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与当前英国教育改革_英国布莱尔论文

“第三条道路”与当前英国教育改革_英国布莱尔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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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9.21/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03)04-0001-05

1997年5月以布莱尔为首的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获胜,结束了英国保守党连续18年执政的历史。布莱尔一上任就先后在经济模式、福利制度、教育体制等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布莱尔及其领导的英国工党政府试图在新右翼的撒切尔主义和老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中间性的治国方略,并冠名为“第三条道路”。1998年布莱尔正式发表了《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详细阐述了工党的执政思想。“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倡导者、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在1998年又出版《第三条道路》一书,从理论上进一步完善和阐明了工党的新思路。所谓“第三条道路”,是指一套适应当代科技、经济、社会、阶级、环境等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全球性变化的“中间偏左”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哲学,它超越了传统右翼政党信守的自由竞争思想和传统左翼政党主张的国家干预主义,主张建立既强调市场功能又强调政府作用的混合型经济模式,试图在国家与市场、个人与政府、竞争与合作、权利与义务、公平与效率、人类与自然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以实现再现代化、再民主化和经济全球化,适应现代社会的挑战,建设一个强大和充满活力的新英国,建立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新的国际秩序。“第三条道路”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响。

一、“第三条道路”产生的思想渊源

(一)“第三条道路”继承了英国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

20世纪70年代以前,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工党、社会党等,简称“社民党”)普遍奉行具有如下特点的社会民主主义,并取得了较辉煌的成绩:第一,以人权和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政治体制;第二,混合型经济体制;第三,让人们过上人道、尊严的生活;第四,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来应对经济危机;第五,推行平等基础上的社会价值观。这五个特点也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支柱,决定了社民党的纲领、政策。在这五个理论支柱的指导下,社民党普遍实行了国有化、福利制度、国家干预等社会经济政策,对西欧社会的稳定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二战后,英国工党第一次有机会将社会民主主义纲领付诸实施。艾德礼政府不仅成功地对主要经济部门实施了国有化,还实现了充分就业,并在世界上第一个建成了福利国家。艾德礼认为,工党已找到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一种把个人自由与计划经济,把民主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制度”[1](p.114)。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党自身及其政策纲领也暴露出一些内在的矛盾和问题,如党内外围绕国有化、工会权力以及工党与工会的关系等问题分歧很大。

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工党领导人都十分关注工党的现代化问题,以便为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奠定基础。然而,工党的革新直到1994年布莱尔出任工党领袖以后才收到明显的成效。布莱尔认为,为了响应国家对改革的呼唤和顺应民族振兴的愿望,工党应重塑其意识形态。为此,布莱尔亲自主持修改党章,正式放弃了国有化目标,强调公有制只是获得自由和平等的一种手段,主张推行一种充满活力的新型“混合经济”。布莱尔认为,这样做并未背弃社会民主主义和工党的政治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并非限定在某一时期的某种固定的经济理论,而是一套适用于任何时期的价值观和原则。

(二)“第三条道路”从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中吸取了营养和活力

英国是一个自由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19世纪随着产业革命的推进和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自由主义逐渐成为英国政治思想的主流。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垄断阶段,以维护个人自由、限制政府干预权力为理论核心的传统自由主义学说已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也对英国传统的自由党政治冲击较大。传统自由主义面临危机与分裂。当时以霍布豪斯为代表的一批激进思想家认为,传统自由主义概念太狭隘,难以满足社会和经济变革的需要,主张国家采取“积极的自由”。于是,以倡导国家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也称社会自由主义或激进自由主义),适应了工人阶级要求变革、实现社会平等的需要,得到了社会变革力量的广泛理解和积极响应。当时新生的工党作为自由党的同盟积极支持并参与由劳合·乔治所推行的社会变革。后来自由党瓦解,工党取代自由党而成为英国两大主要政党之一,一部分新自由主义者加入了工党阵营。

布莱尔试图继承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激进传统,希望21世纪能够成为激进派的世纪。他还主张建立更加广泛的激进联盟,以取得对工党长期执政的广泛支持。因此,“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由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靠拢和开放。

(三)“第三条道路”深受英国新保守主义的影

英国新保守主义是指以“新自由主义”面目出现的“撒切尔主义”,它无论在具体政策上还是在意识形态方面都对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撒切尔主义”在保守党执政期间所据有的支配性地位,对工党励精图治、进行反思和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工党所推行的种种变革和政策调整正是在“撒切尔主义”这种主导意识形态氛围中进行的。而撒切尔政府对国有化企业的大规模砍杀以及对工会组织的进攻,则直接为工党实现其“现代化”的主要目标铺平了道路。其次,在伦理道德方面,布莱尔关于法律与秩序、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以及家庭价值、青少年犯罪等问题上与“撒切尔主义”的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据此,有人称布莱尔主义为“社会保守主义”。

英国“第三条道路”还广泛借鉴、吸收了国外其他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经验教训,尤其是美国“新民主党人”的理论和实践。如克林顿关于“社区”、“工作福利”的观点及其发展信息技术产业和严惩犯罪等方面的政策主张,在英国工党中也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响。

二、“第三条道路”的主要思想

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是民主社会主义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是知识经济时代西方发达国家一套中间偏左的政治哲学和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第三条道路”的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体制方面,“第三条道路”提倡混合型经济模式。所谓混合型经济模式就是既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又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安东尼·吉登斯认为,与旧的混合经济不同的是,新的混合经济主要不是指在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达成平衡的关系,它指的是实现管制与解除管制、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与非经济方面之间的平衡[2](pp.63-64)。布莱尔则认为,以建立公有制为目标的大规模国有化政策不利于实现经济效率,而自由放任的市场主义又忽视了社会公平,因此既要承认市场在经济运作中的主导作用,又要重视政府调节经济的功能。总之,政府对市场不是起控制、支配的作用,而是要起到一种补充、调剂和润滑的作用,以建立“有活力的社会市场经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在福利国家问题上,吉登斯认为:“没有哪个问题会比福利国家更能泾渭分明地把社会民主党人和新自由主义者区别开来的了。对前者来说,一套发展完善的福利体制是一个公正体面而且人道的社会的基石;而对后者来说,福利制度则是企业的敌人,市民秩序衰败的原因。”[2](p.67)“第三条道路”与这两种看法不同,它扬弃传统左派“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政策,主张实行“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的积极的福利政策;主张福利既是每个人的权利,也要求每个人尽义务,以此鼓励形成自立而不是依赖性的福利政策氛围。

第三,在教育问题上,“第三条道路”将它置于特别优先的地位,把增加教育投入、改革教育体制、提高教育质量作为政府立法的首要目标;明确教育追求的目标是把所有人而不是少数人培养成才,要求改变精英教育的模式;认为21世纪财富的积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应建立在知识及知识应用的基础上,其真正的关键在于教育。因此,较高的教育水平对未来的国际竞争和未来包容性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布莱尔在《第三条道路》一文中强调指出:“教育是急需优先考虑的重点。……有效的新投资推动着学校的根本改革,对那些衰落的学校预定目标并加强干预,从而使未来所有的公民都具备工作需要的基本技能,并使大多数人获得更高的水平。”[2](p.26)这无疑说明了工党新政府对教育的重视。

第四,在社会和社区方面,“第三条道路”声明要通过共同的努力来建立起一个理想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权力、财富和机会是掌握在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手里,权利与义务要相辅而行,人们在团结、容忍与尊重的精神中自由地生活在一起。新工党所采取的许多行动也无不体现出对社区价值的坚定信仰。布莱尔用“社区”概念代替“阶级”概念,用“社区主义”代替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他认为,社区不只是地理概念,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现了新型公民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社区中,既可以发挥个人的自由,又可因集体行动而增加个人的机会;同时既可避免在自由主义中个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又可避免在国家主义之下个人的选择和发挥受到抑制。因此,增加社区功能成了建立“参与制社会”的最佳途径。

三、“第三条道路”对当前英国教育改革的影响

由上可知,“第三条道路”的基本内涵是社会公正、义务、责任、协调和社区。布莱尔首相也把这几个方面作为包括教育改革在内的整个社会改革的基本理念。1997年5月工党新政府上台之后就将教育列为最优先考虑的工作。同年7月发表的第一份教育白皮书《追求卓越的学校教育》(Excellence in Schools),成为工党政府制定教育政策的主要依据。“白皮书”指出,英国教育的主要问题在于两极分化现象比较突出,虽然英国一流的学校和学生完全可以与任何西文国家相媲美,但一般学生的学业成绩却不尽如人意。因此,“白皮书”为工党政府所设定的目标是为所有人提供均等的教育机会并提高教育标准。“白皮书”中规定:在2002年来临之前,工党政府要致力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成就标准,尤其是初等教育阶段的读写算能力;为了克服经济与社会的不利因素,实现教育机会均等,政府要尽力负责消除处于不利地位学生的学习成就偏低的状况;为了提高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能力,政府应注重开发每个人的潜能,注重知识经济时代中的人力投资[3]。

在“第三条道路”指导下的教育改革范围极其广泛,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提高基础教育的标准

基础教育改革是布莱尔政府教育改革的重点。多年来,英国基础教育投资不足,教师收偏低,师资短缺,质量下降。据英国教育部门统计,1998年在参加水平测试的11岁小学生中,主干课程英语、数学和科学的达标率分别只有57%、62%和60%;14岁年龄组学生的考试成绩虽然有所提高,但也只有60%的达标率[1](p.141)。为了提高基础教育的标准,工党新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涉及基础教育改革的政策。

首先,大规模增加教育投入。根据1998年7月公布的开支计划,教育部门将得到190亿英磅的额外投资,其中1999年为30亿英磅,2000年为60亿英磅,2001年则达到100亿英磅。

其次,加强基础学科的教学。具体内容包括:1)加强对教育质量的监测和评估。英国教育与就业部规定,文法学校必须要使90%的毕业生在GCSE(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中,至少有5门课程得到最高等次。否则,地方教育当局有权通过学生家长表决的形式,决定该校的前途和命运;2)改革课程设置,即提高主干课程的要求,放宽历史、地理、艺术和音乐等基础课程的尺度。开展“回到基本技能”的活动,规定学生每天至少要有2个小时用于读写算的训练;3)加强中小学德育。在5-7岁的学生中灌输基本的公民意识及培育他们爱护大自然的性格,高年级学生将集中接受涉及人际关系、性、毒品以及民主理论等方面的常识;4)加强校外辅导。1998年4月,工党政府首次向学校和家长颁了有关家庭作业的指导原则,规定学生每天晚上用于作业的时间视年龄大小在20分钟至2.5小时不等。政府还决定拨款建立学习辅导中心,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儿童完成家庭作业。通过以上措施,政府希望到2002年时,英语和数学达标的比例分别提高到80%和75%。

第三,加强特色教育。目前英国共有569所具有专业教育性质的特色学校。这类学校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侧重某一学科领域知识的学习和技能训练,如技术、语言、体育、艺术等。1997年10月,英国政府宣布实施特色学校行动计划,预计到2004年9月底使全英国的特色学校达到1000所。英国教育主管部门认为,特色教育可促进传统的综合教育的现代化,它有利于学校发挥自己的优势,以课程中的某一领域为重点,使得学校得到生机勃勃的发展,从而使全体学生受益。这对提高中学的教育质量、促进中学教育的长足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此外,政府还致力于提高教师素质和改善教学条件。如教师的工资待遇与教学质量挂钩,不称职的教师要被解雇,选拔校长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和检查;实施学校电子函件计划,5年内使英国所有中小学联网等。

(二)推行“教育行动区”(Education Action Zone)计划

教育行动区计划是工党政府自1997年执政后在教育上采取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旨在通过管理权的招标吸引教育以外的社会力量参与教育薄弱地区学校的管理和运作,从而为薄弱学校带来新的管理思路、经验和资金,迅速扭转这类学校的办学质量。

教育行动区一般设在因学生学业成绩低下而需要特别支持的城镇和乡村地区。在这些地区,原以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为主导的管理体制已无法扭转学校的不良状况。为了提高这些地区学校的教育质量,政府允许社会各界特别是私营工商企业提出申请,在学生学业表现欠佳的教育薄弱地区成立教育行动区,接管所属的公立学校。教育行动区将享受政府制定的一系列优惠政策:1)在课程方面,教育行动区加盟学校可以和私立学校一样不受国家统一课程的束缚,可以自主设计课程,以适应当地的需要;2)在人事方面,教育行动区可以不受现行的全国性教师聘任条例的约束,通过提供更加优厚的待遇吸引优秀的管理人员担任行动区学校的校长,并招聘更多的优秀教师充实教学第一线,以增强加盟学校的师资力量;3)在资源方面,政府鼓励各教育行动区采取措施实现加盟学校在校舍、图书和设备等方面的资源共享;4)在经费方面,政府将在日常预算之外每年向每个教育行动区提供25万英镑的追加拨款,并希望行动区每年也能从工商界筹集数目相等的配套资金。1998年6月和1999年11月,政府先后公布了两批教育行动区名单,总数达66个,地域遍布英格兰全境[4]。

尽管政府预计教育行动区计划的实施将为学校教育带来新的技能、经验、资金和工作方法,从而导致行动区内薄弱学校教育质量的改善和提高,然而英国有关各方对教育行动区计划褒贬不一。地方政府指责它将损害教育的未来和稳定,导致教育制度的私有化;自由民主党教育事务发言人也对由私营企业经营学校深感不安,认为如果没有地方教育当局的有效参与,教育行动区计划是不会成功的;教师们对教育行动区的反应比较谨慎;还有人担心一些公司急功近利,不能实现事先的承诺[5]。

(三)重视教育培训和倡导终生学习

工党新政府把教育培训和终生学习作为首要的工作重点。1998年2月,英国教育与就业部发表了《学习的时代》(the Learning Age)绿皮书,认为未来是一个“学习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学习机会应向所有人、在其人生的任何阶段、以多种方式提供,而不仅仅意味着在学校学习。“绿皮书”描述了提供终生学习机会的途径,如广播媒体、国际互联网、公共图书馆和公司内的自学中心等。同时,它宣布了两项主要计划:工业大学(the Industrial University)和个人学习帐号(the individual learning accounts)。工业大学是一所通过网络向人们提供职业和专业学习机会的“虚拟大学”,个人学习帐号是为成人培训提供资金保障的一种方式。

在“绿皮书”的基础上,工党政府又于1999年发表《16岁后的教育:学会成功》(Post 16:Learning to Succeed)白皮书,旨在建设一种新的学习文化,以加强国家竞争和个人发展的基础,鼓励创新,造就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白皮书”建议成立英格兰学习与技能委员会,负责提供和资助所有16岁后的教育培训(高等教育除外);与地方教育当局建立伙伴关系,共同开发成人和社区学习计划;向成人提供学习信息、建议和指导;与16岁前的教育部门进行合作,以确保整个14-19岁教育的连续性。学习与技能委员会将取代现有的继续教育资助委员会、全国教育培训目标咨询委员会和培训与企业委员会的职能,取消不必要的官僚机构,简化新体制的办事程序,使资金更易于运用到学习者身上。新体制将坚持机会均等的原则,以满足那些在劳动力市场处境不利的人们的需要。此外,“白皮书”还强调,要加强对13-19岁青少年的职业指导和咨询,给成人提供各种终身教育的机会;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职工的终身教育,以增强其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四)重视高等教育在发展知识经济中的作用

1998年12月,英国政府发表《我们竞争的未来:建设知识经济》白皮书,提出了今后10年英国产业发展的总体思路与要求,明确提出建设知识经济的任务与目标,并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赋予重任。

“白皮书”强调,在当今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不能用老办法来竞争。资金在流动,技术快速传播,产品可以在低成本的国家制造后销往发达国家市场。英国的商业必须具备其竞争对手无法匹敌或模仿的能力。这些独特的能力不在于原材料、土地和对廉价劳动力的拥有,而必须是知识、技能和创造力等等,只有创造一个完全由知识推动的经济,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取得成功。“白皮书”进一步指出,加强科学基础、提高劳动力大军的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是建设知识经济的关键问题。

“白皮书”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知识经济中的作用摆在了显著的地位。它指出,要使科学从根本上商业化,走向市场,实现科研和产业的融通和互动共进,大学要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鼓励和扶持大学同产业界的结合,“白皮书”公布了英国政府将实施的若干措施:1)设立“高等教育延伸基金”,由英国贸易与工业部、教育与就业部和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共同管理,主要目的是鼓励和支持大学同产业界合作,促进知识转化,使其和教学、科研一起成为大学的三大任务。同时,该基金也将用于加强大学生的就业预备教育,如支持学生取得就业所需的劳动技能、工作经验,开设相关的职业课程等。1999-2000年度,该基金为大学拨款1000万英镑,以后每年将达2000万英镑;2)扩大“教学公司计划”的规模。教学公司计划的主要任务是使学者们到公司从事实际工作,进行创意开发,时间可长达2年。规模扩大后,增加的资金将使大约200个子项目得以实施;3)建立全国性的“法拉第伙伴”联络网,其主旨也是促进大学与产业界的联系。

总之,工党新政府在教育改革上同样体现了一种“融合”的特色。可以说,这种“融合”也是在寻求英国教育上的“第三条道路”,即一种在传统左派和新右派的教育改革之间的“平衡”,如追求优异与教育平等之间、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平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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