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与适度区间的界定和控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阶段性论文,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中国经济何以能够实现高速增长？这种高速增长的势头能否持续下去？政府如何把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适度增长区间之内？这是众多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经济工作者都非常关心的问题。笔者试图从经济增长阶段性的角度对上述问题做一简略的分析和探索。
一、经济增长的阶段性
经济增长具有阶段性。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会有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和经济增长速度又是与一国的经济规模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可以设想一个坐标，坐标的纵轴表示经济增长速度，横轴表示一国的经济规模，坐标中的水平线和垂线代表着一国经济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的临界点，其中水平线代表经济高增长和低增长的临界点，垂线代表经济规模较大和经济规模较小的临界点。坐标中的A、B、C、D各代表一个经济增长阶段。如图1所示。
在坐标中，一国的经济增长将按A、B、C、D的顺序走出一个“N”字形，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在其经济起飞之前，处在经济增长的A阶段。这时，不仅经济增长水平低，而且经济规模小。经济增长从A阶段越过坐标中的水平线过渡到B阶段，意味着一国经济从小规模、低速度增长阶段向较大规模的高速度增长阶段迈进，亦即表明一国经济实现了起飞。当一国实现了经济起飞进入经济增长的B阶段后，尽管经济规模的扩大仍具有相当大的空间，但经济的持续增长终将会达到规模经济的临界点，即坐标中的垂线附近。此时，经济增长速度将会逐步放缓，并最终使一国的经济增长进入C阶段。C阶段是经济规模较大但经济增长速度较慢的增长阶段。如果一国经济从C阶段再次跃过坐标中的水平线而进入D阶段时，则标志着经济实现了第二次起飞，即进入了经济规模较大且增长速度较高的增长阶段。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四个阶段的划分是建立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上的，只是一种理论假说，作者并未对之进行过严密的实证分析。但这种理论假说也并非毫无根据。根据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和经验估计，水平线所代表的长期平均增长率约在5％～6％左右；而垂线所表示的经济规模，应以一国在特定技术水平条件下生产要素已得到充分利用为标志，实践中，可以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一定的标准来表示。如果上述标准能够成立，那么目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大都已进入C阶段，即经济已具相当规模，但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的阶段。例如，2000年，高收入国家的经济总量已达247721.47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313368.93亿美元的79.1％，其中美国占31.5％，日本占14.9％。但即使是经济增长率最高的美国，1980～1990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0％，1990～2000年的平均增长率也只有3.4％。
我国在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已经实现了从经济增长的A阶段到B阶段的飞跃。从1978～2004年的26年中，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年均9.36％的高速增长，1990年到2004年的年均增长率更高达9.6％。但是，我国的经济规模还比较小，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远远低于经济发达国家，这说明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增长的B阶段(见表1)。
表1 200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增长率比较
项目
GDP占世界
1980～1990
1990～2000
国家 (亿美元)
GDP比重 年均增长速度 年均增长速度
中国 10799.54
3.4 10.2 10.3
美国 98828.42
31.53.0 3.4
日本 46770.99
14.94.0 1.3
德国 18701.36
6.0 2.2 1.5
英国 14134.32
4.5 3.2 2.5
法国 12862.52
4.1 2.3 1.7
意大利
10685.18
3.4 2.4 1.5
加拿大
6895.49
2.2 3.3 2.9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整理；其中GDP是根据汇率折算的美元。
一国经济实现从A阶段到B阶段的飞跃，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条件、制度条件或体制条件以及经济条件。首先是技术条件。只有当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出现并大规模地应用于社会生产，形成能够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发展的新的产业之后，才有可能使一国经济实现从A阶段到B阶段的飞跃。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技术的释放和与之相联系的产业规模和产业数量的扩张具有内在联系，因而通常会导致一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要实现这一点，还必须具备相应的制度条件和经济条件，若不具备相应的制度条件和经济条件，代表新的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效应就无法大规模地扩散，新的产业就无法形成，经济就无法实现起飞。一国经济从A阶段到B阶段的飞跃，正是在技术、制度、经济诸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的。
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从A阶段到B阶段的飞跃，是以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进程为先导和技术基础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的一百年间完成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不仅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从A阶段到B阶段的飞跃创造了制度条件，也为其提供了资本积累这一重要的经济条件。我国经济从A阶段到B阶段的飞跃，也是以工业化为先导和技术基础的，是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尤其是以改革开放为制度条件和经济条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经济体制改革为我国的经济起飞创造了制度条件或体制条件；对外开放则加快了我国资本积累的进程，为经济起飞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一国的经济进入B阶段以后，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经济规模，都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一国经济在B阶段的停留也要持续一定的时间，但这一时间会依各国的不同国情而有所差异。从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趋势来看，2020年以前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内，我国经济都有可能处在经济高速增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B阶段。但是，当代表某种生产力水平的技术条件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制度条件、经济条件的效应得到充分释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将步入经济规模较大但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的C阶段。尽管从B阶段到C阶段的过渡具有渐进性，但作为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这种过渡是不可避免的。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2020年以后，我国也有可能逐渐走向经济增长的C阶段。这是因为：
第一，我国的经济起飞以及在B阶段的经济增长所依赖的阶段性技术——加速工业化进程会逐步终结。这首先是因为，工业化所赖以存在的生产要素的供给不可能是无限的。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规模会越来越大，而支撑规模越来越大的经济增长所需要投入的生产要素会越来越多，这种以指数形式增长的对资源的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永远满足的，即使是在完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世界经济资源也难以支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同时，与加速工业化相联系的环境的不断恶化，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制约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其次，当经济规模扩大实现了既定技术条件下的规模经济以后，若继续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就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减。当一国经济的增长到达规模经济的临界点，即前述坐标中的垂线附近时，经济增长就将不可避免地进入C阶段。
第二，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财富会不断增加，随着社会财富的急剧积累和与之相联系的供给能力的快速提高，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会变得越来越显著，过剩资本会逐渐增多。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劳动力可能会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而出现局部短缺或区域性短缺，劳动力成本也会逐渐上升。上述因素的出现，对高速增长的经济会不可避免地形成有效约束。
第三，按照党的十五大所确定的目标，到2010年，我国将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20年，各项制度将更加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尽管仍会促进经济的不断发展，但也应看到，从1978年到2020年，经过几十年的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的效应会变得越来越不显著，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显现出递减的趋势。此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以后，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中由于企业预算约束软化而产生的扩张冲动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将消失。上述制度条件的改变是经济不能持续高速增长而必然进入C阶段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国经济进入C阶段后，尽管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但经济规模将会跃上一个新台阶，我国也不例外。1993年5月31日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认为，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91年中国的GNP总额为16000亿美元，按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潜力，到2020年，中国的GNP将达到139400亿美元，届时美国为118000亿美元，日本为65600亿美元。而据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如果采用1997年美元表示的货币实际购买力，到201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将达到11万亿美元到12万亿美元，届时将同美国一样，占全球产值的1/4左右。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据笔者计算，根据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2001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民总收入(GNI)为54150亿美元，美国为99020亿美元。以此为基础，在未来的19年中，如果中国的GNI每年平均增长7％，美国的GNI平均每年增长3.5％，到2020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NI将达到195835亿美元，美国为190366亿美元，中国的GNI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当然，中国按人均计算的GNI与美国还会有较大的差距。
一国经济进入经济增长的C阶段后，尽管经济规模最终会到达既定技术条件下规模经济的边界，但并不意味着经济不再具有持续增长的潜力。实际上，同B阶段一样，C阶段也是一个经济具有较大发展的空间。在这一阶段，不但经济规模还会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继续扩大，而且经济增长速度也仍然具有较大的伸缩性。这就意味着，即使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C阶段的停留也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那么，经济发达国家有没有可能从C阶段进入经济规模较大且经济增长率较高的D阶段，即实现第二次经济起飞呢？从理论上说，只要不出现世界末日，完成第二次经济起飞是必然的，因为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螺旋式上升的，经济的“N”字形增长就体现了这一事物的发展规律。但是，一国经济要实现从C阶段到D阶段的飞跃，即在较大经济规模的基础上实现高速增长，不仅需要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即出现代表新的生产力的技术条件和具有带动效应并且能够改造传统产业的新产业，而且还需要相应的制度创新和具备新的经济条件。显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个国家已经完全具备上述条件，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实现新的经济起飞。上述条件的具备需要时间，这正是一国经济难以从B阶段直接进入D阶段的根本原因。
二、2020年以前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必然性
如果前述推论基本正确的话，那么处在经济增长B阶段的中国，2020年以前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完全可能的。支持以上论点的主要依据有下述几点：
第一，与经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经济增长仍然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中期。从这一背景出发，在可预见的期间内，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不会有大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和技术进步将会在未来经济国际化的浪潮中迈出更大的步伐，这一方面会提高技术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坐标中代表规模经济边界的垂线右移，从而为我国经济规模的合理扩大开拓更广阔的空间。
第二，在可预见的未来20年中，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会逐步确立并不断加以完善，从而使制度创新的效应会继续得到释放；同时，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将为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提供更为有利的资金等经济条件。
第三，在今后的20年中，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作为支持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仍然会保持迅速增长的势头。这不仅是由于今后每年仍然会有大量的新增劳动力供给，而且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业和国营工业企业中还会分离出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的充裕供给一方面会直接支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会使我国劳动力相对廉价的优势保持较长的时间，从而为吸引外资，间接地支持经济高速增长创造必要的条件。
第四，根据“经济增长率减半期”理论，我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从9％下降到4.5％(减半)，需要8～15年的时间。假使这种理论能够成立，我国经济的高增长也要持续到2010年以后。
第五，如果考虑到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世界大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不但经济起飞的“跑道”要比中小国家长得多，而且按照发展极和增长点理论，经济发达地区的率先发展对落后地区的带动效应会使我国经济在长时期内出现此伏彼起的高速增长态势，这种态势将使我国经济从总体上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成为可能。
从以上分析来看，2020年以前，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在规模不断扩大的条件下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据美国兰德公司预测，1990～201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8.25％。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预测研究课题组计算，2001～2010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为7.5％，从2011年到2020年，年均增长仍然会保持6.8％的高速度(见表2、表3)。上述预测和笔者的分析基本上是吻合的。
表2 2000年及2010年中国经济整体规模国际比较
年份
1990
2000
2010
1990-2010
国家
年均增长(％)
美国(亿美元)
46820
60720
78590
2.60
日本(亿美元)
21720
28560
37140
2.80
法国(亿美元)
8430
11090
14100
2.10
英国(亿美元)
6700
8970
9490
2.60
印度(亿美元)
5980
8070
13300
3.40
中国(亿元)
17681
41857
86271
8.25
注：中国为GDP预测值(1990年为实际值)，其他国家为GNP预测值，按1980年购买力平价折算。
资料来源：美国兰德公司：《1990～2010年经济和军事发展趋势预测》。
表3 中国1991～2020年GDP预测值
年份 2000 2010 2020
GDP增长率
1991～2000
2001～2010
2011～2020
(％)
9
7.5 6.8
GDP(亿元)
41875 86269166559
人口(亿人)
13.0096
14.6578
15.2548
人均GDP(元)
3283 6311 10918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预测研究课题组
中国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在2020年以前不仅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因为：
首先，当一国的经济增长处在从A阶段到B阶段的过渡或处在B阶段时，其对资源的利用是不充分的。在存在大量可供利用的过剩资源的情况下，企业获得生产要素的成本和交易费用相对较低，而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其产品可以销往世界各地，并且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大的价格优势和竞争力。利益的驱动必然导致厂商的扩张驱动，从而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此情况下，如果由于某种人为的限制而不能实现高增长，不但使过剩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而且在增长率过低的情况下甚至会使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出现部分闲置，导致资源利用的浪费，这实际上是对生产力发展的一种破坏。
其次，处在经济增长B阶段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有人口多且自然增长率高的特点。但是，由于经济规模较小，因此，若不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就难以吸纳新增劳动力就业。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人口基数大，即使每年增长1％，就要新增人口1300万人。尽管201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有可能下降到1％以下，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会使大量的“在职失业”人员分流出来，加上农村大约1.5亿以上的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的就业压力。据测算，我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吸纳新增劳动力就业62.4万人。据此推算，若保持8％的经济增长率，每年也只能吸纳约500万人就业，若要每年吸纳1000万新增劳动力就业，就必须保持超出目前我国潜在生产能力16％的过高增长率。显然，巨大的就业压力也要求我们必须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否则就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此外，一国经济从A阶段到B阶段的飞跃以及在B阶段的高速增长，通常都伴随着制度创新。制度创新与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方面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贡献分不开，另一方面，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又必须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为其提供宽松的经济环境。如果不能创造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致使经济停滞，国有企业处境艰难，那么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步伐就只能放缓。
综上所述，保持经济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进入C阶段即完全实现工业化之前的必然选择。当然，这并不排除由于经济周期波动会使增长速度有时放缓，也不排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规模经济边界的临近会使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降低这一趋势的出现。
有些人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或从我国的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来看，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过高，不如把增长速度适当放慢，比如说把增长目标控制在7％～8％。
其实，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率应保持多高为宜，与经济发达国家并无可比性。从前述分析来看，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应有不同的内涵：处在B阶段的国家，例如我国，如果经济增长率接近6％，甚至低于8％，相对于B阶段的客观要求和经济增长潜力来说，就应被视为低增长；而处在C阶段的国家，例如美国，其经济增长率若能接近5％甚至高于4％，相对于C阶段的客观限制和该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来看，就应被视为高增长。原因应该不说自明：两国的经济规模具有较大差异。美国的经济每增长1％，其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大约相当于我国按现行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假如两国经济均增长6％，美国的劳动力就会出现极度短缺，而我国的失业率则会迅速上升，对其他经济资源的利用状况以及经济实力增强的程度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幅度等均会出现巨大差异。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率究竟应保持多高为宜，应服从于处在B阶段的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关键是使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能够充分发挥出来，而不应人为地加以限制，当然也不能不切实际地人为拔高。实际上，我国改革以前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和暴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为地造成的，而非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只要较高的增长速度不至于导致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不至于导致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只要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是昙花一现，而是能够持续发展，那么这种高增长就应当是合理的和可接受的。美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以及新加坡、我国的台湾地区在历史上都曾出现过一段持续的高增长时期，这是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住这种趋势，实行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使我国的经济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中国就会在不远的将来跻身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相反，如果不能认清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位置，采取经济保守主义的政策和措施，就会坐失良机，并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大好形势和发展机会丧失殆尽。
三、经济增长适度区间的界定与控制
尽管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从本质上说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最终应由客观经济过程来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无为而治。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政府宏观调控作为重要的外生力量，虽然不能决定经济波动的周期性，但却可以对经济波动的幅度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正处在经济增长B阶段具有较高增长速度的我国来说，政府宏观调控就显得更为必要。因为一般来说，一国的经济增长率越高，其波动的幅度就越大，而经济的长期剧烈波动，不但会造成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曾出现过的资源的巨大浪费，并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更重要的是，它还会破坏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因此，为防止经济在景气波动过程中出现过热和过冷，降低经济波动的幅度，以实现含常规波动的稳定增长，政府必须对经济增长速度进行适当的调控。
政府对经济增长速度实行必要的调控并不等于对经济增长速度进行人为的选择，但也不可能回避增长率应保持多高为适度的问题。
从1978年到2004年间，我国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36％，这一增长率基本上代表着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趋势。由于我国处在经济增长B阶段这一事实在短期内还不会改变，并且，经济增长的制度效应还会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不断地释放出来，因而这一趋势还将会继续下去。因此，在确定我国经济的适度增长率时，应首先考虑这一历史平均趋势。但是，由于经济运行受周期波动的影响，并考虑到宏观调控应保持一定的弹性，故经济的适度增长应是一个区间而非某一固定的增长率。
应当如何确定我国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呢？
首先，可以考虑以9.36％的增长率作为增长趋势线，然后再以此为基准设定一个浮动范围，这个浮动范围的大小可以参考我国历史上经济波动的幅度。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最近10年的经济运行的实践来看，1992～1995年10％以上的经济增长率都曾不同程度地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而1998～2002年7％～8.0％的经济增长率又导致了经济过冷和严重失业。同时考虑到我国2010年以前的巨大就业压力和经济增长潜力，似以在9％的增长趋势线上下各浮动0.5～1个百分点为宜。这样的经验区间和波动幅度既与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要求相一致，又不会带来大的经济和社会震荡。
如果考虑到未来由于我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而逐渐逼近规模经济的边界以及制度创新的效应会逐渐递减这一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9.36％的增长趋势线必然会逐步下移。如果假设每年按0.1％的速度递减，再根据不同时期的增长趋势线设定一个上下浮动一个百分点的浮动范围，就可以确定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适度经济增长区间，并把这个适度增长区间作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如表4所示。
表4
适度增长区间设想(％)
年份
增长趋势线值
增长区间
2006～2010
9.0 8.0～10
2010～2015
8.0 7.0～9.0
2015～2020
7.0 6.0～8.0
需要说明的是，表4中的增长趋势线值仅仅代表一种推测和估计，笔者并未对此进行过严密的实证分析。未来我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应以多高为适度，不取决于任何人的主观预测，而应以未来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需要为依据。因而这里仅仅是提供一个简单的思路。
为了把我国的经济增长始终控制在适度增长的区间内，政府应根据我国经济运行周期不同阶段的特点，采取更为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从我国经济运行周期的特点来看，从波谷到波峰的时间都比较短，一般只有2～3年的时间，而从波峰到波谷的时间则相对较长，一般需要5～6年的时间。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而由软预算约束所导致的扩张驱动和投资饥渴以及地方政府的速度偏好，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会把经济迅速推向过热，出现超高速增长；而在经济衰退的过程中，同样的原因又会对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对经济过热的压缩、调整和双轨体制下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形成一种抵制，从而延长了经济衰退的时间。可见，正是由于这种根源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软预算约束和速度偏好导致了我国经济运行周期的上述特点。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以后，上述特点才会消失。
鉴于我国经济运行周期的上述特点，当我国经济走出谷底开始复苏并接近于增长趋势线值时，就应当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延长景气上升期；当经济增长率越过趋势线值逼近适度增长区间的上轨时，则应加大“紧”的政策力度，以防止总量失衡和经济过热。相反，当经济运行从波峰掉头下滑时，则应降低“紧”的力度。当经济滑落至趋势线值附近时，紧的经济政策就应当被中止。如果经济增长率跌破趋势线值继续下滑时，政府应采取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以防止谷底过深即经济过冷，同时刺激经济复苏。总之，当经济中出现产出正缺口即当实际经济运行在趋势线上方时，政府就应当实行力度不尽相同的紧的经济政策；反之，当经济中出现产出负缺口即经济运行在趋势线下方时，政府就应当实行力度有所区别的松的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政府如能根据经济波动的客观形势适时、主动地实行灵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能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降低振幅，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从而把经济增长始终控制在适度区间之内。
从上述意义上说，我国政府2003年以来所采取的抑制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措施是及时的、正确的，避免了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经济过热状态。但就我国当前的经济运行来看，2006年的经济增长率很可能会回落到9.3％左右。如前所述，这一增长率基本上是恰当的，说明我国政府从2003年以来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已经使过热的经济基本上实现了软着陆。如果这一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当经济实现软着陆后，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就应当是中性的，不仅不宜再出台抑制经济过热的新措施，一些过去采取的抑制过热的经济政策还应当淡出，以避免把经济推向冷甚至过冷的状态。
当前，在我国经济运行从波峰到波谷的回落过程中，通常会出现一个较为宽松的供给环境，显然，这是调整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的大好时机。因此，在这一期间内，政府在灵活地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经济总量的同时，还应出台相应的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使之更趋向合理并逐步走向高级化。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如能把调节总量和结构，把调节需求和供给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为以后经济的持续、稳定、高速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