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文化总论（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满族论文,总论论文,之二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满族文学的成就非常突出，这在过去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实际上清代文学的繁荣兴盛与满族文化乃至文学的崛起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元、明时期，文学曾出现凋敝的局面，而入清之后，则迅速发展。清代帝王虽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文学，但是他们兴办教育，开科取士，编纂图书，重用文人等等措施，以及他们自己大量地创作诗文作品，都对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和导向的作用。同时满族许多有地位的人士也非常重视文学，如康熙朝的纳兰性德和曹寅就是清代著名的诗词大家，他们还联络了一批著名的汉族文学家，掀起了诗词创作的高潮。一直到晚清，满族崇尚文学的风气都没有改变。除帝王、宗室中喜爱文学的风气异常浓烈之外，满族文武官吏、布衣清士乃至妇女之中，都有诗文家出现，文学创作几乎成为满族的一种普遍的文化活动。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甚至成为清代文学史上登峰造极的人物，如以词冠绝一代的纳兰性德，将中国古典小说推向高峰的曹雪芹即无人能比。其他如岳端、曹寅、铁保、麟庆、顾太清（西林春）、文康、斌良、承龄等等，也都是文坛上的名家。满族文人创作的作品数量，至今无法进行精确统计，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不为过分。满人辑录的八旗诗文总集数量也很多，如《宸襟集》、《宸萼集》、《白山诗钞》、《白山诗介》、《熙朝雅颂集》、《梓里文存》、《八旗文经》、《白山词介》等等皆是。其中《熙朝雅颂集》共134卷，收嘉庆朝以前去世的八旗诗人五百多位， 诗歌六千余首，可谓蔚蔚大观。另外在《八旗通志》、《晚清籍诗汇》、《国朝诗人征略》、《八旗艺文编目》、《清史稿》等等书中也辑录了大量的满族作家与作品，满族文学的成就与影响可说是非常之大。
满族文学的成就和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 ）满族人以极大的热情促进了中国文学中兴时代的到来，满族人普遍喜爱文学和进行文学创作，使文学成为清代文化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成为交往和自娱的方式，也成为积极反映现实的手段，而清代提倡文化的一系列措施和政策，为文学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有人说清代为集前代文学大成的时代，有充足的理由，而这种局面的形成，不能不说与满族入关之后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有直接关系。（2 ）充实了满族文化的内涵并提高了其水平。清代满文学所达到的水平和规模，即便是其先人所建立的“渤海”和“金”也望尘莫及，而与汉族文学之水平几至相等，这不能不说是满族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发展与创造。这种发展速度相当惊人，他们几乎是在一张白纸上描绘出灿烂的图画的，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满族文化良好的包容性和善于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性格。（3 ）充分反映了满族文学的特色。满族文学尤其是作家文学，因用汉文写作，有人不承认其为满族文学，此论过于武断。文学创作与作家的心理意识、政治经济地位、民族文化因素、民族性格等等有直接关系，而这一切清代满族与汉族绝不相同，他们表达的“性惰”乃是满族的性惰，故在内容和感情上同汉人有所差别。他们对故乡和祖先业绩的热情歌颂，对民族传统的强烈追求，都是汉人文学作品所不具备的。和邦额的小说《夜谈随录》和文康的小说《儿女英雄传》中对满人思想、情趣、习俗的描写，任何一种汉人小说都无法将其取代，它们只能出自满人笔下，不是一种偶然。（4）满族人进行文学创作增进了与其他民族， 特别是汉族的融洽关系。满人学习文学多从师于汉人，进行写作也多与汉人交友，这种现象在满人中比比皆是，其中以纳兰性德、岳端和曹寅最有代表性。他们交往由文学引起，波及到文化的许多方面，甚而影响到思想、性格和感情。纳兰性德曾应汉族至交顾贞观之请，救回被遣戍黑龙江二十多年的诗人吴兆骞，此事在汉人中广泛传播，成为满、汉交往的千古佳话，这种情况在满、汉之间不乏其例、从而促进了满、汉文化的广泛深入交流。
满族民间文学的内容也很丰富，并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从目前搜集到的资料看，满族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歌谣等等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其内容多是表现满族的历史与现实生活、民族心理、道德观念、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等，是一幅丰富多彩的满族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三仙女的传说》其内容和社会作用、民族特点在前面已经做了介绍。《三仙女的传说》最早的故事原型用满文记载于《满文老档》之中，《尼山萨满》也是用满文记录的一部作品，它详细地描写了一个满族萨满——尼山萨满的法力和她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生活。在满族民间文学中，它所具有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语言价值、民俗价值和萨满教的研究价值都非常高。同时，《尼山萨满》是一种说唱结合的文学形式，在“说”的过程中插入了十几段萨满神歌，这一方面说明萨满文化对满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则说明满族演唱戏曲的形成发展自有渊源。满族有自己的戏剧——朱春戏，后来又产生了八角鼓、子弟书。乃至满族秧歌。尽管满族戏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但是沿着满族文化发展的这个脉络却依然非常清晰。
满族艺术的发展也非常迅速。满族歌舞、音乐在他们的先世时期已经有了相当突出的民族风格，入关之后则更加规范化，如著名的莽式舞和庆隆舞就是具有代表性的满族舞蹈。这种舞蹈从民间进入宫廷，其舞式、服饰、音乐以及表现的内容和情绪，一直保留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而在满族秧歌中，也时时能够看到满族舞蹈和萨满舞蹈的动作。
满族的书法和绘画是满族艺术的瑰宝。清代满族的书法家难以胜数，仅《皇清书史》一书中就收录了很多。他们中的一些书法家对清代的书法界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康熙、雍正、乾隆无不以书法著称于世，永瑆、铁保的书法也广受赞誉，其他如音布的狂草，那彦成、英和的楷书，武隆阿的擘窠大字，锡缜的四体书，玉辂的小真书，都名倾一时。另外清代还出现了满文书法，额尔德尼、达海等人书写的《满文老档》可以算作是最早的满文书法，入关后麻虎的满文书法已经相当有名。在这一阶段满文匾额、满文楹联、满文碑铭、满文印鉴，甚至满文条幅纷纷出现，满文书法已经成为一门艺术，它的出现丰富了满族文化的内涵。在绘画方面成就也很突出，《八旗画录》中，记载了大量的八旗画家，其中被康熙称为“画状元”的唐岱和开指头画派的高其佩，是清代非常重要也非常有名的代表人物。
自现、当代以来，满族文化并没有停止发展，它随着历史的前进和满族的进步，越来越丰富多彩。从总体上看来，在这一阶段中满族文化在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
满族对于戏剧的贡献非常大。在京剧改革上有颇负胜名的汪笑侬，在表演方面则有名倾一代的黄润甫、陈德霖、龚云甫、钱金福、赵静尘、金仲仁、金少山、程砚秋、李万春、关肃霜等等，他们在京剧舞台上各成一派，推动了京剧的发展。另外如粤曲中的郎筠玉、关楚梅，也都是极有声望的表演艺术家。在曲艺方面也不乏曲坛的著名人物，像评书中的双厚坪、品正三、连阔如、刘兰芳。莲花落中的赵星垣，梅花大鼓中的金万昌，单弦中的荣剑尘、常澍田，八角鼓中的谢黄芝，相声中的候宝林、常宝堃，北京琴书中的关学曾，都是本行当中出类拨萃的表演艺术家。作曲家则以雷振邦、晨耕、傅晶最为出色。舞蹈和音乐则以贾作光、胡松华最为有名。满族的书法与绘画在中国书画界占有重要的地位。如中国画中的溥伒、溥儒，于非闇，关广志、关松房、胡絜青、关和璋、关山月、溥佺、傅佐。书法中的启功、溥杰、金禹民、关阔、布尼阿林、关东升，也都极享盛名。在工艺美术方面有著名的绢花大师金玉林和人称“面人郎”的郎绍安。文学是满族展示才能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这方面涌现出了中国乃至世界的著名作家老舍，其他像端木蕻良、王度庐、儒丐、舒群，都能以自己独特的文笔享誉中外。
在老一代文学艺术家取得的成就基础上，近几十年来一大批满族中青年文学艺术家正在成长起来，他们不仅为满族文化也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社会科学方面，满族中有著名的语言学家罗常培，女真文专家金光平、金启孮父子，满文专家穆晔骏，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姜书阁、吴晓铃、关德栋、华忱之、安旗，经济学专家关梦觉、关淑庄。在自然科学方面，有著名的生物学家秉志，著名的医学家白希清、吴英凯，药学家童村，建筑学专家童隽。昆虫学家陈永林，职业病学专家吴执中，林业水土专家关君蔚等等。另外，在航空、冶炼、机械、电气自控、电子、化工、仪器仪表等等许多领域中，都涌现出一批卓有成绩的满族科学家，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贡献了力量。
近些年来，随着民族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满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了迅速的发展。自1985年以来，相继在辽宁省、吉林省和河北省建立了十三个满族自治县，满族自治县的建立为满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满族中、小学在一些自治县中相继建立，满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如“珍珠球”、“赛威呼”也得到广泛开展，以满族生活为内容的歌舞曲艺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满族的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满族重要的文物古迹受到保护，如关外三都和关外三陵，都是国家级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关满族的重要的档案资料和文史古籍被有计划地整理出版，像极为重要的档册《满文老档》和文学古籍《熙朝雅颂集》、《八旗文经》都已整理刊行。对满族文化的科学研究也受到广泛重视，近十年来的科研成果超过了以往年代的总和，出版了一百多种专著和千余篇论文，各个满族自治县也都编写出版了各自的满族自治县概况。全国各地还相继出版了《满族研究》、《满语研究》、《满族文学研究》、《满族文学》、《满学研究》等期刊，台湾也出版了期刊《满族文化》。近十年来在电影电视和小说诗歌等方面，出现了一批以满族历史与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显示出满族文化旺盛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
满族文化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满族文化始终处于相对的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是满族文化丰富繁荣的一种表现，如果我们按照满族文化发展的轨迹摸索，就会发现满族所建筑的这座文化殿堂具有那么动人的魁力，它的绚丽多彩正在于它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吸取了其他民族文化的不同色调，因而也就变得更加雄伟壮观，满族文化的明天将会更加灿烂辉煌。
三 满族对统一的多民族祖国的贡献
满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也是一个善于学习、勇于进取的民族，她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统一的多民族祖国的发展、繁荣和强盛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满族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贡献有这样几个方面：
1.实现并巩固了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大统一。满族崛起之后，以清代明，建都北京，开始了实现和巩固中国大统一局面的行动。从顺治朝至康熙朝，全国统一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又经雍正、乾隆两朝的努力，统一的局面更加稳固，出现了史书上所说的“康乾盛世”。在这一个时期中，先后平定了“三藩之乱”，平息了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噶尔丹策零和阿睦尔撒纳引起的战乱，收服了台湾和南海诸岛。另外，还平息了新疆、青海、西藏以及西南地区上层贵族引起的战乱，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各地的控制。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政治局势逐渐稳定，经济和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比较少见的兴盛时期，也成为当时世界上一个强盛的东方大国。而且我们今天社会主义中国的版图，就是在清代奠定的。
2.促进了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部民族关系的良好发展。在封建时期，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是存在的，这在清代以前的任何朝代都是如此，但是清代的满族却为民族关系的融洽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清朝是由满族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在对待其他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治理上，实行了一套与以往朝代不同的政策和方法。从总体上看其策略是重视各民族的不同特点，实行了适合各民族的“因俗而治”的方针。如在行政制度上，对蒙古族实行盟旗制度，对新疆维吾尔等民族实行伯克制度，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土司制度，对西藏则保持政教合一制度，对汉族居住地区实行的是府县制度，这些不同的制度都与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情况和民族传统相适应。同时在实行这些制度的过程中，还通过本地区的上层人物来治理，这样就减少了民族矛盾。另外中央政府也派出官员（主要是满族官员）驻各地监督管辖，以维护中央政权的权力。如设有西藏办事大臣、西宁办事大臣、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科布多参赞大臣、阿尔泰乌里洋海散秩大臣等等，在新疆设官缺较多，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协力大臣、领队大臣乘分布于各地，名额有20人之多。这些官员除了管理的任务之外，也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联络纽带。这样两种方法的结合，对多民族国家起到了稳定作用，也改善了民族关系。在思想文化上，基本上也是实行“因俗而治”的方针。如尊重西藏和蒙古的喇嘛教，尊重新疆民族的伊斯兰教，推行汉族的儒家文化等等，并在承德修建“外八庙”，且仿照西藏、新疆、五台山之名刹建筑，同时增修曲阜孔子庙，并经常派官员前去祭奠，皇帝本人也曾多次亲往“行二跪六拜”之礼。
在处理与蒙古和汉族的关系上，花费了很大的气力。满族很重视与蒙古族的关系，皇太极时期即设立了理藩院，专门处理蒙古各种事情。另外还加强与蒙古的联姻，给予蒙古种种优厚的待遇，因此满、蒙关系一直处于良好的状态。在清代的民族关系中，满、汉的关系始终处于重要地位。清初满、汉矛盾非常尖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清政府不仅积极推行儒家文化，而且鼓励满人学习汉族文化，并实行开科取士制度，广泛任用汉人为官，使满、汉文化相互靠近。至于“满汉一体”的口号，尽管不能得到彻底的实行，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两个民族的矛盾。因此自康熙以来满、汉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比较正常的发展之中。
在这种形势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更加密切，民族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增加，从而增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加强了民族团结。这种情况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各个民族发展的同时，促进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长。
3.打击外国的侵略，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在清代外国殖民者多次侵略中国领土，成为中国的一大祸患，清政府曾多次派兵打击侵略者，其中以黑龙江地区的雅克萨之战最为有名。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满族将领黑龙江将军萨布素、都统彭春奉命率八旗将士攻击沙俄侵占的雅克萨城，大战告捷，阻止了沙俄进一步侵略中国领土的野心。乾隆年间，英国殖民者支持廓尔喀入侵西藏，满族将领大将军福康安率八旗兵入藏，驱逐了入侵的廓尔喀军队，维护了西藏的和平安定和祖国边疆的稳固局势。在这类战争中，往往都是以满族为主体的八旗军队作为主力的，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维护了国家主权。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没有能够战胜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侵略，但是众多的八旗将士都能够奋勇抵抗，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惜牺牲为国捐躯，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英雄业绩。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镇江战役，八旗将士就用中华民族的勇敢和锐气进行了殊死奋战，八旗将士的英勇表现受到了恩格斯的高度评价，八旗将士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筑成了一座令人敬仰的民族精神的丰碑。
在抗日战争时期，众多的满族志士参加到抗日的行列中来，其中著名的抗日英雄有东北民众抗日自卫军将领唐聚五、李春润，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将领邓铁梅，东北抗日联军中的王光宇、张兰生、陈翰章、关化新、伊俊山。另外还有吴克仁、常恩多、杨靖远、白志文、万毅、郭维城等人。在抗日战争中，关向应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曾任八路军120师政委，后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总之， 满族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同全国人民一起积极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4.实行较为开明的经济政策，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清初政治局势稍微稳定之后，便实行了开荒、开矿和解除禁海令的经济政策，使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的条件。鼓励开荒的结果是使耕地亩数增加，清朝纳税地亩的数字从顺治至乾隆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记载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的纳粮地亩为5,492,577顷， 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为6,078,429顷，雍正二年（公元1742年）为7,236,429顷，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76年）为77,807,156顷。从东北的旗地情况看也在不断扩大，如顺治末年盛京旗总计442,097日， 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993年）盛京旗地总数为1,167,544日5 亩，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盛京旗地总数为2,367,806日4亩。仅从以上数字就可以看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是非常迅速的，以至于到了乾隆末年全国人口总数已达3亿之多，较康熙年间增加15倍。
清代开矿得到了有限制的批准，各地煤矿、铜矿、铁矿相继开采，康熙初年全国仅有5处矿厂，至乾隆末年已发展到300多个。象铜矿，大的矿厂有七、八万人，小的也有万人，规模已不算小。禁海令的解除，使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当时主要是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贸易，出海的商船逐渐增加，商业随之繁荣起来。
5.在科学和文学艺术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丰富繁荣了中国的文化。清代比较重视中、外科学技术，比如天文历法、算学、水利、建筑、冶炼、医药在清代都有所发展，其中很多成就是满族人取得的。如天文历法就受到康熙的高度重视，他不但认真地学习西方天文历法的学问，而且坚定地推行新历，他在设置的钦天监中培养了一批满族天文历法人才。另外他在算学、测绘、水利、农学等方面也都有较深的研究。清代旗人撰写了一批科学著作，如在水利方面汉军靳辅著有《治河方略》、汉军傅洪泽著有《行水金鉴》；在医药方面汉军年希尧著有《本草类方》、满洲克奇唐阿著有《厚德堂集验方萃编》、满洲庆恕著有《医学摘粹五种》；在建筑方面满洲允礼、允禄等著有《工程做法》、《内庭工程做法》，满洲载垣著有《工程备要》；农学方面康熙著有《御制耕织图》；算学方面满洲博启著有《句股形内容三事和较》、满洲瑞诰有《筹算浅说》、汉军马雄著有《汇草辨疑》、汉军年希尧著有《视学精蕴》、《测算刀圭》；陶瓷方面内务府唐英著有《窑器肄考》。
在文学艺术方面满族的成就和贡献更大。清代满族统治者对文学艺术非常喜爱，相继下令整理刊刻了许多大型文学艺术类图书，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的保存流传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如《历律渊源》、《佩文斋书画谱》、《广群芳谱》、《渊鉴类函》、《佩文韵府》、《全唐诗》、《历代赋汇》、《历代诗余》、《钦定词谱》、《钦定曲谱》等等，都是规模宏大的图书，尤其以《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最称钜制，这些图书的挖掘、整理和总结，显示出了满族人的远见卓识，至今仍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的宝库。
满族人除了文学艺术方面做了一些总结性的工作之外，还做了大量的创造性工作。自清代以来，满族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不可胜数，他们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在诗词文赋、书法绘画等等方面都出现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人物。像岳端、盛昱的诗歌，纳兰性德、顾太清（西林春）的词作，曹雪芹、文康的小说，高其佩、唐岱的绘画，永瑆、铁保的书法，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
进入现、当代以来，满族的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的发展依旧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举凡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教育、文学和艺术创作、戏剧曲艺、音乐舞蹈、工艺美术等等方面，无不具有成就卓越的人物，掀起了满族文化发展的新高潮。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满族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又一次焕发出了令世人瞩目的青春活力。
四 正确认识满族历史文化的发展演变
满族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发展历史有些不同，她曾经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这个阶段曾出现非常兴盛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较前代有所发展。同时在这个封建王朝的晚期，又出现了至今令中华民族感到耻辱的局面，这个历史的责任理应由满族执政者来承担，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遗憾的是在辛亥革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些人将这历史的责任算到了整个满族的身上，这可以说是对满族的一种误会，这种误会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说到清朝的时候往往用“满清”这个词来代替，“满”就是“满”，“清”就是“清”，本来没有本质上的联系，如果说有关系的话，那仅仅是清代的最高统治者是满族人而已。尽管如此， “满清”这个词仍然一直比较流行， 以至到了1956年国务院不得不下通知禁止使用“满清”这个词。
对满族的另一种误会是近些年的事情。在有些人看来，满族在今天已经不再具有民族特点了，他们所有的特征至今“只剩下了一件旗袍”。的确，在今天社会中的满族中满语不再通用，传统风俗也逐渐淡化，甚至命名也采用了汉族的形式，但是这都不足以说明满族已经消亡，或者说被汉族同化了。如果这样认识，那么就未免将民族产生发展乃至消亡的历程看得太简单化了。我们应该认识到，民族特征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它发生之日起就从来没有停止过，随着历史的进步，环境的变迁，条件的变化，民族特征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发生变化，在历史上形成的某些民族特征在今天就可能减弱、消失或增加新的内容。这种变化是正常的，符合民族发展规律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在历史发展了的情况下永远保持原貌，或永久地一成不变地保存最初形成的那些特征。满族是这样，汉族也是这样，一切民族都是这样。就拿汉族来说，在现代文明的影响下，现代意识的成份已很浓厚，同以往传统的民族意识已不等同，从生活习惯到理想追求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且还在继续发生变化，许多传统的民族特征也在改变形式或增加新的内容，这几乎是人人都能感觉到的现实。举两个小例子，如现在庆祝生日很多人已经不再大摆宴席，而采用了欧洲买生日蛋糕、唱生日歌、吹蜡烛的方式，而“吹蜡烛”原是汉族最忌讳的“吹灯拔蜡”，现在也欣然接受了。再如结婚，虽仍然大宴宾客，但新郎却要穿西服，新娘则要穿婚纱，而且婚纱多是白色，这与汉族崇尚红色也相违悖，但也正是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就拿旗袍来说，也不是原始形式的样式，并且不仅是满族而且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服装了，因而把民族形成时期的特征作为衡量一个民族在今天是否存在的唯一固定的标准，显然过于僵化。那么看一个民族是否存在也就不能采用固定的模式，在众多标准和条件中最重要最基本的还是其民族心理素质以及其表现出的民族自我意识的有无。从满族来看，他们的民族特征虽然与民族形成初期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样特征是从其传统特征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与之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而且在这些特征中仍然保留着传统特征的因素。比如满人的命名方式乍看起来与汉人相同，其实不然。金姓的满族人一定是爱新觉罗氏，而关姓的满族人则一定是瓜尔佳氏，其他姓氏的满族人也都能从自己的汉姓中找出自己的满族姓氏来，进而了解自己家族的发展演变情况，通过家谱和口传的方式留给自己的后人。这种情况一方面表现了满族变化了的民族特征，一方面表现了其民族自我意识的强烈存在。也许正是这些原因在起作用，所以满族人才能从1953年的241万猛增到1990年的982万。仅仅用这一个事实来证明，就可以说满族“只剩下了一件旗袍”的看法的荒谬。
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关系也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满族（满洲）这个称谓自1635年出现至今，仅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在这短短的三百多年中，满族从一个原与汉族有巨大文化差距的民族，一跃而成为与汉族水平相等的民族，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故而有人武断地将这种现象归结为满族的“汉化”。
实事求是讲，满族文化的迅速发展受到了两种主要因素的制约，一种是其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一种是汉民族（也有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这两种因素就同时存在，对满族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甚至难分主次。如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喜读汉书，崇尚关羽，并用儒家思想教育族人，从这个时代起便开始了对汉族文化的广泛吸取。与此同时，他们也异常重视坚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定族名为“满洲”，改国号为“大清”，创制满文，强调“国语骑射”，沿习传统的民族风俗等等，都是强化本民族文化的重大措施，而且一直到清末都被提倡，八旗制度则成为保持满族文化传统的重要保障。
满族入关之后，对满族传统文化的坚持仍然没有放松，但是出于政治、经济方面的需要，也由于能够更加广泛地接触到汉族文化，对汉族文化吸取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加强，这在思想道德、文学艺术、生活习惯等等方面都有所表现。不过满族在吸取汉族文化的时候并不是毫无目的原封不动的照搬，而是在有选择性的基础上给予改造。比如康熙出于政治思想统治的需要就抬出了在明代已走到末路的程朱理学，要求人们以此为思想规范，以达到忠君亲上的目的，这种选择和这个目的都是为维护其统治的稳定服务的。同时又对理学提出了符合其统治目的的解释，以纠正汉人对理学的认识和理解。康熙在理学兴起之后对道学家们高谈阔论而不付诸于行动深表不满，他认为“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背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此即真理学也”。在这段话中提出的推崇理学的目的和对学习理学的要求，对以后理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人们对理学有了新的认识。实际上康熙对理学的认识和主张，已经不完全与程朱理学相同了。在以后的一百余年间，以程朱理学为主的经学占据着正统地位，诸子之学则被轻视。嘉庆就曾说过“经学为学问根柢，自应悉心研讨。至诸子百家，不过供文人涉猎，已属艺余”这样的话。程朱理学主要宣扬的是三纲五常的修身之道，诸子百家的思想则比较活跃，把理学摆在官方正学的位置，是他们一种自觉的选择和需要，理学的重新兴起对汉族文化思想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再如在文学方面出现了许多满族文学家，他们用汉文写作，表达的却是满人的思想情感。满人文康写的小说《儿女英雄传》，与汉人小说有明显的差异，他所描写的是满人眼中的旗人社会状况、生活习俗、伦理道德标准。他所描写的内容和表达的情感，在汉人笔下绝不可能出现，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这部小说对汉人的影响也相当深远。这两个例子都证明，满族在吸取汉族文化的时候不是刻意的摹仿，而是在吸取的同时进行选择和改造，这种现象的出现当然与他们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具有浓厚的情感有关。
满族在吸取汉族文化的时候也在输出本民族文化，并使之对汉族传统文化产生影响。比如剃发易服和禁止裹脚命令的发布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而在思想方面也是如此，雍正年间曾发生一起文字狱，湖南人曾静令其徒张熙投书给川陕总督岳锺琪，劝其起兵反清，恢复汉人王朝，被告发后查出浙江人吕留良也有这种思想和言论。他们的主要观点是视满洲为夷人，建立清朝不合正统，其根源来自于汉族“尊王攘夷”的传统思想，故而宣传“夷夏之防”。针对这种情况，雍正作《大义觉迷录》进行批判，并采取了严厉的手段予以镇压。雍正认为“华夷之说”起于晋、宋中国未能统一之时，“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此之前“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并没有鄙视之意，所以他提出华夷“犹中国之有籍贯”，所居住地方不同而已，清统一全国之后，向称夷狄之地俱归版图，故不应有“华夷中外之分”。雍正的这种思想是从满族角度出发的，以此清除汉人“华夷之防”的影响，他甚至进而提出了“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看法。尽管雍正的这些思想观点是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然而不能不看到这也确实是对汉族“尊王攘夷”、“华夷之防”传统思想的一种突破，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最重要时期——清代的民族关系，也确实起到了某种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雍正还对《尚书》中“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作出了新的解释。以汉人的认识而言，这句话是指华夏范围，并不包括“夷狄”之人。雍正则扩大了其所言范围，提出凡有德者即可以君天下，“上天厌弃内地无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这种解释是对原义的引申，也是对满族“得统之正”的辩护。实际上在清初这种思想确实遭到了汉族的反对，但是也正是从清代开始，汉族人已经慢慢接受了“华夷一家”观点，尤其是在晚清外国帝国主义入侵之时，这种思想几乎成为中华民族一致对外的精神武器。当然从政治和阶级的角度看，清代满族统治者的这些思想具有反动性，其目的在于镇压人民的对封建王朝的反抗，但是从民族关系角度看却也有能够引起人们重视的内容。
除了上述内容之外，如果细论起来，满族入关之后对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对文学的复兴、汉学的繁荣、科学的发展，都起到过促进作用，可以说这些方面兴起和发展都与清代满族统治者所制定的政策和措施有着重要的关系，而这些政策和措施都是对满族有利的。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满、汉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满族在吸取汉文化的过程中得到提高，而满族文化也丰富了汉族文化的内容。如果仅仅看到满族吸取汉族文化的一方面，简单地将满族的这种变化称为“汉化”，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当然，汉族人口众多，文化传统悠久深厚，在民族文化的交往中往往占有优势，这也是一种事实，满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能出现今天这样一种状况，也正是这种事实的反映。不过满族在吸取汉族文化的过程中促进了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本民族的繁荣，其经过和目的都是从本民族利益出发的，这种吸取不仅不带有强制性而且具有强烈的主动性，其某些民族特征在形式上的变化，也就不能归结为满族已经消失。另外，从中国当今各民族的关系来看，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经济利益的一致、改革开放环境的形成，民族交往机会的增多，必然会出现各民族文化更快融合的趋势。某一个少数民族中汉族文化（包括其分民族文化）的成份会越来越多。汉族文化中少数民族文化的成份也会越来越多，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密切，各个民族的民族特征也会随之变化或减弱，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民族特征中最核心、最为重要的内涵即民族心理和民族自我意识，都不会象其他民族特征那样很快地减弱或改变，满族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故而在当前这个阶段正确认识满族与汉族的关系，正确认识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关系，正确认识各个民族包括满族民族特征的某些变化，对加强民族团结和促进民族文化交流的正常发展，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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