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关系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全球化趋势把世界上所有国家陆续卷入其中。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并存共处，二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由于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体，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首先是一种合作竞争的关系。在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进行合作竞争的同时，不能忽视二者之间的对立斗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更严峻的挑战。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二者的关系，无论是对于破除“两极对峙”的思维方式、创新社会主义理论，还是对于选择正确的战略策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都十分重要。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长期并存共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年在《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从16世纪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到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欧洲工业革命，从殖民主义扩张到二战以来资本跨国运动，经济全球化从萌芽、发展到全面展开。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国际经济交往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经济全球化是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拓展和交融的过程，是经济活动冲破国家疆界走向区域化、国际化的过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发展、金融增殖迅速而全面地演化为世界性的活动，资本的增殖与周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生产布局、投资走向、金融往来、科技开发、人才培养、劳务贸易、环境保护等跨越了国界，许多方面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在世界范围内融为一体，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使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超越了民族国家和社会制度的界限，把不同性质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制度纳入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统一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影响各国经济形势的变化。科技突飞猛进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传媒手段的创新，极大地缩短了世界各国的时空距离，使地球人瞬间即可分享信息。各种文化、思想相互激荡。经济全球化还影响到不同国家的社会生活。各国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政治需求等虽然具有民族国家的特点，但相互影响在日益加深。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被卷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更加令人关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改变了以往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和划分两个市场的状态，实行开放和交流，相互依存和影响日益加深，进入并存共处、合作竞争的时代。
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现状来看，“一球两制”并存共处的格局将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发达国家在许多领域拥有绝对优势，并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进入后现代社会。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机制还不完善，都面临着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市场化、社会化、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法制化等历史任务。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还需要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过程。正如邓小平所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1](P379—380)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长期并存共处。这种现实不完全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定位。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与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社会形态。二者是前者替代后者、前后相继的关系。未来社会主义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继承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而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和弊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在现实中，社会主义只是几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为实现现代化而作出的制度和道路选择。由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在诞生前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现代化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不仅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建立和发展的条件与科学社会主义所讲的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而且与同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在现代化程度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尽管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但在现阶段或者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长期并存共处。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空前未有地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各种文明空前未有地相互激荡。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然而，经济全球化进程与文明多样性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尤其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我们主张，“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2](P184)“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 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3] 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共建共同安全、共同繁荣、相互包容、和睦相处的和谐世界。这表明，我们准确地把握了全球化趋势和当今世界潮流，清醒地认识到了不同社会制度并存共处的特点。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首先是不同国家间的合作竞争关系
主权国家是国家关系的主体，也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国家是拥有主权的利益共同体，国家关系本质上是利益关系，国家对外关系的目的就是要维护与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必然以维护自身最大利益为最高原则，即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各国之间既有共同利益，也有不同的利益，因此，对立统一是一般国家关系的两个方面，而冲突与合作则构成国家关系的全部历史。一方面，国家间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利益，必然形成一致、合作的关系；另一方面，国家间存在着诸种利益矛盾并且导致对立、冲突。国家实力是一国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何种地位的根本依据，也是决定该国能否很好地维护本国利益的重要保证。因此，当代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质上就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实质上就是实力与实力的交往。这是国家关系的一般规律。
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物质载体，但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一种国家关系，具有一般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般性质和特点。过去很长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过程中，往往违背了国家关系的一般规律，片面地强调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对立与斗争，片面地强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给一些本来不属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却又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事物贴上社会制度的“标签”而加以拒绝，结果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影响了自身的发展。这种教训是深刻的。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和平是发展的基本前提，发展是和平的坚实基础，合作是实现持久和平、共同发展的重要途径。携手开创未来、推动合作共赢，这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随着科技进步、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各国利益相互交织，各国发展和全球发展密不可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发展孤立存在。事实证明，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繁荣也难以持久。国家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俱荣俱损”特征，各国更加重视对话合作。当今世界，各类安全问题的跨国性、相关性、突发性日益增强。国际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在一些地区还相当活跃，环境污染、毒品走私、跨国犯罪、严重传染性疾病等跨国性问题日益突出。一国安全与地区和全球安全紧密相联。只有遵循平等协商、友好合作的民主精神，有效地扩大各国的共识，深化共同利益，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实现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应积极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国际经济政治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从理论上说，不再是强国支配弱国的单向关系，也不同于冷战时期政治集团之间的从属关系，而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双向性依赖的平等竞争关系。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不仅有权自主地决定本国事务，而且有权平等地参与决定国际事务。但在实际上，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不可能是平等关系。国家利益的实现仍然取决于国家的实力。谁的整体实力雄厚，谁就能在合作中占据主导，谁就能成为合作的最大受益者。在全球化背景下，综合国力较量日益激烈，竞争范围扩大。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国际通行规则和政策的制定都会更多地有利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经济关系中拥有科技、人才、资本和产业的优势，在国际组织如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起主导作用，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中通行的还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制定的、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的、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利益的“游戏规则”，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经济殖民主义和金融霸权主义日益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少数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国际竞争的最大赢家，发展中国家往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如世界上最高的贸易壁垒是针对一些最贫穷的国家设置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是不平等、不平衡、非对称的关系。这种非对称性世界结构造成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世界上最富有的500人的收入总和大于4.16亿最贫穷人口的收入总和。全球有25亿人每天靠不到2美元度日，他们占世界人口的40％，但收入只占全球收入总额的5％；最富有的10％的人口，其收入则占到全球收入总额的54％。在一个贫富不均的世界里，国家之间难以和谐相处。因此，必须使国际经济体制和规则更加公平合理，充分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切，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
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实力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在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体系结构中处于弱势和守势，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主权原则在受到冲击，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地位日益突出。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要积极地参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另一方面还要坚决地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决不能拿原则作交换。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在竞争的格局中维护自身的利益，实现共赢，达到力量平衡，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必须韬光养晦，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仍然存在着对立斗争
两种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除了具有国家关系的一般性之外，还具有特殊性；除了合作竞争的关系，还有“两制”之间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和斗争。从两种制度的基本特征看，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及其与之相适应的议会民主、多党竞争、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和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从中国社会主义来看，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议行合一的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这些差别主要是由基本国情、历史文化传统、现实条件决定的。从全球化的实际进程看，发达国家的资本向全球入侵，把资本的弊端扩展到全球；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还在全球各地肆虐，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妨碍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争的阴影时常笼罩在一些地区，威胁着人们的安全与和平，如此等等。这些都是威胁、阻碍人类文明发展的因素。从人类发展历史长河看，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压迫社会，而社会主义以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为价值取向。只要世界上还有压迫、剥削、贫穷、苦难，还有阶级对立和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社会主义就是人类的精神寄托和现实追求、社会主义的理想、理论、学说、思潮、运动、实践、制度就会得到发展。正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这些差异决定了两制之间的对立与斗争。
事实上，社会主义理论、学说、思潮、运动、实践、制度自从出现以来，就一直遭到资本主义的围攻和绞杀。在二战以前，资本主义主要是用武力进行的。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一直采取“和平演变”策略，即西方敌对势力在政治、经济、思想方面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尤其是执政党内部发生合乎它们需要的变化，企图把社会主义国家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邓小平早就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1](P311) “和平演变”与冷战不同的是所采取的策略更加隐蔽，是在合作与接触过程中进行的，是一种“和平威慑”。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1](P325—326)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制度之间的差异会有一定程度的淡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更多地体现竞争与合作，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所反映的阶级利益本质上是对立的，“一球两制”、“东弱西强”的格局没有变，因此，“两制”国家间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和斗争并没有消除。
西方发达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的主要特点是运用非战争或非军事等间接手段进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影响和渗透。在全球化背景下，“和平演变”具有更广阔的“市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利用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优势地位及工业化、现代化的示范效应来“规范”社会主义制度及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以达到由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支配和控制世界的目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仅依仗经济上、科技上的优势以及它们主导制定的国际间竞争的游戏规则，通过不平等的竞争、不合理的秩序、不公正的规则歧视、制约和限制，力图在经济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控制，而且把经济、贸易战作为一种新的斗争形式，作为“超越遏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对外经济交流中将人权、民主等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联系起来，借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之机向其施加压力，动辄进行经济制裁，干涉社会主义国家内政，对社会主义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它们还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企图模糊或淡化两种制度之间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冷战期间，西方国家主要通过传统媒体如广播、书刊、电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颠覆活动。冷战结束后，网络正在取代传统媒体的主体地位，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分化”、“西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件重要武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经济科技上的差距，造成信息资源的差异。信息资源的不对称，必然造成信息流动的不对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凭借经济、技术、军事实力和网络控制信息流动的能力，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全方位、全时空地推销其价值观念、政治观念、商务理念和社会文化等，借“民主问题”、“人权问题”等攻击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网络化使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文化渗透与扩张更加便利，文化霸权主义威胁日益严重。网络上西方文化的这种强势影响被称为“网络文化帝国主义”。
经济全球化，从实质上说，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进程，又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试图从经济、政治、文化上进行全球扩张的过程。伴随经济全球化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借助更加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把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模式作为“世界标准”向社会主义国家推广。社会主义国家面临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各方面的压力和挑战。“两制”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主要围绕着经济上的控制与反控制、政治上的颠覆与反颠覆、文化上的渗透与反渗透展开。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西方敌对势力认为中国是仅存的共产主义大国，变本加厉地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从1999年开始，在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的重要战略报告里，中国被列为2015年后美国最可能遇到的头号潜在对手，大肆渲染中国经济、军事、政治、环境、资源等方面的潜在挑战。我们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继续倡导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社会制度定亲疏，大力发展与各国的伙伴关系，同时，我们决不能模糊了两种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对立性，不能淡化或忽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我们必须吸取20世纪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坚守社会主义阵地，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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