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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特别是大学后继续教育在我国的历史较短。这项新兴的事业无论在发展的深度还是广度上，与发达国家相比，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总体上说，继续教育在我国尚处在起步阶段，实践上和理论研究上都有待于大力加强和深化。下面，就大学后继续教育谈几点认识。
一、对大学后继续教育特定内涵的认识
脱胎于成人教育的继续教育，对其涵义，世界各国的规定（或认识）有所不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职业技术教育》一书称继续教育是指“那些已脱离正规教育，已参加工作和负有成人责任的人所受的各种各样的教育”。美国认为继续教育是“在正规教育以后进行的一种范围很广泛的教育，旨在使人们不断获得与自己职业有关的，或为了转换职业、岗位所需要的新知识、新技能的教育”。并将继续教育分为非英语公民学英语、成人（高中程度）基础教育、证书教育（大专或本科，或职业技能）、岗位（技术）培训、与工作有关的学习、个人全面发展（如计算机技能、业余爱好、保健等）六种类型。原联邦德国，视继续教育为“在人生中继幼儿教育、义务教育、大学教育后的第四个教育期的教育，包括为获得学校毕业证书的补充教育，为获得职业资格的职业教育以及大学毕业后的学术再教育”。日本称继续教育为“研修教育”，通过国家公务法、职员研究规定、职务能力开发促进法、中小企业指导法等立法规定，促进在职人员的研修，提高其技术素质。原苏联的继续教育涵义则为凡是就业后参加的培训进修属继续教育范畴，但不包括上岗培训。
在我国，对继续教育尚未见到正式的、统一的权威定义。社会各界对继续教育的理解不一，这恰好是继续教育作为新兴教育领域的真实反映。教育大辞典的解释为：继续教育是“对已获得一定学历教育和专业职称的在职人员进行的教育活动，是学历教育的延伸和发展”。对于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意即继续工程教育，1995年11月，国家人事部在《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中明确为：“继续教育的对象，是事业、企业单位从事技术工作的在职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任务，是使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和技能不断得到增新、补充、拓展和提高，完善知识结构，提高创造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这种针对工程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概念，与继续工程教育的涵义最为贴近，见诸于报纸、刊物也最多。但是，这种涵义对一些专门领域的解释又不能准确涵盖。所以，卫生部于1991年颁布了继续医学教育的暂行规定》，称“继续医学教育是继毕业后医学教育之后，以学习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为主的一种终生教育。继续医学教育的对象是高等医学院校毕业后，通过规范或非规范的专业培训，或非高等医学院校毕业，具有中级或中级以上的专业技术职务的卫生人员”。这种定义明确区分了继续教育和岗位培训（规定中称之为毕业后医学教育、专业培训），将岗位培训按继续教育的前续教育对待，明确了不能把成人教育中的补课教育、学历教育、职业培训、岗位培训以及把接受专业培训为目的的毕业后医学教育纳入继续医学教育的范畴。
1987年12月，国家教委等六部委联合颁发的《关于开展大学后继续教育的暂行规定》指出“大学后继续教育的对象是在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技术职务的在职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重点是中青年骨干，任务是使受教育者的知识和能力得到扩展和提高，使其结构合理，水平保持先进，以便更好地满足岗位职务的需要。”这种涵义和上述继续医学教育的涵义都属大学后继续教育，但对大学后的更高层次的学历有关的教育均未涉及。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教育分级的有关定义，可以将高等教育分为一、二、三级等三个层次，大体上分别对应于我国的高等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教育，近年来，大学后继续教育的蓬勃兴起并不断向教育的终生化方向发展，致使有的教育学家将大学后继续教育纳入高等教育的“第四级教育”。这种分类法，教育界尚有争议，但从大学后继续教育属于成人教育范畴，成人教育是构造终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后继续教育应是成人教育的最高层次，亦即终生教育的最高层次，是普通高等教育的延伸和发展，不应和国内大量存在的成人学历（本、专科教育）相混淆，这一点上已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科技人员的相对数量还不如中等发达国家80年代的水平（我国科技人员约2800万，高级技术职务约154万，占5.5%，中级781万，占27.8%，其中自然科学专业人员1900万人， 占我国人口数约1.5%）。根据中国国情， 有的地区将本地区继续教育的任务界定在中专以上的继续教育，以利于扩大继续教育的辐射面，这并无不可，而且是和我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尚处在英才教育阶段（依据衡量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国际通行指数，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英才教育阶段，即适龄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在15%以下；大众化教育阶段，入学率在15%—50%之间；普及化教育阶段，入学率在50%以上，）但是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人才数量及素质的不断提高，从经济发达地区开始，大学后继续教育将逐渐成为继续教育的主流。
二、对大学后继续教育特点的认识
如上所述，随着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面进步，继续教育、大学后继续教育将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关于大学后继续教育，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先生最近有一番独到的论述，他指出（大学后）继续教育是向大学后在职人员进行新思想、新理论、新材料、新工艺、新方法的传播，来发展生产力的。关键的问题是这些新科技如何来，科技成果如何转化为生产力。如果没有这些新科技和新生产力，那继续教育就没有传播内容了。新科技和新生产力有两个来源：一是我国高校教师和研究机构研究人员进行研究，开发工作，取得新科技成果，由高校教师和研究机构研究人员进行继续教育，把新科技成果讲给大学后在职人员听，后者实践经验丰富，双方相互切磋，教师和研究人员进一步完善新科技成果，在职人员研究如何应用新科技成果。在一般情况下，由企业进行中间试验，把新科技成果转化为新生产力，于是再由教师和研究人员传播这些新科技和新生产力。另一途径是引进新科技和新生产力。但是在国际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外国是不轻易把新科技和新生产力告诉我们的。我们必须消化、吸收、创新，把引进的生产科技变成我国自己的新科技和新生产力。这就需要教师和研究人员进行研究、开发，把引进的新科技和新生产力进行消化、吸收、创新，把新科技成果对在职人员进行继续教育，共同切磋，然后由企业进行中间试验，把新科技成果转化为新生产力，再由教师和研究人员进行继续教育，加以传播。这样才能使我国经济在国际上有竞争能力，单纯地依靠引进外国科技和生产力是不行的。由上可见，在继续教育中，首先要发展新科技和新生产力，然后加以传播。我们在讨论继续教育时，必须重视这一点。新科技和新生产力是通过继续教育，与在职人员一起，进行中间试验获得的。当然，传播已成熟的科技与生产力，加以推广应用，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如把这种教育也称为继续教育，并无不可，但是千万不能没有上面所讲的继续教育。
从国际环境看，基于信息技术的惊人发展，全球经济的严峻竞争，环境保护的挑战，社会基础结构的调整，人口素质的迅速变化，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各西方国家，有远见的教育家纷纷提出教育如何适应这一形势的问题。各种措施中包括加强继续教育，为工程师继续教育提供激励条件，从企业、政府中聘用更多的拥有设计和管理经验的工程师作为师资，为教育提供更多的工程实践机会，发展大学与企业的联盟等。各高校的领导人明确，传统的学院式教育必须改革，四年毕业的本科生不能当工程师，只有经过继续教育才能胜任工作。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社会和企业界内“只有那些多学科，有兼修学位，具有个人交往能力和企业家首创精神的研究生科学家和工程师才存在着更多的就业选择”。然而这些能力的获得，不是在普通的学历教育中能一次性解决的，因而，有关人士指出，为保证工程师们能在终生实践中继续发展知识与能力，应为实现有效的继续教育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企业应为实践工程师建立明确的激励机制，不断提高他们的知识与能力，延长工程师们的有效职业生命。因为教育事业及资源的投资巨大，经受不住“过时就换掉”的简单处理办法。
大学后继续教育的兴旺与市场经济的繁荣是息息相关的。从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提供的94～95年成人教育参加者的百分数及教育程度的相关数据（见表一）中可明显看出，继续教育的对象中，大学后继续教育对象的学习热情最高，意即“学习是一种爱好，受教育越多，越要求受教育，收获也就更多”。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瑞士、瑞典等国的统计情况也与此结果惊人地相似。继续教育在发达国家受市场经济竞争的驱动，企业对人力资源开发培训极为重视，视为企业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中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的重要保证。个人的激励机制则是只有不断参加继续教育，才能确保职务的升迁，职业变更的需求，个人在社会上才更有竞争力。97年2月， 克林顿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第一次到众议院发表国情演说时，关于教育提出了三个目标，其中之一便是每个成年美国人终生学习。在我国，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欠发达地区可能扫盲的任务，基础义务教育的任务还很艰巨，但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包括开放程度较高的沿海一带，继续教育、终生学习的要领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有人预言，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大学后继续教育市场将进入建设和试运行的磨合阶段，并有望在10～20年内进入高潮期。
表一：94～95年美国各类教育程度的成人参加成人教育的百分比
高中以下 高中毕业 大专 本科或更高
16% 31%
50%58%
大学后的继续教育与义务教育不同，应视为市场经济的产物。对于它的商品属性，尚在讨论之中，中央多次指出，我国的经济工作正在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围绕着这两个根本性转变来进行，市场的竞争，实际上是智力和人才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教育的竞争，因此，除了要把现在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搞好外，必须把继续教育，大学后继续教育放在重点发展的战略地位上来。目前国内相当普遍的对学历教育的盲目追求，晋职、待遇、求职等与学历的挂钩过于密切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的提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这种局面将会有较大的改变。
三、开展大学后继续教育必须充分发挥教学科研型高校的作用
我国有普通高等学校和独立设置的成人教育高等学校各一千余所。后者的主要任务为大学专科层次的基础性学历教育，兼有部分岗位培训，由于基本上不从事科研，所以无法涉足大学后的继续教育。一千余所普通高校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教学为主，较少有科研和开发，全部精力集中在专科和本科学历教育上。另一类是以重点普通高校为代表的教学科研型高校，其建设目标是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最具开展大学后继续教育的潜力。据1994年统计资料表明，被列为重点大学的96所普通高校占全国普通高校数的8.9%，但其拥有高级职称的科研、 教学人员数却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41.65%，科研经费占72.88%，研究与发展课题数占49.92%，拥有全国三分之二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这些学校集中了大量现代化的教学设施、科研设备和实验手段，图书资源丰富，与国内外有广泛联系，能较快地获得国内外学术动态和科技信息，学科门类比较齐全，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都有较强实力，容易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产生新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凡此种种，都是进行大学后继续教育的有利条件。
从国外情况看，发达国家经过长期奋斗，各大企业拥有了大部分的科技人员，已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参见表二）。不少大企业建立了企业自己的大学，担负起岗位培训和大学后继续教育的部分任务。如美国的朗迅公司（Lucent）就把享有盛誉的贝尔实验室收为麾下，因而在人才的培养上，其继续教育能立足企业内部。但是，即使如此，为了活跃学术气氛，提高继续教育的水平，这些企业还经常邀请大学的教授参与和合作，至于中小企业，则主要依赖大学的力量来开展继续教育。据有关资料统计， 我国的两万三千余家大中型企业到1995年只有不到40%建立了开发机构，而占全国企业总数99%的中小企业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开发机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技术储备不足，技术进步缺乏后劲。这种局面的改观有待时日，因此，大学后继续教育主力军的重担，必须落在重点普通高校的肩上，只要这些教学科研型的重点普通高校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教学和科研的水平不断提高，则继续教育主力军的地位是会越来越巩固的。至于在中国特殊条件下独立设置的各类研究与开发机构，现正处在调整过程中，无暇顾及也缺乏作为大学后继续教育主力军的能力。其主要注意力是在市场经济中如何解决生存的问题。
表二：美国、日本、中国科研人员分布比较
研究与开发机构 企业高校
美国6%81% 13%
日本5%57% 36%
中国50%
15% 29%
与国际上继续教育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的大学后继续教育无论在数量，还是水平上都相差甚远。如美国哈佛大学，其大学继续教育的规模已达到每年4.5万人次，是该校正规研究生和本科生总数的3倍，哈佛大学第25任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指出： “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进入大学，是过去15年中美国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三大变化之一，它已经使大学的性质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哈佛接受继续教育的对象中，有近几年新当选的2／3的国会议员，有总统私人顾问、国际大法官、驻外大使、将军、舰队司令、市长、著名专栏记者、联邦政府委员，还有不少有名的律师、医生、建筑师、工程师、大公司总裁等，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欧洲的调研分析，认为到了21世纪，由于为谋求新职业和新发展的需要，对于知识扩展和更新的迫切性和需求量将不断增加，继续教育占高等学校教育的比重将会超过50%，而我国的现状则差距甚远。华中理工大学左武炘等同志在1996年对16个省市的22所重点高校教育情况作了调查，发现在1995～1996年度中，这些高校的全部在校生中，普通高等教育的大专占15.2%，本科占73.0%，研究生占11.8%，在成人教育中，成人学历教育占94%（其中大专占74.4%，）大学后继续教育仅占6%。作者得出了下述结论：从国内情况看， 重点大学与非重点大学责任分工不明，导致重点大学培养的层次结构规格水准重心下移。作者提出的这种情况值得深思，可不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是教学资源的不合理使用。
一些有远见的大学校长们已注意到世界上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呼吁将继续教育作为高层次人才（本科、研究生、继续教育）培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尤其从战略上应加以特别的重视，优先地进行发展。这种眼光和做法无疑是极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