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雪》与战争——中日《细雪》研究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论文,战争论文,细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4)04-0141-13 谷崎润一郎的长篇小说《细雪》最初发表于《中央公论》杂志1943年1月号，但仅连载了2次，便因其所描写的内容为有闲阶级家庭的日常生活，与当时弥漫日本全土的战争气氛格格不入而遭军政当局封杀。不过，谷崎润一郎并未就此罢休，他继续坚持写作，并在翌年自费印刷了《细雪》(上部)200多册分送给亲友。日本战败后，《细雪》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册相继正式出版，且连续获得“每日出版文化奖”(1947年)、“朝日文化奖”(1949年)等奖项。如今，该书不仅成为谷崎润一郎最具个人影响力的一部小说，同时，也被视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之一。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就曾经出现过一次翻译、介绍谷崎润一郎作品的高潮，但《细雪》却一直等到1985年才由周逸之翻译成中文，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首次与中国广大读者见面。之后，还出现过3种不同的译本，①即1991年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孙日明等3人的译本(书名改译为《乱世四姐妹》)；2001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储元熹的译本；2001年由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黄峰华的译本(分为上、下两册)。 中国对《细雪》较为全面的评介或研究，大致始于周逸之为自己的译本所写的《译序》。在该《译序》中，译者详细地介绍了《细雪》一波三折的创作、出版过程，以及谷崎润一郎写作该书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并认为：谷崎润一郎之所以写下以“关西风土人情为背景、反映没落商家莳冈家四姐妹婚姻家庭生活的长篇小说《细雪》”[1：3]，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不想写“煽动战争狂热的战争小说”[1：2]，“回避对法西斯的支持”[1：3]；并强调指出：“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对战争表示了不满”[1：3]，作品“曲折地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以及人民的反战、厌战情绪”[1：3]；同时，译者还举出书中人物贞之助的一句话：“无论如何，②中国和日本关系的恶化是令人痛心的”[1：3]，由此感慨“在当时严酷的法西斯统治下，作者勇敢地表达了日本人民希望中日友好的意愿，更是难能可贵的。”[1：3]在译者的笔下，谷崎润一郎俨然成了一位具有反战倾向的作家，《细雪》则是一部不乏反战色彩的作品。 自此以来，谷崎润一郎以及《细雪》与战争的关系便成了中国的谷崎润一郎研究者常常论及的一个话题，但他们大多沿袭了周逸之的上述观点，有的甚至较周逸之有过之而无不及，竭力为谷崎润一郎和《细雪》贴上“反战”的标签。比如叶渭渠、唐月梅在其编著的《日本文学史近代卷》中即写道：《细雪》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对已经丧失的过去平和生活和美的依恋，以及最终不得不对现实的否定”[2：470]；“在当时极端的军国主义的统治之下，‘遵从文学’盛极之时，作者的这种创作态度，不能不说是对时势的一种反抗的表现。”[2：470]齐珮的论文《谷崎润一郎的个人乌托邦》则将谷崎润一郎塑造成了一位不畏日本“军国主义的极端统治”、不惧“残酷的战争环境”、执意坚守自己文学理想的超然形象[3：105-107]。文洁若在《日本文豪谷崎润一郎的中国情结——兼论〈细雪〉》一文中，同样引用了男主人公贞之助上述那句话，认为那是作者借主人公之口，“在法西斯专政下”勇敢地发出的“另一种声音”，“确实是有胆有识的行为”[4：25]。谭晶华编《日本近代文学名作鉴赏》一书谈及《细雪》时，亦断言“作者借作品中人物之口”，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对战争表示不满”[5：360]。 然而，细细品味《细雪》日文文本，不得不说，根本难以觅得哪怕是半句真正称得上是“对战争表示不满”的话语。至于前文所引男主人公贞之助的那句话：“中国和日本关系的恶化是令人痛心的”，其日文原文为：“日本と支那とが仲が悪いのは困つたことですよ”[6：108-109]。此处的“困つた”一词的原形为“困る”，应为“麻烦、棘手”之意，台湾星光社1994年出版的《细雪》(全译本)将此句译为：“日本和中国关系搞得不太和睦，这是令人头大的问题”[7：121]，无疑与日文原文的意思更为接近。储元憙、黄峰华的译本则将此句译为：“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搞不好，这很不幸”，即将“困つたこと”译为“不幸”，与周逸之的译法一样，都明显地带有译者个人强烈的感情色彩，即作为中国人对那场侵略战争的深切感受，但这种感受，并不属于作品中自诩对战争抱持着“旁观者”[6：109]立场的男主人公贞之助本人，更不属于谷崎润一郎。 据谷崎润一郎1945年9月29日写给中央公论社社长嶋中雄作的信件所称，其最早出版的“私家版”《细雪》中，此句话的原文为：“さあ、日本の政治家も何とかしたいでせうけれども、何しろ支那はひどく日本を誤解してるるのは困つたことですよ。”[8](嗯——，日本的政治家也是千方百计地想做点什么的吧，不过，由于中国严重误解日本，真是一件令人感到头大的事情啊。③)也就是说，当作品中的反共产主义者、白俄罗斯人基里连科担心地问贞之助：不久的将来，中国不会就变成共产主义吧？贞之助则答道：日本的政治家也是千方百计地想阻止中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的，不过，由于中国(当时的国民政府)误解了日本所做的一切，让日本感到很为难。此段对话大致设置在1937年3月中旬，也即离“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只有3个多月之隔。参照当时的历史背景，便不难发现，该段对话显然是在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等行为进行辩解。正因为如此，战后《细雪》由中央公论社正式出版时，谷崎润一郎担心此段对话可能难以通过驻日盟军司令部的审查，便自觉地将之作了修改。即便是这样，修改后的这句话，仍然丝毫不含有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之意，其立场也并未从所谓“旁观者”的态度超越一步，所以，倘若将之视为作家借男主人公之口“在法西斯专政下”敢于发出的“另一种声音”，是“有胆有识的行为”等，难免有夸大其词或过度解读之嫌。 倘若说贞之助的上述言论，因译者的误译，尚能让人读取一点对“战争的不满”之意，那么，作品第24章以下一段文字则描绘出了一位与“反战、厌战情绪”相距甚远的贞之助形象。 贞之助一向采取放任主义，特别在女儿的教育问题上，他一切听凭孩子母亲的教育方针。最近由于“支那事变”的发展，有朝一日可能要让妇女参加后勤工作，考虑到这一点，他担心今后如果不把女子培养得刚健一些，恐怕什么事也干不了[1：140]。 此处的“后勤工作”，日文原文为“銃後の任務”[6：163]，所谓“銃後”即“战场后方”之意，因此，将“銃後の任務”仅仅翻译成“后勤工作”，尽管不能说完全是错译，但无疑消除了汉字“銃”也即战争的色彩。可以看出，贞之助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在可能到来的战争后方支援工作中不至于落后，开始反思自家一以贯之的育儿方针。换句话说，贞之助打算从此以后，将女儿培养得刚健一些，以便让她在可能到来的战争后方支援工作中有所作为。如此看来，贞之助对那场战争似乎是抱持着支持的态度。首先应该说完全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真正敢于站出来“反战”的日本民众毕竟只是极少数。如果换个角度考虑问题，事情或许并非那么简单，贞之助之所以抱有如此想法，有可能只是一位父亲单纯地为女儿的将来担忧而已，即担忧她若是过于羸弱，将来做事得不到周遭的认同。因为女儿将来是否从事战争后方支援工作，并不是他(她)或他(她)们个人的意志可以决定的。所以，贞之助是否真正抱有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一定要为侵略战争作贡献的意图，需要对文本做更多的考察才能下结论，但从这段文字中至少可以肯定一点：贞之助对战争并未显出什么不满和厌烦。 通观《细雪》全篇，很难嗅到战火的硝烟，即便是十分少有地提到战事，作品中的其他人物也一如贞之助一般，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反战态度或立场。姑且不论作品中人物对战争的态度和立场是否就能完全等同于作家对战争的态度和立场，单从《细雪》文本本身来看，不得不说，认为作者谷崎润一郎借作品人物之口，不止一次、甚至是“多次”对战争表达过不满的观点，只不过是中国的谷崎润一郎研究者独有的“美丽的误解”。其中或许包含着他们的“美好愿望”——希望藉由“反战”色彩，提高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及其作品《细雪》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同时，也反映出部分中国的谷崎润一郎研究者重视和强调文学作品社会、政治意义的个性特点。 在日本，虽说并不普遍，但的确也有学者对谷崎润一郎及《细雪》秉持与上述中国部分谷崎润一郎研究者相类似的观点。黑田秀俊在《知识人·言论弹压的记录》一书中写道：谷崎润一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尽管遭到了来自国家权力的“言论弹压”，但是，他仍然坚持写作《细雪》，他将自己“对战争和战争政治的不赞同托付于自己的作品，正是在其不合作和逃避的文字背后，或许贯穿着言语之外的抵抗。”[9]也就是说，著者将谷崎润一郎在军国主义的言论压制下坚持写作《细雪》的行为，看作是对战争和战争政治的另一种抵抗。中村真一郎则在《谷崎与〈细雪〉》一文中认为：谷崎润一郎写作《细雪》的动机是想要将因战争而“日益消逝的世界，依昨日般原封原样地予以再现”[10]。加藤周一则在《日本文学史序说下卷》中，基本继承了中村真一郎的这一观点，明确地表示：战争改变了人们过往以来的生活环境和风俗习惯；正是为了“复苏”这些因战争而逝去的一切，谷崎润一郎才提起笔来写下了《细雪》，将自己关注的中心，从长期以来的“性生活的理想”，转向了“具体的小社会的整体”，而《细雪》的主题就是“追寻丧失的岁月”[11：375]。 显然，正是这一部分日本学者的上述观点，最为契合中国谷崎润一郎研究者的阅读心理和希求，也最易被中国的谷崎润一郎研究者所接受。不难看出，中国谷崎润一郎研究者的论著明显有对这部分日本学者观点的直接移植或借鉴，同时，也有对他们观点的放大或过度阐释。 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学史序说》日文版分为上、下两册，分别于1975、1980年由日本筑摩书房出版；1995年经叶渭渠、唐月梅翻译介绍到中国后，其有关《细雪》的主题就是追寻因战争而丧失的岁月的观点，至今仍为中国的谷崎润一郎研究者广泛引用。然而，同样是在这本书中，加藤周一也认为：尽管《细雪》故事发生的背景是战争时期，但它落笔的重点却并非是战争，也不是战争给人们生活和命运带来的决定性影响，而是关西上流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琐事。并且，加藤周一还十分明确地指出：《细雪》“没有触及到政府、陆军、战争和历史状况”，“也没有批判军国主义的语言”[11：375]。然而，部分中国的谷崎润一郎研究者在接受加藤周一有关《细雪》的观点时，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段文字的存在，硬是要钻到《细雪》的文本之中，去搜寻出一些“批判军国主义的言语”，并以此为证据，证明谷崎润一郎及其《细雪》具有“反战”倾向或色彩。 中国的谷崎润一郎研究者的这种“选择性失明”，不单只体现在对待加藤周一有关《细雪》的评述上，还体现在至今竟无一人提及日本也有其他学者与上述学者所持观点完全相反。 1996年3月18日出版发行的《甲南女子大学研究纪要》(30号)上，刊载了一篇由该校文学部教授细江光撰写的长篇论文，题为《谷崎润一郎与战争——艺术抵抗的神话》[12]。该论文以十分翔实的资料，检证了谷崎润一郎的战争观，指出谷崎润一郎自少年时代起便有很强的“忠君爱国”思想，一生经历过好几次战争，不仅不曾反战，而且每次都对战争抱持着肯定、支持的态度或立场，而所谓《细雪》是谷崎润一郎对战争的“艺术抵抗”之作的观点，也只不过是部分谷崎润一郎研究者制造的“神话”。 结合细江光的论文等相关资料，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反驳中村真一郎等日本学者对《细雪》的论评。 首先，从执笔过程看，《细雪》绝无可能是“艺术抵抗”之作，更不可能包含有对战争的批判、否定之意。 根据大谷晃一《矢部良策和创元社一位出版人的肖像》、烟中繁雄《梦魔的一时期》、谷崎润一郎《〈细雪〉的回顾》等资料可知，《细雪》始笔于昭和十七年即1942年2月左右，且在执笔之初，谷崎润一郎就已做好了大量的创作笔记，其中包括大致框定了《细雪》整体的故事情节、所要表现的精神主旨等。尽管直到战争结束后的1948年全书才悉数出版，但谷崎润一郎明确表示，《细雪》是按最初的设想创作完成的。也就是说，谷崎润一郎在设计、构想《细雪》时，美国在日本投下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的B29轰炸机尚未面世，始终对日本战争国策抱持着支持、肯定态度的谷崎润一郎根本不会、也不可能预想到战局的最终结果是失败，因此，将《细雪》的创作看作是谷崎润一郎对战争的“另一种抵抗”，甚至是批判和否定，无疑是战后部分评论家一厢情愿、自作多情的行为。 其次，几乎就在设计、构想、写作《细雪》的同时，谷崎润一郎有关战争的言行，让人根本无法想象《细雪》会是一部对战争的“艺术抵抗”之作。 1942年6月至11月，谷崎润一郎在《文艺春秋》杂志上连载了一篇题为《昨日今日》的长文，其中有不少有关战争的言论。比如，7月号上针对郭沫若有下面一段文字： 将公、私事混为一谈，因感伤而放弃操守并不好，但像郭沫若氏这么一位对东洋古典有着很深造诣的文学者，成为共产党的斗士，甚至联手本应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重庆政权一同对付日本，这是一时的错误。总觉得将来的某一天，他会清算这过去的一切，回到作为纯东洋诗人本来的境地——或许这是我个人自说自话的期许，不，是一个对政治一窍不通的门外汉的想法。然而，即便是重庆政府，在看到近卫原则④的确立、大东亚战争取得辉煌进展的今天，也只是意气用事，做着徒劳的抵抗。一旦有某种机缘，蒋介石岂止是豁然大悟，痛改昨日之非，或许还会使用曾经对付过共产党的手段，立马调转枪口朝向英美。东条首相在演讲中，也向重庆政府喊话，称之为“小弟”。明知互为兄弟国家，却硬要争吵不休，让狡猾的第三者渔翁得利，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事了[12：107-108]。 所谓“狡猾的第三者”，指的就是英美。引文中，谷崎润一郎对战争肯定、协力的态度昭然若揭。或许正因为如此，《昨日今日》在战后首次被收入《谷崎润一郎随笔选集》(昭和26年7月，创艺社)时，此段文字便被删得一干二净，即便是之后出版的《谷崎润一郎全集》中，也不见其踪影。不仅如此，此段文字后面的续文部分，原本是谷崎润一郎希望郭沫若、蒋介石尽快悔过自新、与日本携手共进的话语，现也被改为全集中所呈现出的单纯希望中日和平友好的内容。或许绝非个案的此类“作品篡改”事件，也是造成人们对谷崎润一郎、对《细雪》产生误读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谷崎润一郎当时不仅在言语上对战争表示肯定和支持，而且在行动上也是如此。《细雪》在《中央公论》上开始连载的昭和十八年(1943年)，“日本文学报国会”发起了旨在支援建造军舰的“建舰”小说征文活动，谷崎润一郎积极响应，写出了小说《莫妄想》(《向上》昭和18年2月号，该作品也未收入《谷崎润一郎全集》)，该篇小说通过人物的对话，力陈增强军备的必要性。后来，该小说和其他应征小说的稿费、版税等一并捐出，用以资助建造军舰。 第三，《细雪》文本中，不仅没有反战之言，反倒偶有肯定战争之语。 《细雪》最初的书名为《三寒四温》。所谓“三寒四温”是指冬季或是早春周期性出现的一种气候现象，即三天左右寒冷的天气之后，便会有四天左右较为暖和的天气接踵而至。很显然，谷崎润一郎是想藉此暗示《细雪》原本就是要讲述不断交替、反复降临于莳冈家的幸福(温暖)与苦难(寒冷)。从文本中可以看出，莳冈家的幸福主要是指：平稳、安详的日子，观花、赏月、捕萤、跳日本古典舞蹈地呗舞、看日本传统戏剧歌舞伎、旅行、举办或参加各种传统活动等。莳冈家的苦难则包括：幸子得了黄疸病、流产；悦子患上神经衰弱症、猩红热；妙子遭遇阪神大水灾、恋人板仓病逝、身染赤痢、胎死腹中；雪子脸上长褐斑、难觅合适的恋人总是无法结婚、不得不随大姐鹤子远离故土迁往东京等。作品最后，妙子下嫁了一位调酒师；雪子虽说找到了如意郎君——一位贵族后裔，但却仍然对结婚深感悲凉，以致腹泻不止。从此，莳冈一家人骨肉分离，各奔东西；莳冈家真正的继承人长女鹤子家也因经营不善完全没落，甚至到了不得不接受他人旧衣服的地步。由此不难看出，尽管《细雪》的时代背景设定在战争时期，即中日战争爆发前一年(1936年)的秋天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年(1941年)的春天之间，但莳冈家所遭受的苦难却几乎与战争无关。不仅如此，作品中甚至很少提到战争，即便是在不经意间言及战争，也像是在说另一个遥远世界发生的事情。比如昭和十二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也正是鹤子一家决定迁往东京、忙于整理行李之时(上卷21)，但作品中对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却只字未提。再比如，上卷(23)中有如下一段描写： 幸子收到这封信的这天早晨，关西地方一夜之间变得秋高气爽。悦子已经上学去了，她和贞之助面对面地坐在餐室的椅子上看报，报上登载着“我军舰飞机空袭潮州和汕头”的消息。她闻到厨房里飘来煮咖啡的扑鼻香气。 “秋天啦！”她眼光离开报纸突然抬头对贞之助说。 “您不觉得今早的咖啡特别香吗？”[1：132] 引文中的“这封信”是指1937年9月8日雪子从东京寄给幸子的信。当时“卢沟桥事变”才刚刚过去一个月，中日战事正紧。然而，对于幸子来说，战事似乎与己无关，尚不及秋天的天气足以挂齿；战火的硝烟与血腥气，完全被煮咖啡扑鼻的香气所淹没。之后相继发生的日本军“占领南京”(1937年12月13日)、“占领武汉三镇”(1938年10月27日)等事件，也未在作品中露面；更不用说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牺牲和灾难。 事实上，战后不久，谷崎润一郎即在《关于“细雪”与“闻书抄”》(《新生日本》昭和21年6月)一文中，就《细雪》一书曾遭禁载一事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我完全不知道该作品哪儿不好，哪儿反动？……我相信作品不曾有任何反动思想，对战争没有任何负面影响。”[12： 111]考虑到战后日本社会追究战争责任的整体氛围和状况，谷崎润一郎完全可以声称《细雪》是因写反战而受到了弹压，但他却一直坚称《细雪》原本就没有反战的意图。即便是到了日本战败十多年后的1956年，谷崎润一郎在《关于〈细雪〉——创作余谈(其一)》中仍然不改初衷，强调“《细雪》并非写的是对战争的反对意见。……考虑到仅只写家庭式的故事可能不会有问题，所以才提笔写了该书。”[12：111]事实确如谷崎润一郎所言，尽管战后全书出版时，做过些微的修改，但《细雪》中仍然丝毫不见反战的言辞，倒是偶或能寻着肯定战争的蛛丝马迹。比如下卷第二十五章中，幸子给自家的德国朋友、希特勒支持者舒尔茨的夫人写信称：“对于德国的辉煌战绩，作为友好国的国民，表示衷心祝贺！”⑤[13：198]当时，德国与日本为同盟国关系。下卷第二十六章中则有：正是因为贞之助与某军需公司搞上了关系，家庭开支才变得比以前更加宽裕[13：207]。也就是说，是战争给贞之助家带来了财富，使得他们家在鹤子家没落后仍能过着优雅的生活。绝非如有些中国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细雪》描写的是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其实，谷崎润一郎在遭禁载后仍然能坚持续写《细雪》，基本上是因为他认为写作《细雪》既非从事反战、反国家的活动，又能从中央公论社继续得到经济上的援助——这种安心感，才是谷崎润一郎能够“不惧压力”、继续写作《细雪》的真正动力，而非所谓的对战争进行“另一种抵抗”。 诚如不少评论家所言，《细雪》文本中涌动着一股怀旧、不舍之情，但谷崎润一郎怀恋不舍的对象，并非如中村真一郎等所说是因战争而丧失的岁月，而是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雪子、妙子也即现实生活中作者本人的妻妹重子、信子等如樱花般易逝的美妙青春，以及作者与她们一同度过的美好时光。即便是没有战争，这一切最终也会流逝，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小说的故事结束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作者却不以战争话题，而是以妙子、雪子结婚作为最后的结尾(雪子的原型、谷崎润一郎的妻妹重子也是在同一年4月结婚)，这足以体现出作家的创作意图。因为结婚既标志着妙子、雪子等女子美妙青春的完结，也标着贞之助与她们一同生活的日子也即美好时光的终止。 《细雪》无意描写战争，为何又偏要将时代背景设定在战争时期？ 首先，《细雪》无意描写战争或许是受到了《源氏物语》的影响。 谷崎润一郎一生中曾经3次将《源氏物语》翻译成现代日本语，由此足见其对这部日本古典名著的喜爱程度。最初的译本《润一郎译源氏物语》共计26卷，1936年动笔，1939年1月至1941年7月由中央公论社出版发行。一年后的1942年2月，谷崎润一郎开始写作《细雪》，因此，不少谷崎润一郎研究者都普遍认为，《细雪》的创作受到了《源氏物语》的影响。对此，谷崎润一郎本人也予以承认，并自评《细雪》中的雪子等女子，仿佛就像是从以《源氏物语》等为题材的“平安朝的画卷中跑出来似的”(《谷崎润一郎给松子的信》，昭和11年5月6日)，而正是为了守住雪子等女子所营造出的与《源氏物语》相通的典雅、美丽的世界不被破坏，谷崎润一郎才选择了让《细雪》尽量远离喧嚣、血腥的战争。既然如此，谷崎润一郎又为何不将《细雪》的时代背景设定在和平时期呢？那或许是因为谷崎润一郎从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中得到了灵感和启示。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旅居法国、美国时于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间用英文写就的一部长篇小说，原题为“Moment in Peking”。该书1940年即被译介到了日本，且同时有3个不同的译本，即『北京の日』(上、下卷)(鹤田知也译，今日之问题社1940年1月)、『北京歷日』(藤原邦夫译，明窗社1940年7月)、『北京好日』(第1部《道家の娘たら》小田嶽夫、庄野满雄共译，四季书房1940年3月；第2部『秋の歌』松本正雄译，四季书房1940年9月；第3部『庭の悲劇』中村雅男译，小田嶽夫监修，四季书房1940年9月)。从谷崎润一郎的创作笔记《续松之木影》中可知，谷崎润一郎早在1940年4至5月间便已读过这部小说，且很可能阅读的是鹤田知也的译本。当时，《细雪》的构思应该尚未成型。在《昨日今日》中，谷崎润一郎还曾特意谈到过《京华烟云》对待战争等历史大事件的处理方式。 该篇小说的故事前后跨越近40年时间，其间发生过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满洲事变、中日战争等大事件……对中国来说，是十分不容易的大变动时代……但人们大体上却是安享太平。作品中，虽说并非全然没有人们谈政治、论天下国家大事的场景，但几乎没有。周边世界大战以及其他大事件频仍，理应给人们的社会、经济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却并未十分明显地出现、描写在作品的表面[12：118]。 文中紧接着摘引了《京华烟云》中的一段： 在北平，真正古老文化的继承人，不介意于现代文明的侵扰。他们祖先怎么样生活，他们现在也是一成不变。他们家庭生活有满足的气氛，这显示他们对人生的看法上有无穷智慧的源泉，在生活方式上，对岁月保持达观，在谈话上，则出之以明智温和，轻松而悠闲。因为在老北京，刹那与万古没有什么分别。别处的数百年，在北平只是几段瞬息的时刻，在其间，由祖父至孙子，生活的传统，绵延不断。因为在老北京，大家都能够等待，在等待中由少而老，但是百年如一日，虽说由少至老，实则从未变老。老北京遭受异族的征服很多次了，但被征服者却将入侵者征服，将敌人变通修改，使之顺乎自己的生活方式[14：678]。 进而，谷崎润一郎总结道：或许，林语堂正是为了让人们理解“中国这个国家有着超越历史流变的悠久性”，才写下了小说《京华烟云》。姑且不论谷崎润一郎对《京华烟云》的读解是否真是林语堂的本意，但从中不难窥见，谷崎润一郎通过阅读《京华烟云》，在小说创作方面所得到的感悟，即小说描写的重点，不应是战争等大事件给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所带来的影响，而是超越历史时空、恒久不变的人们的生活习俗和生活方式。事实上，在读过林语堂的《京华烟云》6年后，也即日本战败一年后的1946年9月，当有记者追问谷崎润一郎：战前、战后的不同，并未清晰地显现在作品之中，这样也行吗？谷崎润一郎答道：“我想，表现真正的东洋人的情感，这样就行。林语堂的Moment in Peking中……也没有显现出战争前、后的不同吧？……我以为，东洋人的现实状况可能真就如此。”[12：119]可见，《京华烟云》对战争等历史重大事件的处理方式给予谷崎润一郎的印象和启示是何等的深刻。由此也可以推断，或许正是为了赋予《细雪》中的女主人公们以“超越历史流变的悠久性”，谷崎润一郎才选择了如《京华烟云》一般，以战争为背景，却让作品中的雪子们免受战争的影响，经营着自己平静而又悠闲的生活。 《京华烟云》对《细雪》的影响还体现在叙事风格方面。 1949年初，谷崎润一郎在谈到《细雪》的叙事风格时曾说道：“我就是想写一部全篇故事没有起伏，完全不显露自己主观情感的东洋式的作品。”[12：119](《关于〈细雪〉》，《朝日新闻》大阪版1949年1月3日)而在1942年，也就是《细雪》刚开始写作时，作者就曾在《昨日今日》一文中写道：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彻头彻尾地默守着中国旧小说的手法——不显露作者的主观情感……平平淡淡叙事的纯客观的态度”。[12：119]“原本中国的写实小说与日本的《源氏物语》等一样，虽说篇幅长，但故事的推进却少有起伏跌宕”。不过，“单调、相同的场景反复出现等特点，却颇有现实世界缩影的感觉”。[12：119]不难看出，谷崎润一郎所谓《细雪》“东洋式”叙事风格的实质，显然来自于对《京华烟云》叙事特点的读解和总结。 姑且不论如此读解和总结是否正确，让人颇感兴趣的是，谷崎润一郎在创作《细雪》时，为何会对所谓“东洋式”的战争处理方式、“东洋式”的叙事风格情有独钟？或许原因有多种多样，但这很可能与谷崎润一郎对日本文化侵略的支持不无关系。 同样是在《昨日今日》中，谷崎润一郎告诫电影制作者，要特别注意电影画面中出现的日本人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细节的准确性，之后写道： 对此，专家们或许早已了然于胸。不过，目前，正处于我国电影大量输往共荣圈内各个国家的时代——正处于有必要通过电影，让共荣圈的人们了解我们日本人在各方面的文化和生活样式的时代，因此，注重此事尤有深意。回想起战前，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时代——呈现出仿佛美国式的思想和文化风靡我国、乃至东亚各个国家的景象。但我国，乃至东亚各国并非是受到了什么美国的优秀文学和高深哲学的影响，主要是为其电影的魅力——较之剧情的有趣、演员演技的巧妙，更为电影中美国人生活样式表面的华丽所吸引。由此，我想，今后我国电影必须取而代之，将我国国土上淳厚美好的民风民俗、明丽妩媚的山光水色深深地刻进广大东亚民众的脑海中[12：108-109]。 继而，文中强调道：为了让“共荣圈内”的民众喜欢上日本的电影、语言等，绝非是要改变自己原有的风貌去迎合对方，最好是像英国殖民主义那样，每到一处，不是入乡随俗，而是将自己的做法强加给所到之处的原住民们。更何况日本打交道的对手是与自己有着一脉相通关系的东洋人，是“共荣圈内”的民众。根据此文以及与《昨日今日》、《细雪》同时执笔写就的、倡导“国粹文化”的《〈文乐首研究〉序》(アトリ工社1942年7月)等相关资料，细江光推断，或许正是为了向“共荣圈内”的民众展示究竟何为真正的“东洋式”小说，展示日本真正的美与风俗习惯，发扬日本的“国粹文化”，谷崎润一郎才写下了《细雪》。不得不提的是，现行谷崎润一郎文集、全集等中收录的《昨日今日》的文本，不仅删除了上面这段引文，还将“共荣圈内”的字样换成了“外国”两字，如此一来，原本谷崎润一郎为日本文化侵略的建言，变成了倡导日本与他国相互理解、友好相处的主张。 综合以上因素，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成就《细雪》的并不是谷崎润一郎的反战立场或是什么思想，而是他对“东洋式”小说表现技法的继承和发扬。 在日本，虽说确有中村真一郎、细江光等论及过《细雪》与战争的关系，但纵观日本的《细雪》研究史，《细雪》与战争的关系从未如中国这般成为研究的重点；日本对《细雪》的评价也并非如中国这般只是赞扬声一片，而是毁誉褒贬参半。由于篇幅的缘故，对此本文不再作展开论述。 在中国，之所以会对《细雪》产生以上“误译”或“误读”，除了语言和习俗的差异阻碍了对作品的理解外，至少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重视文学社会、政治功用的文学传统。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对文学作品的赏析和读解渐次趋于多元，但传统的文学精神，在文学研究领域似乎仍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正因为如此，较之日本对《细雪》风俗描写、文章魅力的重视和肯定，中国的《细雪》研究则更多地倾向于对其社会、政治主题——特别是反战倾向的挖掘和评价。二是中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生命、财产损失，同时也影响或左右着相当一部分中国文学研究者对日本文学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一位日本作家或是一部日本文学作品，如果有反战倾向或思想，也就意味着他或它拥有了赢得中国赞誉的最大砝码。因此，一部分中国的谷崎润一郎研究者高调宣称《细雪》具有反战倾向、谷崎润一郎具有反战思想，不排除有可能是为了让《细雪》及其作者谷崎润一郎能在中国博得更多的人气，获得更高的评价。另外，如前文所述，中文版《细雪》中出现的个别“误译”现象，也与译者作为中国人的战争体验和感受密切相关。三是有些中国的谷崎润一郎研究者，他们或许根本就未曾研读过《细雪》的日文原版文本，也未曾查阅过日本其他研究者的相关论文，只是一味地盲从中国前辈研究名家或是译者对《细雪》的评论或评价。甚至在近年发表的有关《细雪》的研究论文中，仍然有人以这些名家或译者的言论为依据，将《细雪》视为具有反战倾向的作品，将谷崎润一郎视为反战作家，造成中国对《细雪》的研究出现以讹传讹、“误读”肆意蔓延的状况。 ①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 ②译文正文文本中译为“不过”。参见[1：91]。 ③文中除注明译本出处外的其他日文资料，均为笔者所译。 ④近卫原则是指为了引诱国民党投降，1938年底，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提出的所谓日中“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三原则，也称近卫三原则。 ⑤周逸之的译本将此句话漏译；储元憙等人的译本则如实译出。标签：谷崎润一郎论文; 细雪论文; 日本生活论文; 战争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反战论文; 源氏物语论文; 中日文化论文; 京华烟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