的支援，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一方面增强了东部地区自身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为下一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中西部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毋庸讳言，也确实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之间、沿海省市与内陆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1、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2001年，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人均11327元，是最低省份的（山西省人均4702 元）2.4倍，比1978年略有提高。但目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最高和最低之差（6625元）却相当于1978年高低之差（299元）的22倍。其中， 最高的五个省市区（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天津）平均收入与最低的五个省市区（山西、河南、江西、海南、陕西）平均收入的比例也由1.6倍提高到2001年的2.06倍。
2、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2001年， 上海市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居全国之冠，达到5915元，是最低贵州省人均纯收入1136.4元的5.2倍。而1978年，这一比例（最高的上海，人均290元；最低的甘肃，人均90.4元）只有3.2倍，最高与最低绝对差额由200元提高到4778.6元；收入最高的五个地区（上海、北京、浙江、广东）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五个地区（贵州、西藏、甘肃、青海、云南）的平均收入的绝对从117元提升到3430元，扩大了28.3倍。20年来， 地区差距明显扩大了。［3］
（三）行业间职工工资收入差距扩大
部分年份国民经济所有16个行业（门类）的行业平均职工工资的对比资料见表1。
从表1可以发现，20年来， 我国行业职工工资水平格局的演变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1、行业间职工工资差别不断扩大。1980 年行业职工工资的标准差系数仅为13.1％，1990年升至18.4％，1996年达到24.9％，2000年更达到创记录的30.5％。再以最高职工工资与最低职工工资的对比为例，最高职工工资与最低职工工资之差（极值比）在1992年前均不超过2倍，1993年突破2倍，到2000年则达到2.62倍。而最高职工工资与最低职工工资之差（极值比）则从1978年的458元，扩大至2000年的7856元，20年内增长了16.15倍，即使考虑到物价上涨、货币购买力下降的因素， 实际职工工资差距的扩大速度也是惊人的。
表1 部分年份行业职工工资水平比较
注：行业简称含义：建——建筑业；地——地质勘探与水利管理业；电——电力、煤气、水的生产供应业；采——采掘业；房——房地产业；金——金融保险业；服——社会服务业；农——农林牧渔业；制——制造业；商——批发零售、餐食业；交——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讯业。［4］
2、最低工资行业基本稳定。从1978年至今， 被列入职工工资最低行业前三名的仅有4个：服务业、商业、农业和制造业。 这些竞争最充分的行业一直占据职工工资最低行业，至今仍无改变的迹象。
3、职工工资最高的行业变动频繁但有规律可循。 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的具有高劳动强度、艰苦、危险等特征的高职工工资行业（如建筑、地质、采掘等行业）逐渐被挤出职工工资最高行业的行列，而一些原来职工工资并不太高，但具有比较高的国有化水平的行业（如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电力、煤气、水的生产供应业）则陆续进入前三行列。这表明，在体制转型这一特定时期，行业职工工资的高低及其相对地位已经逐渐地不再取决于行业的劳动强度及艰苦危险程度，而是主要取决于行业的所有制垄断程度。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四）分配制度的不健全和调节手段的不到位加剧了高低收入之间的差距
部分特殊人员收入水平畸高，而个人所得税调节尚不到位；部分特殊人员收入水平偏低，而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更加剧了高低收入之间的差距。经过调查了解，我们认为有10类人是最富裕的：①一部分私营企业主。②外资企业和国际机构的中方高级雇员。③非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开发机构的项目经理。④一部分个体工商户。⑤部分企业承包者和技术入股者。⑥著名影星、歌星、时装模特、作家和运动员。⑦少数律师、经纪人、广告人和会计师。⑧一些经常讲课、评审、鉴定的经济学家和司局长。⑨少数违法经营者。⑩极少数腐败官员。
下列一些人最穷：
①长期失业者。失业津贴一般比下岗职工津贴要低一些。
②下岗无业人员。每人每月生活费80－320元不等。
③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每人每月60 －350元不等。
④自然环境恶劣地区、落后地区的农民。有的落后地区的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不足100元。
⑤早年退休人员。有的退休人员每年只有300多元的退休金， 生活比较艰辛。
⑥停产、半停产的国有企业职工。黑龙江森林工人家庭每月每人的补助只有15元钱，其他只好靠自己在土地里刨食。［5］
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效应分析
（一）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与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的推动和拉动实现。从收入对消费和投资的决定性看，不同阶层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对居民消费及居民投资，在水平、规模、结构上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影响经济的增长。
1、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
由收入差距扩大形成的不同收入群体消费需求结构及消费倾向差距的扩大，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双重的。具体看：
（1）有利于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收入分配平均化形成的消费结构趋同，消费热点集中，极易引发市场的“抢购”危机。中国80年代末期的“抢购”风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种低水平平均分配形成的同步购买力，使产品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单一化，不利于形成完整的、连续不断的产业链条，并且成为市场和社会形势动荡的基础。
（2）“金字塔”状的收入阶层分布， 导致新的消费热点难以形成。以往在对收入差距影响消费需求的分析中，多注重从对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及消费水平的影响来判断收入差距的影响。但是，消费倾向和消费水平并不能说明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产生的实际影响的程度。因此，如果我们将不同收入层的人口规模考虑进来，就会看到不同收入层购买力规模对消费市场的影响力。
2、居民收入差距对投资的影响
收入差距扩大对投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收入差距扩大所带来的金融资产向少数人群积聚的分布格局，加速了居民金融资产规模的扩大，为居民投资能力的提高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得到迅速增长，平均年递增19.5％，增长速度十分罕见。快速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高收入户金融资产数量的迅速增加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而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规模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客观尺度，就此而言，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居民金融资产规模的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居民家庭金融资产规模的扩大，为居民投资能力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2）收入差距扩大所形成的金融资产分布格局， 使直接投资比重提高，有助于社会投资结构的改善。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城镇高收入户的专项调查资料，高收入户投资构成中选择次数比重最高的是股票，占总选择次数的33.07％。其次是商业和服务业，占20.42％，均排在国库券之前。这与前一时期居民投资主要偏好储备等低风险性的间接投资的情形形成反差。一方面说明了城镇高收入层的风险投资意识更加成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高收入层的投资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具备了一定的抗风险实力。高收入层直接投资的意识和规模的提高，将有助于社会投资结果的改善。
（3）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的金融资产在少数人手中的积聚， 客观上为非公有制经济、非规范部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拓宽社会就业渠道，增加经济活力，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从1999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看，个体经济占13.3％，其中自筹资金为3795.64亿元，高于集体经济中自筹资金（2789.52亿元）的部分， 占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的90.5％，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12.7％。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能力的提高，说明部分居民个人在前一时期已基本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私有经济开始走向发展壮大。这一情况表明，收入差距扩大对社会经济结构转换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是深远的。
（4）收入差距扩大带来家庭教育投资水平差距的扩大， 形成教育投资水平与收入水平间的循环效应，结未来低收入群体的构成埋下了伏笔。多项研究和调查的结果显示，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其收入水平的高低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而且，目前，在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中，这一相关性表现得愈发突出。据有关调查，在我国城市群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比为1∶1.17∶1.26∶1.8，高学历者的收入明显高于低学历者。［6］。
（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与分配制度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分配制度经历了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再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演变过程。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按劳分配制度实际上异化成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体制。在饱受“平均主义之煎熬”后，我国郑重提出了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的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1998年12月，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决定了我国必须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要把按劳分配、劳动所得，同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在“平均主义”已经被驱逐出历史舞台后，我们实在不能重回“极端平均主义”那条“乌托邦大道”了；然而我们能否由此得出分配不均是经济增长之前提的结论呢？回答是否定的。只要我们能清醒看到“公平增长论”已是当今分配理论与政策的发展趋势，能正确认识到收入差距过大将给效率带来的种种不利影响，就不会为“平均主义越少，经济效率越高”而沾沾自喜，也不会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丧失警惕。
在我国工业化初期，由于资本积累不足，要保持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除了牺牲一定的公平外，确实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因此，“效率优先”的分配原则出台，本身就包含了很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告别短缺并迅速走向较严重的相对过剩，消费需求不足正在严重制约我国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此时，经济增长正期待收入分配能为之提供更大的市场而不是资本积累。因此，在当前形势下重提缩小收入差距，绝不仅仅是涉及公平问题的思考，而是事关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能否顺利实现的现实抉择。
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重视政府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而且能够将收入差距长期控制在较低又有别于平均主义的水平；而我国在饱受平均主义的煎熬后，一度对“收入差距扩大”放松了警惕，对收入差距可能为经济增长带来种种不利更是有些认识不足。有部分漠视收入差距扩大的人，不假思索地拿“倒U型”假说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进行辩护。他们往往尽力让人相信，“收入差距扩大没有关系，这只是暂时现象。库兹涅茨早就告诉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它自然会逆转”。这无非是在给人们提供一种心灵上的安慰，让他们在收入差距迅速扩大面前麻木不仁；他们还要让政府相信，对收入差距的扩大，不要惊慌，不要害怕，更不能干预，否则就会影响效率，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显然又是非常有害的。正如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理事詹姆斯·佩恩在1996年9 月的一篇文章中所说：那种“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振兴要通过加剧不平等现象才能实现”的说法，是一种“危险的神话”，现在“应当结束这种危险的神话”了。
三、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一）缩小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全体劳动人民用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进行联合劳动，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归劳动人民共同占有和支配，并按照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来使用和分配。这就决定了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多，必然会使劳动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的一个东西。”［7］
但是，我国又是一个经济水平比较落后、经济发展不够平衡的大国，实现共同富裕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步达到。通过一定的经济政策，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目的是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8］
我国目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是不争的事实，但对有关矛盾的严重程度，尚存在明显不同的判断和认识。我们认为，有关矛盾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说还没有完全为社会所不可承受，至少已经到了不可承受的边缘。可以说，目前经济与社会生活领域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几乎都与分配领域的矛盾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从现在的各种情况判断，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分配过程中的混乱状态仍有进一步加剧之势。因此，必须迅速采取有力措施遏制有关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否则，势必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阻碍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推进。
（二）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取向
1、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低的问题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键是要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国家应在财政政策、就业政策、价格政策等方面对农村和农民进行扶持。在财政政策上，首先应加强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在农村建立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设立最低生活保障线；同时，确保基层政府的公共支出，避免因农村政权运作所需财力不足而向农民随意乱摊派、乱收费，从而加重农民负担现象的再度发生。其次，加大对农业的基础设施投入和科技投入，从根本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力发展高科技农业，引进高科技改造传统农业，支持农业科技的的研究和推广，依靠技术进步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第三，加速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在就业政策上，改革户籍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对城市外来人口，可以允许他们申请劳动居住证。坚持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方向，在市场导向供求农民自主择业的前提下，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形成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在当前经济增长难以提供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应通过加大政府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保护，积极实施以工代赈。以工代赈具有缓解收入差距、救助贫困、减少失业以及扩大需求等多重功效，是非常积极的手段，应大力发展。在价格方面，继续对农产品实行市场保护价和对农用生产资料实行价格和税收优惠，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适当增加对出口农产品的价格补贴，以加强我国农业应对入世的抗风险能力。
2、对中西部地区实行优惠扶持政策，促进其经济发展， 以缩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形成的居民收入差距
改革初期，我国对东南部沿海地区所采取的各种优惠措施，在中西部地区应仍然有效。国家应调整发展战略，即由差别发展转向协调发展，从外部加大对西部地区的经济扶持和政策倾斜，帮助西部地区打基础、调结构，使西部地区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保证东西部差距不被继续拉大，进而缓解东西部差距扩大的趋势。要通过政策扶持，鼓励人力、物力、资金、技术等各种要素向中西部地区流动。要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资源优势，将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中西部地区要在改革自身体制，提高现有生产力水平的同时，努力学习东南部沿海地区的先进经验，大力发展外资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等多种经济形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3、打破行业垄断，促进公平竞争
一是要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垄断导致效率低下，竞争才会促进发展。国家应采取措施缩小垄断性行业的范围，按国际惯例降低某些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通过公平竞争，形成平均利润和平均收入。对极少数必须实行垄断性经营的行业，也要加强收入分配的控制，防止收入差距过大。二是要建立和完善对权力的约束机制，增加执行公务的透明度，防止权力泛滥所造成的腐败行为的发生。三是要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行为，加强税收征管，防止税款的流失。
4、调节过高收入，切实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防止贫困问题加剧。
城镇收入差距扩大特别是“两极化”导致的贫困问题是当前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是对社会稳定影响最大的问题之一。一是要深化个人所得税税制的改革，防止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过分悬殊。可以扩大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范围，按照公平税负和量能负担的原则，确定规范、科学的费用扣除标准以及分类征税率和综合征税率的形式与结构，调整对高收入所得征税的政策，加大对过高收入调节的力度，缓解社会分配不公。对少数先富阶层所拥有的巨额私人财产开征遗产税与赠予税，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二是要加强对贫困群体的直接救助与扶持力度，切实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应进一步规范与完善最低生活保障方式与手段。在保障基本生活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基本医疗及教育援助。注意特殊群体利益保护，避免贫困或利益受损问题过分集中于某些社会群体。今后的改革过程中，应统筹兼顾，注意协调新旧体制之间的关系，切实避免其利益受损过度而引发发生的社会矛盾。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应进一步加快，以有效的制度确保离退休职工的基本利益，并保证大多数居民的生活安全，稳定社会心理和居民未来预期。
总之，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任重而道远。只有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各级政府部门齐抓共管，常抓不懈，才能见成效。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广大人民的心愿。
标签：收入差距论文; 共同富裕论文; 劳动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居民收入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