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实践观：透视全球化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透视论文,新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在全球化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展开，“全球经济的紧密联结绝对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由于有意识推行追求既定目标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1]，在资本主义积极推行的经济全球化背后存在政治陷阱，加入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弊大于利；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加入全球化利大于弊。对全球化的分析难逃利弊二分之窠臼，不能不说是透视全球化的视角使然，即对全球化这一“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2]，固守“主体—客体”二元对立模式而陷入简单的利弊两分。然而，全球化发展的新现实和当代哲学范式的转向都要求从一个新的视角——交往实践观对全球化进行全面透视。
一
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就从“世界普遍交往”观出发系统论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问题：近代资本主义借助于工业文明、商品与武力等交往实践征服世界，促使世界普遍联系，使“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即全球化。然而，与上世纪初相比，全球化的性质、结构和趋向正在出现重大转折，发生着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转变。
第一，产业轴心由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变。时至20世纪中叶，资本全球化时代的产业经济基础主要是机器—电力大工业，产业轴心即工业文明。西方国家凭借先进的工业文明，在全球建立起对落后国家的统治。马克思用“世界历史”概念科学指认的，主要是建立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旧全球化时代。20世纪末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丹尼尔·贝尔所描述的“后工业社会”，其产业经济基础已经从工业文明转向以信息与通讯技术、电子、空间技术、海洋科技、生命科学等新科技为轴心的后工业文明经济体系或知识经济体系。经过一二十年的结构调整与努力，已经基本完成了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后工业文明的经济—政治—文化控制体系的过程。
第二，结构构成由“工业文明—农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转变。以工业文明为基础，旧全球化时代在全球建立了以“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极结构为基础的“中心—边缘”发展格局。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成为世界发展的中心极，而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欠发达国家则成为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边缘极。边缘国家要求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内容，即所谓现代化，就是完成向工业文明社会转变的过程。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全球化基本特征所作的深刻分析，列宁就帝国主义阶段的全球化中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作出的阐明，其“全球化”格局都建立在两极格局基础之上。新全球化时代的轴心原则是后工业文明原则，其基本结构是“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完成了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变，以知识经济与全球互联网为标志，在金融资本之上建筑起新的知识资本帝国，成为后工业(后现代)化全球新霸主。发展中国家则进入了工业文明的中期，形成了一个新的“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全球化格局。
第三，全球化时代的内在张力由弱到强。旧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主要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点、以大一统的抽象理性与殖民主义为工具来实现“全球一体化”，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一个模式、一个标准来剪裁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内在张力十分有限。而新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是以全球性公司、跨国公司、民族性与多元文化为基点，以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为媒介形成了“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格局，两极之间保持很大的张力。
第四，全球化的控制方式从实体层次向信息文化层次转变。旧全球化时代的主要控制方式是实体性的，即以民族国家为基点，通过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与武力征服等实体手段来建立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而在新全球化时代，西方中心极借助全球互联网、知识经济及其文化传播等手段，通过人才掠夺，或信息、科技、政治、文化及大众传媒等方式控制全球，造就全球“新殖民”与“新帝国”结构。全球冲突将越来越从实体层次向信息文化层次转变，“文明冲突论”的盛行即为明证。
第五，全球化的思维方式从旧全球主义转向新全球主义。旧全球主义是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现代主义精神。它依靠启蒙理性，即抽象的、同一的、惟一的、整体的理性，将西方的启蒙思想奉为惟一的真理，将西方的工业文明视为惟一的文明，并以此为尺度，来剪裁和规范全球化结构。与后工业文明相对应，新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是后现代的，它主张多元文化而反对单一文明，强调差异政治而否认单一正义观，指认断裂而蔑视同一整体，消解思维等级和中心性而主张“平面化”，解构先验的理性或本体意义的决定论、惟一论而推崇全球话语。
总之，面对新全球化时代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确立新的视角并对之作全面审视从而科学把握其本质是新全球化的内在要求。现存的现代主义全球观与后现代主义全球观却难堪此任。
作为旧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观念，现代主义全球观以启蒙哲学为基础，强调单一主体性、单一中心性和单一尺度，其理论偏向体现为：以国家为基础构筑全球化图景的“基础主义”，即现代化与全球化意味着一个宗主国或帝国主义疆土的极大扩张，或将原本分裂的民族国家整合到一个被列强瓜分的世界历史版图；以启蒙哲学为思维基础，将“全球化”等同于“全球一体化，认为超越国家主权的全球一体化关系正在主宰着世界；以线性决定论思维方法为基础，将全球化概念限定于更狭窄的“经济全球化”范围，而相对忽视文化、科技、政治等因素对于全球化构成的关键性作用；将某一制度体系推崇为全球统一的制度—规范体系。因此，现代主义全球观解释视界基本上停留在旧全球主义的地平线上，立足于现代哲学的“主体——客体”对立模式，带有浓厚的启蒙哲学的意味，具有单一主体性、单一理性、单一规范等缺陷，强调一体化、经济化和规范化，而无视多元化、差异化、文化化，不自觉地走向“西方中心主义”与“新东方中心主义”，与新全球化时代的本性相悖，亟待变革与转换。全球化研究中的利弊之争即属此列。
以后现代主义为基本视界构筑的后现代主义全球化观念，秉承后现代主义所独有的“断裂”、“差异”、“多元化”、“反中心性”及文本研究方式，对于超经济的国际关系，大多取“多元化”或“多极化”的观念。经济层面的全球多样化与政治、文化(文明)层面的多元化相结合，是它描绘世界格局或理解全球问题的基本范式：强调全球化趋势的多样化、多元化与差异化，认为以工业文明和启蒙理性为轴心建立的现代主义全球化观念，已经在后工业文明时代失去了生存的基础，过去那种单一主体性的基础主义、单一规范与单一尺度的全球化已经为多元化和差异化趋势所代替；强调全球性多元文明和文化、信息交往的优先性，认为全球社会在经历了工业文明的洗礼、迅速转向后工业社会的同时，全球化的主导方式由经济层面向文化、信息化和知识化转变；强调全球化的分散化、动态化和过程化，提出新全球化时代再也不是一个由统一规则统治的全球性整体，而是由多元规则、多种向度和多重力量交织的总体。就每一个层面来说，是整合中的分散，分散中的整合，或高度分化又高度整合，是一种德里达笔下的“撒播”状态。
后现代主义全球观基于后现代思潮主体际观的基本框架与中心视界，主张多极主体因而强调多元化、差异化、变动性等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有其合理性，但在反对现代哲学的“主体——客体”模式时，解构的主要是客体之底版，多元化主体只好在毫无基础的地平线上展开对话，即对话结构中没有“主体——客体”关系向度，而只有“主体际”关系向度，故而忽视规范化与整合化，走向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同样难以科学把握新全球化时代的本质。
超越现代哲学“主体——客体”模式及其单一主体性与后现代哲学无客体底版的“主体际”，发展或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新全球化时代理论，将一个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念——交往实践观推到历史的前台，是新全球化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也是当代哲学范式转向的理论要求。
二
在世界范围内，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哲学范式经历了两大世纪性转向。第一次，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世界哲学的主题和主导性思维方式经历了从本体论、认识论阶段向实践论哲学阶段的转向。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也无论是英美哲学还是大陆哲学，都发生了“实践论转向”运动，并在这一运动中演化为这种或那种形态的实践论哲学。将实践观作为建构哲学体系的起始点，一以贯之的基础和总体性指导性原则，成为20世纪前半叶全部哲学的主题。第二次是“主体际困境”问题。为了摆脱“唯我论”，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萨特，都在倾心思索主体问题的哲学解释而难以企及；后现代主义在消解了大写主体、大写的人之后也一直在主体际问题上徘徊；哈贝马斯重建现代性的方案依然是主体际交往。
中国哲学演化逻辑以高度浓缩的方式再现或影射着世界哲学发展的历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或理解视野在对话和争鸣中经历了两次大转变。第一次，“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地位和作用凸现出来，将实践观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核心与一以贯之的逻辑的观念走到了理论的前台，导致了走向“实践的唯物主义”运动和哲学范式向实践观的转变。在讨论实践结构的过程中，一种旨在超越“主观—客体”二分模式的“主体—客体”两极新框架应运而生，成为人们理解哲学史、把握哲学的基本范式。“客体论”与“主体论”的争论占据了80年代的哲学话语中心，“物质”(客体向度)与“实践”(主体向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成为双方争鸣的焦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体制从单一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人们给予哲学的反思：前者在实践结构上是大写的单一主体(中央计划主体)与无数工具客体(地方与企业)的关系模式，而后者是以多元利益主体(企业法人)为前提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个多元主体间平等竞争的交往社会。哲学范式实现了第二次转变，由实践观转向“交往”、“主体际”及“交往实践观”。此外，开放的中国面对全球化的压力，必然要反对经济霸权与文化霸权，强调多极化、多元化与双向选择性，因而在哲学上就需要多元主体的交往实践观。当然，这也是全球从现代性为主导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变的必然产物。正如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前工业文明的主要矛盾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工业文明社会主要是人与机器的矛盾，而后工业文明由于服务业与知识业占主导地位，则必然是人与人、主体与主体间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交往与交往实践，交往实践观又何以能成为透视全球化的新视角?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交往实践作了广泛的论述。在马克思看来，交往即交往实践，它是人本身所特有的，是人实现其本质的根本方式。从表面上看，劳动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物之间的联系。人们之间的互为感性对象是人的感性存在的本质规定。这个规定所指的决非人与人之间的感性直观，决非彼此拿对方当“某物”看，而是彼此互为生命活动之对象，是人的生活在人类个体之间的彼此创造。在“彼此创造”前提下，方能言“人的感性存在”。于是，有人与人的互为感性对象，才有人的生活，才说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的对象，才说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类的存在物。故而，劳动本身不是由有机自然界所设定好的一种自然机制，而是许多人类个体在彼此的对象性关系中所创生的共同活动。作为人类个体在其感性存在中超越其个别性而建立人与人的感性联系的活动能力而存在的就是“交往”。它初看起来仿佛只是劳动的结果，但其实却是使人的生命活动成为劳动的本质条件，或者，毋宁说，它就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能力本身。在孤立单子式的个体身上并不存在属人的本质力量。离开人与人的对象性关系，单个个体的“感性力量”只是直接的自然界本身的“感性”，绝无主体之地位。因此，从交往是人的感性存在中的本质的倾向、能力之角度，可以说，“主体—主体”关系既是“主体—客体”关系的派生物，又是后者成立的前提，二者统一于人的实践(劳动)活动。
鉴于此，理解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之实践，不能将之归结为“主体—客体”两极模式，忽略主体间的交往活动、交往关系和运行机制。否则，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单一主体性、单一实践关系(只见“主体—客体”关系，没有“主体—主体”关系)、偏狭实践运行机制和片面的实践动力等缺陷。作为社会实践最基本形式之一的交往实践就是多极主体间通过改造或变革相互联系的客体的中介而结成网络关系的物质活动，是“主体—客体”和“主体—主体”双重关系的统一。交往实践观，即运用交往实践来反思和把握人类社会的观念。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全球观的哲学理念相比较，交往实践观吸取了主体际思维的一切历史成就，如超越单一主体性的多极主体性和主体际相关律及其对话和商谈的合理性，等等；它又坚决超越单纯的“主体际关系”模式，保留现代哲学的“主体—客体”关系，对科学理性精神作了有效辨护。即是说，交往实践观的基本结构是“主体—客体—主体”三重关系，对现代哲学的批判既要否定它的单一主体模式，但又要保留其“主体—客体”关系；同样，交往实践观承认后现代哲学的“主体际关系”的历史合理性，但将其纳入总体的框架中。再次，交往实践观在规范性与创新性、共性与个性、绝对性与相对性之间保持一种辩证态势，即批判地解构绝对性、规范性，又反对相对主义。
三
新全球化时代就是交往实践的时代，交往实践是新全球化的本质、基础和动力。交往实践观成为马克思主义把握新全球化时代本质的主导哲学理念。以交往实践观透视新全球化，笔者就新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得出如下认识：
多极主体性。全球化不是自然无声的“类”聚合，而是由多极主体间交往实践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整合形态。全球性交往实践中的共同操作者和交往者，是一些具有社会差异和特质，彼此处于世界交往关系中的个体和群体、民族国家和族性共同性，直至全球共同体。他们彼此既互有差异，造成多元化、异质化和差异化，又在交往实践中通过改造共同的物质客体的中介而彼此相关。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全球交往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主体。
社会交往性。从新全球化内在结构看，任何发展主体的实践都与他者的实践衔接；以客体为中介，任何民族面对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关系即“主体—客体”都成为全球性“主体—客体—主体”结构的一个环节，而它自身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着主体际关系。全球化不仅是经济发展推动的结果，更是多极主体在交往中寻求自身发展、共同提高的迫切需要。加强自身建设，融入全球化进程远比理论上的空洞利弊争论更具现实意义。
双向建构和双重整合。新全球化包括“世界一体化”和“多极化”两个相反相成的向度，不仅是在交往实践中达到高度一体化，而且是高度一体化与多元化的统一，是交往实践双向建构与双重整合的产物。所谓双向建构，即指交往实践一方面在多极主体基础上建构全球性交往共同体，另一方面，以交往实践的返身性而达到主体的自我重构和创新，构建具有独特个性的多极主体形态。所谓双重整合，即一方面在交往整合中产生主体系列——参与全球交往的多极主体，另一方面按对应整合生成交往关系系列——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新秩序、新规则和新格局。全球化与多极化相伴而行，统一于交往实践。20世纪末期全球化加速下国家主权受到空前挑战甚至削弱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但它不能成为否定国家存在和作用的理由，相反，强化国家的主权地位、突出战略格局的多极化是交往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
综合创新性。即它具有广泛性、综合性和历史性。所谓广泛性，即全球化是交往实践的社会空间范围不断扩大、交往关系日益缜密的产物：从各个“孤立的点”走向民族共同体、走向世界、走向全球化网络。所谓综合性，即新全球化是一个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与科技信息全球化为一体的综合过程，是交往实践的层次、水平和方式不断递升的结果。信息高速公路和知识经济将交往实践提升到信息化、电脑化和知识化的新水平，进而使全球化展现出新的境界、新的层次和新的存在形态。在新全球化视野中，一体化与多元化是存在于经济、政治与文化各个层面的整体特征，而不限于经济层面。此外，从时态上看，占据主导地位的交往实践随着时代的嬗变而转换，因而导致全球化结构的改变，从旧全球化时代走向新全球化时代。
系统结构。实体结构(“主—客—主”结构，从自然交往转换为生产交往、生活交往、政治交往)、意义结构(交往实践对于全球交往的各极主体的意义不仅迥异，而且互相关联和缠绕)、辩证结构(历时态交往实践存在着肯定—规范向度与批判—否定向度)，构成全球性交往实践的系统。由此而知，在全球化问题上，人们对全球化之实质、意义、发展趋向等等的争论是交往实践系统在理论观念上的表现，是交往实践深入发展的必然。
新全球化的时代特征也昭示我们：
第一，实现全球化研究思维方式的变革。在思维方式上，要突破传统研究的“主体—客体”二元思维方式，在具体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将“主体—客体”与“主体—主体”统一起来，以实现从全球性的“主体—客体—主体”三级结构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变革。在多极主体分化整合、密不可分的新全球化时代，“非此即彼”的零合博弈模式在减少，双赢式的非零合博弈模式越来越成为主流。它倡导积极对话与合作，使得突出共同利益与共同点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重点。以“太空船道德”(为了生还，唯一的可能是调动各种力量，按照商定规则来共同排除危险)代替“丛林规则”(弱肉强食)和“救生艇道德”(为一己生还而不惜一切)、追求共生互惠、共担风险的基本价值理念将是人类社会共同目标，是人类共同利益的体现，也是全球化的生命力所在。
第二，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与改革，推动交往实践的合理化发展。全球化不仅是主体间的利益、意义交往过程，也是主体不同行为规则的冲突、相容与共同交往规则乃至制度文明的建构过程。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在游戏者与游戏规则之间，规则是主体。世贸组织的变迁史、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史就是规则成为独立交往内容的实践史。参与者共同认可的相对统一交往规则、对话机制的形成，是解决全球化交往中主体间冲突、主体间断裂问题的根本途径。建构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性普遍交往规则、建立所有参与交往发展主体都拥有平等权利、平等发展机遇，能获得平等利益，能共同参与交往规则制订的全球性发展体制和机制是新全球化时代的总体方向。当然，交往的合理化不是自然的降临过程，而是主体的自觉追求、建构过程。在与世界的交往中，坚持双向建构和双重整合的统一、全球化与多极化并行，积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订与改革，推动国际游戏规则的平等合理，是参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第三，以交往实践观分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坚定共产主义方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共产主义最终不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3]列宁晚年已明确地意识到，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环境里，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在新全球化时代的今天，社会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割断与资本主义的联系发展社会主义几乎近于幻想。相反，新全球化促进了人们的世界性活动与交往，为最终形成人类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创造条件，即正为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准备前提和条件。
收稿日期：2002-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