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的中美关系——非对称性相互依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称性论文,中美关系论文,相互依存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后期的中美关系非常符合现实主义理论，即双方关系建立在权力政治——共同对付苏联扩张的基础上。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九一一事件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现实主义理论已不适用于中美关系的现实。中美之间权力政治的因素虽然还存在，但两国关系已更多地建立在相互依存的基础上。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相互依存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中美关系。同时，中美之间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又是非对称性的。这些决定了中美关系当前的主要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当前中美关系的相互依存性
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指出：“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注：〔美国〕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笔者认为，interdpendence译成相互依存比相互依赖更为贴切。据此在引用中修改译著中这一词的翻译，下同。）他们认为：“当交往产生需要有关各方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时（这些影响并不必然是对等的），相互依存便出现了。如果交往并没有带来显著的需要各方都付出代价的结果，则它不过是相互联系而已。这种区别对我们理解相互依存的政治至关重要。”（注：〔美国〕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笔者认为，interdpendence译成相互依存比相互依赖更为贴切。据此在引用中修改译著中这一词的翻译。）让我们根据这一定义，分析中美关系中相互依存的各主要方面。
（一）中美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
冷战结束以来，尽管中美政治关系跌宕起伏，但中美经贸关系却一直向前发展。正如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所说，两国“经济在很多方面是互补的”（注：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2003年11月5日在美国德州农工大学举办的美中关系研讨会上的讲话。http://www.whitehouse.gov）。现在中美两国已形成互补共赢和密不可分的经济关系。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是美国第五大、并且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根据中方统计，2004年中美贸易总额达到169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4%，是1979年两国建交之初的69倍。其中，中国对美出口124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5%；中国从美国进口44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2%。根据美方统计，2004年中美贸易总额达到2310亿美元，是1979年的98倍（注：《人民日报》2005年7月11日。）。美国在华投资项目已经达到四万多项，实际投资近470亿美元。
中国外汇储备超过7000亿美元，其中约1910亿美元购买了美国国库券。中国还向美国出口大量价廉物美的商品。这些都为美国经济的稳定和繁荣、为美国消费者的生活质量提高做出了贡献。
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相互依存的日益加深，两国社会之间的交往面大幅增加，同时摩擦面也在增多。一个重要表现是，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明显增加。美国经常利用这些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其中包括中美贸易不平衡、市场准入、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纺织品贸易、农产品贸易、倾销与反倾销等。美国要求中国履行对世界贸易组织承担的义务。而且，布什政府为了国内政治需要和从中国获得更多经济利益，对中国滥用“反倾销”手段。同时，美国对华长期实行技术转让限制和保留对华制裁措施，成为影响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和其他一些政界和学术界人士还以“国家安全”为由，以政治干预经济事务，反对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
如果中美经贸关系因美国政治的原因遭受重大挫折，对两国经济都会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二）中美在军事安全领域的相互依存
军事安全领域相互依存的涵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双方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另一方面是指双方在防止因台湾问题可能导致中美武装冲突上形成某种相互威慑和合作。
从第一个方面来说，中美两国在解决朝核问题方面的合作即为一例。中美在朝鲜半岛稳定和实现无核化目标上有一定的共同利益。朝核问题发生后，2003年中国先是在北京主办了三方会谈，后又主持了四轮六方会谈。中美两国合作努力在六方会谈框架下解决朝核问题。美国国务卿赖斯说：“中国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注：美国国务卿赖斯2005年3月19日在日本东京上智大学发表的关于美国亚洲政策的讲话。http://www.whitehouse.gov）2005年8月8日，第四轮六方会谈第一阶段结束后，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埃雷利称赞中国政府为举行这轮会谈并使之取得成果做了大量工作（注：《人民日报》2005年8月10日。）。
另一个例子是由美在维持南亚次大陆稳定和防止印巴发生战争方面的合作。2002年印巴在克什米尔地区爆发较大规模武装冲突后，中美两国与国际社会一起做了许多调解工作，促使印巴两国关系缓和。
从第二个方面来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是中美关系中惟一有可能导致两国发生武装冲突的问题。中美两国在防止“台独”分裂势力改变台海现状方面有共同利益，也进行了某种合作。因为如果中美因台湾问题爆发武装冲突，那将是两个核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不符合两国利益的。中国现在和今后都将致力于和平发展，不会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中国大陆正在努力维护台海和平、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但陈水扁和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千方百计企图实现法理台独，严重危害台海和亚太和平，是中美关系的麻烦制造者。如果“台独”分裂势力触犯《反分裂国家法》，制造法理台独，中国将“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注：《反分裂国家法》（2005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载《人民日报》2005年3月15日。）
如果美国在军事上卷入台海冲突，那将是干涉中国内政。因此中国有必要发展慑止美国军事干预台海冲突的威慑能力。中国不是超级大国，只拥有很少的核武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冷战时期“相互确保摧毁”的模式并不适用于中美。中国具有一定的核反击能力，只要美国不能确定它对中国进行第一次打击时能全部摧毁中国的战略核力量，或者中国在遭受美国第一次打击后还有能力将一枚核弹头打到美国，美国就不会对中国首先进行核打击。如果中国拥有应对美国干预台海冲突的常规威慑能力，美国就会尽力抑制“台独”分裂势力制造法理台独的企图。虽然这不是一种互利的相互依存模式，但从长远来看，对中美关系和台海两岸关系，都有相当的正面影响。
（三）中美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相互依存
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迅速上升。非传统安全威胁又称为全球问题、跨国问题或低政治问题，包括环境污染、全球变暖、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能源短缺、人口爆炸、毒品走私、国际犯罪、恶性传染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具有全球性和全人类性。这些问题不是某些国家和局部地区存在的个别问题，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并且关系全人类的问题。二是就其后果来说非常严重，它不是人类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一般困难和障碍，而是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决定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注：尹希成等：《全球问题与中国》，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近年来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造成安全问题的多元化和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导致各国安全需求的多样化。这大大增加了世界各国，包括中美之间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促使它们更多地进行合作来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
现在中美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正在逐渐形成新的安全合作关系，这种合作是由两国在这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所决定的。
例如，在反恐领域。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反恐成为美国全球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最优先事项。为此，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中国也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基于双向互利的原则，中美建立了中长期反恐怖主义交流与合作机制，设立了两国反恐工作组，定期交流看法，共享反恐情报；双方在阻止恐怖组织洗钱和转移资金方面进行协调；两国达成协议，同意双方海关人员在中国港口对运往美国的集装箱进行预检；中方同意美方暂时在美驻华大使馆设立联邦调查局法律办公室，处理反恐合作事务；在中方的要求下，美国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列入美国国务院恐怖组织名单；中国投票支持了联合国安理会反恐怖主义的所有关键性决议等。美国国务院反恐事务协调员泰勒大使认为：“美国和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大力支持已经促成两国牢固的、多层面的和不断发展的伙伴关系。”（注：http://www.usembassy-china.gov.cn）
又如，在防治恶性传染病领域。艾滋病、非典型肺炎等恶性传染病是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之一。近年来，美国逐步重视中美在防治传染病领域的合作。2003年10月，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汤米·汤普森访问中国时说，布什总统希望在防治艾滋病和其他健康议题上扩大中美的实际合作。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专家来华与当地中国卫生工作人员共同努力。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向中国提供1480万美元，帮助中国更新卫生保健基础设施。中美在防治恶性传染病领域的合作有可能成为两国关系的一个新增长点。
当前中美关系中的非对称性
（一）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与上升中的大国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和在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国。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成为上升中的大国。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与上升中的大国这种非对称性，使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中一些人提出，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影响甚至打破现有的国际力量均势，从而可能导致国际局势不稳定甚至冲突。也有西方学者根据现实主义理论提出“霸权稳定”论，认为可以在美国霸权下实现均势，从而保持国际局势稳定；而新兴大国的崛起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引起不稳定。
上升中的大国一定会与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发生冲突吗？答案是否定的。美国本身就是一个例子。19世纪末，美国作为上升中的大国，并没有与当时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国——英国发生冲突，而是通过与英国多次合作，逐渐发展起来。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后起的大国只有与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合作才能最终兴起。在这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如何适应新兴大国的上升并实现相互合作也非常重要。而且，当前世界处于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了根本的前提条件和现实的可能性。
（二）最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种非对称性关系可以有互补合作的一面，因此并不一定会发展为两国之间的对抗。
最大发达国家与最大发展中国家的非对称关系首先表现在实力在量的方面的不对称性。2004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约11.6675万亿美元，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1.6493万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约1/6。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近五倍。美国人均GDP约为40000美元，中国人均GDP约为1250美元，是美国人均GDP的约1/30。
中美实力在质的方面也存在不对称性，这主要表现在双方在科技方面的巨大差距。美国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航空航天技术、海洋技术等重要科技领域仍占有很大优势。不仅具有很好的科技创新机制，而且具有将科技成果迅速变为先进生产力的良好转化机制。
中美还在经济管理方面存在不对称性。美国经济管理的法治机制比较完善，而中国经济管理的法治机制仍在建立和完善之中。
中美两国这种在经济、科技、管理方面的不对称性，是中美之间在经贸领域发生矛盾和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美国利用知识产权、反倾销、人民币汇率等对中国施压的原因之一。
中国要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仍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中美两国能够很好地在经济、科技等领域互补互利，将不仅有利于两国利益，而且有利于南北合作。
（三）后现代化国家与正在争取实现现代化的国家
美国已经是一个现代化国家。而且，由于美国信息化社会和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可以说它已成为一个后现代化国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来自知识密集型产业。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和生产要素，既不是农业经济时代的土地和劳动，也不是工业经济时代的有形资本，而是知识。美国产业的知识含量日益增加，知识资源正在成为主要的财富源泉。知识经济生产方式标志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质的提高。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速发展既是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体现，又会对整个经济体系乃至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在美国，知识经济的社会形态正在成为现实。
中国是一个正在争取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既面临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艰巨任务，又面临着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伟大使命，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必须处理好发展、改革、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美国作为一个后现代化国家与中国作为一个正在争取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之间的不对称性，是中美之间在人权、民主等领域发生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将“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中国的民主将根据中国国情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步实现，而不能照搬任何其他国家的模式。而美国一些人忘记了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是用了上百年时间逐渐建立的，企图向其他国家输出美国的民主模式。这是违反历史规律的，因为民主与人权只能适应各国的实际情况而逐渐发展，“输出民主”与“输出革命”一样，都不会有好结果。
非对称性相互依存情况下中美关系的特点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提出了“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的模式，认为复合相互依存的三个基本特征是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问题之间没有等级之分；军事力量起着次要作用。他们指出：“复合相互依存与现实主义的观点一样，都是理想模式。大多数世界政治的实际情况往往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注：〔美国〕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25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尽管中美之间在实力、地位、发展进程等方面是非对称性的，但是当前的中美关系更接近于复合相互依存的关系。
首先，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特别是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有了很大发展，建立了多层次、多领域、多渠道、多形式的交流联系。不仅两国政府机构各部门之间有多层次的密切联系，而且两国企业界之间也建立了广泛的交流。两国社会之间和人民之间的联系交往，已经相当深入。虽然两国接触交往面越大，产生摩擦的几率也越大，但总的来说，两国民间和企业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中美之间多渠道、多层次的交流联系对两国关系产生的影响还包括：两国的国内政策对彼此的影响越来越大；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与对外政策相关的问题越来越多；对外经济政策与国内经济活动的联系越来越广泛。
其次，两国之间的外交议程更为广泛，更加多元化。在冷战时期，两国之间的所有问题都附属于军事安全问题。但现在，经济和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如能源、资源、环境、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恶性传染病等已凸显，成为与构成传统外交议程的军事安全问题几乎同等重要的问题。当然，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仍然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
再次，冷战结束之后，特别是九一一事件后，大国之间共同利益的增多和相互依存性的上升，促使其发展合作，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少。美国总统布什说：“我们得到了百年不遇的最佳时机，建设一个各大国之间和平合作、不再持续备战的世界”，“大国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之间在这个世界上的武装冲突是可以避免的”（注：George W.Bush,“The Assurance of Freedom”,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2,2002.）。布什政府2002年9月20日发表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今天世界大国发现我们站在同一边——联合起来对付恐怖主义、暴力和混乱的危险”，“我们将用在大国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方法来维护和平”（注：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l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res”,September 20,2002.http://www.whitehouse.gov）。这表明，布什政府愿意建立一个大国合作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框架。而且，中美都是核武器国家，双方发生战争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因此，虽然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中仍很重要，但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减弱。
同时，中美非对称性相互依存关系使中美关系还呈现下述特点：
其一，敏感性。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相互依存中的“敏感性(sensitivity)指的是某政策框架内做出反应的程度——一国变化导致另一国家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多快？所付出的代价多大？”（注：〔美国〕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12页。）中国作为上升中的大国，与美国作为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之间的关系，更增强了这种敏感性。虽然中国并不是惟一一个快速发展、给世界带来冲击的新兴国家，但中国更为突出。自2000年以来，中国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比后三个新兴经济体——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加在一起的总和还要多近一倍（注：“China and World Economy:From T Shirt to National Bonds”,Economy,July 29,2005,p.8.）。而且，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特别高。进出口商品和服务的总额占中国GDP的75%左右。在日本、印度和巴西，这个数字是25%到30%（注：Ibid.）。在这种情况下，互为主要贸易伙伴的中美两国，一方经济形势或经济政策的小变化，都会导致另一方的经济迅速发生有代价的变化。而且，美国一些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人士，夸大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鼓吹“中国威胁论”，甚至以错误的判断为基础，对中国做出过度的反应。
其二，脆弱性与韧性并存。美国著名的中国事务专家何汉理(Harry Harding)曾把1972年至1989年的中美关系概括为“一种脆弱的(fragile)关系”（注：Harry Harding,A Fragile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Since 1972,Brookings Institution,Washington DC,1992.）。这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国意识形态不同、政治制度各异，要在两者间建立强有力的关系非常困难。自那时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曲曲折折、起起伏伏，但仍在向前发展，表明了两国关系又是一种具有韧性的(durable)关系。这一是由于中美在经济和安全等领域具有广泛而重大的共同利益，相互依存的态势基本形成，经济和安全已成为中美关系基础的两根主要支柱；二是由于中国领导人一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两国关系，美国领导人也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从而双方求同存异，趋利避害；三是中美各界人士长期努力维护和发展两国关系。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相互依存中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可以定义为行为体因外部事件（甚至是在政策发生变化之后）强加的代价而遭受损失的程度”，“脆弱性相互依存的衡量标准只能是，在一段时间内，行为体为有效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做出调整应付的代价。”（注：〔美国〕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14页。）中美在相互依存方面的脆弱性各有特点。以能源为例，美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和石油消费国及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具有先进的能源技术和石油勘探开采加工技术，拥有较多的未开采的石油储备和可消耗近一年的战略石油储备。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和石油消费国、第五大石油进口国，具有一定的石油生产能力和石油储备。中美两国的能源政策都会给对方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美国虽然在石油储备和石油技术方面对能源缺乏的耐受性要高于中国，但在能源使用方面的脆弱性在某种程度上要大于中国。因为中国人均石油消费仅为美国的1/15。目前中国平均每70人才有一辆汽车，而在美国每两个人就拥有一辆。石油储备状况对美国民众日常生活的直接影响要大于对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直接影响。
其三，两重性。主要表现在中美之间既合作又竞争、既对话又斗争，斗而不破，合而不同。这是由于两国之间既存在广泛和重大的共同利益，又有着许多不同和各自的战略需求以及安全、经济利益。仍以能源为例，中美在能源领域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也存在重要的共同利益，具有合作的巨大潜力。双方如能避免恶性竞争，争取更多合作，有利于两国及世界的能源安全。
中美在非对称性相互依存情况下的政策选择
（一）建立和加强各种合作机制。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主张以国际组织、国际机制为中心安排国际秩序的基本结构。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主张“维持和发展国际机制”，强调“应更加关注政府政策对国际机制的影响。具有消极影响乃至摧毁有益的国际机制的政策或许即可产生积极的有形效应，却是不智之举”（注：〔美国〕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233页。）。
他们认为：“1971年的中美关系非常符合现实主义理论：安全问题至关重要，两国之间极少经济相互依存，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在两国关系中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但在2002年，现实主义理论不适用于中美关系的现实……从经济方面讲，中美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相互依存性……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在中美关系上发挥重要作用”。（注：〔美国〕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40页。）在已有基础上，为了建立长期稳定健康的建设性合作关系，解决中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防止两国冲突，中美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机制。
这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中美双边合作机制，应包括中美首脑定期互访机制、高层战略对话机制、安全合作协调机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建立信任措施机制、经贸争议和纠纷解决机制、危机预防和管理机制等。
第二部分是中美积极参与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多边机制。美国作为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应采取多边主义的政策，防止单边主义。中国作为新兴的大国，应建设性参与现存国际机制。在构建新的多边机制时，应该在照顾到机制有效性的同时，强调机制的开放性。中美应从共同利益出发，在这些国际机制中加强相互协调。
中美合作机制的加强和完善，将使两国关系建立在机制合作化的基础上，从而使脆弱的中美关系更加富有韧性(durability)。
（二）充分照顾到对方的核心国家利益，寻求扩大相互利益的汇合点。
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发展利益，因为中国的根本性安全只能通过发展来实现。中国的发展目标是到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因此需要有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二是台湾问题，因为这牵涉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核心主权问题。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是维持其世界领导地位和保证国家安全。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都会尽全力确保其核心国家利益。如果两国为此而发生冲突，双方都会遭到重大损失，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因此，中美在制定政策和处理问题时，都必须力避损害这种利益，同时寻求相互利益的交汇点，发展共同利益。
（三）不要试图操纵非对称性相互依存关系而单方得益，应当争取“合作双赢”。
由于中美在经济和安全方面利益的交叉与融合日益密切和广泛，两国的未来已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方如果企图利用双方之间这种非对称性相互依存关系而单方得益，必然会损人不利己。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要操纵经济脆弱性或社会—政治脆弱性，必将承担相应的风险。操纵相互依存的战略有可能导致战略反击。”（注：〔美国〕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18页。）
如果一方试图运用自己的军事优势来谋取单方利益，必然会导致“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即形成军备竞赛，使己方更加不安全。而如果一方试图利用对方的经济脆弱性或社会—政治脆弱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必然也会殃及自身。因此，美国如果对中国实行“遏制”或“围堵”政策，只能取得事与愿违的结果。
中国将始终不渝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长期走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和平崛起符合美国的利益。正如美国国务卿赖斯所说：“美国有理由对充满自信、和平而又繁荣的中国的崛起表示欢迎。”（注：美国国务卿赖斯2005年3月19日在日本东京上智大学发表的关于美国亚洲政策的讲话。）中美两国都必须做出巨大努力，避免“安全困境”和相互冲突，争取“合作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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