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启蒙与自我的解放——“性博士”张竞生与五四的色欲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色欲论文,生与论文,博士论文,性启蒙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同意王晓明的看法：五四一代对“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有特殊的诉求，而且不必在五四“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去寻找西方式的个人主义”；①但是我却认为有必要花点力气，去探讨当时所谓“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的真正内涵。这种诉求在五四文化脉络中形成什么样的风气，在文学作品中又展现何种风貌呢？夏志清所谓的五四中国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学界和一般读者早已耳熟能详；但是五四一代固然以中国“大我”的解放为前提，对个人“小我”的解放如何诠释？文学作品又如何处理“大我”和“小我”之间的关系？
举例来说，二、三○年代以“自我”为题材的“私小说”(I-Novel)风行一时，丁玲、郁达夫都以此闻名，故事主角都是耽于色欲、追求性解放的男女青年。当年张资平专写“肉欲”小说，主题都是男女主角追求自由的性关系，不是三角、四角恋爱，就是乱伦、婚外情，几乎部部作品都是畅销书；②又如强调感官色欲描写的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以超现实主义和心理分析的手法创作，摆明了反“写实”、反“浪漫”的姿态，也引起文坛的广泛注意。③这些作品强调的是自我的解放，而且似乎把自我的解放和性解放看成是同一回事。我们甚至可以说，对这类作家而言，性解放成为个人解放的前提，而个人解放则是国家民族解放的首要条件。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就二、三○年代的文化脉络而言，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
其次我们要探讨的是，就文学理论的主张而言，这类强调性解放的作品，是否针对当时《新青年》所主导的政治批判文学路线，而蓄意创造一种反动的文类？如同王晓明所说，当年“文学研究会”主张的是“写实主义”，似乎企图“为文坛提供一个主导性的中心机构”（页109）；又说“创造社所以要打出他们自己并不十分信仰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帜，就是为了向文学研究会争夺理论的主导权”（页111）。张资平和郁达夫都是创造社的中坚分子，他们的小说描写对性解放的向往和对性压抑的不满，是否反映出创造社蓄意“争夺理论的主导权”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就更有必要探讨究竟这类色欲小说透露的文化内涵是什么？
进一步我们要问的是，五四的“正统文学”(Literary canon)是否由于某些文艺理论的主导，而有意无意地排除了这些探讨个人解放（也就是性解放）的作品？不然的话，如张资平和新感觉派作家等曾各领一时风骚的作家，为什么会在文学史上消失呢？凡此种种，毫无疑问地，牵涉到文学史编撰和重写的议题。而今天要为这类作家重新定位，我的建议是，应该从心态历史(I’histoire dementalite)的角度出发，先重建当年的文化脉络，然后探讨这类色欲小说反映出什么样的文化心态。
就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就不能不谈到当年轰动一时的“性博士”张竞生。按张氏于一九二三年在《晨报副刊》上引发了一场“爱情定则”论战，不旋踵间声名大噪。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当时另一场影响深远的辩论，也就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也许能得到一点线索：为什么今天我们只记得“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而“爱情定则”论战却几乎被遗忘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按“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议题是：科学能否做为人生观的基础？以地质学家丁文江和哲学家张君劢为双方的代表。④“爱情定则”论战则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竞生的“情人制”和“爱情定则”理论，引发出一系列的回响。这两场论战几乎同时在《晨报副刊》展开，“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由五月初转载张君劢的“人生观”开始，⑤到六月份共登二十一篇；“爱情定则”讨论起始于四月二十九号张竞生的《“爱情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到六月末共登三十六篇。张氏替悔婚另嫁的陈女士辩护，指出婚姻的基础是爱情，而爱情是“有条件的”、“可比较的”、“可变迁的”。而张氏的理论，事实上是以反婚姻制为基础的。⑥
我之所以要比较这两场论战，主要在指出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参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多为知名学者，如胡适、孙伏园、梁启超、吴稚晖等，而参与“爱情定则”讨论的，除了文人如鲁迅以外，几乎全是名不见经传的一般读者。这个现象可能是某种重要事实的指标，而由于五四研究一直偏重于民主、科学救国的迷思，这个事实便被忽略了。笔者要指出的事实是，民主、科学的关怀可能属于五四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的层面，而一般多数民众直正关心的多半是家庭、婚姻、爱情等问题，因为这才是个人能切身体验到的。五四时有关性教育、爱情婚姻和优生学的刊物不胜其数，足以反映这一事实。例如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一九二○年代就出了一套《世界婚姻文化丛书》，都是翻译西洋有关这方面的名著。篇名尚可考的有十一本，其中包括英国著名性学家卡本特(Edward Carpenter,1844-1929)的《爱史》。⑦优生学家潘光旦就于一九三四年起陆续翻译霭理斯(Havelock Ellis,1859-1939)的《性心理学》。⑧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也有不少文章谈婚姻和美育的。张竞生生而逢时，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心推动了的性启蒙运动能在当时掀起一阵旋风吧。
在谈张竞生对婚姻、爱情和性美学的观点之前，先看看他的出身背景，也许较能帮助我们了解他的理论。按张氏于一八八八年生于广东。众所周知，广东以出革命家闻名，如建立太平天国的洪秀全，还有首创民国的孙中山。张氏于一九○七年在新加坡偶遇孙先生，受其影响，决定前往北京就学，并从事反清革命。不料他经商的父亲反对儿子远行，年方十九的张竞生便一状告到地方衙门，最后县官竟判决做儿子的诉胜，张竞生终于如愿得偿，离乡就学。⑨儿子逼老子法庭相见，在当年可谓惊世骇俗，张氏果然天生反骨吧。
张竞生对中西方乌托邦传统都相当熟悉。由他的重要著作《美的社会组织法》(9/1925)，可知他曾研究过太平天国的乌托邦理念。在书中，他指出他心目中“美的社会”的京都不是北京，而是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他写道：“不必说南京气候较暖，尘土不扬，最优处是他的虎据石头，俯瞰长江，为南北交通的要道，是中外通商的咽喉。并且南京自太平天国灭亡后，被了满军所摧残，到而今尚是荒凉遍地，户口萧条，我们在此建筑安排，大可自由布道，不是如北京满处已被许多腐败的民居及衙门所占住。”⑩
张氏的著作中也表现出他对西方的乌托邦传统并不外行。他于一九一九年得到法国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卢梭的教育理论。二○年代末期他曾翻译卢梭的《忏悔录》。他在《美的人生观》(5/1925)中，特别声明他写书的目的是创造一个可以实行的制度，并以柏拉图的理想国做为借镜：“古来许多理想的乌托邦，不能见诸实行，似乎为创造法无大用处的铁据。实则所谓乌托邦，如柏拉图的理想共和国等，虽然是与现在的社会不能适用。但安知后来进化的社会，永久不能实行这样的制度吗？”(11)他摆出融合科学、哲学、美学方法的姿态，鼓吹由美的观念著手，改革国民的性观念，达到美的人生的理想；他在此书中所建构的，可说是一个性美学的乌托邦蓝图。他的计划涵盖食、衣、住、行各方面的美化，还有性育、娱乐等的开放观念：从饮食的品质、方法，妇女内衣、内裤的设计，居家住屋的设计、建筑，儿童性教育的推动，到裸体跑步、裸体游泳、儿童男女集体裸体游戏的提倡，应有尽有。张所建立的乌托邦蓝图，无论能否实行，从它受到的瞩目程度来看，至少反映出五四一代对理想社会的憧憬。
《美的人生观》这样的书，在一九二五年一年之内可以出到第三版，可能是今天的读者难以想像的，连张竞生自己都觉得意外。他在第三版的序中说道：“于一年中本书竟能刊至第三版，不免使作者又惊又喜了。”(12)同年九月四日至三十日，《美的社会组织法》在《京报副刊》上连载，进一步铺陈张氏的性美学乌托邦体制。全书第一章分成四部份，(1)使女子担任各种美趣的事业，(2)情人制，(3)外婚制，(4)新女性中心论。第二章“爱与美的信仰和崇拜”，分成三部份，(1)纪念庙——合葬制——古葬品的价值，(2)各种赛会，(3)情人的信仰和崇拜。第三章“美治政策”，内容包括人种改良、美的北京、情育与性教育、游戏与军国民、交际与国际、情人政治等。全书的中心思想是女子是美的化身，应该在“美的社会”中散播“美趣”的概念。他认为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其基础在于两性间美满的关系和合理的工作分配，例如男性适合机械和劳力方面的工作，女子适合需要爱心和耐心的工作等。至于这种工作分配方式是否“合理”，我们今天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爱情和工作的分配是十九世纪末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富里耶(Charles Fourier,1772-1837)的基本概念。(13)很明显的，张竞生是继承了他的思想。另一位影响张氏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是圣西蒙(SaintSimon,1760-1825)，张氏在《美的人生观》中，把人分成几等，认为有“一班终日坐食无事的闲人”，有工人、信差等劳力者，有艺术家、学问家等劳心者；而最高等的是“组织家与创造人”，这类人应该是新社会的领导者。这些都极类似圣西蒙所谓“组织家”(I`organisateur)的主张。(14)
由于强调两性关系的协调，性育成为张氏乌托邦理论中的重要课题。他提倡性美学，以生理卫生课本的语言，公然分析男女性器官的构造和功能、女性性反应等，用意是打破一般人对性的羞耻感，使人了解性交的目的不是生理发泄，而是感官色欲的享受，使男女双方由“肉”的享受达到“灵”的升华境界。(15)在传播这些概念的过程中，他自创了不少名词，例如“神交法”、“第三种水”等，闹了不少笑话。
所谓“第三种水”，指的是妇女性高潮时流出的液体，以今天的性学术语来说，就是female fluids。他在《新文化月刊》第二期登了一篇文章《第三种水与卵珠及全机的电和优种的关系》，又名《美的性欲》，提出“第三种水”的理论：“…（阴道液为第一种水，阴核液为第二种水），但‘第三种水’，及‘巴多淋液’，(16)（世俗或叫他为淫水，冤哉！）则非待女子有充分性兴时不能排出……第三种水出时，事实上已证明子宫内的液水也同时排出，（名他为第四种水）……”(17)一九二七年张氏在上海开张“美的书店”，出版了许多有关性育的书籍，其中包括《第三种水》一书，一年之内就卖到第五版。据说预告期间，常有浮滑少年跑到书店问漂亮的女店员：“请问第三种水出了吗？”店员以为问的是新书，便恭恭敬敬地回答：“第三种水还没有出…大概明后天就可以有了。”这些轻薄少年自认为占了便宜，便得意洋洋地走了。(18)事实上所谓female fluids在西方性学上一直是个议题，霭理斯的《性心理学》曾谈过这个问题，认为女性性高潮时流出的液体是从子宫流出的。(19)张竞生的“第三种水”说法，可能受霭氏的影响。最近赛芙莉(Seveley)在《夏娃的秘密》(Eve`s Secrets)中发表了一种新理论，认为这种液体是从尿道流出，而非子宫。(20)西方性学(sexology)早在亚里斯多德前后就形成学术性讨论的传统，(21)张竞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从事传播性育的工作，居然会流为街坊笑柄，恐怕不是民智未开一句话交待得清楚的，或许问题出在整个国族对“性事”所抱持的态度吧。我们可以说，张竞生是蓄意创造一种“性话语模式”(sexual discourse)，因为只有先争取到公开言谈的权力，才可能进一步打破心理上和行为上的禁忌吧。
张竞生所谓“神交法”指的是男子性交时应尽量避免射精，因为他认为男女性交目的不在生育，而是由“情玩”达到“意通”。(22)他说道：“用我‘神交的方法’，即能一方面得到性育的真意，不在其泄精而在其发泄人身内无穷尽的情愫；一方面，又能得到男女交媾的使命，不在生小孩，而在其产生了无穷尽的精神快乐。”(23)周作人本来大力拥护他的性美学，但对他这一类的理论颇有微辞。周氏指出《素女经》就有类似的说法：“夫精出则身体倦怠，耳苦嘈嘈，目苦欲眠，咽喉干枯，骨节解堕，虽复暂快，终于不乐也。”周氏又说道：“这种‘情玩’在性的病理学上称作‘触觉色情’(tactile eroticism)，与异性狎戏，使性的器官长久兴奋不能得到究竟的满足，其结果养成总总疾病……而神经衰弱尤为主要的结果。”(24)
张竞生的本意是打破中国人对性的禁忌，周作人欣赏他的就是这点。周氏写道：“张先生的著作上（指《美的人生观》）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吒，这是何等痛快的事。”(25)但是在突破传统禁异的同时，张氏似乎又铺陈了另一个神话；他的“神交法”乍读之下有些类似今天一般所谓的“前戏”，(26)但他的描述方式的确带着浓厚的神秘色彩，难怪周作人会发难。但是我们回顾这一段争论，重点不在哪一方有理，而是双方都振振有辞，态度严肃，把它当成一个议题来讨论。今天我们大约很难想像有任何学者会在报章杂志上谈论这类问题吧？
张竞生创办的《新文化》月刊，宗旨就是推广性育和提升妇女的社会地位。创刊号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发行，第一个专栏讨论的“妇女承继权”的问题，其次是“性育栏”、“美育栏”、“文艺杂记栏”和“批评辩论栏”。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张继和学者蔡元培，都写文章支持妇女承继权。张继又提供一篇讲稿，《情感化与群众化的艺术》，他说道：“兄弟是革命党，常想若我不能从革命改造社会，即要以艺术来改造人心…”（页72）《新文化》创办的用意，正是从“改造人心”著手，扭转世风。而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张竞生用大胆的言论、惊世骇俗的手法，果然一时之间吸引了不少读者。张氏也极懂得运用读者的心理，《新文化》每一期的批评辩论栏，就是和读者交流的最佳管道。据说《新文化》出版后，“读者函件常常如山的堆积在案头”，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以公开方式或私下答复。无怪乎一出版就受到欢迎，每期的销路都超过两万册，比当时最畅销的《生活周刊》销路还多。(27)第六期卫中的一篇讲稿，大力宣扬“新妇女建立新中国”，也算是为《新文化》的宗旨作了最佳的注解。这样一份曾风靡一时的杂志，今天知道的人居然寥寥无几，可以说从我们的文化史上湮没了；原因何在？
张竞生企图鼓吹个人的性解放，提升妇女的地位，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美的社会”，这种乌托邦式的憧憬，也只有五四一代的特殊历史文化环境才能产生；而他的思想能在当时激起广泛回响，也正因为群众不满现世，渴望摆脱传统的禁忌、向往鼓励个人解放的新社会。每个人心目中的理想蓝图也许不尽相同，至少求新求变的心理是一致的。这一类憧憬是否曾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如果我们以这个角度，重新回顾文学史上被误解、或被排拒在“正统文学”之外的作家，例如郁达夫、张资平，以及“新感觉派”作家等，会发现他们之所以不受重视，主因是他们的作品追求色欲和个人解放，似乎不符“感时忧国”的尺度。然而仔细阅读他们的作品，他们所追求的个人解放，难道和“大我”的解放相冲突吗？或者说，这些作家真如评家所言，是“颓废、唯美、内省”，而完全没有意识到国族的危机？
试读郁达夫认颓废青年“质夫”为男主角的一系列作品，例如《茫茫夜》(1922)和《空虚》(1922)。质夫是双性恋者，耽于色欲，却苦于无法自由追求性的解放。他和迟生的同性恋，(28)不能见容于社会。质夫动身到A地教书，渐渐忘记了迟生。但是“代此而兴，支配他底全体精神的情欲，便分成了二个方向一起作用起来。一种是纯一的爱情，集中在他的一个年轻的学生身上。一种是间断偶发的冲动。这种冲动发作的时候，他完全成了无理性的野兽，非要到城里街上，和学校附近的乡间的贫民窟里去乱跑乱跳走一次，偷看几个女性，不能把他的性欲的冲动压制下去。”(29)除了在色欲的满足上遭到挫折，另一个使他伤感的问题，是军阀割据、日寇入侵、祸国殃民；换句话说，他最大的痛苦是，无论个人的性事或国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都“无能”为力。质夫寻求解脱的方式是极富象征意义的。例如《秋柳》中，故事一开始就描写质夫房间内摆设的书籍。除了几本《唐诗选》、他的《一九二一年日记》以外，就是一本洋书：William Morris(1834-96)著的The Earthly Paradise（《人间乐园》）。(30)按《人间乐园》一书，正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乌托邦作品的经典之作，摆在质夫床头，其中含意，不言自明。有趣的是，他既然解救不了中国，便决定解救一名姿色平庸、无人关照的妓女海棠：“他自家对自家起誓说：‘我要救世人，必须先从救个人入手。海棠既是短翼差池的赶人不上，我就替她尽些力罢。’”(31)虽然看来牵强，也算是发泄了质夫爱国的情绪。
再看张资平，他的主题总是不离三角、四角恋爱，甚至婚外情、乱伦等“不合法”的爱情，而实际上这类蓄意破坏体制的恋爱关系，在他的小说中经常是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挑战。例如他的作品《苔莉》(1926)中，苔莉的丈夫公然拥有三妻四妾，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她和丈夫的亲戚克欧相恋，却不能见容于社会。克欧自忖道：“社会上本不少抱著三妻四妾的人，但没有人批评他们半句，假定自己和苔莉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恋爱成立时，那我们就马上变为万目所视万手所指的罪人了，社会上像这些矛盾的事情本是很多的。”(32)这等于是指控现有的婚姻制度下，男女贞节观的不平等标准。克欧最后认清了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他和苔莉都没有罪，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目前的社会体制，而他们的恋情，是不由自主的，换句话说，是人性的自然流露：“总之自己和苔莉的亲昵，罪不在她，也不在我，是一种不可抗的力使然的。”（页422）他开始向往远走他乡，在那里没有人会指责他们的婚外情是罪恶：“我们可以离开N县，离开T省，离开祖国，把我们的天地扩大，到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来历，没有人非难我们的结合，没有人妨害我们的恋爱的地方去！”。（页412）故事结局时，为了追寻一个自由恋爱的“伊甸园”，他和苔莉双双投海而死——因为只有在另一个世界他们才能“赤裸裸地背揽著背跳舞”。现世不能容纳他们的不合法恋情，只有死亡之乡才是他们心目中的乌托邦。
作家表现的，是个人追求解放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和挫折，而这些困境都指向社会改造的必要与必然。试想个人“小我”的解放，如果没有一个包容开放的社会，怎么可能达成呢！无怪乎张竞生的性解放的乌托邦蓝图会在五四一代产生，也难怪当年他在性启蒙上的势力造成那么大的回响。而私小说(theI-Novel)、色欲小说(the erotic fiction)和新感觉派小说等，之所以会在二、三○年代大放异彩，显然和当时社会上普遍的性解放需求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一类的小说大多反映出当时流行的性话语模式，(33)有的以象征式（例如《她是个弱女子》）、(34)超现实式（例如新感觉派作品）、(35)甚至教条式（例如张资平作品）的叙事方法，表达出作家对性压抑的不满。而这类曾风靡一时的作品长期被埋没，和张竞生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消失，(36)恐怕都是政治干预、道德标准转换，或文艺路线变迁所使然吧？
事实上就五四整体文化层面而言，不只是这些被埋没的作家应该挖掘出来，一般公认的五四“写实大师”如沈从文、(37)巴金(38)等，也值得我们重新评价。沈从文一九二八年到二九年发表的苗族故事系列，包括《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及《神巫之爱》等，特意把苗族社会塑造成一个人间乐园。苗人以打猎耕作为生、以物易物、礼敬神明、崇尚自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青年男女间打破婚姻束缚的性关系；只要两情相悦，即可相约到山洞中尽情欢爱。至于“官方”则代表外来的恶势力，企图毁灭这个世外桃源。这样的作品，表现出对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的憧憬，似是五四“写实主流”之外的“异数”，因此这些作品一直未获正视。(39)再看沈氏的《八骏图》，描写一群大学教授虽然满脑子自由恋爱的思想，却没有勇气摆脱传统的束缚；他们觊觎姿色撩人的新女性，给到处泛滥的性爱象征弄得魂不守舍。对沈从文而言，这种集体意淫的怪现象，是传统的包袱和天性起冲突的结果。(40)在《看虹摘星录后记》中，他指出性压抑是违反人性的，甚至会导致社会道德败坏、政治腐败。(41)沈氏这样的推断，似乎有危言耸听之嫌；但如果从本文一开始就提出的角度来看，他的推论方式，不正流露出五四一代将“性事”和“国事”等量齐观的心态？换句话说，沈氏的结论是：“小我”（个人）在性道德上未达到完全的解放之前，“大我”（国家）是不可能得到真正解放的。
由于沈从文许多作品宣扬性自由思想，在中国大陆一直被认为是色情作品。凌宇就曾经指出：“有时，沈从文对这些青年男女的爱情描写，如在《雨后》、《阿黑小史》里，几乎到了恣肆无忌惮的地步，这在当时就受到过责难，至今也还有人将他们看成渲染色情的黄色作品。”(42)沈氏许多作品从传统的道德标准来说，的确都是有问题的。例如《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写的是恋尸狂(necrophilia），《虎雏》写的是大学教授的同性恋倾向。这一类作品为何会在当时流行；而今天，我们是否应该注意到这类作品在当时文化脉络中的含意？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指出：“不能说某一社会背景必然产生某种相应的小说叙事模式；可是某种小说叙事模式在此时此地的诞生，必然有其相适应的心理背景和文化背景…在具体研究中，不主张以社会变迁来印证文学变迁，而是从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探求文化背景的某种折射，或者说探求小说叙事模式中某些变化著的‘意识形态要素’。”(43)我赞成这种看法，而本文的用意也就是借某一种文学形式的“存在”，探讨它反映了什么样的“心理背景和文化背景”，进而了解它之所以会在当时产生的意义。
或许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结论：就整体而言，毫无疑问的，救亡图存是五四作家创作的动机；文学研究会的“问题小说”以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为重点，而相对的，创造社作家如郁达夫等的“色欲小说”则强调由个人意识的解放（例如性解放）达到国族的解放。两派作家由于意识形态上的抗争，形成文艺理论上对立的局面，而最重要的是，在文艺实践上各自创造了不同的文体风格。实际上这两种或偏重集体解放、或偏重个人解放的倾向，并不限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作家；而且两派作家也可能在不同的时期会选择不同的取向。只有详细的个案研究，才能帮助我们了解个别作家在创作历程中所展现的多样风貌。
本文虽然只谈到五四的色欲小说(erotic fiction)在文学史上重新定位的问题，以此类推，我们甚至可以引导出其他小说文体的研究：例如当时曾风行一期的文人童话、自传体(autobiographical account)、人像画(character portrait)、独白体(sustained monologue)、象征体(symbolism)、仿讽史诗(mockepic)等等。(44)我们尝试重新评估五四一代的作品时，如果能参考陈平原的说法，“否定没有形式的‘内容’或者没有内容的‘形式’”（页2），也许能从五四文学批评传统的“阴影”下走出来吧？（王晓明，页113）
注释：
①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论“五四”文学传统》，《今天》，1991，3-4期，页104。
②皮凡，《〈红雾〉的检讨》(1930)，收入史秉慧编，《张资平评传》，上海开明书店，1936，第3版，页110。第一版为现代书局，1933。
③参考严家炎《新感觉派小说主要作家》，收入李欧梵编《新感觉派小说选》，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8。
④见张君劢《人生观论战之回顾——四十年来西方哲学界之思想家》(1963)。
⑤原为二月十四日在清华讲演，参考前注。按“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主要战场原为《努力周报》，而“爱情定则”论战是发生在两个月之后。张竞生曾在《美的人生观》（1925中声明，他的“美的人生观”理论，“不是狭义的科学人生观，也不是孔家道释的人生观，更不是那些神秘式的诗家，宗教，及直觉派等的人生观。他是一个科学与哲学组合而成的人生观。他是生命所需要的一种有规则，有目的，与创造的人生观。”（页2）由此看来，张氏建立“美的人生观”理论，是有意针对人生观论战提出个人的立场。见《美的人生观》，第五版，上海北新书局，1927，页2。
⑥由他六月二十日的《答覆爱情定则的讨论上篇》，便可窥其端倪：“大多数人赞成我的比较与可变迁的定则的。但他们有个限制，即是‘这些定则，仅能适用于未定婚约之前，但不适用于已定婚约或成夫妻之后。’他们立意未尝不善。可惜是，他们把爱情与婚姻的制度误为一起！……但他们从婚姻制度来说，以为如此一例看待，便使家庭和婚姻的制度不能成立，大有犯了公共的道德！不知他们所见的，仅在婚姻制度一方面……”见张竞生编《爱情定则》，上海美的书店，1928，页223-24。张氏提倡的“情人制”就是反婚姻制度的，这是他的性美学的要点之一，我们稍后再谈。
⑦原名 Relations Between Sexes:love`s Coming-of-Age,1896按卡本持是英国社会改革的领导人之一。
⑧原名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1897-1928写成。
⑨参考陈漱渝《性博士传奇》，《联合文学》，7卷4期，1991，页64。
⑩见《京报副刊》，1925年9月30日。
(11)上海北新书局，1927，第五版，页155-6。
(12)见《美的人生观》页IX。
(13)参考Charles Fouries,Oeuvres choisies(Paris:Guillaumin,1890)
(14)参考 "L'organisateur"in Oeuvre de Saint-Smion,Troisième Volume(Paris:E.Dentu,E'diteur,1869).PP17-221.Reimpression anastalitigue,1966。
(15)参考《美的人生观》第1章，第4节，页93-114。
(16)指Bartholin glands所分泌的液体。
(17)《新文化》第1卷第二期（1927年2月），页24-6。
(18)参考范基平《我所知道的张竞生》，《大人》1971年3月15日、页4。
(19)参考Stuel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New York:Random Hause,1937).V.I.PartⅡP.236.
(20)参考Josephine Lowndes Svevly,Eve's Secrels:A New! Theory of Female Sexuality(Nsw York:Random House 1987),Chapter3.
(21)参考Thomas Laqueur,Making Sex: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to Freud(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22)张氏写道：“……故善用神交法者，无往而不得到‘意通’的真义……则为他不用劳形疲神于泄精的耗费，而能得此游神于六合的妙境……”《美的人生观》，页103。
(23)《美的人生观》，页101。
(24)见《沟沿通信之二》，《晨报副刊》，1925，8月27日。
(25)见《沟沿通信之二》。
(26) 张氏写道：“……故善用神交法者，无往而不得到‘意通’的真义……则为他不用劳形疲神于泄精的耗费，而能得此游神于六合的妙境……”《美的人生观》，页103。
(27)见陈漱渝，页73；亦可参考范基平，页3。据范氏表示，《生活周刊》销到五万册是以后的事。《新文化》出到第六期就停刊了。
(28)按同性恋或自恋情节等问题在二、三○年代有许多讨论，例如《新文化》第六期（1927年9月）就有一篇谢瑟翻译霭理斯的《女学生的同性爱》；潘光旦的《中国文献中同性恋举例》(1931)收于潘于1934年起所翻译的霭理斯著《性心理学》，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2版，页516-47。按潘氏曾于1924年在《妇女杂志》10卷11号发表《冯小青考》，分析冯女自恋的倾向。小说也有描写同性恋的，如沈从文的《虎雏》(1931)，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1932)等。
(29)《茫茫夜》见《郁达夫文集》，香港三联书店，卷1，页130。
(30)郁达夫小说里写的是英文作者和书名。
(31)《郁达夫文集》卷1，页308。
(32)《冲积期化石、飞絮、苔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页338。
(33)例如强调感官色欲的刺激，灵与肉的挣扎，男主角因纵欲过度而形体枯萎、脸色惨白、神经衰弱、甚至咯血、得肺痨等等。
(34)小说中的女主角郑秀岳是双性恋者，故事中她的身体和心智成为两种不同意识型态的战场，象征中国被不同的强权和意识型态所瓜分。参考拙作《郁达夫小说中的弱女子形象》。载《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22年3月2日。亦可参考拙作"Eros and Self-Liberation A Study of the Notorious Dr.Sex and May Fourth Erotic Fiction."a Paper delivered at the Conference on "Rethinking Critical Theory and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March 20-22 .1992.U.C.L.A.)
(35)参考李欧梵《新感觉派小说选》，页3。
(36)以新近出版的《中华民国文化史》为例，在一千两百余页的篇幅中，张竞生的名字从未出现。此书为史全生主编，长春市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
(37)有关沈从文的乌托邦理念较详细的分析，可参考拙著：《超越写实》，台湾联泾出版公司，1993。
(38)有关巴金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理念，亦可参考同上著作。
(39)夏志清认为苗族故事“与现实几乎毫无关系”，并攻讦沈从文“过于迷恋‘牧歌境界’与对事实不负责任的态度”。见《中国现代小说史》，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页217。英文版于1961初版。
(40) 有关沈从文的乌托邦理念较详细的分析，可参考拙著：《超越写实》，台湾联泾出版公司，1993。
(41)见《沈从文文集》，香港三联书店，1983，卷11，页50-51：“比如近二十年来谈解放，在男女关系重造问题上，中层阶级知识分子对于这个问题取予之际所感到的困难，以及填补生命空虚的方法，就无不可归纳成三五个公式。……社会中那个性的道德的成见，最初本随同鬼神迷信而来，却比迷更顽固十分，在人类生活中支配一切。教徒都能娶妻生子的今日，二千年前僧侣对于两性关系所抱有的原人恐怖感、以及由恐怖感而变质产生的痾欲不净观，却与社会上某种不健康习惯相结合，形成一种顽固而残忍的势力，滞塞人性作正常发展。近代政治史上阴谋权术的广范应用，阿谀卑鄙所形成的风气的浸透，即无不可见出有性的错综问题在其间作祟。”
(42)《从边城走向世界》，北京三联书店，1987，页213。
(43)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页3。
(44)李欧梵指出鲁迅的作品经常实验各种文体，而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五四作家大多有类似的倾向。见Leo Ou-fan Lee,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A Study of Lu Xu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8)PP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