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学术研究中的感悟、思辨与实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辨论文,实证论文,学术研究论文,人文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9)01-0029-09
一、思想，理论与学术
所谓“思想”，维特根斯坦给予了明确的表述：“事实的逻辑形象就是思想”，“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
对于这两个命题，其实还有广阔的阐释空间。首先，所谓“事实”，其实都只是每个人眼中的事实，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我们面对同一场景总会有意无意忽视些什么，或者遗漏些什么，也总会有意无意渲染点什么，夸大点什么。
事实是人们眼中的事实。人们“看”世界，主要不是凭肉眼，而主要是凭“心眼”。眼睛“看”不见的地方，“心”会看见。
“事实的确并不像鱼贩子案板上摆着的鱼。事实是像游泳在广阔的、有时是深不可测的海洋里的鱼。历史学家能钓到什么，这一部分要靠机会，而主要的要靠他到海洋的哪一地区去钓，他用的钓具是什么——这两个因素当然是由他要钓哪种鱼而决定的。从整体来看，历史学家是可以获得他所需要的那种材料的。历史就意味着解释。”[1](P21)“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1](P2)
克罗齐说：“既然一件事情只有当它被人想起时才是一件历史的事实，既然思想之外什么也不存在，问什么是历史的事实和什么是非历史的事实这个问题就毫无意义了。一件非历史的事实将是一件没有被思想过的事实，因而是不存在的，而谁也没有遇见过一件不存在的事实。一件历史思想与另一件历史思想相联系，并跟随另一件历史思想，然后又与另一件联系并跟随另一件，再与另一件联系并跟随另一件；我们在‘存在’的海洋中不论航行多么远，我们决不离开界限分明的思想海洋。”[2](P83)
比如，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眼中，印度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度。因为，我们经常在电视新闻中看到可怜的印度洪水肆虐、种族仇杀、火车出轨等天灾人祸频频发生。电视新闻中的镜头也的确是真实的，但如果认为印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就大谬不然了。又如我们经常看到媒体报道美国的枪支泛滥，枪击事件时有发生，这也都是真实的，但如果认为美国的社会治安很糟糕，那也就大错而特错了。这都是由于人们认识上因为“真实”遮蔽真实的显例。
所谓的“真实”其实是有条件和范围的，客观也罢，“真实”也罢，都只是一个潜意识形态的神话。人们对于眼前的一切信以为真，所谓“眼见为实”，其实，“真实”背后充斥着价值和立场，是一定的立场上的真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眼中的“真实”，这是由你的立场、趣味、处境和知识背景决定的。所有宣称为客观真实的东西都是可以质疑的，真实不是谁可以宣判的，也不是谁可以保证的，真实是由人建构起来的，就像生活和世界的意义是由人建构起来的一样。所以考察真实，应该把对言说者自身的反省作为考量的重要元素，因为它其实一直是包含在“真实”的建构中的。所以真实都是人为的真实。任何判断都是发生在某个隐性的“阐释框架”(interpretative framework)内，所有的判断唯有参照某个阐释框架才能得到理解与评估；每一种阐释框架即代表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文的世界里，真实与动机（动机背后当然是利益）相关，启蒙还是欺骗，取决于动机。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就是导致“真实”遮蔽真实的一个原因。这个原因背后，当然有更深刻的原因。杜工部有诗云：“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之所以落泪，鸟鸣也不是天籁之音，就由于处境而导致的心境，使得满世界仿佛都充满了凄风苦雨。正由于每一个人眼中的世界都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有视界的融合，而不能垄断真实。真实是不应该被垄断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得出自己的结论，它邀请受众的视角和自主判断的加入，而它的意义的实现正在于这种多重视角和视野的相互碰撞、渗透与融合。
“双目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这秋水乃学养酿造的智慧之水。这不是说要刚愎自用、闭目塞听，而是对人对事均需心明眼亮。民主社会的建立有赖于每一个公民的心智的成熟。祛除权利对真相的遮蔽，对苦难的掩饰，对不公的涂抹，应当是所有人文知识分子最起码的伦理底线。
其次，逻辑作为推理的有效法则，其“有效性”对不同的人而言，性质和程度也都是不同的，所以，强盗有强盗的逻辑，流氓有流氓的逻辑。由此看来，逻辑作为公理、法则，也是有域限的、有条件的，譬如说，“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作为三段论推理形式，并不能保证结论是正确的，如果“大前提”是错误的话。台湾中原大学林冶平教授反复指出：“错误的前提，加正确的推论，加狂热的执行，等于万劫不复的灾难”。诚哉斯言！
“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这就需看“有意义”意味着什么，对谁来说是有意义的。从米歇尔·福柯的分析来看，任何话语的背后都隐藏着权力，人们对于任何的说辞和宣称，都得抱以审慎的态度。
“你真正的生命是你的思想”，就是一个重要的、十分有价值的命题。它意味着：如果没有思想，人就只是酒囊饭袋、行尸走肉；就会一事无成、枉度此生；当然更谈不上个性的魅力和人格的魅力了。
“一个人越少控制自己在政治学说和政治信条上的自由思考，就越有利于他的思想。”[1](P38)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我们自身的局限性，甚至狭隘性。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把自己打扮成、标榜为“真理”或“规律”的代言人而对别人的思想加以讨伐。充分的交流和理性的批判，最有可能达成共识，最有可能揭穿谎言和无耻的欺骗。我们必须禁绝任何人把一种解释非法地晋升为唯一正确的解释的企图。
从某一价值尺度来看，有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之分，也有深刻思想和肤浅思想之别。但不管何种思想，只有有自由表达和相互交流的机会，才有可能得到传播、丰富、深化或者修正。诚如何光沪先生所指出的：“对话不需说服，不必屈服，更不是征服。对话是在超越一方的更大范围内，从更广阔的角度去认识真理。对话是通过不同的象征体系或文化的自我阐明和相互阐明，去发现双方内在的统一性，最终使双方‘在一种新的集体中相互结合起来’（迦达默尔语）”[3](P17)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创造一个自由言说、自由交流的空间。
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特别需要培养一种讲理的性格，一种服膺真理、以理服人的性格，一种民主的性格。所谓民主的性格就是乐于分享，善于沟通，服膺真理，勇于承担的性格。
印度有句谚语：“伟大的人物讨论思想，中等的人物讨论事件，小人物讨论人”。思想的创生，是一种精神的历险，需要胆识，需要勇气；也需要宽松、宽容的氛围。让我们共同去营造，让我们用心去呵护生长思想的土壤，让阳光洒满大地，让美好永驻人间，让我们的心灵沐浴在思想圣洁的光辉中，自由地舞蹈。
思想的系统化构成理论。在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看来，理论是那些用以捕捉我们称之为“世界”的网，用这些网把它合理化，并解释和掌握它。我们尽力把这些网编织得越来越精细。“理论的三个基本标准是：(1)一套清晰明确的假设；(2)理论中关键术语的明确定义；(3)源于假设的具体命题的检验”[4](P12)。Suppes(1974)确认出理论的四个一般作用。它们分别是：(1)作为研究的框架；(2)为具体的知识项目提供组织架构；(3)揭示出看似简单的事件的复杂性；(4)过去经验的重组。Margaret E.Gredler还提出了理论的第五个作用就是作为复杂事件的工作模型[4](P13)。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各种法律法规、政策制度上的不完善，各种规划设计上的失误，尽管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细密之思，缺乏必要的预见力。良好的理论修养会使得一个人思路开阔、思维严谨、思想丰富，考虑问题系统、周到和细致。因为“一个理论不是一个目的地，它只是一个可能的出发点。一个理论不是一个解决办法，它只是提供了处理问题的可能性”[5](P271)。
理论就是我们对于世界的描述、解释和预言。理论通常包括描述、分类与命名、定义、推论。比如，关于学习的理论。它一定要回答学习是怎样的一种行为，学习有哪些类型，像意义学习和机械学习，自主学习和他主学习，发现学习与接受学习等等都涉及命名与分类。何种学习就可以称之为“意义学习”，这就涉及定义。定义有描述性定义、规范性定义、纲领性定义之分。学习是人的一系列复杂的心智过程，根据学习者的水平、任务的性质、学习发生的情境不同，学习也不同。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涉及所有学习情况中的全部变量。
理论揭示出事物之间的关联。比如，德国研究者发现，漂亮女士在事业中更容易取得成功。这一结论一定源于运用统计分析的实证研究。在同样大的样本统计中，在女性成功者中漂亮女士比例大于不漂亮的女士；或者在漂亮女士的群体中，事业成功者的比例明显高于不漂亮的女性群体。
完整的理论还一定包括解释。这是为什么呢？可能的原因是，漂亮的女士从小就会受到她周围的人更多的欣赏、鼓励和更友善的对待。这对于她们自信心的培养、阳光般的心态和健康人格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正是一个人能够在事业中取得成功的心理条件和人格品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无论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直至今天仍然是一个男权社会。在社会的各个部门，男人更多地掌控着实际权力。如果一个女人很漂亮，让人赏心悦目，当然男人会更乐于支持她，为她提供更多的机会。男人这么做，既有人性的弱点的原因，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因为美丽是一种天赋，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它的确有其社会价值。
上述理论揭示了女性的美貌与事业成功之间的关系。当然，这只是一种概率统计优势。具体到个人身上就不一定了，因为事业的成功要取决于更多的因素。这个理论还涉及许多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比如何谓事业成功？何谓漂亮？这就涉及到一些评判标准的确立，而这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况且，究竟是因为漂亮从而在事业上更容易取得成功，还是因为事业上的成功使一个女人更加自信、优雅而显得漂亮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两者之间会互相影响。我们对事业上成功女士的认知会受到晕轮效应的影响，即由于她在事业上的成功让我们更倾向于用敬佩和欣赏的眼光看待她。
成熟的理论必定建立在合理的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主观臆测，尽管对问题的猜测是研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研究的过程其实就是证实或证伪猜测（假说）的过程。受上述研究的启发，我可以做出这样一个猜测：出生于社会文化地位比较高的家庭的人在事业上更容易取得成功。这个猜测有许多人的个人经验的支持。尽管许多成功人士出身贫寒，但他们是从更大的群体中涌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从比例上说，出生于社会文化地位比较高的家庭的人在事业上成功的比例高于出生于社会文化地位比较低的家庭的人。如何来解释呢？布迪厄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理论可以解释这一现象。
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测，要证实这个猜测，就需要足够大的样本的统计学的分析。至于何以会产生纨绔子弟，作为理论的彻底性，也需要对此作出解释。理论中也必然包括由大前提、小前提和推论所构成的演绎，所以理论还往往包括对事物的预言。而令人信服的预言必然来源于合理的推论。
概念的提出，研究方法的使用，命题的形成，问题的解决（问题是指认识上的问题），是理论创生过程中相互作用的诸种因素。理论素养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是应该也完全可以加以培养的。为此，我们的教学需要强化理论色彩和增加哲理内涵，着力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包括推理技能的培养。
如何给“学术”下一个定义，并不容易。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属于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基于一定规范的探索活动及其成果。作为学术活动必然要有如下四个意识：首先是问题意识。学术总是为了探讨并回答一个问题，包括这个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它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问题，探讨和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理论上或实践上的意义。问题就是事物发展中影响其发展变化的变量之间的我们要去探索的某种关系，比如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与他的社会责任感之间有没有关系，有着怎样的关系，二者之间相关程度有多高。
其次是文献意识。对于这个问题，它在历史上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的；前人或同时代的人对此作了哪些研究，有哪些重要的文献资料值得重视，需要梳理清楚学术共同体在这一问题上学术演进的基本线索，所以，文献意识也就是历史意识。朱光潜先生曾经说：“我以为一个人第一件应明确的是他本国的文化演进、社会变迁以及学术思想和文艺的成就。这并不是出于执古守旧的动机。要前进必从一个基点出发，而一个民族以往的成就既是他前进出发的基点。”[6](P117)他还说：“书籍是过去人类的精神遗产的宝库，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学术前进轨迹上的里程碑。我们就现阶段的文化学术求前进，就必定根据过去人类已得的成就做出发点。”[7](P89)
第三是对话意识。学术是在不断地对话和修正中取得进步的。对别人的研究过程、观点作出怎样的评价，这一研究在学术领域整个的探索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对于其结论做怎样的辩驳，并阐明自己的观点，这就是学术对话。作为探索者，我们是在参与对话，而不是在宣布真理。所以，对话意识也就是学术民主的意识，包括开放的意识。
第四是方法论意识。学术活动要有一个方法论的考量：研究方法是否合理？在怎样的研究角度来探讨问题？使用概念框架在逻辑上是否严密？方法论的考量还包括对自己所持立场的自觉审理，包括对研究思路的自觉反思。论证的过程其实就是利用事实和逻辑不断宣明事理的过程。
二、何谓“学术能力”？
“学术”是一种探索真理的社会实践活动及其成果。作为探索的成果，“学术”指的是“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学术能力(academic ability)即是从事学术研究的相关素质。一个人的学术能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问题的发现与提出的能力、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的能力、概念的生成与厘定的能力、作出学术命题的能力、设计研究过程的能力以及对学术前沿的敏感。
学术能力首要的方面就是发现问题与提出问题的能力。进行任何一项学术活动，若没有问题意识，将是无从下手的。学术史上，很多理论的提出，无不与问题意识有着密切的关联。许多富有学术造诣的学者，他们的问题意识都特别强。
问题是思维的起点。没有问题，就不可能有探究问题的意识与动力。人类天生就具有很强的探究本能，对任何事物、事情、事理都有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有探索意义的问题不仅与我们理智的好奇心有关，也都与我们的价值取向和责任感相联系，比如说，如何提高课堂效率？这就涉及到什么是课堂效率，为什么要提高课堂效率。一个敷衍塞责的人，一个得过且过的人是不会探索这样的问题的。
问题发现了之后，紧接着就是问题的提出，即发现的问题究竟是一个怎样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对所发现的问题进行提炼与概括。
其次是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的能力。文献是深入探讨学术的必要资源。资源的占有量的多少与质的高低往往决定着学术质量的优劣。没有足够的、高质量的文献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础，我们将会做很多不必要的无用功；有足够的文献参考，我们就能够将学术思维的触角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我们才能够看得更远。
文献占有有两项细致的工作：其一就是文献的收集，其二就是文献的整理。文献的收集首先是查找文献。文献的收集需要很多技巧，否则，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却找不到对自己的研究有任何帮助的文献。那些学术成就很高的学者，他们往往都有很强的文献收集能力，能够迅速、准确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学术研究的必备文献资料。
仅占有文献材料还是不够的。这就需要我们对文献进行归类与整理。占有的文献中，有的是基础性的，有的是前沿性的；有的是拓展性的，有的是辅助性的；有的是理论性的，有的则是实践性的等等。因此，如何高效率、准确地将这些资料分类整理，是一项非常关键的工作。马克思当年为了写《资本论》，在大英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如果他没有文献整理的能力，恐怕很难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宏篇巨制。有些研究者占有了大量的文献，可是缺乏科学的文献整理的能力，因此导致了文献使用、引用、援引的不当。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文献的整理是一项毫不亚于文献搜集的重要工作。
再次，学术能力表现为概念的生成与厘定的能力。概念的生成是指从所发现和提出的问题之中形成核心概念的过程与结果。学术研究需要以概念为基石。学术史上那些取得卓越成就的大家们都是生成与建构概念的高手。这些大师们创造出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学术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建设自己的学术大厦，这些概念是我们后人理解其深奥学理的门径。
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有时需要提出一些概念，有时需要借用和移植一些概念。不管是原创的概念还是借用和移植的概念，都需要进行界定或阐释。这样一来，概念指涉的对象、内涵就明晰化了。通过这一工作，让读者明白这些概念究竟指称的是什么。在当今这个浮躁与功利的时代，不少学人往往喜欢造弄一些新词，或者从国外舶来一些概念，动不动就是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卖弄自己的学问有多么的深刻，好像别人不懂他的新东西就意味着自己比别人高明。但事实上，这些人往往也不知道究竟他所言说的东西是什么，模糊而且会自相矛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概念的厘定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学术能力的缘由。
鉴于知识学习不能刻画学校生活，所以杜威用“经验”一词来论述儿童的成长。经验包含着行动或尝试和所经受的结果之间的联结。因此，经验比知识更能说明学校生活的特性，因为经验不仅涵盖了知识，而且容纳了在学习或其他活动中的理智和情感体验，以及由体验而来的反思。经验强调了学生对学校生活的参与和对学习活动的体验与反省。发展是经验建构的连续过程，并在心智运作方式中反映出来。所以，杜威将教育理解为“经验继续不断的改造”。
第四是作出理论命题的能力。在逻辑学中，命题指“表达判断的语言形式，由系词把主词和宾词联系而成”；在数学或物理中，命题指“要进行某种说明的问题”；在社会科学中，命题指“比概念更为上位的、运用一组概念而构成的一个特定概念链”。命题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的成果表现的形式。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仅有概念是不够的。学术需要有命题的支撑，命题能够将概念所不能言指的对象说明得更加清楚、指涉得更为明了。从命题出发，我们能够进一步扩展学术的疆域，将概念的力量延伸至更广阔的领域，从而充实、丰盈学术大厦，使之更为坚实、更加辉煌。所谓作出命题的能力，其本质上就是指建构一组组为了将概念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的概念链的能力。命题能够使思想得到简练、精到的表达。命题之于学术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精简与扼要能够准确地表达深刻的思想。
在学术思想史上，没有哪位大家没有命题。就教育学来说，实用主义教育大师约翰·杜威在其力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就提出了许多非常有影响力的命题。比如，我们所耳熟能详的“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改组改造”。这些都是将概念根据一定的意义串联而成的对当世与后世都有巨大影响的教育命题。
比如：“教育是一种基于信念的行为”。这个命题就意味着：教育不是简单的操作性行为，而是基于信念的事业。因为真正的教育是精神创生和灵魂的感召。教育是一种基于信念的行为。这意味着只有基于信念的行为，才具有感染力和感召力，才是真正的教育力量，才能推动人和鼓舞人，才能唤起别人对于未来热烈的憧憬与向往，才能在别人的心中催生信念。因为只有基于信念，我们的言行才会有一种自然与真诚，才会有一种执著和投入，而不会是做作与矫饰、应付与敷衍。
如果教育只是一种简单的操作性行为，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用现代化的教学媒体取代教师。正因为人只能由人来建树，心灵只能由心灵来感召，所以，教师将是一个永恒的职业。没有教育信念的教师绝不可能成为好的教育者。
第五是设计研究过程的能力。基于所要研究的问题以及对于问题的假设来设计研究的过程。研究过程的设计，就好比是建筑的设计一样重要。
设计研究过程，首先要设计研究的基本步骤以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对于任何一项学术研究而言，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都对研究的水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方法论作为指导学术研究的宏观要旨，它就像指南针或者罗盘一样，能够确保我们的研究进程的准确性。不同的研究领域需要不同的方法论；不同的研究课题需要不同方法论；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主体、不同的研究背景等都需要不同的方法论。因此，选择适合研究的方法论对于研究的科学性而言是尤为重要的。否则，不使用或者盲目使用方法论都会造成学术研究的不理想甚至是失败。
最后是对学术前沿的敏感。研究若想要走在前列而不落伍，或者说不失创新性，就需要对学术前沿动态保持高度的关注。学术敏感性之所以是学术能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构成要素，就因为发现学术新的生长点，才能引领研究的潮流和开风气之先。因此，要保持学术研究的创新性，这就需要我们始终保持对学术前沿信息、动态、走向、趋势与路向的敏感，把握学术的趋向，从而保障在进行学术研究的选题与文献参考资料的选择时能够至少不落伍，同时也能够避免重复研究的浪费。对学术前沿的敏感性，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也是往往被忽视的、极其重要的学术能力。
三、感悟，思辨和实证
感悟，思辨和实证，都是探索真理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对于个体来说，这也是三种认识世界、获取真知的能力。
感悟，源于体验，是理性向感性的积淀。感悟的能力，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感受力”。洞幽察微、见微知著、对于学术发展的敏感性，即对于新的材料、事实，新的理论和方法的敏感性是这种能力的具体体现。这种敏感性意味着学者的开放的态度和理智的诚实。
“只有通过个人的主观经验，一个人才能真正接受真理。对人类及其问题作出非个人的客观思考，乃是一种对现实的歪曲。……他（克尔凯郭尔）坚持认为，只有在主观的、直接的、存在的经验中才能认识现实。”[8](P176-176)经验感悟之所以是探索真理的重要途径，原因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宇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可以通过对个体经验的审视，来达到对于共同的人性和事理的把握。人们在一定的文化境遇中生活着，这就意味着人们总是在有意无意地观察、感受和领悟着，在“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并进而时常会有感同身受、有如梦初醒、恍然大悟。人类生活确有共通性的一面，因此才有普世伦理的存在。
经验是个体性的、具有情境性和现场感。对于个人内心世界的丰富和深刻来说，经验非常重要。体验，已成为现代美学、现代艺术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体验是人的一种基本生命（生活）活动，在汉语中带有“以身体之，以心验之”的亲历性含义。体验着就是生活着。通过体验，人的一切外在现实成了自身生命活动的现实。体验除了其本体论意义，还有其认识论意义。但体验作为一种认识主要是一种价值性认识，它所指向的并不是事实世界，而是价值或意义世界。体验，就是把自己置于价值生活之中，自己去体味、去掂量、去领悟、去寻找、去发现存在的真谛（人生的意义）。体验在认识论上讲又可以说是对自身存在的反思。这种反思不是洛克式的“内省”，也不是黑格尔式的理念的自我观照，而是对自身存在及其过程的透视和评价。体验优于一般观察之处，就在于它具有一种对人自身的存在及整个生活关联领域的巨大穿透力。
体验与直觉不可分，直觉是在体验中的直觉，体验是在直觉下的体验。因此，它即关系到价值世界，又是一种“知”，即所谓“体会”、“体知”、“体察”。但体验更具有情感色彩，与人的情感心理、情感活动、情感态度以及评价有直接关系。体验是心灵的自我“感受”，但又不完全是感性的。一个经验系统贫乏的心灵只能是肤浅、平庸和贫乏的心灵。经验是认识的门径，是理性认识和理论思维的基础。没有经验就没有认识；没有经验，理论思维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经验主义则是狭隘的、有害的，是我们所要摒弃的。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独特的世界里，是一个带有主观经验的、只为自己所知的世界。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些经验告诉其他人，和别人一道分享我们的感受和体验，尽管他们也许会点头表示赞同，但是他人是否能够以我们的方式来理解这些经验的，这就很难说了。对方真正要做到感同身受，能够作移情性的理解，需要相同或相近的生活背景和认知水平。
“世界成员在世界中如何感知事物，又如何应对事物，关键取决于揭示世界的语言视角；这个视角好像一束光，有了它，语言这个发光体就可以使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时间都变得明亮起来。”[9](P192)
思辨，其实就是运用概念、遵循逻辑的法则所作的推理。其最常见的形式就是概念的厘定和辨析，对于一些现象的实质，包括统计数据背后成因的猜测性解释。比如“智育与教学”、“班级与课堂”、“社会与个人”、“国家与祖国”、“个性与主体性”的关系，就只有通过思辨才能获得真理性的把握。英国学者迪尔登认为，“自主性有三个特征，独立作出判断；批判性地反思这些判断的倾向；以及依据这些独立的、反思的判断将信念与行为整合起来的倾向。”[10](P32)所以，思辨是一个人自主性的需要和表现。
实证研究可以为我们揭示事物之间的相关，但对于“何以相关”的解释却需要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中作出。比如，统计发现“吸烟与肺癌”之间存在着高相关，于是人们得出了“吸烟导致肺癌”的结论。其实，是不是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肺癌的发生是由于基因中就携带肺癌的病源，这种人吸不吸烟都会得肺癌。这一猜测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肺癌者并没有吸烟史，而并非所有吸烟的人，包括一些终身吸烟者和严重的吸烟者并没有得肺癌这一现象。“吸烟与肺癌”之间的高相关是由于携带有肺癌基因的人对尼古丁有更强烈的依赖和需要，这类人更倾向于吸烟。
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健康和长寿。这当然只是一种概率统计优势。我想，可能的解释有如下几点：首先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有可能跻身于上流社会，因而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比较高，个人成就感和幸福感比较强，生活条件，包括衣食住行的条件会比较优裕，特别是医疗卫生、保健条件会比较好，因而更加健康和长寿；其次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智力活动会更多，所进行的智力体操就更多，而智力活动有利于健康和长寿；第三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有更强的获取资信的能力，有更合理的生活方式，有更丰富、更科学合理的养生保健知识和措施，从而更加健康和长寿；第四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有对自我更负责任的态度，会更加珍爱自我、善待自我，他们会更少的放纵自我，透支生命，因而更健康、更长寿。当然，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从事高危职业的可能性比较小，受到意外伤亡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这也是原因之一。
在康德看来，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之人，只能在时空架构下，以先验范畴的网络去摄取感觉材料而获得种种认识。傅伟勋先生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划分了诠释工作的五个层面：(1)“实谓”层面针对的问题是：原思想家（或原典）实际上说了什么？(2)“意谓”层面针对的问题是：原思想家想要表达什么？(3)“蕴谓”层面针对的问题是：原思想家所说的可能蕴涵什么？(4)“当谓”层面针对的问题是：原思想家本来应当说出什么？(5)“创谓”层面针对的问题是：原思想家现在必须说出什么？或者为了发展原思想家的未竟课题，创造的诠释学者现在必须说出什么[11](P76-77)？
实证研究方法包括观察法、谈话法、测验法（测量、统计）、个案法、实验法等等。定量分析是现代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其着眼点在于用数量关系揭示事物的根本特性，即通过精确测定的数据和图表反映事物的现状、类属和相互关系，从而使不确定的、模糊的事物变得相对确定和清晰。
实证性研究方法强调用证据和材料说话，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若凭空蹈虚，断不能窥其门径，挈其要领，会其精神；反之，若不能出乎其中，也不能超乎其上。通过实证，既有可能发现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或某种态势，也有可能对经验感悟和思辨所获得的真理性认识得以确认。
事物的量决定着事物的质。任何事物都是质与量的统一，量的多少常常能够标识出“质”的特性。比如一个贪污嫌疑犯，究竟贪污了多少，作为法官为其量刑的依据决定他受惩罚的程度。
宏观研究若不能建筑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则将不免流于空泛而武断。量的精细的确往往有助于质的准确的把握。概率的思想，测量与统计的知识和技能，对于理性地认识自然与社会，对于作出科学的判断，是极其重要的。
亲历与想象，实证与思辨，这是我们人类个体主观与客观、自我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基本形式。观察并由此产生的经验感悟形成问题，而由思辨作出猜测并形成假设，再由实证来证实或证伪假设。
例如对“学校对教师和学生的吸引力影响因素的研究”。任何一个经历过学校生活的人都可以通过扪心自问来感悟和发现诸多影响因素，然后通过调查、问卷、统计分析等方法来确证这些因素。
无论是经验感悟，思辨还是实证，精确信息的丰富都是十分有意义的。在一个集权社会和封闭社会中，由于资讯的垄断、公民知情权的被剥夺和自由交流的受限，精确信息成为稀缺资源，这对于思想的进步、民智的开启是十分不利的。一个民主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公正的、法治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也必定能够生发出更为丰富、对每一个人都更富成长价值的资源。
中国古代学人十分重视考据、义理、辞章三者的统一。考据是指现代“人文学”研究中的实证性研究方式，如校勘、考证、释义、定量分析与统计、中西比较等语言文献研究方法。辞章则包括定位学术研究的视界，建构其逻辑框架，调试其逻辑理路，权衡斟酌其表述方式等，这属于学术研究表述形式层面；也就是说，辞章不是指文章辞藻，而是指更为本质意义上的逻辑论证框架的建构，研究对象范围的设定，论证思路和方法的选择，写作风格与研究对象的适配等。义理则主要是指学术层面上的文本内涵解读以及相应的人文批评与表达。三者之中，考据贡献材料，辞章设定方法，义理整理内容，三位一体，相辅相成。
四、想，思考与研究
“想一想”，“想想”，这是在课堂上老师经常对学生说的，也是中小学教科书上通常的一种课后作业内容。“想”，只是一种人的头脑对于刺激（主要是语言来表达的问题刺激）的一种应答，一种近似于本能的反应，一种理智的冲动。它可能是没有头绪的，没有概念框架作为支撑的。只要不是白痴，谁都可以想一想，想得如何那就很难说了。
而“思考”则是一种潜沉的运思，一种高级的智力劳动。它与思考策略相联系。“思考”首先应该努力做到：有条理的思考，即根据问题的性质、思考的对象，有系统的思考，做到有条不紊，层层深入，逻辑自恰。
其次，做到有根据地思考。得出某个结论，依据是什么？重视作出判断的依据，做到有理有据，是重要的思想品质；否则就可能是信口开河，信口雌黄，主观臆断，痴人说梦。
再次，批判性地思考。对于这个问题，前人和同时代的其他人作过哪些研究？得出过哪些结论？你对他们的观点作何评论？而不是轻信，迷信权威；引论不能代替论证，说明也不能取代证明。
第四，内省性地思考。思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于“思考的思考”。我们也可称之为对“思考的审思”，心理学上称之为“元认知”或“反省认知”。我的推理所依据的逻辑法则合理吗？我的立场、我的价值观有什么局限性吗？譬如有人说，在日本人眼中，中国人还不如黑人。言说者自己不是也有种族歧视的观念吗？
第五，彻底地思考。所谓彻底地思考，就是要不断地追问，不断地寻根究底。比如说，教育的重要特征就是有“善的目的”，那么什么是“善的目的”呢？就是培养人才，就是要促进学生的发展。这种结论不能简单地说是错误的，却是不彻底的。因为什么是“人才”呢？可能在言说者看来，就是对他有用的人，能够服务于他个人或者是他所归属的小团体的私利的人；那这样的“人才”，对言说者来说，不过是更有效率的工具，更会说话的奴才。促进学生的发展又是为了什么？是不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某个利益集团的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彻底地思考的结果只能是教育的“善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一个人成为他自己，成为他自己的幸福生活的创造者，而一个能够创造幸福生活的人，也最有可能去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
在汉语中“研究”一词的能指也很丰富。人们经常说的“研究研究”，实质上是磋商、协调、平衡关系、考虑、商讨等意思。在这里，研究是指对研究主体而言从未知到已知的探索过程，探求事物的奥妙的过程。所以，“研究”就更是一个复杂的、更有计划性的智力劳动的过程，是一种精神的历险。
研究的基本过程为：发现和提出问题——根据日常经验和观察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根据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对问题作出解释或假设；根据问题和假设设计研究过程；根据问题搜集事实和证据——学习者重视实证(evidence)在解释问题中的作用；根据搜集到的证据修正和完善解释；根据其他解释对自己的解释进行评价——重视思考的独立性与思想的开放性；检验结果：学术共同体成员交流和验证他们提出的解释；表达与交流，进一步修正和完善解释。
我发现，更多的人只会“想一想”，对于问题，发表一点意见和个人看法，而不会思考。那些意见和看法，往往经不起推敲，显得肤浅，甚至似是而非。区分“想”“思考”和“研究”这三个词的用意就在于：教学中不仅仅要让学生“想”，更要发展学生的思考策略和研究探索的意识与能力。教师要关注学生思维的品质的发展，而不仅仅是让学生发表意见，更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我反思的能力，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独立研究与探索的意识和能力。只有这样，我们的教育才是高品质的。
五、结语
1.现代社会是如此的复杂，单纯靠经验、靠传统是无法使社会变得公正和有效率的。因此，我们今天需要特别强调理论的学习，重视自由探索和理论的创新。对理论的兴趣其实就是对有品位的精神生活的兴趣，对智力劳动的兴趣，是人与生俱来的探究需要充分发展的结果。它不仅有助于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也有益于我们个人的完满人生。
2.导致我们这个民族缺乏理论修养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我们传统思维方式的消极影响。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整体直观、经验感悟和实用理性，对许多问题的描述和解释更多的是比喻例证，而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科学的实证方法，比如《论语》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为什么是这样？没有论证和说明，纯粹的个人经验感悟。徐复观先生指出：中国文化精神的指向，主要是在成就道德而不在成就知识。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成就，也是在行为而不在知识。所以，中国，缺乏“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也缺乏对客观知识负责的习性。西方人为求得知识，要从具体的事物上求出抽象的概念。概念不能代表具体事物之全体，但能抽出具体事物之各部分作成一种确切不移的定义。中国人则是就具体事物之本身来看事物，缺乏概念性的思维习性。
3.人们大多以为自己“看到”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自以为是”这就是人性的弱点，是我们作为个人的存在局限。可一个人如果总是“自以为非”，那问题就更大，他就不能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自我认同就包含着“自以为是”。尽可能摆脱这种局限的重要方法就是具有实证的意识和能力。
4.测量与统计可以发现事物变化中各种变量的相关程度，但何以会存在这种相关的解释却需要在研究的理论框架中作出。而所作出的解释要令人信服通常还需要相关的更多实证研究的支持。
［收稿日期］2008-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