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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功勋科学家、经济学博士、教授察戈洛夫（Н.А.Цаголов）是卓越的政治经济学家，曾任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30多年。
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曾举行了纪念察戈洛夫的报告会。报告会的主题“今日的经济理论”受到学术界极大关注。参加报告会的有许多知名学者，有察戈洛夫的同事和学生，还有仅由其著作而知道察戈洛夫的年轻经济学家。
经济学博士拉达耶夫（В.В.Радаев）在致开幕词时强调指出报告会主题的迫切现实意义。他认为我国的经济科学已陷入危机。为了克服这一危机，必须实行革新。俄罗斯经济科学是在新的前提下发展的。它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科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离开世界科学大趋势这个背景，便无法理解它的问题。
现代经济科学即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因为人们正在重新认识一系列方法论前提，探索新的范式，甚至可能探索改变经济科学的对象本身。所有这一切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们发现，最大限度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的人”模式是站不住脚的。生活表明，人们的行为更为复杂，有时是非理性的。第二，对新经典作品的方法论原理的批评增多了，后者认为，“选择”只是单个主体的事，而忽视了人们的相互作用，包括种种复杂的社会意识、社会行为对“选择”的影响。第三，在经济关系运转过程中，物质形式越来越“成为基础”，而更高层次的需要（创造需要、精神需要、“管理”需要）则占据首位。第四，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新经典主义范式发生了危机。第五，对经济科学中的形式主义和科学知识过分数学化的批评增多了，因为它们损害了经济理论的富有内容的一面及其历史主义原则。
克服经济科学危机的办法不外乎两条。其一，从新经典主义学派向制度学派过渡。其二，必须建立一种新的、更普遍的经济理论，它在新范式的基础上包容一切现有的流派。它之所以称为新范式，是因为它将人的“财富”而不是物质财富作为分析的中心。当然，建立这样的元理论不符合现代俄罗斯转型经济的实际：在这里，物质形式依然在经济关系运转过程中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而且，生活条件本身不允许提出更高层次的需要。然而，这些情况并不会改变世界经济科学的实际趋势及其前景。
此外，建立元理论首先要解决方法论问题：各种学派和流派有没有在各自保持相对独立的前提下建立统一的经济理论的共同基础？这样的基础是：各个学派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即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在该对象框架内，各学派的区别在于，每一种学派在生产关系的复杂结构中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主体、客体、内容）。
例如，包括马克思经济学说在内的经典学派，其关注的重点是关系的客体，即物质财富，而人在这里只是亚当·斯密心目中的经济人。后来形成的新经典学派的方法论，将侧重点转向关系的主体——最大限度维护消费者或公司利益的理性的人，虽然其行动主要与物质财富有关。在这方面走得更远的是新制度学派，它的侧重点是现实的人及其同其他人的相互关系。所有权理论鲜明地表明了现代条件下人们关系的复杂性，此外，还揭示出这些关系起作用的“老的”主要形式——物质财富形式。诸如凯恩斯主义或历史学派这样的派别更加证实了上述论点。
拉达耶夫指出，我国学术界为通过建立元理论克服经济学危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学术界日益摆脱过去的意识形态和教条主义的束缚，扩大了创造性探索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长时间掌握重新“被发现的”西方科学之后，今天可以很有把握地对过去苏联科学和当今西方科学的缺点作出判断。经济理论问题的解决，对于完善我国经济知识教育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学博士阿纳宁（О.И.Ананъин）（经济研究所）不同意拉达耶夫的意见，拉达耶夫把政治经济学称作“科学的科学”，虽然这样的定义不是在他发言的第一部分提出的，在发言的第一部分，他论证了现代经济科学的发展趋势。但是，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名词，而在于，近20年来，西方经济科学经历了由于需要对经济科学进行自我认识而掀起的一场“方法论热”，人们逐渐认识经济科学的结构性、多层次性。经济知识结构中有实证论的成分，也有与一定的前提——哲学前提、方法论前提、道德前提、意识形态前提、政治前提——的存在有关的东西。
阿纳宁指出，在“休克疗法”与对经济问题的一种看法之间可以看到明显的相互关系。但是，已经形成的经济理论结构妨碍人们把握复杂的现代问题。问题根本不在于，以前的物质财富范式与现代的人的财富（非物质财富）范式之间有什么差别，而在于，现有的经济结构本身极其复杂。应当明白，我们从事人的财富的研究，便超越了经济科学本身的范围，因为经济科学是关于（生产）资料的科学，而不是关于从外部提出的目的的科学（当然，也应当考虑到目的）。由此得出一个实际结论：要理解另一种我们不熟悉的经济知识结构，必须了解经济知识教育的性质。经济知识教育体系应当包括经济科学前提和方法论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应当加以总结和补充。
经济学博士布兹加林（А.В.Бузгалин）在发言中提出三个论点。第一，不论分析现代世界经济还是俄罗斯经济，都必须批判地利用察戈洛夫学派所发展的过渡关系理论。该理论有助于人们理解本质特征发生变化的现代经济。例如，信息社会条件下的资源，与其说是再生、可见和有限资源，不如说同时是普遍和独一无二的资源。信息产品在交付给使用者使用的同时，并不与生产者相异化；相应地，使用者之间费用分担取代等价交换，等等。非物质生产的经济领域占主导地位。在前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全球性变化是彻底革新生产关系和制度的背景。
第二，如果把现代经济科学的对象理解为经济生活的质变因素和关系，就必须给研究的辩证法“恢复权利”。用辩证法进行研究，必须分析现实的经济矛盾，了解经济制度的历史发展与逻辑发展的相互联系，了解质变研究结果与（远为容易量化的）功能分析结果的相互关系等等。
第三，研究者的思想观点和道德准则对经济理论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当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改变时，思想观点会大大改变同一些研究者的“立场”。道德准则限制狭隘职业性的经济观点，将其置于更广阔和重要的人文和社会问题的背景中。忽视这一背景会使经济理论在微观和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提出不道德的建议。这样的政策必然会对社会和人产生负面作用。
经济学博士库利科夫（В.В.Куликов）指出，马克思主义显然已陷入深刻危机。但是它作为在100 年期间内对思维方式和社会发展过程产生过影响的一种学说，必将永远留在历史上。有人会问：马克思主义会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存在下去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正本清源，弄清马克思主义危机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根源。本体论根源一清二楚。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崩溃了。但是这样回答毕竟不够全面。不能不看到，非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同样经历着危机。可以说，整个经济科学存在着危机，有一些共同的原因，既造成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也造成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然而，其中一个原因是，虽然经济运行问题和发展问题可以在不同学派的框架内加以解决，但整个经济科学却必须回答和解决所有这两个问题。
苏联经济科学的出发点是光明的未来、全面发展的人和一切人道化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建立在这样一个看法的基础上：未来世界乃是人间天堂。今天，人们又把这个光明的未来同建立面向社会的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但是，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几乎到处都有，能过上幸福生活的，未必有地球上1/3的人口，2/3的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他们没有走向任何天堂，也永远不会进入任何天堂。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认为，我国一定要走向市场天堂呢？为什么只通过一小撮欧洲国家的眼睛去看全世界？还有世界经济嘛，世界经济的经验要比欧洲文明国家丰富得多，后者同样遇到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才渴望了解社会。
科学院院士阿巴尔金（Л.И.Абалкин）（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指出，必须从全部经济知识中提炼出经济理论，并提出一个问题：“经济理论”与“政治经济学”两个概念同义吗？接下来必须确定，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什么。这首先是历史上不断变化的生产方式（这些问题与相关学科一道解决）。而制度上的相互联系和经济体系的功能问题（不是具体的细枝末节，而是在原则性的理论层次上）则在经济理论的框架内加以解决（但不应将经济理论的结构同其框架内的各种不同的经济学派的存在混为一谈，因为每个经济学派都可以研究全部经济问题，也可以研究局部的问题）。在作出这样的定义之后，就应当推进经济科学知识的发展，同时不应忘记，只有在世界科学的范围内才能做到这一点，任何国家的经济科学的发展是同世界经济科学成就密不可分的。
对经济理论的发展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世纪之交，即20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里，世界经济理论发生了最深刻的危机（其最鲜明的表现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需要过渡到新的范式。老的范式形成于17世纪，当时由于牛顿的发现以及系统平衡和自我适应思想的传播，机械论盛行。这种环境孕育了亚当·斯密和卢梭的思想。发展被理解为一直向着某种理想的社会前进，于是形成了乐观主义的进步模式。马克思主义就存在于这种科学范式的框架内，并得以发展，其实它对后者并未增添任何新东西。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是生产力的发展（文化、经济和教育的发展都紧随其后）。
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事态发展导致这一范式的崩溃。人们意识到，唯理论作为一种普遍的客观属性可能崩溃。“经济人”模式也崩溃了，因为它无法解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种种事物。
说到将社会发展的性质看作是一个不断进步过程的发展观，它的危机是毫无疑义的；说到将不同的经验（包括日本的经验）加以比较以论证各种经济制度功能的优劣，这里也存在着危机。说到经济理论，其中也有失败的部分：这是指资本主义的潜力已经耗尽、一种所有制形式优于另一种所有制形式的论点；寻找理想的社会模式，寻找人的价值观念的绝对标准——这一切都成为过去。世界不同了——现在已不是里昂织布工时代的世界，当时的观念已完全不适用了。将《资本论》变成盲目信奉的对象，肯定是我们的错误。但是《资本论》也要一分为二，其中也有符合现今理论的东西，如再生产问题、资本积累理论、自由竞争机制就是经济理论的精华（至少在模型层次上全部适用）。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同部分在当今世界上具有不同的命运。划分社会经济形态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当今富国和穷国、北方和南方的问题是不可能用划分经济形态这种削足适履的方法来减缓的。
阿巴尔金强调指出，还必须看到，经济发展问题不可能仅仅在经济理论的框架内加以解决。今天在纪念察戈洛夫的报告会上讨论这些问题不妨看作是“开动脑筋”的第一步。
经济学博士扎拉索夫（С.С.Дзарасов）（俄罗斯科学院）对察戈洛夫报告会的组织者们表示感谢，并对如何改善组织工作提出若干建议。
扎拉索夫认为，察戈洛夫博学多才，涉猎甚广，不仅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方面有所建树，而且有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并始终重视经济发展的迫切问题；有鉴于此，察戈洛夫提出并加以发展的那些问题应当成为关注的中心。所以，讨论我国现代发展的最迫切问题完全符合察戈洛夫所建立的传统。其中，方法论问题未必是最重要的。扎拉索夫认为，今天最重要的问题是国有财产的私有化。它的性质和后果如何？今天创造的私有财产，社会会承认其合法吗？私有化过程会对国家发展产生什么影响？关于这一点，职业经济学家有什么看法？所有制关系的变革是革命抑或是改良，老的关系被推翻抑或加以完善——所有这类问题都是极其重要的。
第二个问题涉及大学经济系经济理论的教学。人们不禁要将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首先是察戈洛夫主编的）与翻译的《当代经济学》教科书加以比较。我们从这些教科书中获得关于市场经济性质的新东西了吗？扎拉索夫认为，布兹加林编写的教程力图从制度的角度解释我国今日的经济现象。经济学家们应当讨论“休克疗法”政策。实行“休克疗法”时，“看不见的手”起作用了吗？它整顿我国的秩序了吗？显然，没有国家的干预，今天产生的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但是，国家应当如何调节经济过程？不能不指出，国家调节同自我调节相结合的问题在察戈洛夫的著作中已经得到解决（虽然用的字眼不同）。今天，重温一下这些问题以及察戈洛夫所阐发的制定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的问题是有益的。此外，如果认为对经济进行调节甚至制定计划是必需的话，国有制怎么办？我们会不会相信私有制绝对优于国有制的神话？大家知道，布哈林当年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认为，国家必须将经济这个制高点掌握在自己手里。今天，对于我国经济来说，也必须这样做。
（未完待续）
摘自俄罗斯《美斯科大学学报：经济类》1997年第2期