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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图了解美国在一个新世界中处境如何时，第一件事就是简单地环顾四周：未来已经在这里了。过去20年，全球化一直在增加广度和深度。更多的国家在制造产品，通信技术一直在拉平竞技场，资本在世界各地自由流动——美国从这些趋势中大量受益。其经济已获得了数千亿美元的投资，其公司已进入新的国家和产业，并取得巨大的成功。尽管在美元极为昂贵的20年中，美国的出口依然坚守阵地，世界经济论坛目前将美国列为当今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经济。GDP增长是底线，美国在过去25年中，GDP平均增长略高于3％，明显高于欧洲或日本。生产率的提高是现代经济学的灵丹妙药，10年里超过了2.5％，这比欧洲的平均速度高出整整一个百分点。这种了不起的增长轨迹可能会逐渐消失，在未来数年里，对发达工业化国家来说，也许美国的增长将会更有典型性。但总体而言，美国是一个处于前沿的极富活力的经济体，尽管其保持着庞大的规模。
许多专家和学者，甚至政治家都担心某些对美国不利的统计数字。美国的储蓄率是零；经常项目赤字、贸易和预算赤字都居高不下；中等收入是平的；对各种权利的承诺无法维系。所有这些都必须加以解决。但重要的是须记住，许多被经常引用的统计数字只是提供了一种近似或过时的经济指标。它们中有不少是在19世纪后期形成的，旨在描述跨界活动有限的工业经济，而不是描述处于全球市场中的现代经济。
举例来说，过去20年，美国的失业率远低于经济学家所预测的水平，而且并未导致通胀。或者考虑到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2007年达到8000亿美元，占到GDP的7％——据信在其占到GDP4％时就无法维持下去了。经常项目赤字虽然处于危险水平，但其规模部分可通过如下事实得以解释，即全球范围的储蓄过剩，以及美国仍然是一个非常稳定并富有吸引力的投资场所。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所言，个人储蓄的减少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企业储蓄的增加所抵消。如果在有形资本和房产开支的同时顾及教育与研发开支，美国的投资前景看来远要乐观得多。
美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2000-2008年之间，联邦预算从盈余变成赤字这种大摇摆已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知识经济、技术和全球化的结果)已成为新时代的一个标识性特征。或许最令人担忧的是，美国人的债务占到世界储蓄的80％，并正在将它用于各种消费：他们正在向外国人抛售他们的资产，以便每天多买一两杯奶特咖啡，但是必须从整体经济仍然强大而富有活力这一背景之下来考虑这类问题。
教育之国
那些更加担心的人说：“是的，看看今天的状况，随着科学和技术基础的丧失，并遭遇到不可抗拒的文化衰变，美国的优势正在迅速被侵蚀。”这种观点认为，一个曾坚持延迟满足这种清教徒伦理的国家已变成了一个沉迷于即时享乐的国家；美国正在失去对基础——数学、制造业、勤勉工作、储蓄——的兴趣，并变成一个擅长于消费和休闲的社会。
看来没有什么统计数字要比那些显示美国工程技术方面衰落的数字更能反映这种焦虑了。2005年，美国家科学院发表了一份报告，警告美国可能很快就会失去作为世界科学领袖的特殊地位。该报告说，2004年中国培养了60万名工程师，印度培养了35万名，而美国只有7万名——这是无数的文章、书籍以及各种演说所不断提及的数字。事实上，这些数字的确成为令人绝望的理由。如果一名合格的美国工程师要对付超过一打的中国和印度工程师，那么美国还有什么希望呢？该项报告指出，雇佣一名美国化验师或工程师的费用，可雇佣5名中国化学家或11名印度工程师。
可这些数字都是错误的。几位学者和记者调查了此事，并很快了解了亚洲的总数字，包括了两年或三年计划、接受简单技术培训的毕业生。国家科学基金会估计中国每年授予大约20万个工科学位，而罗切斯特理工学院隆·希拉(Ron Hira)估计印度工科毕业生人数为每年12.5万名。这意味着在人均方面，美国培养的工程师数量实际上超过了中国或印度。
而且这些数字并未涉及质量问题。在中国和印度最棒最出色的人才——如印度著名工程院校的佼佼者(在印度理工学院，30万名申请者中只有5000人通过入学考试)——在任何教育体系中都会表现出色。但一旦逾越这类精英院校——这些院校每年毕业的学生不到1万名——中国和印度高等教育的质量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学生离开本国接受国外培训。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05年完成的一项题为“新兴全球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报告发现，在28个低工资国家中，可供调遣的年轻专业人员大约有3300万名。该报告还指出，主要因为缺乏足够的教育，“只有一部分潜在的职位候选人能够成功地在外国的公司中工作”。
高等教育其实是美国最好的产业。美国任何其他领域都不具有如此压倒性的优势。总部设在伦敦的欧洲改革中心在2006年公布的一项报告中指出，美国在高等教育的投资占到其GDP的2.6％，相比之下，欧洲和日本分别是1.2％和1.1％。拥有世界人口5％的美国，要么在世界排名前10的大学中有7所或者8所，要么在全球排名前50的大学中占到48％或者是68％。理科方面的情况尤其突出。在印度，大学每年培养35-50名计算机博士；而美国的这个数字则是1000名。一份世界1000名最出色计算机科学家毕业院校的清单显示，前10所学校全都是美国学校。美国也仍是对学生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吸引了全球留学生总数中的30％，其商业与教育机构之间的协作是世界任何地方都是无法匹敌的。所有这些优势都将不会被轻易抹掉，因为欧洲和日本大学的结构——大多是由国家管理的官僚机构——不可能改变。虽然中国和印度正在开设新的院校，但要在数十年后凭空造就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在严谨与记忆方面，美国的制度可能显得过于宽松了，但它很擅长培养具有分析性思维的教职人员。正是这种质量从某些方面解释了为何美国会产生如此多的企业家、发明家和冒险家。新加坡教育部长解释了新加坡的国家体制与美国体制之间的差别：“我们都有英才教育，你们的是人才教育，我们的则是应试教育，我们知道如何训练人参加考试，你们懂得如何将人的才能加以最充分的利用，两者虽然都重要，但也有我们测试不了的某些智力部分——如创造力、好奇心、冒险意识和雄心。最重要的是，美国具有一种挑战传统智慧的学习文化，即使这意味着挑战权威。”这是新加坡最近向美国学习如何建立一个培育和激励独创性、快速思维以及解决问题这样一种制度的原因之一。
灰色地带
与亚洲的情况相比，美国的优势似乎很明显，亚洲依旧是一个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大陆。而跟欧洲比较，优势要比许多美国人所以为的要小。自2000年以来，欧元区一直在以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在增长，其人均增速与美国已不相上下。它吸收了世界对外投资的一半，有着强劲的劳动生产率，2007年头10个月，其贸易顺差高达300亿美元。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指数上，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中欧洲国家就占了7位。欧洲有它的问题——高失业率、刻板的劳动力市场——但它也有优势，包括高效而且财政上可持续的医保和养老金制度。总的来说，欧洲在经济领域对美国构成了最重大的短期挑战。
但欧洲有一个关键性的劣势，或更准确地说，美国比欧洲拥有一个关键性的优势，美国人口充满活力。据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尼古拉斯·艾伯斯塔德(Nicholas Eberstadt)估计，美国人口到2030年时将增加6500万，而欧洲的人口届时将依然是“实质上停滞”。艾伯斯塔德指出，欧洲“到那时超过65岁的老年人口将是15岁以下儿童两倍多，对未来老龄化将会产生剧烈的影响。儿童数量的减少意味着以后工人数量的减少。对比之下，美国的儿童数量将继续超过老人。据联合国估计，2030年西欧的工作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比例将会从今天的3.8∶1降为2.4∶1，而美国的这个比例将会从5.4∶1降至3.1∶1。”
对欧洲来说，避免这种人口下降的唯一现实途径是吸纳更多的移民。早在2007年，欧洲的本土人口实际上已停止增长了，因此，即使保持目前的人口也仍将需要适度的移民。而人口增长则将需要更大程度的移民。但欧洲社会似乎无力吸纳和同化来自陌生文化的人，尤其来自农村和伊斯兰世界落后地区的人。这里，错在谁的问题——移民或欧洲社会——是无关紧要的。现实情况是，当经济前途系于吸纳更多移民时，欧洲却正在转向排斥移民。另一方面，美国正在建立首个普世之国，它由各种肤色、种族和信仰的人组成，并相当和谐地共同生活和工作。留意一下目前的总统大选，竞争者包括一名黑人男子、一名女性、一名摩门教信徒、一名西班牙裔和一名意大利籍美国人。
让人吃惊的是，亚洲许多国家(印度是一个例外)的人口情况类似甚至还不如欧洲。中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生育率远低于每名妇女2.1的更替基准线，一些估计数字显示，在未来半个世纪，东亚大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将骤减。日本的工作年龄人口已达到了顶峰；2010年日本的工人数量将比2005年减少300万。中国和韩国的工人数量在未来10年内也可能达到顶峰。据高盛公司预测，中国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将从2005年的33岁上升到2050年的45岁。这是明显的人口老龄化。亚洲国家在移民问题上的麻烦并不少于欧洲国家。日本缺少大量的潜在劳工，因为它既不能吸纳足够的移民，也不允许本国女性充分参与就业。
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首先是退休金负担——较少的工人支撑更多头发花白老人。其次，正如经济学家本杰明·琼斯(Benjamin Jones)的研究所表明的，最具创新的发明家——和绝大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在30-44岁之间取得最重要工作成就的。换句话说，较少的工作年龄人口意味着技术、科学以及管理上的进展较少。最后，随着工人年龄的增加，他们从净储蓄者变成了净消费者，这对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产生了可怕的后果。对于发达工业化国家来说，糟糕的人口统计结果是一个致命性病症。
今日美国的潜在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移民的产物。如果没有移民，美国过去1/4世纪的GDP增长率将会跟欧洲一样。美国本土白人的生育率与欧洲人一样低。外国学生和移民占到该国科研人员的50％，2006年获得了40％的理工科博士学位以及65％的计算机博士学位。到2010年，在美国各学科所颁发的博士学位中，外国学生将获得超过50％的博士学位。理科方面的这一数字将接近75％。硅谷新创办的企业中有一半都是由一位移民或者第一代美国人创办的。简言之，美国潜在的新生产力，它在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领域的优势，其创造未来的能力，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其移民政策。美国如果能够将其所培养的人都留下，那么将会出现创新。他们如果都回了家，那就会把创新一同带走。
移民也给美国带来了极为难得的品质——活力。通过一批批急于在新世界过上新生活的移民，这个国家找到了一种使得自身不断复兴的办法。一些美国人一直对移民耿耿于怀。但移民已变成了美国劳动阶层的骨干，而其子女或孙辈已进入美国的主流。美国一直能够开发这种活力，管理多样性，同化新来者并在经济上继续向前迈进。最终，这就是美国与英国及其他经济大国所经历的不相同之处，在面对着更贫瘠和更饥渴国家崛起时，那些经济强国已变得肥胖、懒散并滑倒了。
向世界学习
2005年，纽约敲响了警钟。那年，世界25个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中有24个是在其他国家而不是在美国发行的。这令人震惊。美国的资本市场长期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它们为20世纪80年代制造业的转向及90年代的技术革命提供了融资，而且今天正在为行进中的生命科学发展融资。正是这些市场的流动性使得美国商界反应敏锐。如果美国失去这一独特优势，那是非常糟糕的。
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大多集中在美国的管制，尤其是安然事件之后出台的各种法律以及徘徊于美国商界头顶上的诸多诉讼威胁上。这些障碍确实存在，但它们其实并未触及已将经营转移至国外的产业，美国商业运作如常。但其他国家正在加入到这场游戏中。这里实际发生的事是很简单的：他国的崛起。美国股票、债券、存款、贷款和其他金融工具的总和——换句话说，其金融资产存量——仍然超过其他任何地区，但其他地区金融资产存量的增速远要快得多。这种情况在崛起的亚洲国家中尤其明显，但即便欧元区也正在超越美国。欧洲总体金融和贸易收入2005年为980亿美元，已经几乎与美国拉平。当涉及新衍生金融产品时(它们对对冲基金、银行和保险业者来说越来越重要)，伦敦已经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为体了。这是一种更广泛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各个国家和公司现在有了他们之前从未有过的选择方案。
在这一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美国所做的并不会比以往的差。它的运作如同以往一样。美国的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规定以及政策时很少想到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官员很少提及全球性标准。毕竟在这么久的时间里美国就是全球标准，而当它选择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时，重要的是世界其他地区将会迎合它的这种例外性。除了利比里亚和缅甸之外，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不采用公制的国家，只有它未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美国在商业方面并不需要什么基准规范，是它教导整个世界如何成为资本家的，但现在大家正在玩美国的游戏，并为了赢而在玩着。
在最近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公司税税率在主要工业国家中是最低的。今天，它则高居第二。美国的公司税税率并没有上升，但其他国家的税率已降下来了。例如，长期来一直是高税收制度坚定信奉者的德国已降低了税率，以应对其他国家转往奥地利与斯洛伐克。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这类竞争现在相当普遍。这不是一场争当最差的竞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高税收、良好的服务以及强劲的增长——而是对增长的一种求索。过去，美国的法规要比所有其他国家更具灵活性，对市场更亲善。但这不再是现实了。伦敦的金融体系在2001年进行了整改，以一个单一实体取代了一个让人迷惑不解的监管者大杂烩，这是伦敦金融业如今在某些举措方面已击退纽约的一个原因。为了使伦敦变成一个全球性枢纽，英国政府的工作积极主动。从华沙到上海再到孟买，那里的监管者每天都有动作，以使它们的体制对投资者和制造商更具有吸引力。相比之下，华盛顿却将其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想尽办法对纽约征税上面，以便能将其收入送往美国的其他地方。
长时间名列世界之首也有其缺点。美国的市场很大，这让美国人都假定，世界其他地区都会不怕麻烦地去理解美国。他们未曾以学习外国语言、文化或市场等作为酬答。现在，这种情况可能使美国处于竞争劣势。将英语的全球扩散当作一个隐喻。美国人很高兴这个过程，因为它使得他们到国外旅游以及在国外做生意容易了很多。但它也给了外国人一个理解并进入两种市场以及两种文化的机会。他们能讲英语，而且也能讲中国话、印度语或葡萄牙语。他们不但能够打入美国市场，而且也能打入中国、印度或者巴西的国内市场。相比之下，美国人从来没有形成进入他人世界的能力。
美国已习惯于成为领导性的经济和社会。它未注意到，工业化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部分——以及非工业化世界的很大一部分——手机服务的质量好于美国。从加拿大到法国、日本，在工业化世界的其他部分，电脑的连接速度更快，费用更为便宜，美国在人均宽带普及率方面如今位居世界第16。美国人正在不断地被告知，他们从其他国家医保系统中所要学习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要感谢他们自身。美国人很少环顾四周并注意到其他选项和替代方案，更不要说采纳它们了。
学习他人不再是一件道义或政治之事了，它越来越关乎竞争力。细想一下汽车行业。在1894年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北美地区生产的大多数汽车都是在密歇根制造的。自2004年以来，密歇根已被加拿大的安大略所取代。原因十分简单：医保。在美国，汽车制造商要为每个工人支付6500美元的医疗和保险费用。要是它们将工厂移到加拿大，那里拥有一个政府管理的医保体系，工厂为每名工人所支付的医疗和保险方面的费用大约只有800美元。虽然这未必是为加拿大的医保体系在做广告，但它确实清楚地表明，美国的医保制度费用已到了雇佣美国工人存在明显竞争劣势这种地步。工作将不会流向低工资的国家，而是流向能够找到接受过良好训练和教育工人的地方：雇主正在寻找的是灵活的福利，而不是低工资。
真的不存在一个第三世界了。那美国公司带什么去巴西或者印度呢？美国的竞争优势是什么？这是为数不多的美国商人认为他们将不得不回答的一个问题。答案就在于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所提及的。经济学家过去经常讨论两个基本概念，资本与劳动力。但这些现在都成了商品，广泛提供给了所有人。与今日经济的区别之处是思想(理念)与活力。如果一个国家成为整个世界思想或活力的一个来源，那么这个国家就定能繁荣。
无为政治
美国一直并能继续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新思想来源，不论这些新思想是大是小，是技术性的还是创造性的，经济的还是政治的。如果它真的有创新的话，它可以产生提供新活力的新思想。但要做到这一点，它须做出一些重大的改变。回顾历史，美国总是在担心丧失优势。今天的担心至少是自二次大战以来的第四波。第一次是在50年代后期，这是原苏联发射“伴侣号”人造卫星的结果。第二次是在70年代初期，当时高油价和慢增长使美国人相信西欧和沙特将是未来的强国。第三次则是在80年代中期，当时大多数专家认为日本将成为未来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占据主宰地位的超级大国。这些担心都是有依据的，这些预测都很聪明。但这些担忧却一个也没有出现。原因是美国的制度被证明是灵活的、足智多谋并富有弹性，能够纠正错误，并转移其注意力。对美国经济衰落的关注结果以阻止它而告终。
今天的问题是美国的政治制度似乎已失去了治疗其疾病的能力。美国今天的经济问题是真实的，但大体上它们既不是美国经济内部及其无效的产物，也不是文化衰微的反映。它们是具体政策的后果。不同的政策可以迅速和容易地将美国推上一个极为稳定的立足点。明天可以实施的一套合理改革能削减浪费的支出和补贴、增加储蓄、扩大科学和技术培训、确保养老金、创建一个可运转的移民过程，并在利用能源方面取得重大效率。在这些问题的大多数方面，政策专家并无广泛分歧，提出的措施也不会让人想起战时艰难的牺牲，只是对现有安排的适度调整。然而，因为政治，它们看来是不可能的。美国的政治体制已失去了壮士断腕以获取未来更大回报的能力。
在迈入21世纪时，美国基本上不是一个疲软的经济体或一个衰微的社会。但它的政治已高度功能失调。一个过时和僵化的政治制度已被金钱、特殊利益、追求轰动效应的媒体以及意识形态攻击群体所俘获。结果是无休止地、恶毒地就一些琐事展开辩论——政治被当成了剧院——很少有实质性的内容、妥协或行动。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国家现在却背负着一个无法做任何事的政治进程，被设计用于党派斗争，而不是解决问题。
在任何一个重大问题——医保、社保、税制改革上取得进展——都将需要双方的妥协。它需要一个较为长远的视野。那些倡导合理解决方案和妥协法案的人发现，他们自己正在被他们所在政党的领导层边缘化，正在失去来自特殊利益团体的资金，并在电视和电台上不断遭到“己方”的攻击。
他国的崛起
对美国来说，真正的考验与英国在1 900年时所面对的挑战正好相反。甚至在英国设法维持其在世界各地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之时，其经济实力已减弱了。形成对比的是，美国经济和社会有能力应对其所面对的经济压力和竞争。它们能够调整、适应并坚持下去。对美国的考验是政治上的——这不只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而且尤其取决于华盛顿。华盛顿能够调整并适应一个其他国家已经上升的世界吗？它能应对各种经济要求与政治权力的转移吗？20年来，当今世界始终是一个美国完全没有竞争对手的世界。从更为广泛的含义上说，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它一直是一个由美国设计的世界。但如今它正处在一个历史最大变化时期中。
过去500年里，发生了三次结构性的权力转移，这是权力分配的根本性变化，已重塑了国际生活——政治、经济和文化。首先是西方世界的崛起，这个过程始于15世纪，并在18世纪后期明显加速。它产生了现代性：科学与技术、商业和资本主义、农业和工业革命。它也带来了西方国家旷日持久的政治上的统治地位。
第二次转移是美国的崛起，它发生在19世纪最后几年，美国在实现了工业化后不久变成了自罗马帝国以来最强大的国家。在20世纪大部分时期，美国主宰着全球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和思想。而在近20年来，这种主宰地位已无可匹敌，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前所未有。
现在正在经历着现时代第三次大的权力转移——他国的崛起。过去几十年，世界各国一直在经历着曾被认为时不可想象的经济增速。虽然它们曾有过繁荣和萧条，但总体趋势一直是在强有力地推进。这种增长在亚洲最为明显，但已不再局限于亚洲了，这就是为什么说把这种变化称“亚洲的崛起”的说法不准确的缘由。
新出现的国际体系可能与之前的那些国际体系大不相同。100年前，存在着一个由欧洲政府集体管理的多极秩序，当中有不断变化的联盟、各种对峙、错误估计和各种战争。接着是冷战时期的双寡头，虽然它在某些方面更为稳定，但超级大国对对方的每一举动都会有所反应或反应过度。自1991年以来，人们已生活在一个美帝国、一个独特的单极世界之下，开放的全球经济已经扩大并加快了速度。这种扩大正在推动下一次国际秩序性质的变化。在政治军事层面，人们仍处于一个单一超级大国统治的世界。单极性并不是一种二进制(双元)的现象。世界将不会在数十年里一直保持单极，随后突然之间在某个下午变成多极世界。在除了军力之外的每一个层面——工业、金融、社会和文化——权力的分配正在转移，正在远离美国的主导地位。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正在进入一个反美世界。但人们正在进入一个后美国世界，这是一个由各地许多人界定和支配的世界。
为了使美国的经济和社会更具竞争力，有很多可倡导的具体政策和计划。但除了所有这些之外，也需要在策略和态度方面有更广泛的变化。美国必须认识到它面临着一个选择——新崛起国家的介入，部分权力和特权的放弃，对一个声音和观点多元化世界的接受，或者在更大民族主义产生、扩散和解体时作壁上观，这些都将慢慢撕裂美国在近60年里所建立的这个世界秩序。世界正在变化之中，但它走的是美国之路。正在崛起的他国正在欣然接受市场、民主政府以及更大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它可能是一个美国占据空间较小的世界，但它又是一个美国的思想和理想占压倒性地位的世界。美国拥有一个塑造并掌控这个不断变化的全球图景的机遇期，但前提是它首先得认识到，后美国的世界是个现实——并接受和赞美这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