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经验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验教训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734(2000)01-0063-03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可谓大起大落，其中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都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前，深入研究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更好地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有着重要的帮助和启迪。
第一，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本国国情相结合，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从本国国情出发，既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又要防止右倾机会主义
由于各国国情不同，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本国国情相结合，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使社会主义得以兴旺发达，永葆其活力的根本途径。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功足以证明贯彻这一原则对于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证明，不论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起点如何，采用何种形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贯彻好这一原则。在贯彻这一原则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地处理好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从本国实际出发之间的关系，既然是搞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特征这些带有社会主义共性、普遍性的基本内容，做到像小平同志所要求的那样“老祖宗不能丢”。但与此同时，又要破除社会主义固定模式论，要从本国实际出发，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将社会主义的共性和本国特色的个性，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和本国特色的特殊性有机统一起来，将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统一性与模式体制的多样性、灵活性、变动性有机统一起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赋予理论以新的时代内容，从而“说出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而苏东剧变中最深刻的教训就是由于没有正确地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一些国家固守僵化封闭体制，不思变革，妄自尊大，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吸引力的全面丧失，另一些国家则是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产生失误，改革成为改向，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抛弃，从而葬送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值得记取的深刻教训。
第二，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几乎都是在经济发展处于落后状态的国家诞生的，这就在客观上使得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从外部来讲它面对着一个在经济实力上比它强大数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挑战；从内部来讲革命相对容易，建设任务则异常艰巨，必须利用先进的社会制度大力发展生产力，使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尽力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为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创造条件。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及时地完成战略任务的转移，将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中心上来，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遗憾的是这一转移过程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一再受阻，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关系。无论是苏联三十年代末的肃反扩大化还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因为没有正确地处理好这一对关系。与此同时，在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后，必须根据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总体趋势，制定适合本国特点的发展战略，并实施正确的指导方针，才能将社会主义的大船导向既定目标。前苏联在这一问题上有着极为深刻的教训，在斯大林去世后，苏历届领导人都曾对斯大林模式有所改革，并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但均未从根本上摆脱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走上与美争夺军事霸权的道路，长时期内将大量的人、财、物用于发展国防工业，进行军备竞赛，致使整个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据此，有人认为前苏联在一定程度上是被美国的军备竞赛拖垮的，这话不无道理。可以说经济没有搞好，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和提高，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最深层次的原因。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页。）与此相反，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旋即调整了原有的经济发展战略，从解决主要矛盾入手，从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制定了“四个翻番，双重目标，三个阶段”为重要特征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调整、充实，使之更加完善和具体化。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原定第二步战略已在1995年提前完成的基础上，对未来15年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战略部署，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加以联系。党的十五大除了重申下个世纪头十年和中叶的目标外，还提出了要在第二个十年
（建党100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从而使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更加清晰和具体，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重要经验。
第三，必须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不断发展的社会，并且把改革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和坚持社会主义的制度统一起来
社会主义必须改革，不改革社会主义就没有出路，这已经为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所证明。将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无需变革的社会制度，固守着脱离国情、照搬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不思变革，并且认为完美无缺，天衣无缝，其结果只能是导致对生产力的严重束缚，导致社会主义活力和吸引力的丧失，这已被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结局所证明。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说社会主义必须改革，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明确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对具体模式的变革，作为领导社会主义政权的无产阶级执政党必须牢牢地把握这一点，将改革具体体制和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有机地统一起来，而不能混淆两者之间的区别。在这一点上要记取某些国家将对社会主义具体体制的改革发展成为对根本制度的否定和抛弃，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的沉痛教训。
第四，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
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极易犯片面性错误的敏感问题，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证明，在认识和对待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问题上“左”和右的错误都有，但以“左”的错误为多，危害十分严重。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两种社会制度之间有着相互借鉴、交流和合作的一面。因为两者之间在社会形态上是一种前后相继关系，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均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均是民主政体、依法治国，均面临着急需解决的一些共同性问题，如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生态问题、迎接科技革命的问题等。这种借鉴、交流和合作是两种制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完善自身的需要。但长期以来在“左”倾思想的支配下，我们过分强调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将两者看成水火不融、势不两立，对资本主义只讲抛弃不讲借鉴。斯大林提出的两个平行市场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如果将苏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相结合，将使苏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以及我国“文革”时提出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表现。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单一的公有制、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个人崇拜和过分强调的阶级斗争，成为正宗社会主义的标志，而非公有制经济形式，商品、利润、竞争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以及一些民主政治上的基本范畴则被当作资本主义的标签，社会主义阵营中有谁想引进一些被划入资本主义范围里的东西，就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遭到口诛笔伐，革出教门甚至被从肉体上消灭。从而导致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将西方先进文明成果拒之于门外，使自己处在一种封闭半封闭的状态，这种“恐资症”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未完全消除，还不时地干扰着我们对外开放的进程。历史的教训要求我们必须走出两制关系上的认识误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继承物、对立物和创造物，它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是一种辩证地抛弃，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反映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社会主义必须加以借鉴、利用，为社会主义服务。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就提出要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有利的东西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遗憾的是我们在很长时期内未能将这一观点贯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历程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再认识，对两种社会制度关系进行重新定位的历史过程。当然，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将是资本主义的替代物，资本主义不如社会主义优越，它必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但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趋向问题，二战后半个世纪两种社会制度竞争的历史与现实充分证明，资本主义还存在着很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正如马克
思指出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和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出版，第83页。）我们既要坚信两个必然，又要承认两个“绝不会”。必须正确对待当代资本主义，学会与资本主义长期和平共处，并借鉴吸收其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壮大自身。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两种社会制度从总体上是根本对立的，两者之间在形式上存在的许多共同点并不能抹煞存在性质上的区别，“趋同论”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们在与资本主义国家开展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中，不可能有单纯的友好和无私的援助，而只能争取互利，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和发展直接威胁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国际资产阶级无时不在想方设法运用武力威胁和“和平演变”的两手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以恢复资本主义的“一统世界”。苏东演变过程中，西方国家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表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决不能完全抹煞两种制度的对立，对资本主义丧失应有的警惕，而必须在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自觉地抵制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和腐朽东西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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