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情结与民族艺术的当代命运_艺术论文

乡土情结与民族艺术的当代命运_艺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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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J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07)02—0003—04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中,“乡土”始终作为一个底蕴极为丰厚的概念存在着。恋乡、思乡、寻乡、归乡等,是人们深层的心灵指向,也是文学艺术活动中经久不衰的命题——包括乡愿、乡怨、乡愁在内,都表明人们与自己的乡土既生息所依,又灵性所系,是根性的存在,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情结”。

在以往这方面的研究中,关于汉民族文学艺术的乡土根性及美学特征涉足较多,而对于其他少数民族艺术关注较少。其实,这种乡土情结,在中国的少数民族艺术中不仅同样存在,甚至更为突出。这从各少数民族最为发达的民间故事(传说)、民间歌谣、民间舞蹈等古老而又世代相传的艺术表现中即可以得到确证。特别是许多少数民族的广泛流传的民歌之中,有关怀乡、思乡、归乡的作品所占比例都很大。有的表现离乡之思与寻乡之切,往往会更加深挚而感人。当然,文艺作品所表达的种种与“乡土”有关的内容,仅只是属于显在层面的,而具有深广意义的“乡土情结”,则是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及相关诸因密切相关的。

传统民族艺术中突出的乡土情结,与其特有的生存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因此而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等有关。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相对于汉民族所占据的中原地带而言,其他少数民族均主要聚居于边远偏僻之地。在各自特定的地域中,各少数民族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特有的对于自然环境的相依相适关系,甚至相信万物有灵,视苍天大地、乃至一草一木、一鸟一鱼,都与每个人以及整个民族灵性相通、结缘深远。这便使每个民族在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中界定了自己的乡域,并扎下了首先是属于本民族的“天人合一”的根系。这样,每个民族的人们不仅体现为对于自己所处环境的熟悉和适应,而且往往会格外钟爱和敏感,如,北方的蒙古族对于草原和骏马的深爱,南方的许多民族与水的情缘。对于每一个在此世代相衍生息的人来说,这特定的乡域就是其可以安定生活的、最本真的家园,同时自己又已成了这家园中的一部分,是不可割舍或分离的。

一个民族的群体,生活于特定的自给自足、且自适的环境中,以在游牧或农耕的生产方式中渐渐形成的与自然环境感应相适、自给自足而安居乐业为生存模式的最大特征,在人文构建方面往往形成以村落或部落为承载单元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是一个“自组织”的综合系统,拥有自己的政治、宗教、文化、艺术、经济手段等各个部分,并以群体模式和向心结构为其传统特质。在此环境中,人们在共同的生产方式、生活范式、习俗信仰、审美价值取向等形成的内聚性的影响下,形成并强化着对乡域的体认——乡土、乡域在生息于此的人们的心中已自为一个世界,是丰富的、有人文内涵的。因此,关于乡土的观念,都必然进入每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层面,深系着族群的集体无意识。作为本民族生命体验的传达与心中祈愿的表达的各少数民族艺术,则无不自然而然深深切切地从本原意义上相系着自己的“乡土”,以至形成独具内涵的“乡土情结”。

在文化或美学的视野中,乡土是自然与人文的天缘之合,是由众多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所以,大而化之地看,可以说,每个少数民族的所有艺术活动都是不离其乡土的。乡土如母体,既是根之所系,又是体之所依;而具体表现则可以分别涉及其中的某个方面,如,月儿引发乡思,鸿雁带去乡恋等。考察各少数民族艺术有关“乡土”的创作冲动与美学特质,可以发现,都主要体现为依乡、恋乡与思乡、归乡两个大的方面。通常而言,依乡、恋乡表现为一个民族的群体或个体置身于乡土,是一种互感互融的和谐态,艺术的冲动与表达往往是自然生发的,生活化的;特有的乡土因素成为其艺术的重要内容,其中特别表现人与本土家园的天缘之合,相适之趣。这样的艺术在表现上多数是自然而平和的。

思乡、寻乡,归乡,是各少数民族艺术中关于“乡土情结”的另一个方面的重要体现。对于乡土,置身其中可以得到身心俱至的体认,无论苦乐得失,而依托感则是实在的;而一但背井离乡,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也无论是落泊还是发达,无“乡”之苦与失“土”之憾则会随之而来。因此,“离乡——思乡——寻乡——归乡”便成为一种链条,深系着乡土。由于无“乡”可依的失落形成感受与感情落差,各少数民族的艺术中,往往对于乡土之思和归乡之切表现得更为强烈。这表明,乡土对于一个民族及本民族中的每一个个体的重要意义。远离乡土、失却家园,意味着生命与灵魂的漂泊,而寻乡与归乡,则是在寻找归属、获得认同,所以,思乡、归乡成为一种根性的追寻与冲动,存在于各少数民族的艺术活动之中。

人们都公认,每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艺术都有各自最为鲜明的特色。这“特色”的构成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但其中各自“乡土情结”的体现与乡土美学的张扬,则是更为内在的、至关重要的方面。

历史地看,各少数民族艺术活动中的“乡土情结”首先是属于自然与人文间“天缘”相适的,是原位性与原生性的,因而也是合于生态和谐结构的。譬如,生息于中国西南边陲的怒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每个山寨里的许多活动中都常常是歌舞相伴。当地有这样一首民谣:“你想知道我有多少歌,/就去数数沙滩上的沙粒;/你想知道我有多少舞,/就去数数山坡上的树叶。”他们的歌舞所表现的内容,与其所栖居的自然山水和生产、生活实践,以及乡俗、乡情等密切相关。而且由于这个民族的人们生活于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之间的怒江大峡谷中,地位的偏僻与交通不便,使其早在远古时期已形成的艺术活动及民族文化传统,长期很少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加之单纯的社会形态和生产、生活方式也使本身的传统文化发展速度与程度极为有限,所以,他们古老、原始的歌舞艺术得以代代相传,直至如今。[1](413)

在中国东北部的鄂温克族,居于山林,以狩猎为主。这个民族的人们富有顺应并崇尚自然的天性,他们的生产方式和全部社会组织结构是与自然相融合的;“他们没有控制和驾驭自然的想法,即使是在宗教仪式中也并不想让神与自然对立,也不想强制或掌握某种神的力量为自己服务,而仅仅表达一种愿望或特定的形式,这些愿望和形式大部分是为了避免与自然发生冲突或违反自然神的意志。因此,鄂温克人把自然本身的存在形式和四时更替看作是最完美的,把接近自然或类似自然的创造物也看作是美的。……他们祈望的是自然、动物、人之间存有一种和睦的、相安无事的关系。”[2](61) 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及生产、生活方式,也就必然形成了鄂温克人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美意识,并在他们的艺术活动中予以体现。

无论是中国西南的怒族还是东北的鄂温克族,乃至中国的其他各少数民族,自然环境、生存依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生产、生活方式,都是形成本民族特有审美意识的最重要的基础与前提,也是生成本民族艺术活动中特有的“乡土情结”的土壤。

中国各少数民族艺术的乡土情结中,含蕴着深刻的人与自然相适相谐的哲学命意,其中最精要可谓是,依于自然之乡,源于生命之泉,通向永恒之途,复归存在之根。这实则体现出颇具普遍性的人与自然界“和谐共存”的大前提。一方风土人情的禀性格调,是地域中的水土风物的濡染与滋养,此在的那些有形与无形的文化,从根本上关系着所在民族的精神品质。如位于中国北疆的蒙古族艺术中的“绿色情结”,就是草原生态环境与生产生活方式,在该民族人们心灵上的结晶与升华,是该民族人文精神的基本特质与突出的审美指向。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艺活动主体而言,乡土情结都是与生俱来的,是本民族世代积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乡土情结的审美心理深深地奠基于他们的心理结构之中,无论走得很近,还是离得很远,他们都会把这个“情结”酝酿得别有意趣;他们的创作无论表现什么或怎么表现,往往都不失其本民族特有的乡土美学资质,其艺术价值也正是因此而突显。佤族有一首民歌这样唱:“为了去寻找盐巴,/不能不离开了家。/走出寨子回头望,竹楼消匿寨依稀。/翻过山坡抬头望,/村寨消失云飘逸。/我心中的竹楼啊,/在那片云彩之下。/我心中的山寨啊,/在那片云彩之下。”[3](330) 这是发自心灵的声音,无论走到多远,家乡永在心中。竹楼、山寨既是实有,也是象征,牵系着此在的情结。

如前所述,中国各少数民族艺术的“乡土情结”及美学特质的生成与表现,是与其地域的、历史的以及生存与生命哲学的等原因密切相关的,即,在传统形态中,每个民族的“乡土”是一个独有的天地,本民族的群体或个体与“本乡”“故土”自适相谐,并视乡土为精神家园的安居之所。可是,到了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传媒大众化的当下,包括中国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当代人的生存背景与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连同偏远民族间的地域阻隔也都纷纷被突破。那么,在此“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少数民族艺术的乡土情结如何存在与体现?其当代美学意义如何?等等,都是民族艺术发展中的新问题。

城市化的扩张、特别是“全球化”的出现,为民族艺术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包括根系颇深的“乡土情结”及美学特质也同样不会例外。但是,从健康而全面的人文精神与美学追求方面看,应该说,民族艺术的乡土情结不仅不会因此而消解,反而可以彰显出其新的文化意味与美学价值。当然,其存在方式与表现形态的适时而变则是必然的。

自从现代工业文明出现之后,整个人类世界便踏上了扩张城市、游离乡土的道路。即使是被纳入现代化进程较晚的中国,其城市化发展速度也在不断攀增,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其现代化的“后生性”,使得城市化进程之迅捷甚至令人惊诧。城市化扩张对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与林区、牧区的触动与影响,稍晚于沿海和中原地区,且影响面也有一定差异,但是,随着交通、通讯和现代传媒的发展与延伸,同样随时都在引动着这里的人们关于城与乡的选择与判断。无可否认,对于当代人,城市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所以离乡而进城成为当下呼应成势的迁徙流。那么,离乡进城后的人们、特别那些寄居于城市边缘的打工者们又当如何呢?在现代化的城市变化中,所有迁徙者都会遭遇到自身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化模式的冲击和调整。其中,有更多的人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乡土”,并深情地回望她——那根性所在、可以使自己怡然安适的地方。

对于表现当代生活的民族艺术而言,其“乡土情结”便有了新的内涵,新的美学机缘。这意味着,从人们的精神期待看,当代城市化的挑战,不但不会远离民族艺术的乡土情结、乡土内涵,反而会使之更加彰显。

与各少数民族艺术的原初生成与传统表现中以民间性为主的形式形态有明显不同,当代从事民族艺术创作与表演,并为人所关注、可产生广泛影响的,主要是职业艺术家,而且他们多数都生活在城市中。而他们之中有不少正是从本民族所在的农村或牧区、林区进入城市,或由小城镇进入大城市的。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以自己的努力和才情,以及源自故乡的故事与意境获得了城市身份,但在这里却依然是无根可系,无本可依,在深层意义上还是边缘人或漂泊者。他们的创作中往往潜在着乡土精神与城市理念的对冲,城市的喧嚣与乡村、牧区的宁静,城市的消费欲求与乡村、牧区的恬淡自适,城市的隔膜与乡村、牧区的亲情……种种反差形成精神游移的空间,作品便是此间寻找精神去向的产物,或是生发于中的内心独白。他们的创作于千差万别中却有着极为相近或相同的指向,那就是怀恋故乡,崇尚故乡,诗化故乡。乡村、牧区——故乡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是根性的,永在的!

中国各少数民族艺术土乡美质的当代意义,还在于当代人对于有特色的多样化艺术的需求,以及促进当代社会对于多元化文化机制的建设。生态规律告诉人们,生物多样性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对于保护环境的和谐、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是有大益处的。生物界、自然界是如此,文化艺术领域也是如此。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凭靠现代科技的力量和大众传媒的影响,当代人的生活、文化中的许多方面都自觉不自觉地走在了一体化和标准化的高速公路上。这样,现代科技所推进着的强有力的共容性、一体性(包括信息分享的必然性),与社会全面发展所需要的人的情智个性的张扬,彼此间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精神洗礼和文化冲突。其间,那种一体化与标准化愈强大、愈突出,人们对于多样性和异质性的期待便往往愈强烈。当全球化以空前的规模与影响力使世界一体化与标准化的时候,多样性和异质性则在健全当代文化中的意义愈加重要与突出。那么,在现代性的普及中,多样性和异质性蕴藏最丰厚的地方在哪里?在“乡土”,特别是各不同民族的乡土。乡土作为现代化影响的边缘,具有着与现代的标准化不同的异质,潜存着与现代化不同而富有民族特质与地域特色的文化底蕴。而在此异质性的保存和体现方面,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尤为显然,他们因其边缘和乡土而得以存遗的特色与多样性,在全球化时代成为张扬多样化、体现异质性的重要文化资源与创作活泉。一方水土滋养一方艺术,扎根于本地区、本民族的艺术,其个性必然是独有的、突出的,并且是无可替代的。每个民族的艺术都充分地彰显与发展自己富有文化内涵的个性与特色,便自然形成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以满足当代人多样性的审美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的出现为各少数民族艺术及其乡土美学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必须明白,这种乡土情结及乡土美学不是封闭的,也不可能是封闭的。即,同样应使之进入全球化的视野;全球化视野中的民族艺术的乡土美质,能够为本民族以外更广阔的领域、更多的人们提供有价值的东西,即真正实现“本土经验的世界化”;同时,还应将人类所面临的世界性问题,纳入本民族的艺术之中予以关注,让世界性经验得到本土化表达。这是当代背景下民族艺术生存和发展中应有的选择,也是其乡土美学中应有的新的内涵。

收稿日期:2006—05—18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规划项目“全球背景下发展民族艺术的美学研究”(项目批准号: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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