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育史研究工作的历程、现状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工作论文,历程论文,现状论文,我国论文,体育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体育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体育史料可上溯数千年，研究体育史的专文始见于清末，但对体育史的认真研究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掀起了高潮。本人“恭逢其盛”，接近较系统的核心材料，面临新世纪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认为有必要把此段“历史”提供出来，供同侪斧正，并供研究者参考。
一、艰难的历程
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我国的体育史研究远远落后和逊色于其他的史学研究和体育研究。清末的1909年报刊上始见“体育史”专文，1919年郭希汾（绍虞）先生的《中国体育史》一书是中国体育史研究的开篇之作（并未全部完稿）。1926年郝更生的博士论文《中国体育概论》（英文稿）第一章“中国体育之历史”论述了中国体育。除此，还有章辑五的《世界体育史略》（1931年）、程登科的《世界体育史纲要》（1946年）等著作的出版以及一些师范大学体育系、科为开课临时编写的体育史“教材”，也都是以介绍外国体育史（“言必称希腊”）为主。另外，也还有一些“武术发展史”、“田径运动小史”，甚至“体育史研究法”等零星文章的发表。总之，1949年以前，由于历史的原因，从来未出现过像样的体育史研究，既无组织领导和计划，也未出现过学术研究的热潮，只有少数人的孤军奋战，而且，他们对中国体育历史的研究基本是空白的。”（注：参见郑志林、赵善性：《我国体育史研究八十年》，《体育文史》，1989(6)）
二、体育史研究的开拓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贯重视历史研究和体育运动的开展。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率红军每攻占一地，必找当地的史、志来进行研究，在他的著作中也多次提到“不能割断历史”、提倡“历史主义”等主张。因此，1952年全国体总和中央体委成立后，体育史研究很快就提上了体育主管部门的工作日程。50年代中期，国家体委成立了运动技术委员会（主任是王任山和董守义先生），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和编纂体育史；成立了以著名武术史专家唐豪（字“范生”）先生为首的班子，进行了大量的体育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订工作；编辑、出版过9辑《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其中以对中国古代球类项目的考证尤广尤深。1957年还召开过专门的全国性会议，制订过研究体育史的专门规划，预计5年内编出《中国体育史》（注：参见《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一辑，人民体育出版社，1957年版）。这就构成了新中国体育史研究（也是中国历史上研究体育史）的“第一波”，后因故这一规划中辍。唐豪先生去世后，遗留下部分图书、资料和文物，为后来的体育史研究奠定了一个不错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初，部分体育学院的体育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开始上马。
成都体育学院以三位老教授（董时恒、孙仲达、李季芳）等人为基础成立了“体育史研究室（后1986年改称“研究所”）进行系统的中外体育史研究，成为体育史研究领域公认的“领头雁”。
北京体育大学（原名北京体育学院）从1961年起有专人（即笔者本人）从事体育史研究，对原始社会体育、国民党统治时期体育、中国近现代体育史初步进行了探究。本人为此前后三上井冈山，两下瑞金，两上延安，因而在革命根据地体育与毛泽东体育思想与实践的早期研究方面掌握了较多第一手材料。1964年还在北京体育学院首次开设了“体育史专题讲座”。
这可以算做我国体育史研究浪潮的“第二波”。但这“第二波”也因后来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而令人遗憾地暂时“退潮”。
由于周总理的保护，体育战线于1972年开始恢复生机；干部分批解放，各项工作先后重新上马。以成都和北京两所体育学院为代表的体育史研究工作也从1972年左右开始恢复。这构成了新中国体育史研究工作的“第三波”。
这“第三波”因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所以，就不能不带上当时的历史色彩。1974年“四人帮”大搞“批林批孔”后，体育史研究就被引入“批林批孔”的邪路。成都体院体育史研究室于1975年11月“内部出版”了《体育史上儒法斗争的概况》一书（作为体育史丛书之一）。北京体院则由吴之超老师（专业为教育学）编写了《儒法斗争与中国古代体育》一书，也是内部出版。就连成都体院当时编写的的《中国近代体育史》（初稿）一书（1976年5月内部出版，作为“体育史丛书”之二）也未能避免当时的历史色彩。
按照当时的“分工”，我负责编写“儒法斗争与中国近代体育”部分。但在整理材料过程中，我实在不知洋务派、洪秀全、义和团、孙中山等历史现象和人物究竟算“儒家”还是“法家”，于是“斗胆”改写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体育》这本小册子。因为不合“儒法斗争”的要求，此书于1977年3月，“四人帮”垮台之后，才由北京体育学院编译资料室编印，内部出版。这也是我后来重点研究中国近代体育史的基础之一。
三、体育史研究工作的真正高潮
我国体育史研究工作的真正高潮，发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科学、教育的真正春天，“盛世编史”成为全中国的共识，全国上下“编史修志”的热潮为中国的体育史研究（包括教学）工作提供了极好的发展氛围和契机。这一时期，由于领导的重视和广大体育文史工作者的努力，体育史的教学研究以至整个体育文史工作可以说出现了“百花齐放”、“一片繁荣”的景象，其全部内容本文难以尽述。兹择要概述如下：
（一）各体院体育史课程的开设与教材成果的面世
首先是北京体院从1982年起在体育系本科生（最先为七七级毕业生）中开出了中国体育史必修课。为准备教材，我和杨文清编写了一本《中国体育史》，于1981年3月内部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版的第一本较完整的《中国体育史》著作，出版后受到广泛欢迎。当然，因为是第一本，难免有些不完善处，也经历了某些“非难”和坎坷。
北京体院还从1983年起正式成立了“体育史教研室”，开设了中国体育史、世界体育史、竞技运动史，武术史、体育管理史、奥林匹克运动等6门课程。中国体育史作为必修课，曾达到60学时之多。
此后，沈阳、武汉、天津、上海、成都和西安等体院也陆续指定专职教师，开设了体育史课程，并编出了各自的铅印或油印教材。如：
武汉体院王其慧、李宁编写的《中国体育史》（1984年3月内部出版）；
成都体院体育史所编写的《体育史》（体育系本科教材，1985年11月内部出版）；
沈阳体院武恩莲编写的《世界体育史》（1987年6月内部出版），还有上海、西安、天津等体院出版的教材，一时难尽罗列。
1989年，我和林伯原编写的第二版《中国体育史》教材（分上、下册）由北京体院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还获得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此外，还有林伯原编写的《中国武术史》（北体大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孙葆丽编写的《世界体育史》（1994年9月北体大内部出版）等。
后来正式出版的教材还有武汉体院王其慧、李宁编写的《中外体育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因收集不全，不能一一罗列。
为了统一体院系统的教学内容，在国家体委科教司领导下，后来还成立了“体育史教材小组（组长周西宽，顾问李季芳。组员有谷世权、武恩莲、林思桐、孙金亮等人）并在1989年6月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了作为“体育学院通用”的“体育史”教材。这本教材由成体体育史研究所几位年轻同志编写，但因存在某些缺陷，又未经过正常的“统编”和真正的“选优”等程序，因而在各体院并未做到真正“通用”（个别院校在教材通过的会议上就公开宣布拒不使用）。各体院的体育史教师和研究人员构成了当时体育史研究的第一支骨干力量。
（二）第一个“体育史教师进行班”
表1 体育史学会成立前后历年全国性体育史学术会议简表
为了推动其他体育学院和高师体育系（科）体育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开展，1981年暑期在北师大体育系举办了全国第一次“体育史教师进修班”（委托北师大徐永昌主持并组织，徐永昌、谷世权、武思莲和孙全亮任讲师）。全国各地（主要是各师范院校体育系、科）的数十名体育史教师参加了进修学习，大大推动了这一期间的体育史教学、研究工作的开展。紧接着，高师体育系（科）又成立了以徐永昌为首的“体育史教材编写组”，于1983年完成初稿，1987年9月由高教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体育史》统编通用教材，附带编写了一套参考资料，大大方便了特别是青年教师的教学研究工作。这是全国体育史学术研究的第二支骨干力量。据资料记载，当时这两支力量共有近百人之多。（注：参见郑志林、赵善性：《我国体育史研究八十年》，《体育文史》，1989(6)）后来在成都体院等地又陆续举办过一些“体育史教师进修班”，为体育史“后续部队”的培养进修做出了不少贡献。从1979年起，成都“体育史研究室”开始招收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北体、北师大、华中师大也开始招收体育史研究生。这批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成为20世纪80年代后全国体育史教学、研究中的骨干。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果卓著。
（三）体委系统各级文史领导机构的成立
为了加强对全国体育文史工作的领导和统筹规划，1982年5月，在江苏无锡市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体育文史工作会议。同年9月30日，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体育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11月23日，又成立了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前者还是一个带有监督性质的学术性机构，后者则是整理和收集体育史料、组织编审体育史书、研究历史经验、传播体育史知识以及筹建体育博物馆等，后期还负责管理了文物展览、集邮、编写单项运动史和《中国体育年鉴》等项工作。省、市以下体委也循此设置了文史委员会或办公室，指定专人或有人兼管体育文史工作。国家体委文史委此后还编辑（或编译）了大批体育文史书刊资料，从1979年起就编辑了十几期《体育史料》，从1983年1月起（先是季刊，后改为双月刊）出版了《体育文史》杂志。各省（市）体委也纷纷出版了各省市的《体育文史》类期刊。这既有利于加强对全国体育文史工作的领导，又为全国体育文史研究工作的成果开辟了大批可供发表的园地。同时，各级体委系统的专、兼职干部又构成了中国体育史研究队伍的第三支骨干力量。这三支力量汇成一股洪流，加上一些非体育史专业但也很有水平、硕果累累的“业余体育史研究家”，全国竟有效百人之众。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体育史学会”的大旗下，曾经掀起过一个研究体育史的轰轰烈烈的高潮，绘出了一幅十分动人、美好的全国性的体育史研究的图画！
（四）中国体育史学会成立及系统的学术活动
对体育史研究工作有重大推动作用的另一件大事，是1984年7月7日中国体育史学会在四川乐山市的正式成立，学会挂靠在国家体委文史委，选举何启君为首任理事长，吴重远、白春育、毕世明、吾如仪、谷丙夫和周西宽为副理事长，毕世明兼秘书长。学会聘胡晓风为顾问，刘以珍、谷世权为副秘书长。学会当时属一级学会，1990年9月1日后加入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成为“体育史分会”。据统计到1989年已发展了600余名会员（注：参见郑志林、赵善性：《我国体育史研究八十年》，《体育文史》，1989(6)），在人员和物质都有保证的基础上，学会的最大功绩是按年度系统地举办了全国性的学术报告会，每年都征选论文，定期报告，极大地调动了会员学术研究的积极性，推动了体育史各领域的研究向前迅速发展，也便于会员之间的经常联络和交流。
表2 几部重要的“官修”体育史参考书
以上除东北亚体育史学术活动等国际活动外，基本上都是体育史学会主持（或与地方合办）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其他一些小型的研究活动（如1986年9月在承德举办过“华北运动会情况交流会”）、各省市举办的体育史学术活动（如1988年前浙江省就举办过三届全省性体育史论文报告会、北京市举办过两次论文报告会等等）、各省市体委文史办为编写本省（市）体育史志举办的体育史学术活动则更多。这些学术会议还多把学术成果印成《论文集》留作重要史料。如1984年南京会议后，印发了《体育史论文报告会论文集》。体育史学会先后印发了多辑《体育史论文集》（我手头保留了11集），还印发过一册《新中国体育史优秀论文集）(1984～1994)，1997年由奥林匹克出版社正式出版。北京市体育史学会印发了3集体育史报告会论文集。浙江省体委文史委与史学会专业委员会印发的《中国近代体育史文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有较突出的贡献。除此，其他省市也所在多有，因手头缺乏资料，恕不能一一列举。此期间，成都体育史研究所也印发过《体育史文集》(1983)和《体育史论文选集》(1984～1991)。这两本论文集分别做为该院院庆30周年和体育吏所成立30年的庆祝成果而内部出版。这些都是体育史研究者可供参考的重要资料。
另外，这一时期还自然形成了体育史文章发表最多的两份杂志——《体育文史》和《成都体育学院学报》，三个体育史料最丰富的单位——国家体委文史委资料室、成都体育史研究所资料室和浙江杭州大学（现属浙江大学）体育系资料室。除此，北体大图书馆和南京第二档案馆也藏有旧中国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部分体育图书和档案，为研究中国近代体育史者足迹所必到之处。
（五）大批体育史专著的出版
此一时期，作为体育史研究园地中“百花盛开”的标志之一，除了系统举行学术活动，因而出现了成百上千篇的学术论文和文章之外，还出现了一大批体育史的专著和译著。作为体育史研究者必读（或必备）的一些重要参考书，首先是国家体委有关领导部门组织编写的下列一些重要参考书籍（见表2）。
表3 几部可供重点参考的体育史“私家”著作
至于学者个人著作，此时期可能有几十甚至上百部之多，限于条件，此文实难全部列举，但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我认为以下几部个人著作（或译作）可能是值得优先参考的，特予以推荐（按发表时间排序）（见表3）。
以上仅是凭个人掌握的材料和个人标准按年代顺序排列介绍几部书给主要是年轻的研究者作参考，并未涉及水平评价等其他标准，“挂一漏万”和不当之处必多，望体育史同行鉴谅，也希望在其他的机会在文章中加以补充。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体育史研究热潮中，其成果有如繁花似锦、繁星满天。除了前述诸项外，还出现了在体育史某一领域有所专攻因而成绩斐然的一批同行专家，在全国体育史界有一定的声誉和影响。除成都体育史所诸君或有专精或成“杂家”之外，这里不妨略提一二。
中国古代体育史：有徐州刘秉果等多位；
中国近代体育史：有浙江朱震武、郑志林等；
世界体育史：有成都颜绍泸、沈阳武恩莲等；
革命根据地体育：有西安王增明、赣州曾飙等；
奥林匹克运动：有北体大任海、孙葆丽等；
民族体育史：有内蒙张元、宁夏张一民、秦文忠等；
港澳体育：有广东关文明等；
古丝绸之路体育：有甘肃李重申……
这同样又是“挂一漏万”。笔者在这里并不想（也无权）对学术界进行什么评价或论资排辈，只想对当年的体育史发展热潮进行一点“存史”工作，并为年轻一代的体育史研究家介绍一点“往事”，以供研究参考，绝无进行褒贬或进行“成败利钝”的评说之意。
（六）国际联系的拓展
此一时期，中国体育史学术活动高潮的另一个标志是开始走出国门、与国际接轨，这对国内的研究工作无疑又是一股巨大的推动力量。
1984年7月，“中国体育史学会”在四川乐山成立后，1985年10月，副理事长毕世明被国际体育史委员会主席团会议选为主席团成员。这是体育史活动中与国际联系的开始。
同年8月，国际体育史协会(HISPA)副主席、联邦德国科隆体育学院体育史教研室主任、著名世界体育史专家曼弗瑞德·莱默尔教授来华讲学，在北京体院由北体和史学会联合举办了讲习班，全国各地共80余人前来听讲。
1986年9月，国际体育史委员会在日本神户举办学术讨论会并召开工作会议，中国毕世明与会并报告论文《先秦的中国体育》。这是我国第一次派人参加世界性的体育史学术会议。
1987年8月，在西安举办的“中国古代体育专题研讨会”上，日常学者寒川恒夫、笹岛恒辅、铃木圆藏应邀来华参加学术活动，为日本学者参加中国体育史学术会议之始（1992年三位学者又应邀参加了在广东江门举办的“东方体育国际学术研讨会）。1988年6月，成都体院颜绍泸应邀参加了在南斯拉夫举办的国际体育史学术研讨会。
同年12月，谷世权、朱震武、武恩莲应邀赴东京参加日本史学会第二届学术会议并报告论文（注：参见郑志林、赵善性：《我国体育史研究八十年》，《体育文史》，1989(6)）。此后，姚品荣、谷庆芬等同志又第三次赴日参加学术活动并报告论文。
1992年后，中日两国体育史学术交流活动渐少。1995年后的国际体育史学术交流活动除国家体委文史委的一些业务活动外，主要是参加了“东北亚体育史学会”的学术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台湾举行，大陆只有旅日学者林伯原和聂啸虎自日本赴台参加（1994年正式入会）。第二次会议1997年12月在日本福冈举行，中国大陆选派10人与会并宣读论文，从此就参加了历次东北亚体育史学会的学术活动。
国际交流活动使中国学者了解了境外体育史研究的信息和水平（此期间，大陆学者与台湾体育史学者的见面与资料交流也日渐增多），有力地促进了体育史研究工作的发展。
四、现状与前瞻
（一）体育史研究工作的现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的提出，中国大陆发生着深刻的社会变化。这些变化为新时期的体育史研究工作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这些环境的变化与对体育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影响我认为有下列几点：
1.全社会性的“编史修志”热潮已进入尾声。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各行各业纷纷编史修志工作，至今已大多“完稿”或进入定稿阶段。体育史志的修编工作也大体如此。社会需要的变化使“高潮”自然进入尾声。
2.政府机构改革使“国家体委”系统变成“体育总局”系统，又由于全国和各省（市）体育史、志编写工作的大部分完成，因此体育系统机构撤并、人员缩编的任务必然波及到原体委系统的各级“文史委员会”（或“文史办公室”），只能保留少数人完成单项运动史、1980年后地方《体育志》续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地方卷）等各项任务。因此，对体育史研究工作的领导工作今日已非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可比。
挂靠在国家体育总局文史工作委员会的“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几经换届，其领导成员已焕然一新。进入新世纪后其工作重点可能有所变化。我们观察到两点新现象：一是从2000年起，除参加东北亚的学术活动外，一年一度的全国性体育史学术活动基本上停止了。二是《体育文史》从2002年起正式改为《体育文化导刊》（升格为整个体育界的核心理论期刊）。所有这些对体育史研究工作会提出新的要求，有什么新的影响还要看事物的继续发展。
3.体育学院系统由于教学改革的需要不断修改《教学计划》，要求压缩必修课，增加选修课，减少学时。又由于重技术轻理论、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的一些不自觉的习惯存在，体育史的教学工作近年来也有不断被削弱的趋势。必修课变选修课，有的干脆取消（如北体大运动技术学院的“竞技运动史”课早已停开多年！）学时减少，带来了师资的转行和流失。目前，北体大的“体育史教研室”早己并到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体育史教师也由最多时的6人减少到目前的2人，还兼教其他课程。
4.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强了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心态，因而为争取学位和职称而从事体育史学术研究者日众，又因而“急功近利”甚至“弃学经商”者并不鲜见。
5.由于岁月变迁，老一代体育史研究工作的骨干大多已退休，有的已近耄耋之年，甚或已辞世。
这后两条原因就不能不影响体育史研究队伍的存在和发展。如作为全国体育史研究工作“领头雁’的成都体院体育史研究所，老的研究骨干力量因种种原因（或逝世、或退休、或流失）目前仍在位的已不多，全凭一批新生力量在支撑。由该所为整个体院系统编写的《体育史》（通用）教材，自1989年出版至今，已历14个年头，还在重复再版使用，不知何时才能有新编“通用教材”问世。
所有这些使人有“目前的中国体育史研究工作是否已渐入低潮”的疑问，抑或是两个高潮之间的间歇期？
体育史研究工作似乎也存在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种是满足现状，如认为体育史（尤其是中国古代体育史）似乎已没什么可值得研究的，选题较难，研究者渐少；另一种则是急于求成，缺乏深广的史料研究和考证工作，文章内容显得空泛。这都是一种浮躁心理的标志。其实，体育史研究目前尚有许多空白，该研究的内容还有很多、很多，如可参看武汉体育学院李宁的《中国体育之谜》一书。第二种倾向则要求我们不要仅为追求职称或学位搞研究，而要好好做点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订工作，才能写得出内容扎实有新材料、新观点或新研究方法的高质量文章。我们要学习前辈唐豪（做大量资料工作）和苏竞存（通读二十四史）那样的治学精神。本人所写《试论体育与竞技运动》和《试论欧阳修的九射格》两文曾做过两个月的中外史料整理工作，三上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以上只是个人一点心做得，未必有当，仅共参考。
（二）未来的期望
展望体育史研究工作的现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新气象。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一代新人在成长壮大。当年的“青年研究家”目前都已进入中年，而且都已有了高级职称，成了目前体育史研究的顶梁柱，硕果累累。如成体体育史所的聂啸虎、郝勤等同志（率领一班青年人）、国家体育总局文史委的熊晓正和第一位中国体育史博士崔乐泉（也率领一批人）；目前在各地师范大学系统的谭华、傅砚农、赵諓华、罗时铭、曹守訸、苏肖晴、胡晓明以及北体大孙葆丽等诸君都已在编写教材、体育史和参加国内国际学术活动中崭露头角，斐声海内外。他们和可能被本文难免漏掉的一整批年富力强的体育史学者正是体育史研究的未来期望所在。
第二点是目前全国体育史研究出人才、出成果的重点，似乎正在由体育学院系统向教育部系统的师范院、校转移。除了上述骨干大都在体育院校系统之外，师范院校系统在教育部领导下，工作也比较规范，如他们编写的《体育史》通用教材，已于1996年6月出了第二版，目前正在酝酿修订出第三版。这支队伍比较能团结协作，较少有“学阀作风’、“文人相轻”和“内耗”等现象。他们应能主要挑起未来体育史研究的重担，满怀激情地准备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人文奥运”口号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定要把五千年的华夏体育文化优秀传统向全世界推出。1995年5月，在全国第五次文史工作会议上，全国体总副主席徐寅生提出体育史研究要“面对现实、为现实服务。”（注：参见《体育文史工作通讯》，1999年第1期（总第92期））这确是我国体育史研究工作的正确方向，也是存在与发展的基础。
2008年奥运会，应是我国体育史研究工作大显身手的又一契机。我们期望届时能再掀起一次体育史研究的高潮。这期望和重担就压在了这新一代体育史研究骨干和年轻新秀们的肩上。
本文的简单结论：
1.我国的体育史研究工作始于清末，真正开始是新中国成立后，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掀起高潮，硕果累累，人材辈出。许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
2.目前似乎进入高潮的尾声，也许是两个高潮的间歇期。
3.2008年北京奥运可能是体育史研究工作的另一个高潮的条件和契机。现在成为骨干的体育史工作者们任重而道远。
最后顺告：出于“存史”和希望对后起的青年研究家有所助益的愿望，笔者斗胆草成此文，但由于学识、所据资料、文章篇幅等局限必有所错漏。所涉及人物，又均未注职务和职称，不当之处，望祈鉴谅与指正，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