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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它渗透于毛泽东思想的各项理论内容之中，并主要通过毛泽东的著作得以体现。在毛泽东实际解决和具体论述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问题中，平实的语言总透着哲学智慧，体现了其理论立场的一致性和思想方法的独特性，从而能够得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结论。毛泽东独特的哲学知识论就体现了其思想的这一特点。
这里所讲的哲学知识论并不是指哲学的知识，也不是知识的哲学，主要是从实践应用层面来说的，是侧重于知识的实践建构性和反思性。这是与毛泽东思想的总体实践性特征和现实批判精神一致的，因而显示出毛泽东哲学知识论的个性特点：从知识生成来看，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具有相对性或阶段性特点；从知识真理性的检验来看，强调客观实际与主观判断的统一；从知识的具体应用来看，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也就是说，发生学意义上的知识产生和存在论意义上的知识存在，在毛泽东那里是被当作既定逻辑前提而存在的。毛泽东注重的是知识实践功能及这一功能发挥的有效性，最终是为了实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一、从知识的生成来看，知识具有相对性、阶段性特点
知识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所取得的智力性成果，反映了人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一直以来，很多思想家都注重对知识的研究和思考。从哲学的层面来说，对知识的论述最初是在存在论意义上来进行的。古希腊哲学家就认为“知识乃是属于变化着的东西，而不是实有的东西”[1]197。柏拉图则认为没有任何一种知识是从感官得来的，惟一真实的知识必须是关于概念的。柏拉图的这种观点，在罗素看来，却是“错误”，认为“柏拉图受了毕达哥拉斯派的影响，过分地把别的知识都同化于数学了。他和许多伟大的哲学一起都犯了这个错误，但它毕竟是个错误”[1]208。自然，用数学方式或数学概念来解释其它的知识，确实是不恰当的；但对于柏拉图在知识问题的错误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才是正确的。到了近代，主要在认识论的基础上来探讨知识问题。一个普遍的观念认为经验的知识必须依靠于或者得自于知觉。循此前行，康德就着力探讨了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从而试图为“世界历史公民”找到哲学这条认识世界的“便宜”之路。马克思在承继西方哲学传统的“解释世界”的基础上，改变了理论发展的方向，强调其实践批判性，即“改变世界”。从而把理论问题、思维问题都归结为实践问题并通过实践来予以解答[2]56—57。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遵循马克思所开创的哲学道路前行。首先从实践对象或实践领域的角度，把知识划分为两种不同类型。毛泽东认为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就只有两门，一门是生产斗争知识，即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成果或从事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一门是阶级斗争知识，即人类改造社会、从事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3]816。毛泽东在这里，是从知识学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来论述知识的，可以认为是对知识的静态把握和学科分类，因而，只是对知识进行了客观的陈述，并没有对知识进行任何真理性的分析，也没有对知识做出任何价值判断。但这已经隐含着知识的相对性或不完善性，从而为“结合”提出了现实要求。而知识要发挥它的认识功能和指导功能，就必须接受真理性的分析和价值的判断。对此，毛泽东主要是从辩证过程论的角度和知识的社会服务功能方面进行阐述的，从而把知识和认识这一感官活动联系了起来。
在毛泽东看来，认识的目的是要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做出论理的结论，从而给具体的实践以理论指导。一个具体的认识过程，总是由两个阶段组成的，即反映事物外在的、现象的、表面的联系的感性阶段和反映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和规律性的联系的理性认识阶段。只有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并从感性阶段达到理性阶段，完成了由感性到理性的辩证飞跃的认识，才是比较正确的认识，通过这种认识过程所获得的知识，才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社会实践基础上获取知识的过程，就是一个具体的认识过程。这是从实践层面来谈的知识生成的阶段性特征。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从经验层面，通过对知识不完全性的两种表现即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的阐述，说明知识生成的阶段性特征。通常人们认为，一个人从小学读到大学，甚至更高，毕业了，应该算是有知识了。但是因为他所学的还只是书本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没有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中去，没有和具体的社会实践结合，就是不完全的知识，就是片面的知识。之所以是片面的，主要是因为：一是并非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而是他们前人或别人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于前人或别人是真理，于自身其真理性有待检验；二是还没有经过他们亲身实践的证明和检验，是否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具体的生活或实际中去，还需要实践证明。这是不完全知识的一种或一种表现。另一种不完全知识就是从事实际工作的人表现出来的。从事实际工作的人，经过自己的亲身实践，获得大量的感性经验，并且一定程度上在实际工作中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就容易滋生另一个极端，不恰当地夸大经验的作用，误用经验，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不知道自己的经验知识是偏于感性的和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识和普遍的知识，结果把局部的经验误认为是普遍真理，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说：“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3]818 那么，怎样使这两种不完全的知识转变成比较完全的知识呢，毛泽东从认识过程进行了分析，认为要使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克服其片面性和不完全性，惟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才可以达到目的。而对于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则应该学习文化，学习理论，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克服自己经验的狭隘性和不完全性。这其实就是使具有这两种不完全知识的人各自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使他们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毛泽东还从结合论的角度，从不完全知识向完全知识的转化，阐述了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观主义的知识学根源，即主观主义就是把不完全的知识当完全的知识，把不完全的知识绝对化的结果。“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3]816 这就实现了和《实践论》中所阐述的由感性认识阶段到理性认识阶段的具体认识过程的统一。
这样，毛泽东既通过知识与认识过程的关系，说明了知识具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不同阶段，显示出相对的阶段性特征；又通过知识与经验的关系，说明了以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片面性体现出来的知识的阶段性特征，显示出知识的不完全性；并从知识自身生成的角度，说明了扬弃其片面性、不完全性及其具体途径。
所以，在指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一直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反对过分强调理论知识，也反对过分强调经验知识。但是反对过分强调理论，并不是不重视理论学习，或轻视理论工作；反对过分强调经验知识，并不是重视实践经验，或轻视具体实践。而是在深刻理解具体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本性基础上，把握其具体性和真理性的条件。既强调其重要性又不过分强调，既看到其片面性又不轻视，体现了丰富的辩证性。
二、真正的知识只能来自客观实际并必须通过客观实际得到证明
真正的知识是完全的、无片面性的知识。而纯粹的理论知识和纯粹的经验知识，都是具有片面性的不完全的知识，克服或消除这种知识的不完全性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具体实践过程，也就是获得知识的完全性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实践就是一个由不完全知识转变为完全知识或比较完全知识的过程。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把握知识的完全性，看待和分析理论和认识理论工作的。
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证明了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中国的革命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必须学会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因此，必须学习、学会、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死的教条，并提出了区分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即能否应用它来解决具体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3]815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不是当作一个纯粹的学习理论的问题，而是当作一个实践的问题。这是符合马克思的基本精神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二条就指出了知识、理论、思维的实践性质。“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4]56 也正是因为思维、理论具有这种实践性，才提供了与实践结合的可能，并必须与实践相结合才能获得理论的完整性。只有获得了这种完整性的理论，才能被称得上是真正的知识、真正的理论。所以，毛泽东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3]817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毛泽东称为“最正确最科学的真理”，就是因为它具有真正理论所具有的全部要素，其真理性的来源和真理性的检验都来自客观实际。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区分了理论学习和理论工作。理论学习主要是指通过书本知识的学习，获得知识性的认识，是一种间接经验，是一种不完全的知识。而理论工作就是“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3]817 的工作。由此可以看出，理论学习和理论工作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获得知识的现实途径不同。虽然从根本上讲它们是一致的，即任何知识都是人类实践的结果，都来源于实践，但具体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历史主体来说，这种既得的理论真理性仍需其具体历史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和说明。理论学习的内容虽然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性认识，但这种真理性只是相对于获得这种真理性认识的主体而言；对于以这种真理性为指导的主体来说，是否具有真理性以及现实性的程度，需要具体实践即其亲自实践的检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理论学习就是理论工作的一个必要环节或阶段，理论工作就是理论学习的具体应用及其真理性的证明。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把马克思与纯粹只有书本知识的所谓知识分子区分开来，认为马克思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就是理论工作；认为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实践中，我们需要像马克思一样进行理论工作，而不是做食古不化的“书呆子”。
真正的知识、理论，是来自客观实际并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知识、理论，是比较完全的知识、理论，从事获取真正理论或比较完全知识、理论的工作就是理论工作。中国革命的胜利就需要这样的真正理论和理论工作，来不断解决中国的问题。而用真正的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人，就是毛泽东所指称的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就更进一步揭示了理论的实践特性，揭示了完全知识的实践指向性。
毛泽东明确指出，读了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不能算作理论家。如果仅仅读了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能够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为理论家的，是指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就是“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3]814。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真正的理论家，从其知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具有比较完全知识的理论家，就是克服了不完全知识片面性的理论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要求来说，就是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而不是理论与实际相分离的理论家，从而体现了知识的完全性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基本原则的一致性。比较完全知识的获得，或不完全知识片面性的克服过程，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所谓完全知识，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既提供了克服不完全知识片面性的途径，也解释了不完全性知识产生的认识论原因，即理论与实际相分离。
三、完全知识原则是“结合”思想的理论依据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完全知识所体现的原则，所坚持的理论原则，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知识之所以成为比较完全的知识，理论之所以成为真正的理论，就在于它很好地坚持和实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使理论的实践性与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品格、理论的超验性与实践的普遍性品格，在具体的实践中实现了有机结合。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和“结合”的角度，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有机结合，为实际工作中的具体“结合”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很好地坚持了这种结合，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正确政策的结果。
毛泽东在反对理论与实际相分离的主观主义时，就是从这种分析的立场出发进行批评的。他认为主观主义的态度，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就是割断历史，言必称希腊；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所以在学校教育中，在在职干部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其结果，自然是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从根本上来说，主观主义的态度就是“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3]798。
针对这种主观主义的态度，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毛泽东形象地把这种态度称为“有的放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关系比喻为“箭”和“靶”的关系。而对于怎样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实现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认为首先必须正确看待理论的作用，把握理论的真理性的限度；共产党之所以看重理论，就在于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所以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也不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工人阶级革命走向胜利的科学。其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3]799。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5]23。所以，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和教条主义划清界限。最后，从实际中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学好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把它作为行动的指南，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要求；如果只做到这一点，还没有真正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还必须做出创造性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要求和本质所在。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3]820。
毛泽东在这里不仅分析了完全知识所体现的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基本原则的一致性，而且具体分析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具体途径及其判断标准。这一思想表现在实践层面就是具体方针、政策中所体现出来的“结合”原则。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中国革命的第一天起，在具体历史实践中就坚持和贯彻了这一原则。根据“结合”原则，中国共产党人在创造性地发展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三种基本形式，从而在具体历史实践中既能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又能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即使在革命最困难的时期，也是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战斗，实行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坚持既团结又斗争的方式，国共的第一次合作，就是合作的前提下坚持了共产党自己的独立性；第二次合作，坚持团结的前提下注意了斗争。在延安时期，把思想教育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以及根据地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使党内思想上达到空前团结，根据地得到巩固与扩大，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为新民主主义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革命即将胜利时，毛泽东就适时地提出了在把农村工作和城市工作结合起来的基础上，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大城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许多方针政策，就是这一思想在不同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党提出的“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基本工作方针，经济生产中“三结合”思想，经济布局中的“轻重并举”思想，教育思想中的“两条腿走路”的思想，政治生活中民主与集中相结合，以及工农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思想等等，都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和各条战线的实际运用。也正是因为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一原则，才形成了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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