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私有经济发展的三种动因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三种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三种动因论的提出及其理论意义
我国改革开放后复生的私有经济，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支柱之一。但是它的复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个正名和上轨道的挣扎过程。我国学术理论界对私有经济存在和发展动因的解释和论证一直不断。归纳起来，我认为主要有三种观点：生产力决定论、混合经济论和市场经济体制决定论。
在商业经济的土壤中孕育和萌生的私有经济，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得到合法的身份。为了给它正名，理论界最早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基本原理，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状况具有低水平、多层次以及发展不平稳性，因而一方面用生产力论批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所有制问题上“一大二公”的错误实践，另一方面指出生产力发展状况还远未达到可以消灭私有经济、实行单一公有制经济的水平，从而在改革初期理论上为体制缝隙中不断萌生和发展的私有经济提供存在的合理性。
用生产力因素来解释和论证我国私有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动因，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基本原理的具体应用。选择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生产力标准，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国盲目地把所有制标准立于生产力标准之上，使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设想，并不是他们所有制理论的最高原则，而是他们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和要求的基本理论的逻辑结论，是从属于这个基本理论的。因此，在所有制形式和所有制实现形式的选择上，生产力是根本标准，这是对待私有经济的基本理论基调和政策态度。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实践看，在体制的缝隙中萌生和发展的私有经济，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看一看”、“补充地位”的经济成分，在实践中不断受到排斥、限制和歧视，但凭借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最终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占据一隅，并日益突显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放眼全球，无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形式，还是我国的私有经济，都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能够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在改革历程中摒弃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单一模式，最终形成了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共存的多元所有制结构。对这样一种实践结果，我国学者借鉴西方国家经济制度的演变模式，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也是一种混合经济，私有经济是建立社会主义混合经济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混合经济论从构造多元化所有制结构的角度，打破了对传统的以公有制经济为唯一形式的单一、僵化、畸形的所有制结构的认识，使私有经济在混合所有制结构中成为“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成分的多元化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基础，如果所有制结构单一，没有多元的市场主体，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市场竞争局面。多元利益主体为自己的利益而展开激烈竞争，促使企业采用新的组织形式、经营管理方式和新的技术，从而推动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从而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市场经济体制决定论从市场经济体制与私有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说明私有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私有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私有经济是一种与市场天然融合的经济成分，它的存在和发展要以市场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条件。由于我国改革选择的是渐进之路，在这个改革过程中，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断松动，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束缚较小的制度“边缘”，孕育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在商品经济的土壤中，农村私有经济和城市个体经济首先得以萌生和发展，成为在制度外成长的一种经济成分。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私有经济自然就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私有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微观基础。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就是要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调节作用。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建立与市场运行机制相适应的产权基础，是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关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共性，要求有特定的微观基础，即产权清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私有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天然主体，具有与市场经济相耦合的产权特征、经营机制和运行机制。私有经济的发展，更充分地发挥了市场机制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调节功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巩固和增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二、三种动因论的理论缺陷及修正
1.生产力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
用生产力因素来解释我国私有经济存在的原因，有其理论科学性。但是，生产力论由于其理论概括的抽象性和一般性，容易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原理的简单滥用和误解，因而使这种动因论失去了其应有的光芒。
在具体生动的历史实践中，生产力并不是简单地在一个点上决定具体的所有制形式，生产力与由其所决定的所有制形式之间有一个弹性空间。有的学者把生产力提供给一定所有制形式的这个水平区域称为“生产力域”，把生产力与所有制间的这种关系称为“生产力域现象”①。笔者认为，生产力不仅在一个区间内决定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生产力与所有制形式之间有时甚至会出现错位现象，使所有制形式与生产力发展之间从表面上似乎没有任何必然的逻辑联系。生产力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之间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区间呢？我认为有以下这些原因：
第一，历史实践的复杂性。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原理，为认识人类社会不同社会形态的发生、发展以及演变更替的一般规律提供了一把钥匙。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② 历史发展的内容往往比理论逻辑丰富得多，人类社会的历史在总体上遵循一般发展规律的同时，不同国家或地区又常常偏离一般规律而呈现出各自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在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中表现出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第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反作用，必然影响到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可以借助政权的力量，迫使一种所有制形式加速消亡，或者承认、维护一种新的所有制形式，使之合法化、稳固化，或者改变、调整一种所有制形式。利用上层建筑的力量，可以在生产力落后基础上超前建立一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也可以在先进生产力基础上保护一种落后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这时，生产力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之间就发生了“错位”。
第三，生产力发展和所有制更替的渐进性。由于人类知识积累和技能积累的渐进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实践中表现为一个由低到高的渐进过程。每一种所有制形式都经历了一个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到基本适应，再到不适应，最后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本身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通过多种实现形式灵活地调节内部的规定性，从而增强自己的生命力。因此，一种性质的所有制形式，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一个量变空间，生产力量变的巨大空间又为不同所有制形式提供了一个共同存在和发展的区间。
理论界还常常把生产力决定论庸俗化为生产力多层次对应论，把私有经济对应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部门行业，这种观点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也十分有害。产生生产力多层次对应论的思想根源在于缺乏对私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地位和作用的正确认识。从总体看，迄今为止对私有经济的定位经过了补充成分、共同发展成分、市场经济重要组成成分三个阶段。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私有经济仅仅定位在国民经济中的拾遗补缺作用或角色，把私有经济局限在生产力较低层次的行业发展。这种理论认识产生了两个直接危害：其一，把私有经济发展局限在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的领域，使私有经济只能小打小闹，企业的生产技术落后、设备简单，私有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绝大部分都属于中小企业。其二，按生产力多层次对应论，当生产力提高后，私有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理论依据将不复存在，于是肯定要产生私有经济向公有经济或各种合作经济过渡的问题。显然，这种认识必定影响私有企业主的投资积极性，从而影响私有企业的长远发展。
2.中西方混合经济不同的路径选择。
尽管中西方经济制度都表现为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并存、计划手段与市场手段兼用的混合经济特征，这是两种市场经济制度的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并不能认为西方社会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没有界限区别了。其实，两种混合经济制度的生成机理、基本特征不同，因而不同经济成分的功能定位有很大的差异。如果认识不到中西方混合经济的差异，只是简单地从中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公私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的角度强调私有经济存在的依据，理论解释就没有意义和说服力。
从西方混合经济的形成过程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混合经济的形成经历了从纯粹的市场调节到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相结合，从单一的私有经济到私有经济和国有经济并存的发展过程。中国混合经济的形成经历了从单一的公有经济向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并存的转变过程，从纯粹的指令性计划调节向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显然，从混合经济的形成过程看，中西方两种混合所有制的生成路径恰恰是相反的。
中西方混合经济特征的最大差异在于，不同经济制度中的公有经济成分和私有经济成分所占比例不同。私有经济是西方混合经济的核心，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公有制或国有经济发展只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补充”，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也不大。中国混合所有制的特征恰好与西方混合经济的特征相反。在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经济占据主体地位，其中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只居非主体地位。
在不同经济成分的功能定位上，西方国家引入公有制或建立国有企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公有经济在中国混合所有制结构中的功能定位比较复杂，不仅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公有经济在我国的功能定位比较泛：其一，保持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必须保证公有制为主体；其二，实现国家战略利益和弥补市场不足；其三，促进社会公平和调控国民经济的运行。因此，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仅大量分布于基础性产业、支柱产业、主导性产业和自然垄断行业，而且还广泛进入一般性竞争行业，从而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私有经济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功能定位和边界十分宽广，凡是私人投资能做到的都放手让私人去做。私有经济不仅分布在一切竞争性领域，而且也进入基础性产业、自然垄断行业以及公共物品行业。而中国私有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其功能定位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起初，私有经济限制在国民经济的“补充”地位，主要集中在饮食、修理、服务、旅店、一般加工等国民经济的边缘发生作用。随着私有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其功能定位和边界也逐渐宽广。但功能定位还不是很明确，由于政策上的限制和私有经济自身的实力还比较弱，私有经济分布的产业领域和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功能还十分有限。
我国应该结合自己的国情，借鉴西方混合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建立起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混合所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一种生态经济，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都是必不可少的。世间万物色彩缤纷，从来都不是单一色调，人类社会的经济关系也错综复杂，更不会简单划一。“经济群体共生态是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上所必需的共有的。”③ 就像大自然中万物生长需要自然生态一样，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生存和发展同样需要经济生态，各种经济成分在经济生态内有主有辅、互补共生，这是客观规律现象。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具有不同的产权特征，由此决定了它们在不同行业或领域中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因而决定了它们不同的经济功能。西方国家混合经济中对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功能定位比较明确和成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已经表现出了混合经济模式的特征，但在各种所有制形式和经济调节手段的职能分工上，还不够明确、科学。特别在所有制形式的职能划分上，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混合所有制结构中，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优劣及其比重，应该做到让生产力标准来检验，让市场竞争来裁定。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那么，应该像自然界物竞天择的原则一样，让市场竞争的力量去决定并自行调节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的比例关系，从而实现所有制结构的优化配置。
3.我国私有经济在市场运行体制中具有逆向成长特征。
在私有产权制度和市场运行机制之间的关系中，我国私有经济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私有产权的成长特征。在西方经济制度中，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与理性经济人假定是制度内生前提，由此决定了社会生产的目标是厂商利润最大化和个人效用最大化，而私有产权制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经济运行基础，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制度是最理想的社会经济制度。因此，经济人行为假设、私有产权制度、市场运行机制三者之间的理论逻辑关系表现为行为假设决定产权制度和运动机制④。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由私有产权制度和市场运行机制共同推动形成的。
我国的改革选择了一条渐进式的道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改革表现为对传统经济制度边际改良式的修正和调整。因此，我国的改革并没有把构建私有产权制度作为市场运行机制的基础。由于私有经济与市场机制有天然的融合性，私有经济的发展虽然客观上有力地推动和加快了市场机制的建立。但是，从改革的本意看，改革的决策者一直努力把公有经济，特别是把国有经济作为构建市场运行机制的产权制度基础。当年的农村改革和城镇就业体制改革，其初衷都不是为了重建私有产权制度和实现向商品经济的转变。但是，这场改革“无意”中为私有经济的重新产生提供了社会经济条件，我国的私有经济，就是在这种边际改良式的制度调整和修正而留出的体制缝隙中得到再生和发展。但由于保持社会主义宪法制度是我国改革的一个基本约束条件，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前提的。虽然在不断摸索的改革中最终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但我国探索的是公有制与市场运行机制兼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市场运行机制的产权基础是公有产权制度。
因此，西方国家的私有产权制度和我国的私有产权制度存在的前提是不一样的。前者是由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或方法论与理性经济人行为假定的价值取向所决定，并且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所证明的私有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基础的理论认识上。在西方经济制度中，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或方法论与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假设、私有产权制度、市场运行机制三者之间有严密的理论逻辑关系。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是由私有产权制度和市场运行机制共同推动的结果。而我国的私有经济是在我国边际改良型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对传统经济制度修正和调整的产物，是在保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内，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实用主义改革中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我国经济制度与私有产权之间的关系，不像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表现为由私有产权决定经济运行机制，从而诱致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变迁，而是表现为对传统经济制度修正和调整的结果，由经济运行机制决定了私有产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经济制度与私有产权之间表现为一种逆向变迁过程。
注释：
① 范恒山：《所有制改革：理论与方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页。
③ 胡培兆：《社会主义国有资本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④ 李文溥：《国有经济优化配置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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