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生产理论的扩展及其对我国人口新政实施的启示——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的再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理论论文,新政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5)05-0035-06 在“未富先老”、劳动力短缺、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了人口与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启动了“单独二孩”政策。这反映了中国政府在调整人口结构上的努力。同时，未来的十年是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人口发展又是起基础性作用的重要因素，因此，这一政策调整关系重大。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确保这一政策成功实施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较早指出人类自身生产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重要作用的理论之一。国内学者何建宁、崔玉宾研究了该理论对现实人口问题的启示。[1][2]但一个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和指导能力取决于它的理论前提在多大程度上与现实相符。相较于恩格斯明确提出两种生产理论的时代以及两种生产理论据以提出的历史背景，今天的历史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需要在发展两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它分析和指导现在的问题，这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科学研究方法。本文在扩展两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其对人口新政实施的启示，并将这些启示与现行人口政策的缺陷进行对比，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两种生产理论的扩展 如何对一个经典理论进行扩展？这无疑是保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命力的重要问题。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3](p.163)因此，依据这一方法论来对两种生产理论进行扩展是极为有意义的。 (一)两种生产理论的经典表述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1844年第一版序言中阐述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他认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4](p.15)这段经典阐述表明：首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由人本身并且是人的生产活动决定的；其次，人的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第三，社会制度受两种生产制约，不仅物质生产的发展影响社会制度的形成，而且人类自身的生产也影响社会制度的形成。 (二)两种生产理论的扩展 1.两种生产理论历史前提的改变 “历史地”就是一个理论的合理性是有其历史前提条件的。两种生产理论曾受到过不少质疑，质疑者认为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否定。但这种错误质疑是因为忽略了两种生产理论的历史前提而产生的。恩格斯并不认为两种生产对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地区的社会制度都具有同等的意义，而是“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4](p.15)因而在不同的时代，两种生产的制约作用是不同的。通过阅读《起源》，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恩格斯认为原始历史的发展包括家庭史的发展最初是由人类自身的生产决定的，然后才是由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决定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是存在着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5]因此，正如马克思1859年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以文明时代为历史前提一样，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也是有其历史前提的，即是以对史前时期及其向文明时代的过渡的研究为前提的。现代社会诸多因素已经与恩格斯阐述这一理论的历史前提有了很大不同，因此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绝对化，而要拿变化了和变化着的历史情况、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与原有理论作比较，对这些原理进行发展、完善和本土化，对两种生产理论也应当如此。文明时代的两种生产无论是就两种生产各自本身的含义而言、就两种生产的主次地位而言，还是就两种生产的相互影响而言都会发生改变。 首先，文明时代人类自身生产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从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思考逻辑出发，人口生产的内涵发生了如下变化：就生产什么而言，其含义不仅是人口数量的单纯繁衍，而是更注重以内涵为前提的，一定意义上是指具有社会属性的劳动人口的生产，不仅包括人出生时的健康，还包括人成长过程中的知识、技能、社会交往、情感和精神的全面发展。“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6](p.532)也就是说基于现有人口自身生命的再生产是通过现有人口的劳动来实现的，是质量的提高而非数量的增加。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知识文化、劳动技能、人口寿命的提高，现存人口自身生命的再生产也应被视作人类自身的生产，也即是说人类自身的生产不仅包括数量的增加，还应包括质量的提高。 就如何生产而言，既然人的生产过程并不终结于人的出生，而是一个贯穿于整个生命周期始终的过程，并且各个生命阶段需要生产的内涵随之变迁，因此，伴随人的生命周期延展过程，不同阶段应有相应的配套投入，以使之具备逐渐成为完整的人的相应知识、技能、社会交往、情感和精神能力。人口的生产是一个涉及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精神文明发展等方面的系统工程。 人口的生产与物质生产一样，也涉及为谁生产的问题。在《起源》中，恩格斯说道：“原始历史的研究却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男子过着多妻制的生活，而他们的妻子同时也过着多夫制的生活，所以，他们两者的子女都被看作大家共有的子女；这种状态本身，在最终分解为个体婚姻以前，又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是这样的：被共同的婚姻纽带所联结的范围，起初是很广泛的，后来越来越缩小，直到最后只留下现在占主要地位的成对配偶为止。”[4](p.42)“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7](p.45)“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生育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两个正在进步的部落混合在一起了，新生代的颅骨和脑髓便自然地扩大到综合了两个部落的才能的程度。”[7](p.58)由此可以看出，人口的生产在原始共产制阶段被视为最重要的力量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生产和抚养小孩是血缘集团的共同事务，直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私有制、出现家庭，小孩的生产和抚养才逐渐成为私人领域事务。也就是说人的生产随着私有制的出现由公共领域事务转变为私人领域事务，私有财产的继承和分配的明确是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然而在文明时代，发现人的生产既是私人领域的事务也是公共领域事务，小孩的生产、抚养、教育一部分是家庭内部承担，一部分则是社会承担，甚至在多数生育率低、老龄化严重的发达国家，社会承担大部分责任。我们发现当物质生产制约人口生产时，人口生产的成本主要由家庭内部承担；当人口生产制约了物质生产时，人口生产的成本主要由社会共同承担。 其次，就两种生产的主次地位而言，现代社会人口生产规律是由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规律。恩格斯在《起源》的研究中表明了人自身的生产在原始社会起决定作用，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物质资料的生产便取代人自身的生产起主导作用。这与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明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p.591)的基本原理似乎有所差别，但是马克思1859年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时是把文明时代作为历史前提的。在文明时代，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解体，人获得了个体的独立，与此同时，在社会生产中的物取得了全面的统治。[9]由此，人口再生产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进行的，人口规律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规律。人口再生产虽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但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一定的生产关系制约的。[10]因此，在现代，谈两种生产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的主次地位时，应是物质生产起主导作用，人自身的生产是影响因素。 第三，就两种生产的相互影响而言，前文明时代与文明时代在两者相互影响的程度、范围和渠道上存在着种种差别。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一方面，人自身的生产造成新的需要，并促使人去满足这种新的需要，从而推动了物质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和人的新的特性的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不断地扩大，由家庭关系转向全面的社会关系。[9]现代社会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相互影响的特征可以总结如下：其一，在文明时代，物质资料短缺已不成为对人口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马尔萨斯陷阱的突破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其二，随着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人们生产人口的欲望呈下降趋势。近年来发达国家生育率持续低迷，以及一般经济发达地区人口生育率比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口生育率低都说明了这一点。因而，人口的生产在文明时代已不可能寻求与前文明时代同样的生产速度。其三，资源环境对物质生产的限制从而导致人口生产对物质生产的拉动作用受到的限制比前文明时代显著得多，因此，人口生产对物质生产的实际拉动的速率受到限制。其四，前文明时代两者主要通过数量变量产生相互影响，而文明时代主要通过质量变量使两者产生相互影响。 2.将两种生产理论同其他马克思主义原理联系起来 首先，《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中的相关论述揭示了人口生产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联系。《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都是以文明时代为历史前提的。虽然两种生产理论是恩格斯在《起源》中明确提出的，但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指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6](p.532)也就是说人口的生产不仅是生产人口本身，也是现存人口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人口再生产不是简单的两性结合的生理过程，人是社会的人，在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同时，必然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人进行自身的再生产，也必然在具体的社会生产方式下结成一定的家庭、婚姻关系。[10]也就是说，新生命的出生不仅是其肉体的出生，还是其父母、家庭的社会关系的延续和发展，因此对其父母的现有生存状态、社会关系会产生重要影响，而父母现有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关系也会反过来影响人口的生产。 《资本论》中关于人口规律的分析更佐证了以上观点。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时指出，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总资本中可变资本部分相对减少、从而形成大量相对过剩人口，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特有的人口规律。在这种特有的人口规律支配下，人们为了使自己的后代受到良好的文化技术教育、享受较高的生活质量，往往“自愿限制生育”。日本的发展经验表明，家庭收入减少连同养育成本上涨是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在经济不景气、男性无法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为提高家庭收入，女性参加工作是必然趋势，这使得多数女性无法兼顾家庭与工作，降低了生育欲望。[11]这说明，生产力水平对于人口再生产的规模和速度起着重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通过生产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发生的。社会上物质资料的多少，与社会人口各个部分能得到多少物质资料不能等同。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以及产品分配形式决定了不同的社会人群能够获得怎样的生存和繁殖条件，人口再生产的动机和条件受到社会关系许多方面的制约。[10] 其次，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继承来的人本思想用在我们理解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的主次关系时具有警示意义。物质生产是为满足人的需求服务的，但人口生产的目的绝不能是为了物质生产而生产。无论物质生产还是人口生产，其终极目的都应该是以人为本。 3.将两种生产理论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 实践在认识中起决定作用。世界各国人口政策、实施过程和效果是我们认识和拓展两种生产理论的实践基础数据库。基于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的历史经验，我们认为两种生产理论至少还应包括以下特征： 首先，人口生产的影响和意义比物质生产更为重大和深远。物质生产的丰富与否决定物质文明的高度并且会对精神文明产生影响，而人口生产的状况不仅决定人类的物质文明，更决定人类的精神文明，并最终是一个伦理问题。物质生产一定程度上还是可逆的，而人口的生产则是不可逆的。受家庭、社会影响形成一定思想意识的人最终可能会对社会造成促进或阻碍、甚至极大的破坏作用。纵观人类历史发展过程，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其次，人口生产的投入产出和物质生产的投入产出有极大不同。从投入角度看，人口生产函数不仅以物质资源为决定变量，高质量的教育、文化、社会、环境资源同样重要。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一个新生命诞生的投入并不是到新生命出生为止，更大的投入成本在于其再生产过程中的教育、感情、时间等投资。而感情和时间投资是有形的物质投资无法替代的。从产出角度看，物质生产领域的一些规律在人口生产领域会失效，例如在人口生产中从伦理角度看不可能追求规模经济效应。人口生产从投入到产出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并且是一个以人的一生为界限的连续累积过程。对一个家庭来说，一个新成员的产出不仅是增加一个新成员而已，更是家庭关系、伦理满足上的产出。但从经济产出上来说，以前中国存在“养儿防老”的观念，而现在诸如“啃老族”现象的出现，说明仅从经济产出角度上来说，对于一个中国家庭，人口的生产大多变为一个入不敷出的状态。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年轻人的生育欲望。而这种观念的转变受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层面的问题影响颇大。 第三，人口生产对人口调整政策具有向上的刚性。也就是说，鼓励生育政策对人口增加的影响作用较小。发达国家鼓励生育政策已实施多年，但仍然无法改变生育率低的现状。例如，美国政府允许按照每个家庭的未成年儿童数量，抵消相应的个人所得税，子女越多，抵税越多。[12]人口生产问题不仅是经济成本问题，更是一个思想意识问题。这种向上刚性问题如何解决？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人对生育问题的观点、意识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形成、变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既然生产力的发展无法解释为何经济发达地区生育率偏低的现象，那么社会关系就是这种生育观形成的主要原因。因此，试图通过利用提供经济补贴的手段来影响生育观，其作用就是微乎其微的。春秋时期越国经历“会稽之耻”后，勾践提出了以增加人口、富国强兵为主要内容的人口思想和人口政策。除了奖励生育外，越国还实施了“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13]从其内容来看，其目的就是要改善所谓的社会生产关系。 第四，人口生产事务家庭私有化的外部效应。外部效应是一个经济学名词，指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行为影响他人的福祉，却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或获得回报。如前所述，随着私有制的出现，人口生产事务由公共领域事务转为私人领域事务，新生人口的抚养、教育、照料成本大部分由家庭内部承担。但人口的生产无论是要节制生育还是鼓励生育都同时是公共领域事务，节制生育带来的外部性问题，如小孩成长孤独、失独家庭、老人照料负担沉重问题，却主要由家庭内部承担。鼓励生育同样存在外部性问题，对于单个家庭来说，小孩的抚养成本上涨、照料时间增加、现代女性工作与家庭事务的兼顾等都会造成抚养成本上升。在这些外部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的情况下，国家人口政策实施的效果会受到制约。因此，人口生产是一个公共领域的事务，为了克服这一公共产品的外部性问题，必须引入政府干预来解决这种外部性，而不能仅仅依靠市场调节手段。依靠市场调节会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儿童照料商品化带来的问题，虽然家庭可以通过市场购买儿童照料服务，但减少家庭自己付出的照料时间会带来儿童情感、人格、心性等成长必需的家长引导及情感投入缺失等问题。不仅如此，这还会导致生产领域已经存在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进一步衍生到人的再生产领域，并使这种不平等发生代际传递。因为尽管少数富裕家庭通过外包解决照料劳动的供给，但却进一步地挤出了贫困家庭的妇女用于照料自己的家庭成员尤其是未成年孩子的时间。虽然可以增加富裕群体母亲照料儿童选择的自由，却鲜少改善出售私人照料服务的女性对自己年幼孩子的照料[14]。发达低生育率国家对生育家庭除了提供现金补贴之外，还采取设置育儿假、抵扣和税收优惠、完善公共儿童照料服务等公共政策，这也正是想利用政府干预来解决人口生产事务家庭私有化的外部性问题。 二、两种生产理论的扩展对我国人口新政实施的启示 (一)两种生产理论的扩展对我国人口新政实施的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两种生产理论的扩展对人口新政实施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第一，人口生产的终极目的应是以人为本，而不是满足经济发展目标的催生品。虽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同时受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影响，并且在现代应是物质生产起主导作用、人自身的生产是影响因素，物质生产是为满足人的需求服务的，但人口生产的目的绝不能是为了物质生产而生产。 第二，人口的生产应是内涵式增长，而不应是单纯的数量扩张。这是指人口生产不是单纯的数量增加，更应是新生人口质量的提高，而新生人口质量提高不仅包括注重提高人口出生时的健康，还应包括其在成长过程中知识、技能、社会交往、情感和精神能力的生产，并为这样的生产配以相应的投入，如教育、精神文化生活、家庭朋友的陪伴时间等，这是一个长周期工程。 第三，人口的再生产应包括现存人口生产力的提高，而不仅指新生人口的增加。人口存量生产力的提高不仅依靠物质生产的增长，更要依靠教育体系、收入分配、文化建设、社会管理等配套的系统工程的完善。 第四，现代社会人口生产的规律主要是一种社会规律而不单纯是自然规律，人口的生产受生产力的影响趋弱，而受社会生产关系的影响趋强。生产关系层面的因素不仅通过家庭经济来影响家庭的生育能力，更会通过社会不公、家庭情感缺失、朋友关系异化、道德失范等反映生产关系层面因素的社会镜像来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因此，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治本之法在于改善社会生产关系，让人们有能力去体验包括天伦关系在内的社会的美好。 第五，人口生产不仅是一个私人家庭领域内的事务，更是一个公共领域问题。公共领域存在的外部性问题需要政府干预，因此必须从分摊人口生产的成本入手。依据前述分析，该成本不仅包括生育新生儿的成本，也包括新生人口教育、文化、精神层面培养等方面的经济和时间成本。 (二)我国现行人口政策的缺陷 在推进我国新阶段的人口发展目标的进程中，应当正视我国现行人口政策主要存在的缺陷，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人口政策的人本关怀属性不强。目前放开“单独二孩”政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解决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不足和老龄化问题，表明目前人口政策主要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对这一政策的人本关怀意义重视不足，这种偏向体现在“单独二孩”配套政策的迟缓上。事实上，“单独二孩”政策对包括独生子女心性培育、失独老人困境等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问题)的意义颇为重大。 第二，为促进人口生产内涵式增长的前瞻性配套不足。既然人口生产并不以新生人口的健康出生为终结，而是一个知识、技能、社会交往、情感和精神能力的生产过程，是一个需要持续投入贯穿于整个生命周期始终的过程。因此，新生人口的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文化发展和精神文明等方面的需求，依据我国现状，对现存人口这些需求的满足尚且不够，加之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文化发展方面的建设是长周期工程，因此为确保人口新政的顺利实施，相关配套工作应具有前瞻性的提前投入。 第三，相较于物质生产而言，我国对存量人口劳动力再生产的投入不足。2003年到2011年间，除2010年外，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的增速均高于教育经费占GDP比重的增速。11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的增速是教育经费占GDP比重增速的11.4倍。至于在职教育的部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技术创新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规定，职工教育经费按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用于职工教育事业，对企业当年提取并实际使用的职工教育经费，在不超过计税工资总额2.5%以内的部分，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但没有单独的法规对职工在职教育提供保障，在职教育的费用主要由个人承担。 第四，忽视了社会生产关系对人口生产的影响，没有把人口政策目标的实现作为一个系统性问题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注重从总体性来看待和解决问题。如前所述，人口生产不仅取决于物质条件这个基础，还取决于人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关系，两者同时影响人们对生育问题的思想意识。在当前的经济社会政策中，改善生产关系似乎仅为改善物质生产的生产力，在这种变革过程中虽然也会改善人们对生育问题的观念，但人口问题的解决只是解决物质生产层面问题的附属品。当前，应当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生产关系的改革不仅是为发展物质生产力，它也是发展人口生产力的重要前提。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社会矛盾激化、文化精神领域失落等问题对人口生产比对物质生产具有更深远和深刻的意义。 第五，人口生产事务私人化的负外部效应问题突出。从新生命的生育角度看，我国目前仅在生育保险和法定产假上有所规定。生育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女职工享有不低于98天的产假、父亲产假政策不全等使得女性在就业时遭遇不公平待遇。从新人口的养育角度看，大部分成本由家庭承担。如《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2》指出，中国目前基本没有独立的儿童福利制度。儿童福利的各项供给分散在不同内容的福利供给制度中，如社保、低保、医保、残疾人服务和教育等。除儿童福利制度不成体系外，目前的儿童福利内容仍然是救助型为主，国家儿童津贴项目稀少。公共的儿童照料机构和政策更是缺乏。例如我国没有针对3岁以下幼儿的公立的照料服务机构。根据全国妇联2011年底的调查，3岁以下孩子由家庭承担照顾责任的占99.9%。3—10岁的农村儿童中，35.9%从没上过幼儿园，“附近没有幼儿园”是其主要原因。接纳3岁以上儿童的城市幼儿园也面临巨大的供需缺口。[15]因此，为了照料儿童，很多女性不得不选择做家庭主妇，或牺牲工作，或牺牲休闲时间，或让祖辈代为照料，或让小孩成为留守儿童。这不仅对女性造成不良影响，侵占了老人的退休时光，更不利于新人口的成长，从而引发不少家庭内部矛盾和社会问题，进而影响人们的生育愿望。即使未来新人口如愿地出现增长，这种外部性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将严重制约各个层面的人口生产质量。 三、相关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现行人口政策主要存在的缺陷，笔者认为，应当采取相关的政策予以弥补。 首先，从思想上重视人口政策的人本关怀属性。除看重“单独二孩”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外，充分重视其对人类情感、人格心性、解决照料危机等社会问题的重大意义。无此不能为人口新政树立正确的航标。 其次，为人口新政进行具有前瞻性的先行的系统配套。财政上具有前瞻性地逐渐提高与人口新政相适应的国家对各层级教育、医疗、卫生配套事业的投入，提前研究税收上对养育新生人口的家庭所得税抵扣，提前研究利用政府干预保障妇女工作机会和待遇平等的机制等。 第三，激发现有潜在和已经从事劳动的劳动人口的生产力。让他们在从事物质生产的过程中再生产自己的生产力，这也是人口再生产。因此，应提高现有教育的教育水平，鼓励在职继续教育，并对在职继续教育进行国家、企业和个人的成本分摊，实现从劳动力质量提高中获取红利。 第四，通过从根本上改善生产关系来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改变仅通过提供现金补贴和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就可以提高人口生产意愿的观念，从改善社会生产关系、改善收入分配、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打造生态美好的家园、丰富文化生活、提倡享受天伦之乐的精神层面来根本性地影响人们的生育意识。 第五，着力解决人口生产事务私人化的负外部性问题，国家承担起与人口生产相关的公共产品提供的责任。一方面解决先前计划生育政策的外部性问题，如老年抚养比趋高、幼儿和老年人的照料危机问题，以激活现存劳动人口的再生产能力；另一方面，研究完善未来公共的幼儿照料政策、父母亲产假政策、儿童福利津贴政策、家庭主妇养老金政策等。标签：中国立即鼓励生育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生活教育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经济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经济学论文; 人口政策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