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理念下财产权的现代功能与宪法构造
罗亚海
(临沂大学 法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0)
[摘 要] 现代社会中，财产权除却传统政治宪法中财产权在个人权利和公权力界限的界分标准功能，还要承载“命运共同体”的功能。然而，目前的宪法财产权体系仍然以传统的政治宪法理念的基本构造为基础，难以涵盖现代财产权的功能判断，需要对宪制理念进行创新和对宪法财产权规范进行重构。社会发展诱发了宪法性质的变迁，现代宪法具有了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的多元质素，财产权承担了更多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超越了传统宪法财产权制度的涵盖范围。财产权现代功能的梳理应立足宪法构造的一般理论框架，通过宪法解释和配套制度的构造，来消弭财产权的功能与宪法现实构造的紧张关系，实现其在财产权的显功能和隐功能、反功能以及“普遍财产权”制度的法律塑造。
[关键词] 财产权；现代功能；宪法定位
一、问题与思路
财产权是源于原始共同体的一个命题[1]，但也需要回归到现代共同体理念下进行功能审视。共同体理念下的财产权的功能探索需要面对如下的问题：财产权共同体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构造，通过何种历史进程或者基于何种合法性基础，通过何种目标实现共同体的正当性[2]。财产权功能的宪法构造最可能成为立法斗争的一个焦点，国家在渐次退出盈利机制的过程中，需要重视和珍惜财产权在政治正当性谋取中的作用。现代财产权制度并不仅仅表现为公民的个人权利和公权力的天然界限，这个观点既可以在规范性研究上得到支持，也在描述性研究的视野里具有生存空间。如果财产权得不到法律的保障，资本就会寻求权力依附，权力资本的非法性又让财产权缺乏受到法律保护的依据。财产权制度建设与创新要兼顾自由和社会正义并借此达成宪法共识，在共识的基础上充分体现财产权制度价值以及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良性利益协调机制。
1.1 材料用具 橡胶软磁片(又称软磁贴、磁片，可用剪刀随意剪裁，用水笔书写，可擦除)、打印纸、小白板、剪刀、双面胶、胶水、铅笔等。
在当代这样一个价值多元化、科技发展具有不确定性的世界面前，我们要更加珍惜人类文明的价值，更加重视宪法功能和宪法价值[3]。虽然财产权制度并没有失却限制公权力的权利质素，但是财产权的功能却事实上发生了多元化的演变，财产权并不再单纯地体现自由和公权力之间的二元关系，同样体现其与市场交换的合意关系，如财产权与社会共识的互动关系、财产权与经济民主的辩证关系、财产权与公民品格塑造之间的关系等。财产权制度的建设性重构以及制度秩序的实现需要建立制度信仰，制度信仰要克服存在质疑和虚无主义的矛盾，就要建立立法者和司法者的制度信仰，并需要用实践理性及其切实可能的方案来回应批判理性的意义。在财产权功能塑造上，政府要控制社会，更要实现自身控制。从财产权的个体角度而言，顶层设计模式下的财产权制度构造要避免“敛财型”制度设计，避免依赖权势的财富集中，避免社会阶层对权势的依赖，体现财产权对科技发展非理性的规制意义[注] 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超人工智能的发展，引发了人的“主体性”危机，人的尊严的保障及其宪法共识达成中，财产权需要突破现有构造，构建财产权的伦理规则，并最终终于宪法，以宪法构造得以实现。具体可参考韩大元.当代科技发展的宪法界限[J].法治现代化研究，2018(5)：1-12；张文显.“法治未来”当为长远发展谋[N].新华日报，2018-12-04(15)；韩大元.科技发展要基于人的尊严和宪法共识[N].北京日报，2018-12-03(14)。 ，需要审视财产权在现代宪制文明中的精神品格以及基于人类整体利益的“普遍财产权”的意识觉醒，目的之实现在于财产权的功能共识和宪法构造。
二、财产权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合法性基础
(一)宪法财产权条款的立法原旨与共同体意识
财产权的实践可见于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其本身就是在真实关联中的两个“共同体”阶层斗争的结果，洛克对财产权的证成也是以共同共有为前提的。在自由主义的理论下，财产权正当性在理论上得以证成，并被演变成“神圣不可侵犯”，公权力被决绝地隔离在了财产权之外。在谋求政治独立、反对专制主义时代，这种理念绝对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魏玛宪法》开启了现代宪法时代，财产权的绝对神圣得以“除魅”，宪法财产权的“首要任务是在政治与自由权威之间寻求一个正确的平衡，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寻求政治权力的合理配置”[4]2。财产权在宪法的视野中，基于“物”的媒介引发了社会团结，正如涂尔干所言：“物与人一样，既是社会的一部分，又对社会产生特殊的作用，所以他们与社会有机体的联系必须得到确认。可以说，世界上也存在一种‘物’的团结，他的特性完全可以通过某些特殊的法律结果而得到外在的解释。”[5]77
自由主义的视野中政治意义上的财产权的表述代表了法律关系的国家和个人二元化，权利期待上的单一化，主体的直接化，即便是在“新财产权”问题的探讨上也是如此。新财产权虽然是基于“福利国家”的前提而产生的，但是新财产权绝对不直接地体现国家的分配权力。因为即便是在新财产权的权利态势下，财产权并不是为了体现公民的或者社会的财富流通问题，而是为了维护某种或者某类群体基于生存需要而设立的人权，为的是维护一个人作为宪法主体生存的基本权利，是为公权力不得干预来寻求界限的。
(二)宪法财产权和部门法财产权的共同体理念
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是公民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权利,这些权利的实现依赖于部门法的落实,宪法则要监督部门法对基本权利的落实情况。也就是说,宪法在很多时候不与老百姓直接打交道,而是指引和规范部门法如何与老百姓打交道。“当部门法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实现宪法交给它的使命时,宪法就有必要出场亲自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6]在财产权概念的细化分支上需要重新厘定，习以为常的“财产权”的表述在民法和宪法的学科理念里似乎并不是一个准确的部门化的学术概念，财产权、私有财产权、公民财产权和公民私有财产权并不是学科术语使用上的习惯区别，宪法视角下的财产权映射的是公权力和公民基本权利的两元关系，其直接涉及人权保障的核心，可以这样断言，没有了财产权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权。立言公法视角的财产权，必然要和人类的基本正义、人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如洛克所认为的：“没有财产权就不可能有正义。”[7]同样的问题在休谟的观点中也得到印证：“没有财产权就不可能有正义或非正义那回事。”
宪法的综合性要求，宪法规范功能的发挥需要宪法规范的部门化，两者的切合来源于意象的相似性，基于这种相似性的“粘合”塑造着法律功能的切合，并最终表现为“法律团结”，“团结感”才是一种真正的功能[5]20。上述目标的实现需要法律伦理的道德性保障。宪法与部门法功能的界分可以是道德的，也可以是法律的，而最终必定是宪法的。可以借鉴涂尔干的分工理论：分工要带来团结。如果将这种团结局限在了习俗的层面，则最多是一种“次级的秩序”，而基于法律的团结则是本质的，当然这种团结依赖于宪法的制度构造。财产权制度分工论的坚守，要求财产权制度不仅要体现对公权力和公民自由的界分，也体现在私权利之间及公权力的部门之间。
(三)基于人权品格的财产权共同体
在先于自由主义的“中世纪最主要的政治和法律制度,都建立在财产权，特别是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之上”[8]，从公法的视角来看，财产权的人权品格生成是来源于自由主义的。先于自由主义的等级社会，财产权难有现代视野的品格和精神。自由主义的努力不仅证成了财产权的正当性，并将其抽象成为具有人权品格的一项权利，并赋予其对抗公权力的使命。“人民联合起来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保护他们的财产。”[9]这种观点和论证基于时代特征，被深度抽象和拓展，具备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特点。
在电力设备正常运行工作的过程中，线路内所通过的电流是正常大小，在空气开关内部的电磁铁产生的电磁力反作用于衔铁上面的弹簧，使电磁铁不容易被吸动，促使空气开关能够保持在正常的运行状态下运行。当供电系统中的设备出现短路的故障时，在线路内的电流很容易超过正常电流瞬间增大，造成电磁铁的上面瞬间产生巨大的电磁力，超出弹簧对衔铁自身的反作用力，使得衔铁被电磁吸动。此时，自由脱扣机构会通过机械传动被推动，将主触头上的跳钩释放出去，主触头受到分闸弹簧的拉力作用断开连接将短路切断。这样空气开关会对电流的短路现象起到保护的作用。[3]
宪法在演进中发生了目标分化，宪法不仅具有政治性，也要突出对市场制度的价值引领，这项始于《魏玛宪法》的制度让宪法被赋予现代宪法的标志。宪法的政治性价值发生了变化，由此，财产权的功能并不单纯地界分公权力和公民自由，私有财产权的神圣性也得以“除魅”，宪法不仅可以基于公共利益限制财产权，也具有了规范经济制度的需求，因此宪法具有了经济宪法的性质。经济宪法促使了宪法功能的进一步分化，也让宪法和部门法在功能界分上更加多元化，宪法一如既往地保护作为人权核心要素的财产权，并将财产权的政治因素保留，将财产权所体现的私人关系赋权与民法的财产权规范。经济宪法则丰富了这种分工，市场主体同样具有财产权自由的需求，但是市场主体的自由保障却不能够通过宪法和民法的功能界分得到实现。更深层次的社会分化与制度结构分割成为需求。
3.加强管理，减少各种应激反应。仔猪自身神经调节和体温调节机能尚不完善，对各种应激因素的刺激适应性较差，易造成消化机能的紊乱引起腹泻。因此，保持舍内温暖和一定湿度(50%～60%)、避免温度骤然升降，加强环境卫生消毒工作，保持分娩舍、保育舍清洁、卫生、干燥；逐步断奶(白天将母猪隔离，夜间母仔合并，最后去母留仔)，保持断奶前的饲喂次数和方式；逐渐更换饲料。避免能引起仔猪腹泻的各种应激反应对预防仔猪腹泻至关重要。
人工智能发展所引发的社会风险和普遍财产权理念需要嵌入财产权的品格构建中。人工智能发展到了“超智能”时代，智慧产品对人的主体性产生的冲击引发社会的思考并有可能风险，智慧产品的“非理性”的解决最终必然体现于宪法财产权制度，需要借助财产权制度对智慧产品的“客体”定位，方能从制度上实现人工智能的根本性规制。人类共同生存环境的恶化，催生了“普遍财产权”[注] 本处所言普遍财产权意指人类生存所共需的基本生存条件，诸如清洁的空气，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清洁的水资源、生物多样性等都可以被归类于适合整个人类生存所必须的条件。这种意识的形成，最终必然依赖于宪法制度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包括上述问题的认知。 意识，普遍财产权基于人类共同生存的需要而凝练，触及了财产权最核心的要素，需要在人权基础上进行制度凝练。
三、财产权共同体的目标体系及其宪法定位
(一)宪法的政治性与财产权：进化共相
宪法财产权和部门法法的财产权规范在制度最终目的上具有一致性的达成，两者从不同的角度或者说不同的功能界分中突出对公民财产的保护，两者体现的是分层结构的关系。如宪法的政治性首要的是宪制文明中的人权意义，公权力对公民财产权施加限制的措施充其量应该被界定在不得已而为的措施，否则有失法律伦理之道德性。虽然现行做法有无限放大限制之现象，并让失却宪法控制的公权力限制措施大行其道，但是，这种偏离宪制文明的做法最终必将以“恢复性惩罚”的方式得以实现。财产权规范对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尊重是合宪性的要求，也是立法律伦理应有之义，并以根本法和普通法的关系体现于两者的分层结构。民法与宪法财产权的分层结理论同样适用于宪法与经济法、宪法与行政法财产权规范的关系阐释。
宪法的政治性要求宪法在政治结构的文化合法性中实现对部门法的合宪性控制，部门法的财产权规范不能够超越宪法的制度目的和规律性。部门法财产权需要在功能界分上遵循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和程序正当原则，保证制度合宪性目的的实现，突出财产权自由保障和限制公权力永远是宪法政治性下的财产权制度的首要价值选择。因此宪法制度目的的实现需要在合宪性背景下的部门法的努力，并突出依宪之目的。政治性与民主体制在宪制文明中永远是孪生兄弟，宪法与部门法进化中的“进化共相”不能够偏离这一目的。
宪法和部门法要从宪法政治性要求的角度，注重财产权对社会分化风险和民主意识的培养，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民主规则，并从现代民主的形式向现代古典民主进化[12]。从民主精神的角度而言，宪法财产权的制度目标设计应该包含对现代民主精神的塑造，应关注财产权在社会阶层分化以及因此引发的身份隔离和民主倒退。以宪法为价值锁定，以部门法为具体保障，改变传统财产权上的“二元对立”的宪法制度设计，发挥财产权在公权力和私权利上的紧张机制的调和作用[注] 现在很多制度实际上在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如个人所得的累进税制，弱势群体的救助，公共的医疗，农村的公共养老制度，甚至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制度，基于公共利益的个人财产权的征收制度等都发挥着这样的作用。 。
(二)宪法的经济性与财产权：分化过程和达鹄 [注] 本处意指社会分化让整个制度结构分别确立专门化的目标，并提高实现制度目标的能力关联。 系统的结合
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在19世纪后被“除魅”，“财富既有个人基础，也有社会基础”[10]。财产权的维护却给社会制造了难题，如亨利·乔治所认为的“使以前每一种文明归于毁灭的原因，无一不是财富和权利分配不均的趋势”[11]。财产权要接受公共利益限制论点得以立足，财产权具有了社会性。潘恩也有类似的表述：“个人财产是社会结果，没有社会的帮助，个人是不能像他开荒地那样获得个人财产的。”[注] 转引自刘军.西方财产观念的发展[J].文史哲,2007(6):70-80。 这种理念最终为立宪实践所接受，并为此对公民私有财产权功能做出了界定，那就是维护公民自由和限制公权力。但是社会的发展和理念的成熟让财产权功能的简单化界定得到修正，在传统功能认知的基础上，探求财产权功能的现代内涵具有了学术上和立法实践上的意义。
张满春料想那帮日本兵吃饱喝足后，是不会放过沈家大院的女人们的，他最担心的当是沈小小。他一想到沈小小将被这群野蛮无德的日本兵扒光了衣服，他的小肚子就胀疼难忍。张满春一时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大院里都是日本兵，加之四周是高高的围墙，沈小小这下怎么也逃不出沈家大院了。张满春就在心里骂沈老七，你狗日的平时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回磨把你给推了吧。
达鹄系统早就了新的目标预设，宪法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分割，以公权力间接介入财产权的模式催生了经济法的宏观调控权和市场规制权，作为部门法的经济法同样要体现宪法财产权的制度目的和制度规则。宪法财产权规范同样在保留了人权意义的财产权质素后，将财产权的其他功能赋予了经济法，因此，在合宪性控制的前提下，经济法的财产权规范要充分地保障市场主体的财产权自由，并坚守法律保留和比例原则的基础上，以保障更有效的市场裕兴机制。
财产权的经济性和科技发展的“非理性”之间需要谋求平衡。当我们谈到21世纪的宪法挑战时，首先要谈到的问题就是在科技面前如何保障人的尊严性[3]。宪法财产权制度如上所言已经超越了“具体价值型”的追求，因此从宪法经济性的角度而言，宪法需要在市场自由[注] 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等认为，市场自由也是一种财产权。 和宪法界线上谋求平衡。应以宪法财产权制度来锁定智慧产品的客体性，并从而维护宪法尊严与人的尊严。宪法财产权的定位能够有效避免市场在过分的经济利益追求上忽视科技发展非理性问题，在现代社会的“情境”下，财产权成为人工智能的“未来法治”的核心问题。
(三)宪法的社会性与财产权：财产权的“价值概括化” [注] 意指为高度分化的社会提供者抽象的模式和统一的基础，本处意在阐述财产权在目的性和规律性的普适意义上的凝练。
“宪法权利体系的逻辑起点问题，就是宪法权利体系得以构建的转化法则。应该指出，对于人的生存和全面发展的关注，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发展的历史规律。”[13]19因此，一些新的权利体系会涌现，一些尚未得到宪法确认的权利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而升格为宪法权利。现代国家职能的变化引发政府利益给付行为的增加，其中很多的利益给付是基于政府对社会中的“人的生存”需要而行权的，例如中国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供给，由于这种供给和作为公民的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发生了不可割裂的关联，并成长为财产权的新形态。“人权是近代宪法所确证的逻辑起点，它更多的偏向非物质层面”[13]19，是一个普适性的价值。“作为宪法载体的权利，在宪法基础价值明确博弈规则之后，必然伴随博弈结果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直接表现为宪法权利的入宪和出宪。”[13]10
公权力要改变或者剥夺这些“给付利益”，需要接受宪法和法律规则的审视，需要尊重财产权所具有的目的性和规律性。新财产权具备了公民私有财产权所具有的制度内涵和要素，成长为一项人权。同时，基于社会人的关联的真实性[15]，财产权的精神品格塑造也是财产权的重要功能。我们不禁要思考：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吗？社会的实证告诉我们，这个命题是一种“应然”的判断，而不是一个“实然”的结果，因此也需要宪法制度引领，部门制度来构造财产权的精神品格，让“仓廪实而知礼节”成为一种实效状态，2019年实施的个人所得税的专项扣除制度就发挥实际的作用，通过赡养老人扣除纳税基数的措施，超越了传统的财产权认知，它不仅仅是个人财富具体形态上的国家让与，更具有精神层面的塑造意义。
至此，政府的利益给付行为受到了限制，因为这种给付具有了财产权本质，这必然会引起政府公权力的“谦抑”，利益给付行为的撤回不再是随意的，而是要接受财产权规则的限制。“当我们思考由政府创造的一系列新财产权时，我们看到法律持续的将期视作一种特权。驾驶资格、福利和失业保险都是福利。但是法律没有反应现实，因为这些权利对个人的生存是必要的。”[14]
四、财产权功能的宪法构造
(一)财产权的显功能与潜功能的宪法构造
传统上，财产权制度预设了公民私有和政府公权力的对抗，认为两者是不可调和的、非彼即我的不可调和状态。但是法律人类学的观察认为财产权恰恰是公民和政府沟通的重要媒介，此谓之财产权的反功能。财产权制度与法治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公民和政府共同开拓了财产权这个领域，这个领域对公民安全感和民主精神的塑造具有意义，同样对公共权利的良好运行也必不可少，政府因为财产权制度的“执政偏执”的克服和基于财产权制度意义的公民的民主精神对于正统政府的谋成具有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上对私有和公有两种领域严格的区分有益于后者。与传统观点相反，它根本不必对它造成伤害。”[17]280
古代的筝弦数量不定，有过十二弦、十三弦、十六弦等，目前古筝的统一规格是二十一弦。要区分瑟和筝，现在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数弦的数量了。一般是，二十五弦为瑟，二十一弦为筝。
财产权事实上还承担更多的功能，这些功能却没有在宪法上给予过多的强调和关注，诸如财产权与经济繁荣、财产权与民主、财产权对公民品格的塑造等，这些功能都能够内在地得到理解。财产权能够激励人们“将私有财产和货物交给自己或者自己关心的人”[17]277，否则就会引起财产使用上的懒惰和浪费。同时，财产权承担了社会的协调功能，根据凯斯·R·孙斯坦的观点，这种协调体现在市场和消费者之间，财产权的协调功能公权力取代不了，这里的协调功能可以做扩大化的解释，在政治意义上，财产权是公权力和公民自由的协调纽带，通过个人权利和公权力的价值衡平，就能够形成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威的良性互动秩序。同时财产权的存在解决了 “集体行动”[注] 凯斯·R·孙斯坦将私有财产权等同于私有制，本文不认同这个观点，私有制并不是就利于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恰恰是在私有制下，财产的不平等，有产者利用经济优势损害弱势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的情形时有发生，本文认为有效的私有财产权制度对财产充分利用是有意义的。 问题，并且有利于创造有活力的市场经济秩序。财产权是公民地位的必要前提，“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对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对这种关系的理解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7]279，通过财产权制度，实现公民的安全和独立。这当然就塑造了公民的品格，通过财产权的自治领域塑造，公民可以免除公权力的侵扰，自主地参与民主审议。
财产权表达了公民自由和公权之间的界限，这是传统的宪法理念中的财产权功能的认识。西方宪制文明根据这个原则，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发展到《魏玛宪法》时期，私有财产权的神圣得以“除魅”，私有财产权要接受“公共福祉”的限制，这个现代理念在中国语境下也同样的坚守，政府和“私有领域”确立了政府公权力和公民自由的原则，人们按照宪法这个原则行事即可。现代宪法的发展并没有失却这个原则的意义，相反，宪法更应该强调和凸显这个原则，“从而个体公民能够在授权阻止政府行为的独立法庭上实实在在地行使这个权利”[17]276。
也不过是以纪实的手法记录了日常的所见。无须炫目的技法，也没有张扬的色彩，在素雅、平和的画面里，就如同是静坐在咖啡厅里静静地观看一个年代久远的纪录片，历史的苍桑感仿佛扑面而来，时间与空间的概念，不知不觉间也在这静观中模糊了。
“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是公民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权利，这些权利的实现依赖于部门法的落实，宪法则要监督部门法对基本权利的落实情况。”[6]以我国宪法为例，从“宪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到“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的态度的转变，恰恰是公民私有财产权成长为一项宪法权利的立法前提和基础。宪法财产权功能将具体的财富分配意义让渡给了部门法，却保留了价值分配的功能，在价值分配的层面，具有更超然的态度，也具有了更深层面的财产权社会功能的构造能力。如基于社会福利的新财产权的功能构造并不能够为部门法所取代，也在囊括能力上超越了部门法的限制[注] 如民法在对财产新形态的囊括是其功能的体现，如现在的游戏装备甚至手机号、微信号等都会成为民法视角中财产权的有效组成部分，但是这没有穿越传统的财产权分类，但是对于诸如社会福利权利引发的新财产权问题，却缺乏夯扩能力。因此可以说，具备形态上的囊括，却不具备类型上的囊括。 。
财产权制度是私人和公权力共同设定的领域，对政府权威的谋取和公民权利的保护均具有意义。政府在财产权制度上的意义有两个方面：以公权力可以限制财产权为籍口，侵犯公民的财产权，与民夺利，这势必会造成公民的不服从和有产阶层对权力的寻租，这样产生的政府就是权贵的政府和权贵资本特色政权，作为反作用力，公民不服从就会加剧，政府权威就会丧失，基本人权得不到尊重，政府必将走向极端化。反之，政府和农民都基于财产权设定领域的遵守，公权力尊重“私权领域”，私权利会引发对公权力的信仰，公民权利得以维护，正统政府得以谋成。因此，从财产权制度功能受益者视角来讲，财产权制度并不在仅仅捍卫公民自由和彰显对公权力的限制，实际恰恰是在此之外也发挥着捍卫公权力权威的意义，在实践上实现公民自由和政府权威的谋同，尽管两者时不时会发生决裂。
(二)财产权的反功能与宪法构造
“财产或者说财富是伴随社会和文化成长的历史成长的，财产权是法律的创造，当然也伴随着法律的成长而成长，个人拥有财产意味着对于法律上财富的权利，财产代表着个人与财富之间的关系。”[16]传统理念上，财产权是防止公民自由来自于公权力的侵害，从这个角度来讲，财产权功能的受益者当然是公民。财产权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公权力的侵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宪法对征收补偿、财产权社会义务、社会保障制度作出了构建。现代宪制文明承认财产权需要接受公共利益的限制，公共利益也被解释为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这表达了这样一个逻辑：限制公民的利益结果上也要体现公民的利益。这个原则表达了以人权保障为首要的价值目标的宪法追求，这是对传统宪制文明的传承。基于这个标准，在财产权限制上的政府牟利行为、单纯的国库行为都失却了合宪性基础。现代财产权研究仍会坚持这个理念，但是需要反思的是财产权制度的法律构建最初可能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而现实的回答仿佛超越了这个构想，不可否认，公民是财产权制度的功能受益者，但是政府不是吗？政府对财产权制度的坚守就当然的会成为受益者。
财产权制度不是公民自由对公权力的设防的阵地，也不是公权力限制私有财产权的壁垒，良性的法律制度设计会实现公民自治与公权力行权的良性互动，公权力对财产权的保护的基本理念的逾越不仅损害社会正义，也会让公权力失却合法的基础，宪法秩序的达鹄目的就难以实现。我们不认同宪法只适用于政府而非一般人们的观点，在两者的良性运行下，宪法的规定可以通过普通法很好地适用于人们，在后者情形下，法律被公权力所漠视，也必然引起公民个人的藐视，法律体系得到运行，财产权必然要依附于公权力，当然就会引起“权力寻租”，这会造就一个更加糟糕的公权力运行体系。因此，基于这种观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某种意义上，公私两种领域之间没有区别，链接两者的恰是财产权的反功能。
宪法财产权的“首要任务是在政治与自由权威之间寻求一个正确的平衡，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寻求政治权力的合理配置”[4]2。财产权让公民具有了相似性从而能够产生凝聚力，社会阶层相似性的维持也同样要依赖财产权制度,财产权制度是法治和公民自治领域的共创，有利于介于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市民社会的形成。财产权的被漠视会让社会失却共同意识，则社会凝聚力丧失，社会团结的目标将不复存在，在建设性构建的前提下，当下的中国更适宜于用“恢复性制裁”[注] “恢复性制裁”意在突出回复一项法律制度应有的内涵，借以实现某项法律制度应有的功能，具体参见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的论述。 方式来保障财产权的目标。财产权保护的失范造成了政府和公民的关系决裂，因此引发的对政治的不信任和对民主的厌恶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矛盾加剧的主要原因。这种决裂的最终后果是引发了诉诸非法手段和社会暴戾现象，也导致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并最终导致社会流动的割裂，财产权问题最终演变成了社会阶层问题，也必将导致社会阶层上交流和功能的不能。“新财产权”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现状，基于政府给付利益的新财产权具有了私有财产权品格，“新财产权”虽然是以国家福利的角度来呈现的，但是在事实上改变了国家和公民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在传统正统政府谋求的进路上实现了对传统方式的功能替代。
当下中国社会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由财产权制度失范而引起的财富分配不公和财产权保护缺失造成的。有关财产权的规范能够通过制度立法而实现确定的系统，这个系统不仅能够为他们划定明确的界限，也能将社会的不同阶层联系起来。借助社会凝聚力而形成的社会团结，要在共同意识和个人意识之间形成高度契合，前者对后者涵盖越高，社会团结就越紧密。如若谋取法律将这种公共意识均洽在合适的强度上，并形成公共意识的确定性，社会团结的目标则得以实现。当普遍的共同意识形成的时候，我们就建立了制度信仰，塑造了财产权的精神品格。这种信仰让社会团结具有了共同的精神基础，也就缓和了社会矛盾、阶层矛盾，当然，社会共识也就达成，社会阶层结构性矛盾得以谐和。
(三)财产权命运共同体与“普遍财产权”的凝练
资源短缺与生态灾难倒逼国家权力行使的优化，从而使国家职能得到拓展，从单纯促进经济发展、提供福利、保护国民免受外来投资环境灾难侵害向国际协同转化。但是“人类关心它的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仅仅是最近的事情”[18]。因此共同体强调人类共同根本生存利益，财产权共同体则强调“人类在全球问题上共同分享一些重要概念，共处于一个具有基本共有知识的共同体中”[19]。财产权共同体需要超越个别国家利益的狭隘眼光，放眼全球，体现出对整体人类的终极关怀。
财产权的共同体观念源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和“人是类的生存物”概念，它包含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正确的权义观念，以及共同的价值观，这种观念并最终转化为人类共同的理念和协同的行为，“现有国际的国家共同体可以用世界公民的共同体加以完善，从而可以变成一个世界主义的共同体”[20]55。因此普遍财产权制度可以说是财产权共同体的最低伦理标准或者目标。共同体意识强调人类共同的根本生存利益，具体的体现就是基于人类整体基础的普遍财产权的构想与实践。普遍财产权要求人类分享科技发展的福利，规避科技带来的弊端，并以不得违背人类整体利益为最低道德标准。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从事传统民居保护工作的研究，各级政府也都划拨了大量的资金进行扶持，但传统民居形式上的丰富多彩，造成了其保护难度较大。以往，传统民居的保护多侧重于基于测绘的二维平面图档的保存，这已不符合如今三维动态保护的需求。因此，亟须引入新技术解决传统民居二维图纸与三维表达之间的矛盾。
一是水资源总量的约束日趋突出。我国目前的年用水总量已经突破6 000亿m3，约占水资源可开发利用量的74%。前面已谈到，很多地方水资源的形势十分严峻，水资源过度开发，已经接近或者突破水资源可以支撑的限度，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刚性措施，就难以扭转水资源严重短缺和日益加剧的被动局面。
普遍财产权需要宪法共识，借助宪法制度构造而形成共同的理念和行动基础，这需要实现财产权观念从国家共同体主义到世界主义共同体理念的跨越，将暴力垄断的国家置于共同法律伦理之下，“政治不再仅仅在民主国家制度框架内遭遇到诸多社会问题，或者说，只要问题是有跨国性的，那么政治遭遇的社会问题就不仅仅是政治调控的对象”[20]53。因为人类已经认识到作为整体人类“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来自全球变暖所引发的环境灾难”[21]，环境变暖、干旱、土地沙漠化和物种的广泛灭绝都呈现出普遍财产权的制度正当性基础和社会基础。在历史社会运动中，战争是国家崩溃的主要原因，但是对于现代国家而言，环境灾难、科技风险将是最主要的原因，这已经被各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政治所认知到，因此，构建财产权共同体的政治基础也已经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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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F4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227(2019)04-0137-07
DOI： 10.16601/j.cnki.issn1002-5227.2019.04.024
[收稿日期] 2019-06-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人工智能语境下宪法财产制度创新研究”；中国法学会课题“新财产权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实施机制研究”[CLS(2016)D24]；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财产权视角下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实施机制研究”(17CFX03)
[作者简介] 罗亚海(1976— )，男，山东临沂人，临沂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宪法社会哲学理论。
[引用格式] 罗亚海.“共同体”理念下财产权的现代功能与宪法构造[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0(4)：137-143.
[责任编辑：杨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