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运用：经验、启示和进一步的对策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扩大内需论文,货币政策论文,对策论文,启示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验与启示
鉴于特殊的国际国内经济态势，1998年我国采取的积极财政与货币政策，已经在稳定经济、安定社会、促进增长等方面收到了明显成效，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其主要经验至少有如下三点：
（一）政策选择上，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加深，消费、投资需求不足，出口增长受限，经济增长乏力的特殊情势下，适时适度地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尤其是重点实施积极的或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加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和干预力度，既有理论根据，实践上也是成功有效的。过去一年经济增长的实绩，以及在促进就业、稳定社会等方面的成绩，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二）政策取向上，使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双向着力、协调配合的财政——货币政策运用，既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符合推增总量、优化结构的战略构想，又有利于把短期政策效应与中国长期政策效应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致因短期的总量扩张政策举措，而使中长期的结构调整目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受损受挫。1998年以增发1000亿元国债（银行配套投入1000亿元信贷资金），定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和正在收到刺激投资，改善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等多重功效。
这一经验之所以特别值得重视，是因为当前问题的性质，既不是简单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也不是简单的总量需求不足，而是在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增长）模式转轨时期，在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大好形势下，主要由于转轨“阵痛”、体制和结构障碍等基本原因而形成的过渡性困难。正是由于这种特点和性质，如果片面强调和实施全面松动的总量扩张政策，那就很可能诱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加重结构调整的困难，从而非但无助于当前经济的协调、有效增长，而且还将为后续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就业问题的解决，造成更多的麻烦和后延性障碍。
（三）政策配合上，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向协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宏观调控主要手段的财政—货币政策，虽然各有其特定功用，但又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不宜单向思维与决策。在去年的政策运用中，诸如在资金筹集上，定向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国债；在资金运用上，注意财政投资与信贷资金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密切配合；发行特种国债，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等等，都体现了两大政策双向兼顾、相互协同的特点，收到了较好的成效。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往往认为，财政政策长于结构调整，货币政策则长于总量扩张。事实上，无论是在经济扩张还是在经济紧缩阶段（时期），两大政策都能对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同时产生影响，只不过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财政或货币政策的传导通路局部受阻），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我国的最新例证是，1998年以增发1000亿元国债为重点，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为主导的政策调整，无疑对适度的总量扩张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而在当年货币政策的调整运用上，包括对用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1000亿元国债的配套信贷资金投入，以及其它信贷投向上对企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生产与消费结构的调整等，又不能说货币政策没有作用和功效。正是有鉴于此，在促进我国以结构优化为重要内容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两大政策自身及其协调配合运用，既不应失之于偏，更不能顾此而失彼。
与此同时，一年来以扩大内需为主旨的财政—货币政策运用，给我们提供了诸多的启示：（1）去年的财政—货币政策， 特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投资需求起了明显的拉动作用，但对最终消费需求的提升作用还有待加强。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卖方市场—短缺经济条件下，我们一直习惯于把刺激经济的重点放在投资和生产上，亦即放在增加产品供给上，因为供给的“短边”约束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在买方市场已初步形成的条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讲，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供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求，它究竟能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2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亟待改进和健全。此次启动经济，一些市场经济条件下惯用的货币政策手段，诸如利率、准备金率、信贷的扩张或收缩等，之所以作用效果不甚明显，一方面固然与上述的体制、制度和结构障碍直接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政策传导机制或传导路径的缺乏和阻滞，有很大关系。比如，长期以来的信贷投放对象，都是国有企业和物质生产领域，而对消费需求的刺激作用甚微，非国有经济部门的信贷“饥渴”现象也一直是一个久议而待决的问题。这些方面的政策传导梗阻，必然对货币政策的应有功能产生弱化作用。（3）在体制、制度、 结构等方面的问题依然突出的情况下，不宜过分夸大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政府干预的功能与作用。因为上述问题，会对财政—货币政策赖以发挥作用的政策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乃至干扰和破坏。因此，必须把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体制和结构障碍，创造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与充分发挥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控功能有机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进一步的政策探讨
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和突出问题，要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快速增长，需从体制、制度、结构和政策等多方面进行统筹考虑，综合施治方能收到标本兼顾之效。当前，如仅就财政—货币政策运用的进一步举措而言，似可概括为以下四个“加大”：
（一）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力度。鉴于消费需求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关键性作用（见下表），今后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向，在继续加强投资刺激的同时，似应特别注重对消费需求的引导和拉动。这方面可供选择的对策，除了切实调整供给结构，增强产品的市场适应性，逐步拓展银行消费信贷、买方信贷以外，更应注重对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收入预期，以收入预期、实际购买力的提高，以及不确定性预期支出因素的减少，来促进消费预期、消费需求的增长。为此，扩大城镇消费需求可供选取的政策举措主要有二：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对企业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收入水平创造条件；二是国家财政可通过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比重，尤其是定向增加对城镇低收入者的生活（工资）补贴、增加对公教人员的住房补贴，以及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以期取得增加消费需求的实际效果。因为理论和国内外的实践证明，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补贴，不仅是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的客观需要，而且其直接转化为即期消费需求的比例也最高最快；定向增加对国家工薪阶层的住房补贴，不仅可以缓解现行低工资与住房货币化的尖锐矛盾，而且是使建筑业成为支柱产业的一个重要推力；社会保障制度的尽快建立，则是消除目前大多数人消费后顾之忧，消费心理不确定性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至于扩大农村的消费需求，似可概括为这样四句话，即减轻负担、增加收入、改善供给、创造条件。前两句话的内容已经谈得较多，在此无须赘述。改善供给的涵义，就是说要为农村提供适时、适销及与当前农村购买力水平相适应的产品。所谓创造条件，则是指诸如改造农村电网、降低农用电价、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给农民造成的“畏购”心理等等，为拓展农村市场和消费需求创造必要的环境。我们相信，上述问题的解决，将对当前和后续消费需求的增长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1979—1997年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的贡献
年份 GDP增长率 拉动GDP增长(%)
消费 投资 净出口
19797.6 6.2 1.6-0.1
19807.8 5.8 1.9 0.1
1985
13.5 8.9 7.6-3.1
19903.8 1.7 0.7 1.4
19919.1 5.5 3.3 0.3
1992
14.2 8.7 6.6-1.1
1993
13.5 6.6 8.4-1.5
1994
12.6 7.0 4.3 1.3
1995
10.5 6.2 3.9 0.3
19969.6 6.3 2.9 0.4
19978.8 4.9 2.2 1.7
79—97平均 9.8 6.1 3.6 0.1
年份 对GDP贡献率(%)
消费 投资 净出口
1979
81.2 20.6 -1.8
1980
74.7 24.3
1.0
1985
66.3 56.4 -22.6
1990
43.6 18.8 37.5
1991
60.1 36.2
3.6
1992
61.2 46.2 -7.5
1993
49.0 62.1 -11.1
1994
55.8 33.8 10.4
1995
59.5 37.6
3.0
1996
65.4 30.0
4.6
1997
55.6 25.3 19.2
79—97平均 63.0 33.7
3.3
资料来源：根据有关年度《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至于增加后一类支出的财政资金筹措，近期可考虑通过优化支出结构，有效利用国有存量资产，以及增加经常性收支节余中用于此类支出的比重（建设性支出需要更多地依靠国债发行）等途径来加以解决。如果不下这样的决心，人们的收入、支出和消费预期现状将难于改变，从而不仅使增加国内消费需求的愿望很难实现，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住房货币化的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等，也很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二）加大发行专项建设国债的比重。我国的国债发行，从经济大环境来看，目前虽仍有较大的游刃余地，但从财政本身的承受能力，特别是从已经畸高的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来看，又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和制约，必须慎而为之。一个既能维持一定的发债规模，又有利于减少财政债务压力的办法，就是增加专项建设国债的发行比重。所谓专项建设国债，简而言之，就是将此类国债的发行，以及项目投资、项目经营和还本付息等活动，建立在运用这些国债所形成的资产及其收益上，并最终以（国有）资产转让和经营收益，作为还本付息的财产基础和资金来源。这种做法，能收到刺激经济、减少财政债务负担、提高投资的资本化（资本金）程度、增加国有资产比重和控制力、优化经济和产业产品结构等多重功效。事实上，除了某些所谓“纯公共产品”之外，现有的许多财政性投资对象（如公路、铁路、机场等），都可考虑和试行这种筹投资形式。
（三）加大对企业和民间投资的引导与鼓励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暂时性举措。长远来看，企业和民间投资的活跃才是至关紧要的。在这方面，我国当前也是有很大潜力和政策空间的。比如，充分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经济手段，以充分调动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方面的投入，收到“四两拨千斤”之效。为此，在社会投资来源、银行可贷资金较为充裕的条件下，可考虑在当前有限的国家财政投资中，拿出相当的比重来起这种杠杆或带动作用，肯定能比财政的直接投资、全额投资收到更好更大的效果。又比如，有选择地充分运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税收支出（税收优惠）等手段，以引导和刺激企业的科研开发和技改投资热情。
（四）加大对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支持力度。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方面。前者，主要是创造条件，健全法规，逐步放宽和取消对非国有经济，特别是内资企业在股票、债券发行方面的一些不合理限制，用统一的标准和尺度来选择和确定上市公司、发债企业，消除在这方面存在的所有制歧视及非公平待遇。间接融资上，则应从建立健全为非国有经济服务的金融机构，以及采取措施，提高现有金融机构对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贷款份额这两方面入手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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