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历史教学理论与实践中的比较教学法_比较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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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比较法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阐述和分析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时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历史比较是从历史联系中考察历史现象的一种最好的方法。运用这一方法,可以从历史发展的整个链条中发掘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或历史现象的意义—它的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找到洞悉历史之谜的钥匙。

在历史教学中运用比较法,最重要最一般的要求是通过对一些相关的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比较,了解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多样性,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化对历史规律的认识。这里,我们将中国近代史上两次极富典型意义的农民革命运动—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作一个比较全面的比较: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帮助学生鲜明直观地了解到,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在具体的历史背景、斗争纲领、斗争锋芒、政权观念、神灵观念、历史功绩等方面呈现出诸多差异的两次最典型的农民革命运动,却有着共同的结局:最终都失败了。造成失败的原因也是共同的:客观上敌强我弱,主观上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即由分散经营的个体生产所造成的农民阶级的自私性、狭隘性、散漫性、保守性。历史给我们提供的经验教训也是共同的: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他们却不能领导革命到胜利。

这样的比较还可以深入到更为微观的领域,使学生懂得蕴含在每一个具体的比较项目中的更深层次的道理。比如,我们说太平天国是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就是通过历史比较得出的结论。其中的“最高峰”是相对于在它以前的所有农民战争而言的,太平天国有比较系统的理论和比较完善的纲领,有严密的军队组织和完备的政权建设,这是发生在它以前的历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所达不到的。其中的“旧式农民战争”又是相对于在它以后几十年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新式农民战争而言的,新式农民战争获得了先进阶级和先进思想的领导,这又是太平天国所不能企及的。

再如,我们比较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可以发现,这两次农民战争都带有很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马克思在评论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时说:“运动一开始就带有宗教色彩。”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一定社会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必然产物。现实的物质利益的冲突,往往把仇神抬到战场。要鼓动农民起来反抗,就离不开制造舆论。农民不是无神论者,一般说来,他们总是深深地受着宗教思想的影响,这是他们的相同点。不同点在于,他们具体的宗教观念往往是不同的。太平天国是独尊上帝,横扫诸神。他们将基督教教义进行一番改造,创造了一个农民的上帝,组织拜上帝会,要人们朝夕敬拜“天下凡间大共之父”的皇上帝,借以对抗封建统治者千百年来用以愚弄人民的一切鬼神。而义和团则是不信上帝,杂拜诸神。他们崇拜的神灵非常庞杂,从儒家圣哲、佛道教主、天师神仙,到民间传说和戏曲小说中的各种英雄豪杰、义士奇侠,都纷纷在义和团的文献里和仪式上粉墨登场,乃至有声有色地演出了“天兵天将”下凡同洋上帝大开战争的宗教神话。义和团和太平天国相隔不过半个世纪,而二者的宗教观念居然大相径庭。义和团把太平天国当年所排斥的各种偶像奉上祭坛,反而把上帝视作十恶不赦的“洋魔”。农民运动宗教神灵观念的更替,曲折地反映出现实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下层民众的不同的政治趋向和要求。基督教侵略势力的猖獗,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的肆虐,使得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运动宗教神灵观念的变化,主要斗争锋芒的变化,都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当然,无论是太平天国的宗教神话,还是义和团的宗教神话,都不是科学的指导思想,靠这些宗教神话来维系队伍,既不可能持久,更难取得成功。

我们再将中国近代史上两次典型的资产阶级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作一下较为全面的比较: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使学生更好地懂得,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还是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论是保清变法,还是革命排满;无论是维新志士“连名三千毂相摩”式的和平请愿,还是革命党人“炸弹光中觅天国”式的武装起义,先后代表近代社会进步潮流的两次资产阶级运动,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和政治革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整个社会的进步,但是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出路,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造成这种相同结局的原因也是相同的,那就是客观上的敌强我弱,主观上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

我们在分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痼疾——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时,还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作进一步比较。通过纵向比较可以知道,不同的历史阶段,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程度相关连,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程度是不同的。戊戌维新运动兴起的1895年,民族资本主义设厂资本总额2421万元;到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本总额增加到1.32亿元。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同样具有软弱性,但改良派较革命派为甚,这是明显的事实。通过横向比较可以发现,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由于他们的社会出身、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不同,其软弱性也显现出很大差异。近年的研究成果表明,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中搞实业的那些人对革命较少兴趣,其软弱性表现得较为明显;而从本世纪初年兴起的留学热、新学热、翻译热和书刊出版热中涌现出的新型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对革命的态度表现得较为坚决,许多重要的革命团体都是他们建立的,许多重要的武装起义都是他们发动的,他们的软弱性相对较少。

这样,通过全方位地比较中国近代史上两次典型的农民运动和两次典型的资产阶级运动,可以从中自然而然地引出一些重要的结论,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列宁曾经明确指出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所必须遵循的最重要的原则:不是把一定的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它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唯一重要的是尽量确切地把两种事实研究清楚,使它们在相互联系上表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而特别需要的是同样确切地把一系列的状态,它们的连贯性以及各个发展阶段间的联系研究清楚。这即是说,不是把所比较的现象放在偶然的迹象上,而是放在实质性上,最典型的特征上。毛泽东堪称运用历史比较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的大师,他对一些最基本的革命经验和规律的总结无不运用历史比较法。

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法宝,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共产党的领导,革命就成功了。毛泽东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运用了历史比较法。他多次指出,人民群众是多数,人民群众应当是强者,但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少数反动派却可以长期压迫多数人民群众,二个重要原因就是敌人的有组织和群众的无组织,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群众,正好便利于敌人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可以说,反动派什么都不怕,就怕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中国无产阶级从此有了自己的战斗司令部,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此有了自己值得信赖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中国人民的组织程度日益提高,这就造成了足以战胜一切国内外敌人的最重要的条件。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诸多意义中的最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比较了建党前后中国革命的不同面目和人民群众的不同境遇,把党的建立说成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意盖指此。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又一法宝,这也是经过大量历史比较得出的正确结论。毛泽东曾说:“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是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然而由于一部分人对于革命主义未能坚持,正当革命走到将次完成之际,破裂了两党的统一战线,招致了革命的失败,外患乃得乘机而入。这是两党统一战线破裂了的结果。”[①]这就通过极其鲜明的对比说明国共两党的关系、统一战线的存亡对中国革命的成败盛衰影响极大。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又一法宝。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②]很明显,这是讲武装斗争的一般性。他接着指出: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所有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曾经这样做,而又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的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③]这就通过比较中俄两国的不同国情,说明在中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而绝不能搞城市中心论。这是讲武装斗争的特殊性、多样性。

毛泽东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的生动事例可说是俯拾皆是。他通过比较国民党新军阀与北洋军阀的异同,揭露新军阀的反共反人民本质,说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什么会成为中国革命的直接目标。他通过比较20世纪30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互相矛盾着的一些基本特点,揭示出抗日战争是艰苦的持久战,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这一基本规律。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通过考察比较蒋介石历史和现实的表现,预测其未来动向;通过比较敌我双方各方面的力量,指出内战危险十分严重。全面内战爆发后,他又及时地从阶级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战略的观点将反动派同人民群众作了全面比较,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新民主主义在全国胜利前夕,他又比较了百年来中国政治舞台上各种派别的各种救国方案,指出所有的方案都走不通,唯一的出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毛泽东运用历史比较方法研究历史的光辉榜样值得我们很好地继承和发扬。

无数事实表明,在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中,总是终极原因和普遍规律在起支配作用和制约作用。然而,一成不变的形式或类型,是从来没有的。历史的普遍规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常常会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从不同的特征反映出来。运用历史比较法提高教学效果,以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为例,即是要通过对这一特定时期教学和研究对象的系统比较,如:比较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两次农民战争的异同,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两次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异同,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异同,新式农民战争与旧式农民战争的异同,中国工人阶级与欧美工人阶级的异同,中国资产阶级与欧美资产阶级的异同,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异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与俄国式的革命道路的异同,等等,使学生既懂得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也懂得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懂得:在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统治的漫长的中国革命历程中,无论是地主阶级改革派,还是农民阶级革命派;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无论是“强盗结义”,还是“秀才造反”;无论是“保清变法”,还是“革命排满”,他们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给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以打击,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最终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是不依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从而有助于学生在更深刻的层次和更广泛的领域里总结历史经验,探求历史规律,坚定他们走历史必由之路的决心。

注释:

①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第2版,第364页。

②③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第2版,第541-5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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