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博物馆藏大明通行宝钞品鉴
文／李建文 申永峰
图一 郑州博物馆藏大明通行宝钞之一正面
图二 郑州博物馆藏大明通行宝钞之一背面
大明通行宝钞是明朝政府发行的纸币，始行于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由于滥发等原因，大明通行宝钞行用不久即不断贬值，虽然明朝政府一直试图维护宝钞地位，但并没有得到社会认可。到了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宝钞实际上已退出市场流通，钞法废止不行。
相比金属货币，纸币本身非常易损。大明通行宝钞在市场上的流通时间只有60多年，保存至今的宝钞实物非常罕见，品相完好者尤为难得。郑州博物馆收藏有两张大明通行宝钞，这两张宝钞票面局部虽略有磨损破裂，但总体尚好，具有较高价值，是研究明代历史政治、经济货币的重要资料。
郑州博物馆收藏的这两张大明通行宝钞，面额均为“壹贯”，形制大小基本一致（图一-图四），只是其中一张图文墨色稍浅，应是使用磨损所致。宝钞为竖长方形，纵34厘米，横22.3厘米。钞纸呈青灰色，质地较粗厚，纤维清晰可见。宝钞正面四边之内为墨栏，满幅墨印钞名、钞额、行钞令文及花纹、钱索图案。顶端为一横额，自右而左楷书“大明通行宝钞”，两边各饰云气纹；横额下内外框线之间，四边中部为四爪龙纹图案，四角饰缠枝番莲，纹饰精美，线条清晰流畅；内框以粗线平分为上下两段，上段中间自右而左楷书“壹贯”二字，其下为钱索图案，共有十串铜钱，钱索呈“品”字形排列，上部两串，左下、右下各四串，两两并列；图文两侧分别印有九叠篆文，右侧为“大明宝钞”，左侧为“天下通行”；内框下段为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的楷书行钞令文：“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贰伯（佰）伍拾两/仍给犯人财产/洪武 年 月 日”，宝钞背面下半部中间墨印长方形花栏，为银锭和云纹相间的图案；花栏内是钞额和钱索图案，与正面图文相同。宝钞正面上、下和背面上部各钤一朱文方印，但印文已不太清晰。通过比对传世和出土的大明通行宝钞实物，宝钞正面上部印文当为“大明宝钞之印”，下部为“宝钞提举司印”，宝钞背面上部印文为“印造宝钞局印”。[1]
综上所述，从初始模型，经过3次修正，得到与实际收集数据契合的较优模型：修正模型3，从而检验了“高职院校数学教师核心素养量表”建构效度的适切性和真实性．4个模型的拟合度检验数值对比见表5，修正后量表的题项分布与计分如表6，“高职院校数学教师核心素养量表”项目修编情况一览表见附录3．
据文献资料，大明通行宝钞的设立、发行以及对宝钞制度的保障、维护等，其间颇多曲折。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本打算铸行铜钱，而不是印造宝钞。早在推翻元朝之前，他即在控制区铸行“大中通宝”钱，洪武建元之后，又铸“洪武通宝”。但当时社会凋敝，铜源紧张，很快便发生供应困难，政府从民间的搜刮，引发很多问题。另一方面，铜钱不便携带，周转困难，商贾早已为弊端所累。如此情形之下，“大明通行宝钞”应运而生。
宝钞为民众所弃，早在英宗正统年间已退出市场舞台。有意思的是，至明朝末年，为了增加收入，弥补军费开支等不足，挽救岌岌可危的王朝，重新发行宝钞之声又起。崇祯十七年（1644），户部主事蒋臣力主恢复行钞，说一年造宝钞三千万贯，一贯价一两，就可得银三千万两。于是崇祯帝特设内宝钞局，昼夜督造，募商发卖，但却无一人应征。对此，大臣蒋德璟说，“百姓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纸！”[8]不久，大明王朝即淹没在历史浪潮之中。
师：是呀，文本以第一人称介绍黑脸琵鹭，把黑脸琵鹭当做人来写，拉近了文本与读者的距离，值得借鉴。我们同学们也可以学着他的样子，让你喜欢的小动物开口说话。
图三 郑州博物馆藏大明通行宝钞之二正面
图四 郑州博物馆藏大明通行宝钞之二背面
朱元璋于洪武七年（1374）九月辛未，置宝钞提举司，下设钞纸和印钞二局及宝钞、行用二库。洪武八年（1375）三月辛酉，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宝钞“以桑穰为料，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质青色，外为龙文花栏，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其内上两旁，复为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图钱贯，十串为一贯。其下云：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十五两（笔者注：研究者多认为此数字有误，从存世宝钞令文来看，皆为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若五百文则画钱文为五串，余如其制而递减之。其等凡有六：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听”。[2]
明成祖朱棣时，户部尚书夏元吉提出，钞版使用日久，字迹磨损不清，并且皆是洪武年号，希望趁着改元永乐一并更换新版。明成祖说，“岁版久，当易则易，不可改洪武为永乐，盖朕所遵皆太祖成宪，虽永用洪武可也”。[5]这样一来，大明通行宝钞就一直沿用洪武年号不变，这种情况为其他朝代所罕有。除了中书省印造与户部印造的差异，大明通行宝钞只有版别的不同，而在版式上始终保持原有式样不曾变动。
大明通行宝钞的版面设计中，不仅突出地标明了面值，而且还有对于钞额的“图解”：钞额一贯者则印钱十串，五百文则印钱五串，余如其制而递减，从十文到五十文的五种小额宝钞上，则是直接印有平放的铜钱，十文即印十个，二十文即印二十个，这样的设计可谓明了直观，即使是目不识丁之人也能够准确地辨识钞额，方便使用。
从票面图文布局来看，大明通行宝钞文字精美，图案疏密有致，布局严谨，气度大方。实际上，明代宝钞的形制，主要借鉴承袭了元代纸钞的版式，样貌相差不大，但又经过进一步优化、调整，纹饰、刻工更加细腻，形成了自身的风格[4]。比对元代至元通行宝钞钞版和明代大明通行宝钞钞版（图五-图七），我们能清晰看到它们格局的特点。
最初，大明通行宝钞钞额分为6种，分别是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为了使用上的便利，洪武二十二年（1389）加发小额宝钞，计有十文、二十文、三十文、四十文、五十文5种。文献资料中关于宝钞形制大小的信息，只有钞额一贯的品种，其他并无记载。根据传世、出土宝钞实物和钞版，从票幅上来看以一贯宝钞最大，一般约长32-34、宽22厘米左右，比现今常用的A4纸还要大，它不但是我国古代纸钞中幅面最大的，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票幅最大的纸币。其他钞额的宝钞，票幅尺寸则要小一些。
对照这些记载，可知郑州博物馆收藏的两张大明通行宝钞形制内容与文献记载基本相合，所异在于这两张宝钞的印钞机构为“户部”，而非“中书省”。这种情况是由于明朝政权机构变动所致。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朱元璋以“谋反”之名，诛杀左丞相胡惟庸及其追随者，撤销中书省，将其职权归到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会中书省废，乃以造钞属户部，铸钱属工部，而改宝钞文‘中书省’为‘户部’，与旧钞兼行。”[3]自此之后，大明通行宝钞均由户部印造，新钞与旧钞兼行流通。郑州博物馆收藏的两张大明通行宝钞当印造于洪武十三年（1380）之后，但具体年份已难考论。
纸钞长期流通，对钞纸的强度就有比较高的要求，必须有相当的韧性和耐磨度。大明通行宝钞其纸以桑穰为原料，纸张较厚，较坚韧，但即使这样，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一张纸钞也难以行用长久，新钞发行使用不久，昏烂情况就十分严重。为了应对这种状况，洪武九年设立倒钞法，允许民众以昏烂旧钞换易新钞，政府收取一定的工本费。
从大明通行宝钞上所印行钞令文可以看出，明朝政府为了保障宝钞的正常流通，采取了十分严苛的措施，对伪造者以斩首论处，对检举造假者则奖励丰厚。然而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仍有人铤而走险伪造宝钞，史料记载，因伪造宝钞事败被诛者不在少数。伪钞的存在，也打击了百姓使用纸钞的意愿。
明朝政府规定宝钞一贯相当于铜钱一千文，但行用不久就迅速贬值。据《明史·食货志》等记载，到洪武二十三年，两浙之地钞一贯折钱二百五十文；洪武二十六年时，民更重钱轻钞，钞一贯折钱一百六十文；永乐年间，宝钞贬值更甚，到了英宗正统十三年时，新钞一贯不过值十钱，旧钞仅值一二钱。钞法已经基本崩溃。
图五 上海博物馆藏至元通行宝钞贰贯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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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邬红梅、刁文伟：《江苏江阴出土的大明通行宝钞》，《中国钱币》2005年第4期；王俪阎：《大明通行宝钞考》，《中国钱币》2009年第3期。
本文结合生产实践，将渣中Fe/Si控制在2.1～2.7，Ca/Si控制在0.4～0.85，最终硅酸度K值控制在1.0～1.3。生产实践结果表明：随着顶吹炉操作工专业技术知识不断积累及操作技能不断提升，铅顶吹炉渣型的有效调整和控制达标有利于抛渣含铅的降低。
为了推行宝钞，明朝政府一再申明钞法，下令禁止金银交易。明成祖初年，对违反禁令者以奸恶论；仁宗时，再禁金银布帛交易；宣德初，凡以金银交易及匿货增直者罚钞，交易用银一钱者，罚钞千贯，赃吏受银一两者，追钞万贯，更追免罪钞；英宗十三年，重申禁令，阻钞者追一万贯，全家戍边。虽然三令五申禁止金银易货交易，但大明宝钞的迅速贬值，已发展到无可挽回的程度，甚至不如废纸，人民深恶痛绝。
1974年，在山西省应县木塔第四层释迦牟尼塑像侧墙顶端，发现了一份永乐二十年（1422）“山西等处提刑按察司”发布的布告[6]，内容大意是：洪武年间，钞法流通，不分新旧昏软一般使用，军民买卖十分便当。如今街市上做买卖的，有一些泼皮无籍之徒，不肯接钞，有的是只要新钞，对那些昏软旧钞拒不肯使用，故意阻滞钞法。本布告就是晓谕众人，新旧宝钞，务要一般行使，不许阻滞。敢有公然不行者，一律拿问治罪。首犯依律处死，全家发边充军。对那些因行钞法动辄关闭铺面逃避之人，以及强买强卖哄抬物价之人，都治罪不饶。
李辉在《监狱阴影下的人生》的自序中说道：“我说过我是拙劣的跳舞者，意思是说什么舞都跳得不伦不类，写的传也是同样。文学性与资料性如何结合好，即使在写这一本传时，依然是一个让人头痛的事，看来只要继续写，头会永远痛下去。”[1]可见，李辉当时面临着如何处理传记文学写作中“真实性”与“虚构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一直是其他传记家和批评家争论的焦点。
从这则布告的内容上，可以看出当时钞法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明朝政府企图以严刑竣法强制百姓用钞。大明通行宝钞的没落，不但是旧钞昏烂人们不肯使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其信用缺失、贬值无度，导致人们对它失去了信心。不能兑换的宝钞，实质上成为政府聚敛财富、解决财政问题的手段民众对这种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货币政策的抵制，岂是一则布告所能改变的。
除了禁止金银交易，明朝政府还采取征税收钞的办法，试图阻止宝钞币值的下跌。永乐二年（1404）七月，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建议推行户口食盐法，依户口配给食盐收取盐税。仁宗时增收门摊税。宣德时期，又开征蔬果种植税；塌房、库房、店舍税；驴车、骡车运输税；设置钞关，征收船料等。这些政策对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产生很大不良影响。景泰五年八月，陈嘉猷等上说奏：“军民人等畏惧纳钞艰难，有将铺面关闭不敢买卖者，有将园圃瓜蔬拔弃而平为空地者，有将果木砍伐而减少株树者。……纵使钞法疏通，而民已疲弊不能聊生矣！”[7]其实不但是普通百姓，明朝官吏也因宝钞政策的失败而大受影响。因为自永乐以后，宝钞成为官俸的组成部分，宝钞币值大贬，造成官员实际收入水平的严重下降，很多官员因不堪贫困而贪污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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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百年的岁月沉淀，保存至今的大明通行宝钞实属凤毛麟角。目前存世宝钞一般多为户部印制，而且多是壹贯大钞。中书省发行宝钞仅5年，因而传世稀少。洪武二十二年（1389）增发的小额宝钞，则由于宝钞迅速贬值，很快就被社会淘汰，保存下来的甚为稀少，有些甚至成为孤品。
郑州博物馆收藏的这两张大明通行宝钞，虽非珍罕品种，但票面尚好，信息完整，对于研究宝钞的版别、流通等，具有一定意义。大明通行宝钞作为明代法定货币，当初因为过度贬值成为社会的弃儿，但今天从纸币发展史的角度看，其特点鲜明，独具特色，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
图六 上海博物馆藏大明通行宝钞肆拾文钞版
图七 上海博物馆藏大明通行宝钞叁拾文钞版
㉜M.Sebastiano Erizzo.Discorso sopra le medaglie degli antichi：con la dichi aratione delle monete consulari e delle medaglie degli Imperadori Romani,Venice (Varisco&Paganini),1559;Trattato di messer Sebastiano Erizzo,dell'istrumento et via inventeur de gli antichi,Venice,1554.
为了保证大明通行宝钞的发行，明朝政府依靠国家权力，强制性地将宝钞投放于市场，通过财政支出渠道，用于支付军饷、月盐、官俸以及向民间收购产品等。宝钞发行之初，同时禁止民间金银物货交易，只许向政府换纸钞，违者治罪。百姓可用金、银兑换宝钞，但宝钞不能兑换金、银。这为大明宝钞的推行埋下了巨大隐患。
[2]（清）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五），“钱钞”。
[3]同 [2]。
[4]谭用中：《“大明宝钞”壹贯钞版之研究》，中国钱币学会编《中国钱币论文集》第293-294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
[5]《永乐实录》卷十四。
[6]郑恩准：《应县木塔发现的明永乐二十年大布告》，《文物》1986年第9期。
[7]《景泰实录》卷六十二。
因污水处理场出水水温为50 ℃，而冷却高温废渣平均水温达到30 ℃即可满足要求，炼油厂拟采用增热型吸收式热泵技术对低温热源的热量进行回收，以取代燃煤锅炉为居民供暖。
[8]（清）张廷玉等：《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九。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